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根娣同志于2026年4月14日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

崔根娣是国棉十七厂的普通女工，她的丈夫小王也曾是这座工厂的普通工人、普通干部。

她普通到什么程度?她的丈夫曾任党的副主席，她公开的生平却简略得出奇，没有任何职位变迁，没有任何惊天大事，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她至死只是一位女工，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和一位嫂子。

再准确一点，崔根娣结婚时连正式工都不是，她是国棉十七厂临时工。她只有小学文化，从定海路小学毕业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从临时工干起，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几乎都是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这个托儿所转属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就成了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在国棉十七厂，发生了她和小王相识相知、走到一起并至死不渝的故事。

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把时光拨回到50年前的一个下午。1976年10月5日，历史重大转折日的前一天，小王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她，并给她带了一句话：“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小王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最终没有离婚。当小王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小王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他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她的态度很平静，她的道理很简单，她从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就连她的姓名都刻着旧时代最普通的女性的印迹：她的养父母一度没有生育，希望借她名字带来子嗣。

定海路194号一间10平米的小平房，见证了她与退伍军人小王幸福但普通的生活。这是她父母留下的房子。旧社会的裕丰纱厂成了新中国的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崔崇岭和高小妹住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人宿舍，他们留下的小平房成了崔根娣的婚房。

说是婚房，条件很简陋，地面是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隔音效果很差。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文革刚结束时，在许多批判小王的文章中，都说小王偷厂里的花布，拿回家去做衣服。崔根娣没有回避此事，多年后她对李逊说，国棉十七厂是生产白胚布的，没有印染车间印染花布;所以说小王偷花布是没有的事情。不过小王确实往家里拿过布，不是花布，是被机油等弄脏的胚布，斑斑点点，看上去像花布，厂里工人都把这些工厂的下脚料拿回去废物利用。她说，当时家里孩子多，所发布票不够用，小王也确实拿过。

小王后来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仍然会回到这所小房子与当年的工友们、街坊邻居们聊天，了解基层的情况。

大概在她眼中，他也只是个普通人——无论他身处高位，还是阶下囚，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

她讲不出大道理，这就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最朴素的表达吧?

但是，我们明白，就是普普通通之中，蕴含着深意，隐藏着惊雷。

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夫荣妻贵的道理被颠覆了。她始终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她在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干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她想念国棉十七厂的姐妹们，她到底没有习惯康平路的生活。

她对小王的评价，也很有意思。他成为阶下囚后，她说他“爱管闲事”，意思是说小王好打抱不平，好帮人调解纠纷、有公共意识。她还举了个例子：

他为人热心，爱管闲事。里弄里有位80多岁的老人，与子女吵架想不开喝盐卤自杀，小王将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为这类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来，他越发起劲了，真是没日没夜了，好像厂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来就闹起了“安亭事件”，吓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劝过，可他那个牛脾气，哪里肯听啊，还骂我死落后。

“死落后”的崔根娣至死没有离开“爱管闲事”的小王——是真的没离开，小王的骨灰一直在上海的家中放着，与她日夜相伴……

“死落后”的崔根娣与“爱管闲事”的小王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没有忘记他们共同的“苦出身”。

数千年来升官发财的惯例被颠覆了。据崔根娣回忆，小王被捕后，她去取回小王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四百多元现钞。后来她探监时问小王是怎么回事。小王告诉他，那是他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他的工资。小王说，当时周恩来曾经问过毛泽东他的工资如何发放，毛泽东说：“和你一样”。周恩来便让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小王发工资。但工资交小王时，他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这个钱他一直没有收下，他以后的工资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来的工厂发给。但是这个钱已经发出并做账，办公厅不能收回，所以崔根娣去时，就把钱交给了她。

数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被颠覆了。革命资历不再是护身符，普通工人也能参与国家的管理。上与下的界限被打破，中央与基层的关系被重塑。三三制的工作模式开始试行，根据中央的安排，小王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而他，早就有了粉身碎骨心理准备，无论历史怎么评价他，他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安排出路，没有提携自己在老家务农的兄弟，也没有给家人留下巨款。

他的二弟王洪武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这是王洪武做的最大的“官”。一九七四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盖不可。小王在被捕后，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铁镐、二齿子把王家四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他的另一个弟弟、在大西北当工人的王洪双想调进上海当工人，就找到小王的部下，连调令都办好了，因被小王知道而被坚决制止。小王说：“如果所有干部亲属都调到北京、上海，那不乱套了。”他的四弟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直到去世，他的妹妹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位至党的副主席，家人没一个得到特殊照顾。光没沾上，倒是跟着吃了不少苦。

话又说回来，他的家人本就是“苦出身”，或许物质上的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

崔根娣则是另一种“苦出身”。她是典型的“工二代”，她的养父母都是国棉十七厂的职工。国棉十七厂在上海的工业区杨树浦，这里解放初就有8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辛勤劳作。

而国棉十七厂的前身，是旧中国大名鼎鼎的裕丰纱厂。

她的父亲崔崇岭，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裕丰纱厂当木匠。她的母亲高小妹与崔崇岭是同乡，当时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这座厂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荣光。1925年，拥有5000多工人的裕丰纱厂有4000余工人参加了“五卅”运动。1927年，裕丰纱厂400多名职工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46年2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国棉十七厂职工参与了上海47家棉纺织厂13万职工的大罢工。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天，该厂人民保安队协助解放军向驻守复兴岛的国民党残部进攻，迫使其投降。

波澜壮阔的工厂历史，根正苗红的阶级出身，对工二代崔根娣有何影响?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崔根娣的内心世界不得而知。但我们想，身处在这个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水平最高的群体里，在那个“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年代，工二代崔根娣与小王的结合，既充满象征意义，也不会是偶然。

小王最初能在一干造反派中脱颖而出，在领袖眼中，大概是他既有斗争精神，又不是那种打倒一切的人，政策掌握得相对较好，识大体，顾大局。

据李逊的研究，文革初期经济主义风潮刮遍全国，上海也深受其害，一度导致生产大滑坡，金融失控和商品市场短缺。1967年1月7日，工总司总部在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召开会议，讨论正在迅速蔓延的经济主义风潮，小王提出必须立即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出传单。当夜，由王腓利等起草，经小王审定，以工总司名义发出《紧急通令》。传单呼吁职工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斗争方向要对准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走资派。

李逊说，这张传单，是他到现在为止见到的上海第一张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估计也是全国第一张。

而此时崔根娣在国棉十七厂托儿所当保育员，是个临时工，于是当时不少人认为小王是临时工组织的司令。但许多人都回忆说小王当时反对经济主义的态度是坚决的，虽然对临时工们会有同情，但没有成立和参加过临时工组织。工总司总部的戴立清也是临时工，也未参加临时工组织。

了解了这段历史，到底谁在破坏生产、谁在促进生产，谁顾全大局、谁处心积虑，不是一目了然么?

普通女工崔根娣，又何尝不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写的人呢?

她没有卷入上层政治的漩涡，她识的大体，顾的大局，大概是她说的“苦出身”。

小王成为阶下囚后，崔根娣没有离他而去，独自一人艰难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更让人唏嘘的是，她始终没有忘记远在东北的小王的家人。

小王在1992年病逝之后，崔根娣跟小王老家的弟妹们仍有来往。小王被押秦城监狱期间，她多次给小王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小王老家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小王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1995年夏天，崔根娣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自己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崔根娣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寻常，这么看上去微不足道。

在巨变的年代，这普通之中，蕴含着深意，隐藏着惊雷。

谨以此文，纪念普通的女工崔根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