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烟霞厚，渐次着水淡。

画卷百意生，江山与天善。

个人认为，与国际各国各种族打交道，必须是政治先行。不管人们秉持的是什么文化体系，或者思想信仰体系，都要首先遵守这一准则。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来都是先依靠暴力打下天下，然后依靠文化维护自身统治的。这意味着，国与国的博弈，或者种族与种族的博弈，首先是“暴力”的争夺，其次才是文化的维系。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过来，否则，将被抹杀在人类历史中。中华民族，是以秉持“和为贵”“止于至善”称著的民族。表面上，是上述观点的证伪。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忽略这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地处亚洲大陆地带，西北两面环山，东南两面环海，在地理上，与其他文明处于相对隔断状态。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文明阶段，中华民族仿若处于一个自然屏障中，受到天然的保护。二是，我国的文化历来是儒释道，尤其是儒道，三大主流文化汇聚而成。儒，讲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道，讲究“刚柔并济”。这两者，在“和”在“善”的内里，是透露出强烈的刚健、自强的精神。就像，那剑道，将锋利的剑气，化于无形的柔和中。又像那水，在川流不息中能把石头击穿。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不是只讲“柔和”与“和善”，在其内里，是坚不可摧的刚健秩序。这才让我国民族，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博弈中，延绵几千年至今。故此，伟人的“革命”，是激发了曾在清朝被阉割被奴化的汉文化的君子刚强之气。

基于在国际不同文明的博弈，政治先行。在国内，是什么先行呢?那必然亦是政治先行。因为国际文明的博弈，其最终落脚点，或者执行主体，必然是落在不同国度的人民中。在实际的交手中，一个国家的人，必然要求着在另一个国家找到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必然有一部分人是维护本国利益，另一部分人是维护其代言的国家的利益(当然，这过程，肯定是其私自利益与其被代言者利益互相捆绑的)。这时候，“政治”博弈就显现了。这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政治先行，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在我国，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又红又专，是所有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为何伟人的智慧如此博大精深，政治洞察力无人能及其右，到他生命最后阶段依然把文化某革和中国革命并列，将这两者视为同等重要呢。我们不妨试着从三个维度走进他的世界，理解他的动机和做法。一是，苏联的和平演变，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认为，共产主义道路，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即便建立以后，依然可能会被推翻的。而这涉及了道路之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还是资本主义(等级化，代表官僚特权利益)。这进一步推导至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所以，他认为，只要未实现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未消除了阶级的差异，阶级矛盾就会存在。阶级斗争，就成为必需。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在国际层面，美苏之争，一面大力展开军备竞赛，一面又主张和平过渡，这些矛盾都反映在国内党内外的派别之争中。美国苏联，在国内在党内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加上自由民主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层，有广泛的支持。这意味着，一旦走错道路，就可能影响政治局势，对此，政治博弈不得不受到重点关注。三是，国内由于工资等级和分配制官僚特权层逐渐形成，严重违背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违背全民平权共富宗旨。当有人提出要“分田到户”，主张私有，更甚者，他原本寄予厚望的人先否定“三面红旗”，后要用省级以上干部取代基层干部，大力打压基层，以“形左实右”方法，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大触他底线。他深感忧虑：即使我们这一辈不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子孙一定会出。这时候，他认为，在生产力革命之外，还需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不可。一方面，给广大人民群众立一个示范：若有不公，就起来造反。给年轻人植入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给当权者敲响警钟。可此场革命，由于各种原因，走偏了，达不到他“大破大立”之目的。从1966-1972年，他中途有过反思，曾提出此场革命的功过是七三开。但是有人不认同，并且想在他面前，为彻底否定这场革命做理论和行动准备。这让他再度陷入担忧。这时，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天知道”。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面临上述三个问题，假如不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有办法吗?个人以为，在未发动此场革命之前，最理想的选择就是发动这样的文化革命。因为通过“文化”手段，利用人民力量，夺下特权派手中的权力是最理想的。毕竟，我党是马上得天下，人人都有自己的武装杀手锏，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转移，让权力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上，而非特权等级社会中。这种方式的成本与代价最低。但是，发生了这场革命以后，其乌合之众的效应就起来了，且人心的名利争斗包括仇恨嫉妒等魔鬼也可能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被人为的引导，很可能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偏激的方向。这就是说，原本理想的手段，在实际中，抵不住人性的弱点的扭曲与误导。这就造成了许多冤情和伤害。这也就是这场文化革命之过之所在。最后，作为“马后炮”，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方式可用?也许，坚定执行1963版的农村十条，只单纯撤掉刘，启用另外的拥护公有制的人，或者伟人再亲自上马主持大局，继续推行此条路线，不把其扩大化，也就是点对点的纠正，会不会更好些?

可问题又来了，为何那位伟人不采取“点对点纠正”的方法，而是将其扩大化，扩展至整个社会面呢。很可能是跟他老人家的抓本质的哲学性思维有关。也就是，有了这样思维的人，总是喜好“从根处着手”，从本质上对其加以扭转。不太满足此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之术。点对点纠正的形式，很可能在他老人看来，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连根拔起”，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

只是万万想不到，理想的方法在落地的时候，会激发如此大的冲突，甚至走向另一极。如果历史再来一遍，很可能那位老人家还是会选择发起这样的革命。只是，他会在哪个环节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