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有同志在后台留言问我：能不能讲一段不为人知、却又直击灵魂的历史往事?

看到这个留言，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一段被刻意尘封、又在种种机缘巧合下被几股截然不同的时代力量撕开冰山一角的血色记忆。

这段记忆里，有六万多具被榨干血肉的中国底层劳工的森森白骨;

有一群在风暴中心、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四处奔走的北京红卫兵;

有一批顶着政治高压与极度生理震撼、深入地狱记录罪证的新中国顶级考古学家;

更有一段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些知识分子和出版界为了所谓的“国际影响”，硬生生将这份铁证捂在抽屉里长达几十年的荒诞与耻辱。

这就是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的发掘始末。

今天，我们就去挑开那层结了痂的伤疤，看看在对待帝国主义暴行和无产阶级血泪的态度上，什么叫作真正的阶级立场，什么又叫作彻头彻尾的文人软骨病。

一

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十四年里，大同，这座储量极其丰富的“煤海”，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人间炼狱。

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疯狂掠夺了1400万吨煤炭。

这1400万吨煤炭是怎么挖出来的?

是日寇用刺刀从中国各地强征、诱骗来的底层劳工，在极为恶劣的井下，用最原始的方式、拿命换来的。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里，人根本不是人，人只是消耗品，是生产资料，是矿渣。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实行的是赤裸裸的“以人换煤”政策。

工人病了、饿得走不动了、丧失劳动力了，日寇根本不会施以任何救治，而是像扔垃圾一样，直接把他们扔进煤矿附近的山沟和废弃的矿洞里。

整整六万多名中国矿工，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致死，草率掩埋。

形成了后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万人坑”。

抗战胜利后的二十多年里，大同煤峪口南沟一带，一直流传着“死人沟”、“干死人”的传说。

当地老百姓都知道那几个山洞里堆满了死人。但在那个年代，普通群众受限于传统的生死观念，只把那里当成是极其晦气、沾满霉菌的“不祥之地”。

大家走道都绕着走，谁也不敢靠近，更别提深入洞穴去探究真相。

那六万多具冤魂，就这样在黑暗的矿洞里，静静地等待着能听懂他们悲鸣的人。

直到1966年，那个被称为“风暴”的年份。

二

1966年底，一队来自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红卫兵，在串联途中来到了大同。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群被后世某些伤痕文学描绘成“只会打砸抢”的年轻人，在听到大同“干死人”的传说后，爆发出了极其强烈的政治敏锐度与阶级共情。

在普通人眼里，山洞里的是令人避之不及的“鬼神”和“晦气”。

但在这些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红卫兵眼里，那根本不是什么鬼神，那是帝国主义吃人的铁证！是“阶级苦、血泪仇”的具象化实体！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他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死，只有血淋淋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

这群年轻人没有丝毫退缩。他们立刻在当地寻访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老矿工，一笔一划地记录下这些底层无产阶级的血泪身世。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把这个万人坑发掘出来，变成展示帝国主义罪恶、进行阶级教育的铁证。

然而，凭他们自己，下不去洞。当地群众不敢下，医疗单位也说尸体上有致命霉菌，没有全套防护服根本碰不得。

换作一般人，可能喊两句口号就走了。

但这群红卫兵没有。他们拿着自己开的介绍信，硬是坐着火车杀回了北京，开始了四处碰壁、却又百折不挠的“摇人”过程。

那一时期，各个部委的组织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他们跑到文化部，文化部的人推脱说中科院有个考古研究所，你们去试试。

这群满腔热血的年轻人，连机构名字都没搞清，信上甚至把考古研究所错写成了“考古烟酒所”，就这样一头扎进了中科院的大门。

要知道，考古学界历来的规矩，是“不挖明代以后的东西”。

面对这群急红了眼的红卫兵，考古所的专家一开始也是懵的：挖几十年前的尸体?这不符合考古常规啊。

但红卫兵的态度异常坚决：这是阶级教育，这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必须有人去！

在那个被后世渲染为“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真实的历史细节却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另一面：

在领导被打倒、没有行政指令强迫的情况下，考古研究所的蒋忠义、王㐨等人，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主动站了出来。

一支由中国最顶级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组成的特殊发掘队伍，就在这群红卫兵的强力推动下，迎着政治风暴，逆行前往大同。

三

这哪像是在搞常规的考古发掘?这摆明了是一次直视地狱的凝望。

当蒋忠义、王㐨这批见多识广的顶级考古专家走进那个几十米深的山洞时，纵然挖过无数古墓，他们依然被眼前的惨状深深震撼了。

那不是历经千年的白骨，那是仅仅死去了二十多年的“干尸”。

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地堆叠在一起。因为洞穴特殊的干燥环境，很多尸体还穿着破烂的棉衣，甚至带着皮肉。

最刺痛神经的，是靠近洞口的一具尸体。

他整个身体保持着一种极度扭曲、拼命挣扎着往洞口爬的姿势。

专家们一眼就判断出：这个人被扔下洞的时候，根本没有死!他只是丧失了劳动力，就被日寇像倒炉渣一样活生生扔了进来，在无尽的黑暗与绝望中，一点点爬向光明的洞口，最终绝望地渴死、饿死。

当地人不敢碰，发掘队也没有什么生化防护服。

这些新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就戴着一副普通的口罩，一双薄薄的手套，走进了散发着腐尸味道的霉菌堆里。

往外搬运尸体时，原以为成年人的身躯会很重，结果一上手，专家们的心都碎了——这些尸体，轻得只有十几斤。

十几斤啊!

那是被日寇的繁重劳动和极度饥饿彻底榨干了最后一滴脂肪和肌肉后，剩下的皮包骨。

清理工作堪称残酷。

为了鉴定死因，为了保留铁证，专家们必须把尸体身上附着的苍蝇茧清理干净。只要把干尸立起来，哗哗往下掉的苍蝇茧，每具尸体至少能扫出一簸箕。

衣服脱不下来，就用剪刀从后背小心翼翼地剪开。

随着衣服的剥落，帝国主义的罪恶犹如刻在骨头上的符文，清晰地暴露在阳光下：

刀砍的裂痕、铁丝死死勒进骨头的勒痕、被破布和水泥纸袋胡乱包裹的断肢……

在这里，没有考古学上的“浪漫发现”，只有极度压抑、令人窒息的血泪控诉。

许多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那些带着痛苦表情的肉体时，情绪极度崩溃。有人干着干着，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数日无法平复。

这些平时拿毛刷、刻刀，在实验室里做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一刻，与几十年前惨死在矿洞里的底层无产阶级，实现了最深沉的血脉共振。

四

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生过极为感人、且极具思想张力的一幕。

随着万人坑发掘的消息在红卫兵的四处宣传下传开，大批大批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

这其中，有一位当地的农村妇女。

她的丈夫，当年正是被日寇抓走，惨死在这个万人坑里。

听闻发掘的消息，这位寡妇带着祭品，跌跌撞撞地赶到洞口。她说是丈夫托了梦给她，于是在万人坑前，她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哭诉着丈夫被害死后自己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无尽苦难，诉说着几十年的思念与绝望。

如果在今天某些人的刻板印象里，这个时候，那群“极左”的红卫兵一定会冲上来，大声呵斥她搞“封建迷信”，没收她的祭品，甚至把她拉去批斗。

但是，历史的真实往往比伤痕文学要有血有肉得多。

面对这位嚎啕大哭的底层劳动妇女，现场所有的围观群众，以及那一队极力主张把这里建成“阶级教育馆”的红卫兵，全都静静地站在原地。

没有人上前干涉，没有人喊一句口号，大家只是用同情、悲愤的目光注视着她。

为什么?

因为阶级斗争从来不是冷血的教条。

因为这群年轻的红卫兵，这群在文革初期四处串联的学生，他们内心深处燃烧的，是对无产阶级受苦受难同胞最深沉的爱，和对帝国主义、剥削阶级最刻骨的恨!

他们能分得清，什么是麻痹人民的“封建迷信”，什么是底层劳苦大众无处诉说的“血泪悲歌”。

那一刻的沉默与宽容，恰恰映证了毛泽东思想教导给他们的最底层的逻辑：永远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

五

然而，最令人感到齿冷和愤怒的，并不是地狱般的万人坑，而是后人对待这份血证的态度。

大同万人坑的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队的专家们带着无比珍贵、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测绘图和几百张照片回到了北京。

按理说，这样一份铁证如山、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史料，理应被迅速整理、大规模出版，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看清资本和军国主义吃人的真面目。

但是，这份资料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尘封。

在随后的七八十年代，甚至到了九十年代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当这份饱蘸着六万矿工鲜血的书稿，被当年的发掘者王㐨先生拿出来，试图在大陆寻找出版社出版时，居然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遇。

偌大的中国，居然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

那些编辑和文化官僚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是“画面过于恐怖”;

是“考虑到市场销路可能不好”;

更有一种令人作呕的论调——“忌惮所谓的国际影响”。

同志们，你们听听，这是何等卑劣的投降主义逻辑!

在八九十年代那个盲目崇拜西方、甚至对日本所谓的“工匠精神”和资金援助顶礼膜拜的时期，某些文化精英和官僚的脊梁骨，早就在“与国际接轨”的温柔乡里被抽软了。

他们害怕惹得“友邦惊诧”，害怕影响了引进外资的“大局”，害怕破坏了中日友好的“气氛”。

所以，他们选择捂住六万惨死同胞的嘴!选择让那些曾被红卫兵拼死揭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罪行，继续烂在历史的抽屉里!

对比一下1966年。

那群连防护服都没有、凭着一腔阶级义愤硬逼着专家去挖万人坑的红卫兵;那批冒着感染致命霉菌的危险、深入地狱一具具背出尸骨的中国顶级科学家。

再看看八九十年代，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手里端着咖啡，操心着“国际观瞻”和“市场销路”的文化官僚。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究竟是谁在捍卫民族的尊严?是谁在坚守历史的真相?是谁在真正的爱国?

历史的对比，何其讽刺，又何其残忍!

跋

这份资料，直到二十年前，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于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香港率先出版发行。

而大陆版本的《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直到2014年左右，才在王㐨先生的同事王亚蓉女士的四处奔走下，艰难出版。

那个把半条命都搭在万人坑发掘里的王㐨先生，终究没能等到这份资料在大陆公之于众的那一天，便抱憾而逝。

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原总编辑张倩仪女士曾回忆过一个细节。

当年，王㐨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口述时声音微若游丝。

但是，当这位老人讲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山东老家，亲眼见到日本人横行霸道、残杀同胞时，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激动地用手里拄着的拐杖，在地板上死死地顿，发出沉闷而愤怒的“得、得”声……

老人后来把香港方面付给他的、原本希望他用来改善晚年医疗条件的两万元港币稿费，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

这就是老一辈学者的风骨，这就是一个真正具有阶级立场的中国人的骨气。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被刻意抹杀、又艰难重现的历史时，我们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悲天悯人的叹息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没有阶级史观作为武器，如果没有那群红卫兵当年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信念下的执拗与爆发，这座装满中国底层劳工白骨的万人坑，也许至今都只是一堆被当地人避之不及的“晦气”传说。

当历史被剥离了阶级分析的内核，当一切都被“市场逻辑”和“国际影响”所绑架时，底层人民的苦难，连成为历史资料的资格都没有。

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它们只是换了一身更加精致的西装，学会了用金融镰刀和意识形态迷魂药来代替当年的刺刀和皮鞭。

如果我们丢掉了老人家留给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显微镜，如果我们忘记了那六万矿工在绝望中爬向洞口的惨状，那么，在未来某个不知名的历史节点，我们，或是我们的子孙，就会成为下一个利益逻辑下被填进坑里的“干死人”。

永远不要放弃思想的武装，永远不要交出我们解释历史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