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邓小平何时从中央队(这个“队”字必不可少)秘书长离任，“到前方去了”。

因为没有留下太多的文献证据，没法确认。但接任邓公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有回忆：

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注：即1935年4月——可能是渡乌江之后，过金沙江之前)，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于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我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富春笑我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影射闻天了。我知道富春和蔡大姐两口子也觉得我跟闻天合适。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的。”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朱老总、恩来同志常来开会。一般的会，碰个头，议论一翻，也不做记录，正式开会才做记录。[1]

刘英后来还强调过，这个“秘书长”，是中央队秘书长。

会理会议是红军过金沙江之后的5月中旬召开的，刘英也是会议工作人员之一。对这个会议她在回忆录中也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而已经“到前方去了”的邓小平，就不可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

后来《邓小平年谱》出版时，还是将邓公列入了与会者之列：

5月12日 随军委纵队到 达四川会理的城郊铁厂，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会理会议)。……[2]

这个记录没有足够的史证依据，肯定是不妥的。但不知后来的版本更正没有。

该年谱还记载，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两河口召开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3]这个记录显然与刘英回忆录不洽，而且也缺乏足够的史料史证印证。而刘英在回忆中则明确说明，自己是担任了这个会议的记录工作[4]。

最近看到有些“考证”文章，言之凿凿称邓公出席了会理会议，依据是不是历史当事人所撰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显然是缺乏证据效力的。[5]

邓公是改变和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已然！而勿需以他是否参加了某次重要会议来印证。史家说话，应该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实事求是中国**人的传统和法宝，党风如此，史风，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