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中国教育系统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行的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功利化倾向。本文基于批判教育学视角，将教育系统的异化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特征：原则层面的结果导向、事实层面的一刀切管理，以及系统层面的自我罪行合理化机制。文章从评价体系的功利化、管理实践的标准化、资本渗透的制度化三个维度逐层展开，分析功利化教育对学生主体性的塑造与压制，并以豫章书院等“特训机构”的非法拘禁案为典型案例，揭示资本与官僚系统在教育领域的合谋及其极端后果。研究发现，功利化教育系统正在通过一套精致的规训装置，将学生塑造为适应内卷竞争的标准化产品，而系统自身则通过自我罪行合理化机制维持其正当性。本文认为，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超越对个别现象的指责，直面教育评价体系、管理方式与资本边界的系统性反思。

关键词： 教育异化;结果导向;一刀切;自我罪行合理化;教育功利化

一、引言

自1949年以来，教育事业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教育规模迅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提升至2023年的60.2%。然而，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教育系统逐渐呈现出显著的功利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导向与评价体系中，更渗透于学校管理的微观实践，深刻塑造着学生、教师与家长的行为模式。

当前，教育被认为过于功利或呈现出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因为它“使教育沦为追逐利益的工具，导致人的失落，将是否得到世俗的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备受社会各界批评、过度追求功利的教育现象，本文称为“功利化教育”。功利化教育的核心特征是仅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而忽视学生的兴趣、创造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它很大程度上引导人们迷恋于追求符合标准的显性教育成就，愈发追捧基于精英奖惩的优绩主义。

本文旨在对当前教育系统的功利化异化现象进行系统性批判分析。文章将教育系统的异化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结果导向的原则设定、一刀切的事实管理，以及自我罪行合理化的机制维持。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逐层剖析，本文试图揭示教育功利化的运作逻辑及其对教育主体的实质性影响。

二、教育系统异化的三重机制

2.1 原则层面：结果导向的支配逻辑

教育系统异化的首要特征，是在原则层面确立了结果导向的支配逻辑。

从学校视角出发，升学率、分数、优生数量构成了核心评价指标。在现行评价体系下，这些量化指标能够高效回应上级考核、家长期待与社会舆论的多重压力。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往往被简化为高考一本上线率、中考重点高中录取率等若干数据。数据可视化、可比较、可排名的特性，使其成为教育行政管理的首选工具。

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视角出发，指标直接关联政绩考核。在压力型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面临着来自更高层级的考核压力，升学指标、竞赛获奖、评估排名等构成了政绩考核的核心内容。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年度工作总结中，核心政绩指标几乎清一色地以升学率数据呈现。指标管理的优势在于指令明确、见效迅速，与官僚系统的运行逻辑高度契合。然而，这种以指标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使得教育行政逐渐偏离了育人本位，转向政绩本位的功利主义轨道。有评论指出，中小学校政绩观存在偏差，“重分数轻素养、重升学轻成长、重形式轻实效在部分学校还是主流”，部分学校把升学率、中高考状元当作办学的“金字招牌”，挤占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进一步分析，结果导向之所以能够在教育系统中获得支配地位，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场域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不对等格局。学校相对于学生、上级教育部门相对于学校、社会评价体系相对于单个教育机构，均处于权力优势地位。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为结果导向的强制推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当评价标准由权力优势方单方面设定，而弱势方缺乏有效的博弈能力时，功利化导向便获得了自我强化的动力。

功利化教育倾向在德育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坚持人类社会中心主义却又目中无“人”、对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判断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时代感等方面。功利化教育在价值论和实践论上趋向功利主义，仅关注教育的短期和表面成果。这种倾向也反映在高校教学评价中：由于受“功利化”教育导向的影响，学生评教的“功利化”倾向愈演愈烈，导致了评教结论虚假、结果应用的惩治及最终结果漠然的评价困境。

2.2 事实层面：一刀切的管理实践

当结果导向在原则层面确立后，一刀切便成为事实层面的必然选择。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一刀切表现为多种形式。学校内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湖南某复读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下，约五名学生因焦虑而选择退学，学生过度依赖管控，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班级之间以考试成绩进行排名竞争，教师之间以教学成绩进行优劣评比，校际之间以联考成绩进行位次PK。职校引入军事化管理，本意是培养学生纪律意识与责任感，但部分学校将其异化为“服从性测试”，教官以“管理”之名行暴力之实，将学生视为必须绝对服从的“囚犯”，而非需要尊重与引导的个体。2025年8月，河南浚县一中强制剪发、全封闭管理，被质疑“军事化管控过度”，引发舆论风暴。这些做法共同塑造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竞争化的教育生态。

一刀切的本质，是坚持唯一评价标准以规避差异化管理所带来的监管成本。在生均教育资源有限、师生比偏低的现实约束下，标准化管理确实能够降低管理复杂度。然而，这种管理模式的代价，是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与发展的多元可能性。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一人犯错、全班受罚”的集体惩戒机制。这种管理手段通过将个体责任扩散为集体责任，将师生矛盾转化为生生矛盾，从而转移了管理的焦点与压力。有学者批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任何管理理论依据，更没有法律根据”，教师为便于管理，“采取这种简单粗暴、投机取巧的方式”。法律分析亦指出，老师因一人犯错而惩罚全班学生，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规定，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不能有效纠正错误，反而会侵犯未犯错学生的合法权益。一刀切式管理，在学习层面强化了学生认知中的优绩主义——成绩成为评判个体的唯一标准;在生活层面则压缩了学生社会性发展的空间，将本应丰富多元的校园生活简化为单一的分数竞争。

2.3 系统层面：自我罪行合理化的维持机制

结果导向的原则设定与一刀切的管理实践，共同服务于一个更深层的系统功能——自我罪行合理化。

所谓自我罪行合理化，是指教育系统在功利化导向导致负面后果时，通过一套话语机制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或个体自身，从而维持系统的正当性与稳定性。这套机制具有三个特征：

其一，价值准则的迷惑性。自我罪行合理化的机制表面上允许被规训的主体争取成为“好学生”“优秀教师”“模范家长”，甚至赋予其道德光环。然而，这套话语的内核是极致的个人主义——个体的价值被绑定在系统设定的评价标准之上，个体的奋斗被纳入系统预设的竞争轨道。

其二，压力的链条传导。当系统内部压力值过高时，压力沿权力链条逐级传导：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从学校到教师，从教师到学生和家长。在这一传导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等相互强化。压力的传导方向、大小分布、收益与损失分配，最终指向系统中最弱势的群体——学生。

其三，归责的单向性。当弱势群体中的个体突破生存阈值——例如出现心理危机、自伤行为甚至自杀——系统的反应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归责模式：一方面将原因归结为个体心理脆弱或家庭教养失当，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奋斗叙事的正当性。例如，江苏一名12岁小学生因学业压力和家庭压力服药自杀，留下遗书称“日复一日的学习，好累好累，一直不会写的英语单词……别救我了”。一审法院驳回家属诉求，认定“孩子自杀与学校教学管理无直接时空关联，学校难以预见此类居家悲剧”。这一司法认定恰恰印证了系统将原因归咎于个体自身的归责模式。与此同时，教师与家长作为系统中的关键中介，往往无意或有意地成为这套归责机制的参与者与执行者。

三、异化的后果：被塑造的教育主体

3.1 学生习得的五项“能力”

在功利化教育系统的长期规训下，学生并非仅仅承受了压力与焦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习得了一套与系统逻辑高度匹配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可以将这套模式归纳为五项“能力”：第一，单一任务执行能力——认真完成教师、学校、家长与社会布置的学习任务，将其视为唯一正当的活动;第二，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认同——将学业成绩与未来社会地位建立线性关联，认同“学而优则仕”的功利主义逻辑;第三，身体的工具化——忽视身体器官的健康需求，将眼睛、肠胃、肝脏等视为可以无限透支的学习工具;第四，形式主义的仪式化执行——将走过场视为常态，丧失对实质性意义的追问能力;第五，升官发财作为终极目标——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内化为最高人生追求。

这五项“能力”，实际上是功利化教育系统的产品规格书。它们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经由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持续强化，最终塑造出适应内卷竞争的标准化个体。

功利化教育在价值论和实践论上趋向功利主义，仅关注教育的短期和表面成果;在管理学上，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将复杂的育人过程简化为若干可量化指标。新自由主义教学研究揭示，教学过程竞速化、教学结果效能化、教学评价数据化、教学选择自由化，直接导致了服务型教学观念的流行、教学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及课堂沦为知识市场的后勤空间等后果。这些分析深刻揭示了功利化教育如何将人从科学认识的主体转向市场竞争的主体，教学越来越关注投入与产出的效能而不是公平。

3.2 教育内卷的系统性困境

功利化教育系统的核心产物之一是普遍化的教育内卷。教育内卷的核心是无意义的竞争内耗，其本质就是一味拼分数、卷应试，彻底背离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初衷，不仅加重学生学业负担，更让家长陷入焦虑循环。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研究发现，现代教育时间在形式上表征的加速逻辑，实质上却未能改变时间的增量，反而造成了时间浪费与主体性压缩的内卷困境，具体表现为时间边界重叠制造的教育信息蔓延、时间效度缩短导致的教育经验萎缩，以及时间资源匮乏引发的教育节奏加快。

这种内卷困境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尤为深刻，经合组织《塑造教育趋势2025》报告指出，新一代青年正面临经济负担与社会变迁引发的精神焦虑，教育功能已从“人的发展”异化为“资源争夺”。在功利化教育系统的长期规训下，学生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更在价值观层面被深度塑造。当内卷被包装为奋斗、焦虑被转化为刚需，教育便彻底沦为了工具理性的俘虏。

教育内卷已从个别家庭的困扰演变为社会性的集体焦虑。部分地区超纲教学与“机械刷题”相伴而生，二者共同构建起一个封闭的内卷系统：学生越刷题，越擅长应对偏题怪题;越擅长偏题怪题，命题者越要提高难度以维持区分度，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封闭的内卷系统对处于成绩中上游的学生群体施加了尤为深刻的影响——他们既不像顶尖学生那样能从系统中获得充分的正反馈，也不像边缘学生那样已经放弃系统设定的目标，处于激烈的中间地带竞争之中，承受着持续而巨大的压力。

3.3 资本的角色：渗透与共谋

在教育功利化的进程中，民间资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推动角色。

从微观层面看，补习班、培训机构构成了资本渗透教育的前沿阵地。从宏观层面看，大型教育集团通过资本运作，将教育培训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有强烈的动机去制造和放大教育焦虑——焦虑是教育培训产业最核心的市场需求。2025年教育行业投融资呈现“量跌价升”的态势，资本“以更清晰的边界重新进入教育行业”。教培行业通过贩卖教育焦虑的生意，对家庭不仅会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也会给孩子的精神造成负担。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已经逾越了合法经营的边界。以豫章书院为典型案例，该机构以行为矫正为名，对学生实施非法拘禁、人身侮辱、殴打虐待等刑事犯罪行为。据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豫章书院理事长吴军豹、校长任伟强等人违反办学许可规定，对在校学生施行有关心理治疗、精神障碍治疗活动的“森田疗法”，在校内设立“烦闷解脱室”(亦称“斋戒室”“静心室”)，将学生带入其中进行禁闭并安排人员专门看管，非法剥夺学生的人身自由。先后分别禁闭十二名被害人(其中十一人当时均系未成年人)，每次禁闭时间三至十日不等。2020年7月，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吴军豹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任伟强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等刑罚。2023年4月，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再次对吴军豹、任伟强等5人非法拘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各被告人在办学过程中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即便在豫章书院被依法取缔后，类似的“特训机构”仍在各地以不同形式存续。央媒曝光，一些打着“感恩教育”“军事教育”旗号的青少年矫正机构涉嫌体罚虐待未成年人，背后是拳打脚踢和各种非人待遇。2024年9月，河南一名14岁少女因体罚离世;2025年5月，湖南一名学员自曝入校首日被七名“教官”围殴至吐血、失聪。这类机构通过“军事化矫正”“感恩重塑”“戒断网瘾”等华丽话术包装自己，推崇棍棒式管教和封闭式囚禁，用暴力让孩子屈服。从过去的“电击疗法”到非法拘禁、体罚学生的豫章书院，再到如今花样翻新的特训机构，部分青少年矫正机构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大。

资本在教育领域的过度扩张，在客观上与教育官僚系统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关联。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追求升学率等政绩指标，部分学校和教师默许甚至鼓励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另一方面，资本需要教育系统提供合法性背书与市场准入便利。这种关系使得双方在社会舆论场中共同占据道德高地——将内卷包装为奋斗，将焦虑转化为刚需，将教育异化美化为教育投入。更令人警惕的是，腐败往往呈现“熟人共谋”特征，校长与供应商勾结、财务人员与亲属串通，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虚列开支、伪造账目等手段长期蚕食公共资金。

四、教育系统中的权力与资本：腐败的体制性分析

功利化教育系统的运作，不能脱离对教育领域中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分析。近年来多起教育系统腐败案件的查处，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当教育资源被权力俘获，教育便从公共产品异化为权力寻租的“猎场”。

2025年，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被提起公诉。据检察机关指控，杜玉波利用担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及副部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通报明确指出，杜玉波“‘靠教育吃教育’，将教育资源当作谋私敛财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民办高校设置、建设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这一表述精确地揭示了教育系统中权力与资本相互嵌入的结构性特征——“靠教育吃教育”并非个人道德缺陷，而是反映了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制度性监督的缺失。

基层教育行政领域的腐败同样触目惊心。山西省平陆县教育局原局长赵兴辉，在2022年8月至2024年春节短短一年半内受贿6次，总额达102万元，学生营养餐、校园安防、课桌椅采购、教学楼改扩建等10余项教育工程均被其渗透。表面上看，这类腐败是个人贪欲的膨胀，但深入分析，它反映了教育系统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缺陷：当教育资金和项目的分配缺乏透明、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寻租。正如评论所指出的，“权力所及之处，若缺乏制约与监督，便可能滋生腐败的霉菌”。

2025年以来，教育、金融、医疗领域有多名专家和教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教育领域反腐动作频频。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小学“校园餐”被列为全国性整治项目之一。这些反腐败举措在客观上也印证了一个基本判断：官僚系统与资本的利益关联，已深度嵌入教育系统的日常运作之中，成为教育异化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五、结论与反思

教育系统的功利化异化，并非个别现象，亦非局部问题，而是深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结构性症候。从原则层面的结果导向，到事实层面的一刀切管理，再到系统层面的自我罪行合理化，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自我维持的闭环。

功利化教育的根本困境在于：它将教育从“人的发展”异化为“资源的竞争”。在这一逻辑下，学生被简化为分数的承载者，教师被简化为升学指标的完成者，学校被简化为政绩竞赛的参赛者。当整个系统围绕功利化目标运转时，教育的本质——培养能够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失落了。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超越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指责，直面系统性的制度反思。首先，教育评价体系的去指标化是根本前提。唯有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教育政绩考评的核心标尺，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五唯”导向引发的短视化、功利化办学困境。将学生的睡眠、体质、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纳入评价权重，才能引导学校从“抢排名”转向“强内涵”。

其次，学校管理的去一刀切是必要保障。教育管理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差异性和发展的多元可能性，摒弃“一人犯错、全班受罚”式的集体惩戒机制，转向更为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再次，资本与教育关系的重新划界是不可回避的议题。应当严格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防止资本过度渗透教育领域、制造教育焦虑。对于打着“行为矫正”“军事化管理”旗号的特训机构，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杜绝豫章书院式悲剧的重演。

更为根本的是，教育需要回归育人本位——将学生从标准化产品的定位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发展主体的完整性与能动性。教育不应是生产适应内卷的竞争者的流水线，而的实践场域。

教育的根本使命，不是让人成为分数的奴隶，而是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