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了抓捕。在这一事件火爆全网之后，刘瑜教授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是如何被毁掉的？》一文重新被网友关注到。这篇文章出自刘瑜在2022年出版的《可能性的艺术》一书，全文以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宗教口吻，对委内瑞拉的政治进行了分析判断。

在这一背景下，编辑部接到了一篇对刘瑜分析文章的批判来稿。两位作者指出，无论是刘瑜使用的老套的冷战自由主义叙事，还是刘瑜的分析逻辑，都存在大量的问题漏洞。刘瑜全篇的抓手都放在对所谓“宏观叙事”的批判，而她自身无疑也只是在重复另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宏观叙事。

在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公众号也曾刊发了一位政治学专业的朋友对委内瑞拉状况的看法(见《来稿 | 查韦斯挑战查韦斯，委内瑞拉可以说不!》)，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声音，这种声音与刘瑜教授的那种污名化，即将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运动描绘为“塞壬的歌声”也不尽相同。

此外，两位作者在来稿中附言：受限于相关材料掌握不足、作者能力有限以及写作时间所限，目前确实难以对委内瑞拉问题提出足够周延的整体论述。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角度重新分析委内瑞拉，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坚定支持其他人继续推动这项工作，也欢迎读者补充有关委内瑞拉具体政治运行的可靠材料与研究成果。

文| 山岳党人千早(清华大学)，草纸(中山大学)

按|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排版| 空余

本文的重点，是对刘瑜分析委内瑞拉问题时所采用的叙事方式、理论逻辑与实证缺环作出批评，而不是完成一套系统的替代性解释。两位作者曾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委内瑞拉的宏观形势作更完整的分析，但受限于相关材料掌握不足、作者能力有限以及写作时间所限，目前确实难以对这一问题提出足够周延的整体论述。

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角度重新分析委内瑞拉，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坚定支持其他人继续推动这项工作，也欢迎读者补充有关委内瑞拉具体政治运行的可靠材料与研究成果。

在美国“天降神兵”速通委内瑞拉之后，刘瑜教授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是如何被毁掉的?》一度刷了屏。不过，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在解释委内瑞拉，不如说是借委内瑞拉之“壳”复述一则哈耶克式寓言。再对照全书开篇对罗伯斯庇尔的处理，更可以看出：这套写作是在以公共叙事的形式兜售一种早该退潮的冷战自由主义“世俗宗教”。面对这种写法，左翼当然应该站出来，拆穿它如何把复杂现实压扁成宗教式的救世论与劝退论。

近期“刘姨”的文章和她的“新姨学”

刘瑜文章的核心逻辑大致如下：虽然查韦斯的道德无可质疑，但他选择的经济理念，如国有化、打击私营经济、工人民主等等，天然需要“敌我话语”和国家集中资源来支撑;这又必然拖累经济效率，导向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带来群众不满后，政府为了维持原有理念，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强专权，于是显得愈发独裁。查韦斯在任时高油价暂时支撑了这一模式，而等到马杜罗面对低油价与全面危机时，坚持这条路线便只会让委内瑞拉越陷越深。于是她在文末写道：“委内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当代的希腊悲剧。塞壬的歌声实在太美好了，人类一再被其魅惑，为其触礁，而海底的每一艘沉船，都是对人类理性之傲慢挥之不去的讽刺。”

更进一步，在她眼里，“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道德激情的顽固。到现在，很多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人，家里还挂着查韦斯的肖像，在马杜罗组织的聚会上，还有无数人为其摇旗呐喊。拉美的民调显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还不够社会主义’，全球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急速左转，看起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方兴未艾。”这套叙述显然不是在冷静分析委内瑞拉，而是在借委内瑞拉警告读者：左派理想一旦变成政策，结局就会是地狱。

图为纪念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民众。然而，查韦斯所代表的声音只是“塞壬的歌声”吗?

01

刘瑜是在复用冷战自由主义的叙事，而不是在展开对委内瑞拉的具体分析

稍稍对哈耶克有点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刘瑜这一套观念不过是哈耶克“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成”、“有限理性”那套论法的变体。这里说她“复读哈耶克”，并不是外加标签，而是从文本结构本身得出的判断：从“善意”起笔，以“理想”为诱因，让读者见证“道德激情如何打开恶之门”，最后落到一种近乎宿命的结论——政治会扭曲一切概念，道义会在权力场里变形，追求更好社会的努力往往通向更坏的结果。与其说她在详细分析委内瑞拉走向崩溃的原因，不如说她是在以哈耶克的口吻讲一个“委内瑞拉寓言”。

这种写法当然不只属于刘瑜，它是冷战时期思想传统的当代回声：冷战自由主义所塑造的那套“恐惧政治学”。用美国学者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的话来说，冷战自由主义的病根恰恰在于它“抛弃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解放潮流，放弃了个人完善和社会进步的诉求，清除了在历史时间中实现解放、进步与自由的信念，他们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和对自由的威胁，把对民主、平等、解放或更高生活的追求看作极权主义与暴政的端始”。如果拿这段话做一面镜子，刘瑜的委内瑞拉寓言几乎就是镜面反射：她真正想传递的不是对委内瑞拉政治经济机制的多因解释，而是一种对“解放政治”的根本不信任；不是对制度细节的辩论，而是一种“不要再唱塞壬之歌”的道德警告。

(后)冷战右翼经典话术：从哈耶克到刘瑜

要把这种幽灵看清，先得给读者介绍一下“冷战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按照李强教授的梳理，它在冷战时期有几条非常典型的理论运动：第一是“发明并普及极权主义”——把纳粹与斯大林主义并置为一种全新政体形式即极权主义，用“意识形态 恐怖 大众动员 垄断控制”的模式来界定;第二是“批评乌托邦主义”——在对所谓极权的恐惧中，哈耶克把柏克这位保守主义者划为自由主义“先哲”，进而把“以政治实现完美社会”的努力定性为危险的救世主义;第三是“终结意识形态”——把自己塑造成一种反意识形态、经验主义、谨慎的立场，把政治想象收缩为“管理”和“防灾”，并将系统性理想视为通向封闭与暴政的入口。把这三条线合起来，就得到冷战自由主义的一个气质画像：它以“避免最坏”为最高政治德性，把“恐惧”而非“希望”当作主导激情，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把民主平等与解放诉求视为潜在的暴政种子，并倾向于用“寓言—谱系—警示”的方式重写近代政治史。

更讽刺的是，刘瑜恰恰是在用“反乌托邦”的语言，犯了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批判乌托邦主义时所指出的那种方法论错误。塔尔蒙指责乌托邦主义的症结之一，在于它对政治的理解“不是实用主义的、就事论事的，而是全面的、宏观的”，它相信一切问题都相互连通，任何具体政策争议都必须上升为根本路线之争，最终把现实政治吸进一个总体性的、不可证伪的解释框架。刘瑜的委内瑞拉叙事看似是在反对“乌托邦”，但其解释结构同样是“全面的、宏观的”：她把各类具体政策失误、治理能力不足、联盟结构塌陷与外部冲击，统统回收到一个总开关上——查韦斯主义这条宏观路线。一旦总开关被判死刑，所有细节便只剩下证明题：每一个矛盾都自动成为“理念必然导向专政与崩溃”的注脚。于是，所谓“分析”退化为“归因”，所谓“就事论事”退化为“路线审判”，委内瑞拉不再是一个必须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被理解的国家，而只是用来完成冷战自由主义布道的道具。

也正因为如此，刘瑜的自由主义会呈现出一种宗教形态：它并不总是指责异教徒动机不善，相反常常承认其道德激情的真诚；但它会以一种近乎教义的口吻宣告——选择那条道路必不得救，越走越深，“如信仰异教，必堕入地狱”。冷战自由主义需要这种“普世宗教”式语言，因为它必须为“恐惧优先”提供正当性：当政治希望被不断证明是危险的，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就成了消极自由式的自保。而这不仅与密尔那种把自由作为“个性生长条件”的传统背道而驰，也与她喜爱的福山式问题意识形成张力：福山强调“寻求承认的斗争”是政治的恒久动力，且认定必须用黑格尔—科耶夫“人超越自己的自然性、动物性”的自由来补足霍布斯—洛克纯粹自保的自由观念。

02

从实证角度看，刘瑜叙事的关键问题在于逻辑链条缺失、概念混淆与单因归因

不过，若批评只停留在“刘瑜复用了冷战自由主义叙事”这一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出：她对委内瑞拉的解释，在实证层面究竟忽略了什么，以至于其论述链条不能成立。从对刘瑜解释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冷战自由主义叙事本身走进社会现实时会讲出怎样荒诞的故事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先生早在1989年就针对“冷战自由主义”大获成功之叙事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果采用一种仅以孤立事件为宗的分析方式，忽略一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后的所处地位，就只会得出轻率和错乱的结论。沃勒斯坦在数十年前的警告切中了刘瑜的叙事。下面就让我们回归历史，回顾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的内外情况，再做具体的分析。

世界名画：《刘姨大战沃勒斯坦》(AI图)

查韦斯在第一任期的大刀阔斧地改革，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确实在分配层面利好中下层人民。他推动福利扩张、强化国家干预、试图以石油收益支撑再分配，并在政治上努力吸纳原先被排斥的底层群体进入公共生活。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说，这种改革并不神秘：它切中了普通人最朴素也最普遍的愿望，即改善生活、减少不平等、获得基本尊严与参与感。从比较政治的意义上来看，也有利于推进政体的现代化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若借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公意”与“众意”的区分来帮助理解，那么查韦斯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底层群众的拥护，并不只是因为他煽动了易变的“众意”，而是因为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了共同利益层面的真实诉求。问题并不是群众为何会支持查韦斯，而是：为什么这种支持后来未能稳定地制度化为一个可持续的政治经济秩序。

与此同时，查韦斯的改革又深刻冲击了既有精英秩序。反对派并不是因为某种抽象的制度理想而天然结盟，而是在反对查韦斯这一前提下，由受损的精英集团、媒体力量、经济利益网络以及部分政治反对者聚拢起来，并借助手中的财力与宣传资源动员社会反对查韦斯、否决查韦斯政府的社会契约。部分军官也曾向反对派靠拢并发动政变，说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政府自己把国家搞坏”的单线故事，而是一个群众动员、旧精英反扑、军队分化与国家重组交织进行的复杂的冲突政治过程。也正因如此，群众始终是贯穿查韦斯政权生命中的关键中介变量：他们首先关切的是切身利益，其次才是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与参与诉求。查韦斯在被囚禁后仍能迅速重新获得支持，并在后续一系列选举中持续获胜，正说明其执政并不只是抽象理念的表演，而是确实回应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现实需求。

查韦斯后续任期的改革也具有多面相性。一方面，他通过国有化诸多行业龙头企业，清晰传递继续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的信号，并通过分配结果把这一信号传达到中下层人民那里;另一方面，他又重组支持力量为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大选和地方选举中多次得胜。这既巩固了他的权力，也表明其治理在相当时期内具有现实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魅力型统治，而是试图通过立法和组织建设推动基层政权形成，将群众吸纳进政治过程，使他们不仅是受惠者，也成为参与者和支持者。正因如此，讨论委内瑞拉危机，不能只盯着“国家干预”这一个抽象标签，而必须进一步分析：这种国家扩张究竟是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组织化和制度化。

查韦斯：有民众响应说明我做对了(AI图)

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这里。委内瑞拉本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委内瑞拉危机的核心，并不只是抽象的“国有化”“社会主义”，而在于未能利用石油出口带来的外汇有效培植本土产业，未能形成足以支撑长期就业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生产体系，最终困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换言之，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国有化是不是原罪”，而是：资源收益有没有完成有效的结构性转化?国家有没有足够能力让国有企业有效运转?在何种条件下，国有化成为发展工具，在何种条件下又会因为仓促、经营不善和制度脆弱而陷入低效、进而反作用于国家?同样存在国有企业、国家干预和发展型政策的国家，结局并不一致;决定差异的，从来不是几个抽象理念标签，而是国家能力、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不同组合。把国有化行动本身直接等同于经济崩溃，把国家主导发展本身直接理解为“通往专断”，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归因。

也正是在这里，刘瑜的论述尤其显得站不住脚。她不断把“国家干预”“经济民族主义”“群众动员”与“专断倾向”直接挂钩，仿佛只要国家更多介入经济、更多诉诸再分配与基层参与，危机就已在逻辑上被预告，改革就必将走向失败的奇点。但即使是刘瑜所偏爱的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两部曲中也一再强调，国家构建相对于自由民主具有优先性。在国家能力尚未完善、旧制度和旧社会残余仍然强大的条件下，滥用自由(在冷战自由主义的先生们那里，所谓“自由”几乎就等同于限制政府权力范围)，只会让上一个时代作威作福的旧精英摇身一变，成了冠冕堂皇的议员。旧势力依旧掌控权柄、阻止不利于旧精英的任何改革，结果是国家制度化的推进严重受阻，国家治理能力得不到明显提升;滥用民主则会导致政治参与爆炸，诱发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状态，即政治秩序崩塌与社会持续动荡。问题从来不在于“国家做得太多”本身，而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把发展、分配与参与组织起来，转化为稳定的制度结构。刘瑜几乎不分析委内瑞拉国家能力本身的强弱，不分析其国家机器能否真正承载经济转型和群众参与，也不分析资源型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空间与产业建设能力之间的矛盾，而是直接把问题归咎于“查韦斯主义”这条路线。这就把福山、亨廷顿真正关心的“政治秩序如何可能”偷换成了一个更简单也更偷懒的问题：“为什么偏离自由主义就会失败？”

第二个问题，是她对“民粹”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混淆色彩。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直接视作“民粹的经济政策”，已远非学术范畴下概念化的错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伴而生，二者就是在与阶级政治、政治代表与社会整合问题纠缠中发展出来，用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几个可以随手套用的负面标签。若把促进基层民主、扩大群众参与、利好中下层群体的政策一概称为“民粹”，那么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概念内核及其相应的解释力，而只剩下情绪动员作用，变成家族相似性概念的一个必要条件。问题不在于查韦斯是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这种先验归类贴标签，而在于：他通过怎样的政策吸纳了哪些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如何在既有国家结构中被重新组织，这种组织又为什么在后续阶段未能充分制度化。用“民粹”一词把这些具体过程抹平，只会模糊甚至混淆问题，而不会解释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她绕开了“制度化程度”这一关键变量。现代化的危险不只在于动员不足，更在于动员快于制度化。正如上文所说，查韦斯试图通过基层政权建设、群众参与机制和政党整合来回应这一问题。这说明他并非单纯依赖魅力，而是在尝试将群众支持转化为组织化力量，试图让整个政体进一步完善并长久地稳定运转。但这些努力是否足够深入，是否能在油价过山车上维持稳定，则是一个需要另开一文做严肃讨论的问题。亨廷顿指出，若政治参与快于制度化，危机的根源就不是抽象的“追求平等”，而是结构脆弱条件下国家扩张、群众动员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失衡，结果是政治参与的爆炸和动荡、暴力蔓延的萌芽。把这一层抹掉，只保留“理想主义必然走向专断”的结论，既偏离了现实，也避开了比较政治分析本该处理的关键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她对“民主”“专制”“不自由的民主”这类话语的运用，明显带有脱离实证的倾向。政治科学当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关怀，但它至少要求：价值判断要建立在可说明、可比较、可讨论的机制分析基础之上，而不能只靠几个空泛名词颠来倒去。在现代西方政治实践中，“民主”“自由”往往被当作高度弹性的口号来使用：一方面，只要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转化为政策与行动，就可以说这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另一方面，只要一个实行西式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取得发展成就，又很容易把成功直接越过各种微观和中层的体制，归功于“民主”“自由”这套抽象价值。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说法通常不可证伪，也缺乏机制解释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与失败，不能由上层建筑层面的几个空泛价值观直接决定;若真如此，文化决定论也就成立了，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单纯脱离制度、结构与政策过程而空谈价值，并不能替代具体的政治科学分析。比较政治学的任务，本来应当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如何组织权力、整合社会、形成秩序、应对危机等事例，提炼出利于国家建设和政治秩序稳定的理论;而不是在事实不合意时，退回“民主”“自由”的抽象道德高地，用空泛的先验价值观为结论做万金油式的背书，进而回避认真而深刻的讨论。若一篇讨论委内瑞拉的文章，最终最有力的部分不是跨案例比较、不是机制推导、不是结构分析，而是借助几个高度抽象的价值词汇来组织读者情绪，那么这种写法就更接近公共说服，而远非严肃的比较政治研究。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给一个政权贴上“民主”还是“专制”的标签，而在于其治理形态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能够维持政治秩序并依据绩效主义的评价标准作出有效决策。仅仅根据是否符合某种自由主义模板来裁判好坏，既无助于理解委内瑞拉，也无助于理解任何一个处在剧烈社会变迁中的国家。阿拉伯之春和东欧剧变之后许多国家的遭遇早已说明，所谓“民主化”，不等于现代化，更不等于政治秩序稳定。民主首先是一种组织政治竞争和利益表达的方式，是现代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一枚一经贴上便可自证成功的价值勋章，不是代表万事大吉的万金油。

我们应明确指出：刘瑜在委内瑞拉问题的阐释，在核心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硬伤。她没有说明查韦斯主义如何从路线层面必然地生成危机，而是用抽象的路线审判替代了政治经济分析;她混淆了政策失误与制度缺陷、国家能力问题与国家干预本身、群众动员与民粹煽动、参与扩大与制度化不足;她绕开了资源型经济结构、精英反扑、国际市场波动、国家能力与制度承载这些关键环节，最后把一个需要多因解释的具体危机，改写成了一则冷战自由主义的教化故事。根本上，就是将政治哲学无限简化成几个空泛价值，把具体的结合实际的政治科学抛之脑后，以此为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创造便利，进而写出“塞壬的歌谣”等动听语句蛊惑大众。

03

罗伯斯庇尔一例从侧面证明：刘瑜复用的是同一种“理想—恐怖”模板

这一点，在她对罗伯斯庇尔的处理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她说：“阅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惊异地发现，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死刑的反对者，但是不出数年，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政权就成为断头台的象征。阅读纳粹的历史，我看到有纳粹声称，毒气室的发明其实让死亡变得更加‘人道’了——这样的残酷，竟然以‘人道’之名出现。”这种叙事逻辑，正符合冷战自由主义的另一套经典操作：把法国大革命放进“极权主义谱系”的起点，从卢梭、雅各宾到后来的希特勒、斯大林，形成一条“理想主义—恐怖—暴政”的因果链。

但是她对罗伯斯庇尔的论述完全忽视了具体历史条件。罗伯斯庇尔支持废除死刑是在制宪议会时期，当时外敌入侵的风险并不突出，倒是群众和地方一些有产者、保守官员的冲突十分常见，制宪议会内的右派也不断鼓吹要对人民采取武装镇压。根据热拉尔·瓦尔特的考证，罗伯斯庇尔在当时反对死刑，正是因为预见到：一旦国民议会被反革命力量控制，出现了反对国民议会的人民运动，那么这些人民运动的领导者就会被处死。正是为了保护人民，他才提出反对，以“阻止这项严厉的惩罚”。

而所谓“断头台”时期，法国内有旺代叛乱和联邦主义叛乱，外有反法联军咄咄逼人。要提高镇压效率，更好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罗伯斯庇尔才不得不采取这种“革命专政”的形式。如果把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的行动和他先前的发言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罗伯斯庇尔保护人民，而对反革命不放弃流血镇压的态度是一贯的。1789年7月20日，就在议会讨论拉利—托朗达尔动议——一项旨在授权市政府动用武装力量来镇压所谓“骚乱”的动议时，罗伯斯庇尔站出来反对。他指出，“巴黎暴乱”即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起义，让公众获得了自由，没有流多少血，“或许砍了几个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是的，罗伯斯庇尔始终坚持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态度一贯，而刘瑜把非常状态下形成的“革命防卫政治”简化为“观念自反”，本质上是用冷战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模板”重写革命史：不是去追问“人在什么风险结构中做出怎样的选择”，而是直接宣判“追求更高生活的政治必然走向恐怖”。

不过都是一些固定的话术

当然，罗伯斯庇尔并不是刘瑜解释委内瑞拉的核心论据，因此也不应在这里喧宾夺主。这一部分的目的不在于把本文改写成法国大革命史争论，而在于说明：她对委内瑞拉的处理并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复用了同一套稳定的叙事模板。她面对罗伯斯庇尔时，不去追问革命战争、国家生存与内部叛乱构成的具体历史压力；她面对委内瑞拉时，也不是展开资源结构、阶级联盟、制度化与国际冲击的分析，而是提前把问题收束进“善意如何堕落”为灾难的寓言。罗伯斯庇尔一例不能直接推翻她对委内瑞拉的判断，但它足以从侧面证明：她的写法确实具有高度稳定的冷战自由主义模板性。

04

迈向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取消政治判断，而是把政治重新放回社会关系之中

要摆脱这种“恐惧优先”的宗教化叙事，一个更可靠的路径，是摆脱简单玩弄价值观概念的写法，是回归实证而贴近现实的研究方法，是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政治与观念重新放回其生成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把及其复杂的历史压缩为“理念—堕落—地狱”的道德连环画。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观念与激情的力量，但它拒绝把观念当作充分的因果起点;它更关心的是：在特定时空中，何种生产方式与财产结构塑造了怎样的阶级构成?国家机器在既有社会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相对自主的裁判员，还是特定阶级联盟的组织形式?阶级力量的对比如何变化，哪些群体被纳入统治联盟，哪些群体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外部世界市场、资本流动、地缘政治压力和战争又如何改写国家的财政约束与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当时当地的思想文化传统、宗教结构、民族认同与政治语言又如何为动员与统治提供合法性资源，或者反过来成为反抗与组织的土壤?只有把这些“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国家形态—国际嵌入—意识形态资源”的复杂链条一环环展开，才能解释为何同样打着“平等”“正义”的旗号，不同国家会走向不同结局；也才能把政策失误、制度缺陷与路线选择区分开来，把可以纠偏的治理问题与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区分开来。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任何时空条件下，人民大众的心声;更理想的制度，也是历来仁人志士上下奔走的目标。“自由”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原始本能，又上升为人们向往的价值、状态和实践。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使得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与社会主义共享启蒙运动的遗产，二者都认为人类可以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都希望自己从意识形态转化为普世的状态。类似地，当我们审慎地思考冷战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最爱的“民主”“自由”，不难发现这只是人们对好生活、好制度之追求的延伸和一个面相。

自由和民主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武断地简化“民主”、空谈“自由”。“民主”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不同时间的世界各地，这意味着“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将格外丰富、众说纷纭。当人们把“Democracy”演进而来的近现代西式政体直接等同于“民主”，就像是将万千年前的原始民主等同于现代政治实践中的竞争性选举——不亦颠乎?当今的我们总发现“自由”“民主”相伴而行，似乎忘了忽略具体条件而空谈自由民主价值观、忽略概念的内在联系和内核之分而将二者绑定起来，就会犯幼稚的错误。请各位读者思考：在一个传统实力根深蒂固的地方，实行“民主的”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会选出让绝大部分人信服的领袖、为大多数人带来“自由”的救星吗?反过来，所有的制度都是偏见的集成，试图服务于更多人的利益与诉求，为了保证“公意”的执行，就不可避免损害人们反抗的“自由”。“民主”和“自由”的道德在传统社会或发展中国家里常常相互攻讦。汉斯·摩根索早已警告世人，极难找到这样一种“普世道德”，使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对同一种制度产生认可与认同;亨廷顿进而提醒人们，缺少此种基本共识，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又行之有效的政治秩序。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看似司空见惯的“符合具体国情”六字绝非简单的空话，而是基于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和智慧得出的宝贵经验；“自由”“民主”的深刻意义，绝非几国实践和几张嘴就可以概括，绝不可随意简化为西方多党制政体的代名词。

自由主义不是人类历史的宿命，“历史的终结”也早已被历史与现实、学术与实践证伪，“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已经承认：他当年没有完全理解“政治衰退”的概念，即一个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是可以倒退的。基于错误前提形成的“历史终结论”必然走向终结。

对刘瑜最有力的批评，最终并不只是“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偏自由派所以不对”，而是：她把一个可以被多因分析、可以被制度比较、可以被政治经济学解释的具体危机，改写成了冷战自由主义的老寓言;她把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只能在革命战争与国家生存危机中理解的政治行动者，改写成了“理念堕落”的符号;她把现代政治中不可避免的“更好生活之追求”，改写成了通向深渊的塞壬之歌。换句话说，她让读者学会的不是如何理解政治，而是如何恐惧左翼政治——而这正是莫因所说那种“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最深的遗产：自由主义赢得了防御战，却丢失了面向未来的解放想象，只剩下不断寻找敌人、不断提醒“别做梦”的警惕与疲惫。

但历史并不按个人的训诫运转。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探索更理想世界的愿望不会终结，它会在新的苦难中复活，在新的压迫前重组，在新的不平等里再度发声。把这些愿望一概判为“乌托邦”，把不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抽象价值所容的、每一次争取更高生活的尝试都预先宣判为“通往极权”，只会让既有秩序更容易把自己伪装成“唯一安全的现实”，让沉默与停滞被误认为成熟，让退缩被误认为理性。

推动世界历史向前的，从来不是那些用恐惧封印可能性的人，而是那些在失败中仍然坚持追问、在危机中仍然敢于组织、在压迫中仍然要求尊严与平等的人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

[1]李强：《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发明极权主义、批评乌托邦与终结意识形态》，选编自《自由主义》(第四版)，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3990.html

[2] 刘瑜：《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是如何被毁掉的?》，https://mp.weixin.qq.com/s/eXxhxYFjzO-jn_zr15f6dQ

[3] [法]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传》，吕一民、张弛、应远马、汤晓燕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 孙宇辰：《冷战自由主义的幽灵》，《读书》2025年第2期，第39-48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6]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李晖、孙芳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7]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比较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8] 焦震恒：《列国志(新版) 委内瑞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9] [委]吉利尔莫·莫隆：《委内瑞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0] Shiping Tang, “Quasi-meta-analysis of Case Studies with Bayesian Logic: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Audience Costs Theory (ACT)” [Lectur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P.R. China, December 15, 2025.[1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2] [美]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 Wallerstein, I. M. (1991).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Wallerstein, I. (1993).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Social Theory: The Multicultural and Classic Readings,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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