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夏季的热浪还没袭来，北京天安门前的三千学子的呼声已经让局面沸腾起来。学子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呐喊声穿透了北洋军阀统治下沉闷的空气。这一声呐喊，把书斋里的清谈和茶馆里的议论都打倒了，因为这次运动是被压迫民族在被逼到墙脚，含垢忍辱后的爆发。教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论断：“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要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本质，必须回到那个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满怀期待地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指望凭借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列强们却在和会上做出了一个令全体中国人震怒的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许德珩后来回忆，五月二日他从蔡元培校长处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各校学生代表紧急开会，“高工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 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挤满了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千余名学生，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场“呈现出一种如火如荼，不屈不挠之气象”。

矛盾的尖锐程度已经使任何企图盖过它的秩序都无法盖住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中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抱有幻想者大有人在。有人指望列强的“公理”能够主持公道，有人指望北洋政府的“宪政”能够救亡图存，有人指望传统文化的“复兴”能够抵御外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经推动戊戌变法，试图在保留皇权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篡夺，随后又是张勋复辟、军阀割据。这些尝试，无一不是在旧秩序的框架内寻求修补，无一不是对根本矛盾的回避和拖延。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但在反帝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而在彼时，巴黎和会的残酷现实，把这一切都击得粉碎。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原来是欺骗，列强的“公理”原来是强权，北洋政府的“共和”原来是卖国。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东方式的礼教传统，在五四运动的烈火中同时被砸得粉碎。这一切都不是某个人的主观选择，这是客观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阶段的必然结果。

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在天安门前集会。北大学生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在十五分钟内匆匆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以白话文的锐利笔触宣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这份宣言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印了两万份，立即在街头散发。游行队伍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随即遭到军警阻拦，学生们便转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之一，时任交通总长，他是学生们认定的头号卖国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第一个打开曹宅大门，第一个点燃烈火。曹宅燃起大火，来不及逃走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痛打。军警赶来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包括许德珩。许德珩在狱中写下诗句：“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没有扑灭运动的火焰，反而使它烧得更旺。五月五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再次总罢课，并向全国发出罢课宣言。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大规模逮捕在街头演讲的学生，仅仅两天内就有近千名学生被捕入狱。这次“六三大拘捕”，很快就激起了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气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城市卷入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

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上海。六月五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大小商店门上贴着“忍痛停业，冀救被捕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业”等揭帖，连理发店门上也贴着“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诸君不必光顾”的口号。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强力冲击下，北京市政府被迫于六月七日释放被捕学生，六月十日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六月二十八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教员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的问题。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这一分析精准地阐明了运动的发展脉络。五四运动首先由学生发起，但只有当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才真正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种独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产阶级可以在牌桌上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依附于其他阶级的慈悲和施舍。这也为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提供了条件。

五四运动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东方式的礼教传统都砸得粉碎，它让社会必须直面而不能拖延。那些试图冷处理的人，那些试图用改良主义来缓和矛盾的人，那些试图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消解斗争意义的人，在这个历史时刻只能沦为不能解决问题的庸人。胡适等人确实能搅动当时的风云，但他们无法给历史带来实际内容。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农村，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当解放战争的炮声震动山河，当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当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这些真正改造中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胡适等人永远是旁观者，是NPC，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他们的自由主义话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过是精致的空谈;他们的渐进改良主张，在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调和的时刻，不过是拖延革命的借口。

而五四运动所锻造出来的，是另一类人。他们在矛盾不可拖延的逼迫下，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中，完成了自身的分化与重塑。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一九一八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月，他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行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亲自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平民征服政府”的激进主张，呼吁推翻军阀统治，因此被捕入狱。教员本人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一九一九年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撰写《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积极投身运动。他在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他博览群书、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机会。他还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请教，并认识了陈独秀。一九二零年春夏之交，教员由北京返回湖南，途经上海拜会了正在主持建党工作的陈独秀，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教员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历史创造出了他们，他们是一类人，是通过五四运动这样的矛盾总爆发，通过不可拖延的社会斗争，锻造出了这样一类愿意且能够改造中国的人。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虚伪，他们在斗争中也看到了东方式礼教传统的腐朽。当这两条路都被堵死，当旧秩序的一切可能性都被耗尽，他们只能去寻求其他的力量，这就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最核心的社会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而是中国的绝境逼着中国人民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李大钊、陈独秀、教员等人主观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这一不可拖延的历史任务，让中国的先进分子明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免于亡国灭种!

教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阐述了这一历史逻辑：“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它们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但这种文化革命不是孤立的思想运动，它是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的。五四运动在思想认识上和干部队伍上为一九二一年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组织的准备，又为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作出了运动的准备。

这里的关键在于“准备”二字。这种准备不是静态的积累，这是一种动态的锻造。五四运动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通过大串联，通过学生与工人的结合，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为先锋队的成立创造了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思想条件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干部条件，就是一批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教员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个标准，就是五四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些在五四运动中仅仅停留在学生罢课层面的知识分子，那些在矛盾面前选择退缩和回避的人，最终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那些甘愿为把马克思主义锻造成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而在论战交锋中辨明真伪的人，为在全国各埠各矿铺设严密的组织联络网，而深入工人群众的人，为把分散的先进分子熔铸成自觉的先锋队，而在血与火中经受洗礼的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真正的中坚力量。

五四运动的历史性，在于它使全中国整个社会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这种答案不能是书斋里的论文，不会是议会里的辩论，而是街头上的斗争、工厂里的罢工、监狱里的抗争。先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再到后来的工农群众被这种彻底性和不妥协性的物质基础带上历史的舞台。这不是某个政党的主观动员，这是历史的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当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学生、镇压请愿，当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瓜分中国利益，当民族危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任何人都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这种选择不是出于个人道德方面的抉择，它是生存的斗争。这也不是对某种思想的偏好，这是一种立足于斗争的阶级立场。

因此，可以将五四运动看成是一次洗涤，一次锻造。它洗去了中国青年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幻想，洗去了中国青年们对旧秩序的一切温情脉脉的留恋。它锻造出了一类人，这类人迫切希望改造中国，而他们又看到西方式自由民主和东方式礼教传统都改变不了中国，于是他们只能去寻求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类人对中国的改造，使他们客观上改造了世界。

教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但这个结论是有历史的先决条件的，经过五四运动这样的矛盾总爆发，经过不可拖延的社会斗争，经过一代人的血与火的考验，这个结论才最终确立的。一九一九年的先进分子，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经历了从书斋到街头、从理论到实践的行动转变，经历了从个人觉醒到阶级觉悟的立场转变。这种转变，只有在矛盾不可拖延的逼迫下，只有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中，才能以社会转变的方式完成。

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转变是源于反帝反封建这个历史任务，这是一种物质基础，它不是源于主观的因素。辛亥革命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它是旧的，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不可避免地使这个革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封建势力妥协退让。五四运动则不同，它是新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对帝国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对封建主义彻底地不妥协。这种“彻底”和“不妥协”，不是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已经指明了方向。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任何主观上的“彻底”都是空洞的口号;而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哪怕是有个别人活得不耐烦，想要去动摇它，那整个运动的彻底性也是会清除这种阻碍的。

在五四运动的社会运动中，社会不得不面临分化。这种分化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现实的矛盾斗争使人们无法拖延了，无法回避了。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思想界是混沌的，各种思潮并存，各种方案杂陈。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复古守旧，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主张联省自治，有人主张议会政治。这些主张，在和平时期可以并行不悖，在茶馆里可以各抒己见。但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当山东主权面临丧失，当民族存亡系于一发，所有这些温吞水式的主张都立即失去了现实基础。你必须选择!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一边;是妥协退让，还是坚决斗争;是冷处理，还是直面矛盾。这种选择是残酷的，因为它意味着朋友变成敌人，同志变成对手，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但正是因为有这种残酷的分化，才锻造出了真正的革命者，才澄清了模糊的认识，才使过去各种设想变成了明确的目的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的斗争，它必将是彻底的，持续下去的也必然是毫不妥协的。因为矛盾已经尖锐到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旧秩序已经崩溃到无法修补，新秩序只有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才能塑造。不论是革命的新秩序还是反革命的新秩序，它们的塑造者都必须接受这个矛盾已经不可拖延的现实。北洋军阀政府试图用逮捕和镇压来维持旧秩序，但镇压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列强试图用强权和分赃来维持殖民秩序，但强权只能唤醒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证明，任何试图拖延矛盾、掩盖矛盾、转移矛盾的做法，最终都会使矛盾更加激化，都会使旧秩序的崩溃更加彻底。

由此锻造的社会中的这一类人，他们不是在书斋里养出来的，不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他们经历了被捕入狱的考验，经历了街头演讲的风险，经历了与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不用说了，教员、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等人，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完成思想转变，投身革命洪流的。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五四运动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后来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员，中共第二、三届中央委员。这些人，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个体的英雄，而是阶级的代表。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条件，是矛盾为他们开辟了道路，是斗争为他们锻造了品格。

而对于我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东方式的大国特色也摆在面前，前方该怎么走，我们会思考，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我们曾经是什么?在这个时代，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的历史任务也必然促使我们分化。这个任务也不是主观塑造的，它是客观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据统摄地位的政治生态，不仅剥削着劳动者，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的条件——私有制、雇佣劳动、商品拜物教。仅仅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其经济基础，还必须消灭其意识形态，还必须消灭其再生产的全部条件。这是一个比反帝反封建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更加长期的历史任务。

诚然，这个矛盾现在没有尖锐地表现，那是因为旧秩序还能盖得住，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还能通过金融掠夺、技术垄断、文化渗透来维持其统治。但是矛盾正在积累，旧秩序已经出现裂痕。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战争威胁阴魂不散，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斩杀线迫在眉睫。这些裂痕在不断扩大，从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到近年来的疫情冲击，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从黄马甲运动到各种形式的民众抗议，矛盾已经是可见的未来了。只要旧秩序的裂痕已经大到无法忽视，这个任务就必然被人们反映;而一旦被人们广泛反映，它就必然促使社会分化，必然迫使人们作出选择。

这种由历史任务这种客观物质塑造的分化，不仅能够在可见的未来到来，也会锻造改造未来的新人。当下各种各样的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在矛盾激化到临界点时，最终会剩下两个：即遵循且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和反对且要破坏这个历史任务的。前者就是承接历史任务的社会载体，他们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力量;后者就是维护旧秩序的反动力量，他们就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这不是诉诸主观的分化，而是源自客观的分化;不是来自道德的分化，而是反映出阶级的分化。正如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最终分化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一样，未来的分化也必将遵循同样的逻辑。

这种分化本身，就是历史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条件的过程。历史不是被动的舞台，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它通过矛盾的积累来制造危机，通过危机来迫使选择，通过选择来锻造新人，通过新人来推动革命。五四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当矛盾发展到不可拖延的时候，任何试图拖延的人都会被历史抛弃，任何敢于直面矛盾的人都会被历史选择。这不是什么宿命论，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不是人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人;但是人一旦在历史中被创造出来，就能够反过来创造历史。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零六年。那一声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那一把把烧毁赵家楼的火炬，那一份份血书“还我青岛”的悲愤，那一次次六七万工人罢工的壮举——这些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们是活的历史，是仍在燃烧的斗争。在这个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社会主义即将胜利的时代，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那种敢于直面矛盾、敢于斗争到底的精神，那种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韵。五四的韵脚，正在当代回响。新的诗篇需要新的诗人来书写，新的斗争需要新的战士来投身。而历史，正在为我们提供着舞动历史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