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清朝前期的评价是历史的、辩证的；而对晚清的评价是革命的、批判的。”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毛泽东主席对晚清政府的批判，贯穿其革命生涯的各个时期。这些批判立场鲜明、言辞犀利，构成了理解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维度。

然而，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一种论调，试图将毛主席对晚清的批判与所谓“1644史观”强行联系起来，并荒谬地认为，毛主席的批判证明了清朝是一个“殖民政权”。

这种说法，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背离。

一、毛主席批判晚清的主要论述梳理

毛主席对晚清的批判，绝非简单地从民族立场出发，而是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双重视角展开的。

综合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论，其批判锋芒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1、批判晚清政府的“走狗”本质与反动性

早在1925年，青年毛泽东就在《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文中指出：“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洋人的朝廷。”

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文中，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1949年，在一次谈话(《毛泽东年谱》)中，毛主席说：“慈禧太后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毛泽东年谱》)，指出：“清朝，光绪、慈禧，腐败透顶，丧权辱国，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在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毛主席分析了半殖民地条件下的矛盾转化：当帝国主义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

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晚清政府的阶级本质——它不再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政府，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的批判，论证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正当性：既然清政府已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那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推翻这个“走狗”政府。

2、批判清朝作为封建压迫的象征

除了对外投降，清朝对内则是封建专制压迫的最高象征。

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矛盾时，毛主席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界定为主要矛盾，并高度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毛主席指出，从秦朝陈胜、吴广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在这里，清朝被视为封建压迫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1926年，毛主席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指出：“清朝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压迫广大农民，是封建专制的代表。”

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文中，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1951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理解毛主席这一批判立场的关键文本。

毛主席指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却“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

批判《武训传》的实质在于：在革命时代，任何对封建统治者的妥协、任何试图在不动摇封建根基的前提下进行改良的路径，都是反动的。

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主席论述了晚清覆灭的历史必然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腐败和卖国，注定了它的灭亡。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历史的必然。”

3、批判清朝的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

毛主席对清朝的评价还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

在与历史学家刘大杰的谈话中，他对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

毛主席指出：“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而乾隆时代则改用“收买政策”，网罗知识分子，“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

这种“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其目的在于消磨知识分子的革命意志，使其脱离政治，陷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故纸堆中。

与此相对应，毛主席高度肯定了龚自珍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批判，认为乾嘉学派使知识分子脱离政治，桐城派则“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

这一文化批判的逻辑与其政治批判是一致的：清朝不仅在物质上压迫人民，更在精神上麻醉人民，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巨大障碍。

以上种种清晰表明：毛主席批判的是晚清统治集团的卖国与专制，而非全盘否定清朝历史;批判的核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非所谓“民族征服”或“殖民统治”。

二、“1644史观”的基本主张及其谬误

在梳理了毛主席的批判立场之后，有必要再次审视当下网络空间中流行的“1644史观”。【点击阅读】

所谓“1644史观”，核心观点在于将1644年(明亡清兴)视为“华夏文明的中断”;将清朝定位为“外来殖民政权”;并由此衍生出对清朝历史的全盘否定，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归咎于清朝统治。

表面上看，这种论调似乎与毛主席对清朝的严厉批判有“交集”——既然毛主席也说清朝是“帝国主义走狗”、是压迫人民的机器，那么将其称为“殖民政权”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

但这种强行联系，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1644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它用一种静态的、种族主义的“征服者/被征服者”二元对立，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

在这种叙事中，清朝的罪恶被归结为“满族”对“汉族”的殖民，而非地主阶级对包括满汉同胞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的压迫。

这种论调忽视了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清朝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是因为它是“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到了近代，更变成“帝国主义走狗”，而不是因为其统治者的民族出身。

其次，“1644史观”在事实上也站不住脚。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全景”，只看到1644年清兵入关，却“忽视此前明朝已在多重危机中濒临崩溃”的事实。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连续性，清朝入关后迅速沿袭明朝政治制度，继承了科举制与儒家文化，这并非“文明中断”，而是中国历史内部的一次王朝更替。

三、毛主席的批判逻辑与“1644史观”存在本质区别

将毛主席对晚清的批判纳入“1644史观”的框架，是一种时代错置的强行解读，因为两者的区别是根本性的：

1、批判对象的不同

毛主席批判的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政府，而非贯穿268年的整个清朝历史。

虽然他对清朝前期的文化专制(如文字狱)也持否定态度，但其革命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那个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出卖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走狗”。

毛主席在论述清朝灭亡时，使用的是“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这样的中性描述。在分析乾嘉学派时，他批评的是其脱离政治的治学倾向，而非将其定位为“殖民学术”。

换言之，毛主席对清朝前期的评价是历史的、辩证的;而对晚清的评价是革命的、批判的。

“1644史观”则抹去了这一时间界限，将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扁平化为一个永恒的“殖民实体”，这显然不符合毛主席对清朝的具体分析与总体评价。

2、分析方法的不同

毛主席分析晚清问题的钥匙是阶级分析。在《中国革命与中国**》中，他明确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当清政府向帝国主义投降时，它出卖的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毛主席站在劳动人民(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各族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的是作为“地主阶级利益代言人”和“买办”的统治集团。

毛泽东始终以阶级分析看待明清易代与清朝统治，19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明确指出：“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从未将清朝统治定性为“民族征服”，更否定“殖民政权”谬论;

相比之下，“1644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种族决定论——将历史的苦难归结为“满族”对“汉族”的压迫。

这种叙事不仅无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阶级矛盾——在清朝统治下，满族的贫苦农民同样遭受着满族贵族和地主的压迫。

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革命要推翻的是“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而不是某个特定民族。

3、政治指向的不同

毛主席对晚清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革命与统一。

他论证清政府的反动性，是为了证明推翻它是正当的、必要的;而革命胜利后，中国继承的是清朝留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遗产。中国**领导的革命，在反对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始终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然而，“1644史观”却在客观上呼应了西方“新清史”学派的某些论调。

“新清史”学派刻意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和“内亚属性”，试图解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这种论调如果推向极端，就会得出“清朝不是中国”、“满族不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危险结论，从而为分裂主义提供口实——这与毛主席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根本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毛主席对晚清的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叙事，其矛头指向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双重反动统治;而“1644史观”则是基于种族决定论的、非历史的情感宣泄。

两者在批判对象、分析方法、政治指向三个维度上存在本质区别。试图用后者来“佐证”或“解读”前者的做法，若非逻辑不清，便是别有用心。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首先应当继承的是毛泽东主席大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

既要看到清朝作为封建王朝的腐朽性、压迫性，以及晚清政府卖国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历史在多民族交融中延续发展的客观事实，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

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才能对清朝的历史地位做出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才能真正理解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