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

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一1960年2月)(见《毛泽东文集》)

精讲

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借用和化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一些论述，比较突出的是如何认识和利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问题。

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断，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

他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怎样看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摆在了党的面前。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愚公移山》那篇著名讲话，又以《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初，毛泽东读到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时，发现其中谈到英国和美国的矛盾，随即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表示:艾登的回忆录“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这个说法，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还由此发挥说:“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这个认识，对毛泽东此后调整国际战略，先后提出“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和“一条线”等重要策略，是有明显影响的。

此外，《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两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称赞这两句“说得好”。延安整风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引用这两句话，来强调和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虽然此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因为“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映在精神作风上，就是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在革命时期，毛泽东经常引用它来强调要做扎实的工作，单凭主观热情不能把革命搞成功。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发表临别演说时说，自己看见了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这“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为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毛泽东1959年2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再次说道:斯大林曾提出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相统一，就是要求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实际规律，“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

毛泽东读《论列宁主义基础》，不仅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挥它的具体观点，他更看重的，或者说使他更受启发的，是书中关于列宁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述。比如，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提出“列宁主义究竟在哪些地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结论是:“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