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6年春季刊

章永乐：从“对账”到“祛魅”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今天这次会议主题很宏大，叫作“对账与祛魅：重识全球南北关系”，但切入点非常具体，那就是2025年初中美网友“大对账”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徘徊不前甚至倒退，但信息全球化仍在高歌猛进。1959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进行过一场“厨房辩论”，其实是就美苏两国的民生“对账”，但当时没有条件让美苏两国人民直接“对账”。在信息全球化条件下，今天中美两个国家的群众已经在网上开始对比和深入讨论彼此生活的细节，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账”的结果之一是“祛魅”。很多中国网友发现：原来美国的名义GDP不能被想当然地解读成为民生的水平，美国人名义工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可以非常大;原来美国那么多普通群众每周打好几份工，有这么多人靠卖血来维持生活。最近，一个源于电子游戏的概念—“斩杀线”横空出世，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热潮，甚至引发美国主流大报大刊惊诧：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关注起美国穷人的生活了?到了今天，“斩杀线”这个概念已经完全能够脱离它的发明者而继续流传下去。不管它的发明者讲述的故事是否具有夸大或编造的成分，这个概念已经长出翅膀，自己飞行了。

本次会议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关于“斩杀线”概念的严肃学术会议。我们这个学术群体一直在努力“接地气”，不断跟进思考大众创造的新词汇。2025年，中国网友们自发建构了一个“赢学”理论体系，我们马上作出反应，召开了国内第一场讨论“赢学”的严肃学术会议，后来推出了一批关于“赢学”的学术论文。我们认为，理论工作需要走“群众路线”。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诸多概念激烈竞争影响力的场域，某个民间概念能够打败其他竞争性的概念，取得广大网民认可，这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值得研究。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赢学”概念作出多种理论阐述，不仅为它的热度加了一把火，而且对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提炼。

如果说“赢学”概念主要还是在做一个话语分析，“斩杀线”概念就是对美国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作的细节进行分析。在“斩杀线”这个概念的激发下，许多网友自发地对美国进行区域国别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对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区域国别比较研究。一些网友介绍美国出版的研究其社会下层的著作，另外一些网友重新解读之前看过的美剧，指出“斩杀线”概念终于让他们看懂了这些剧集究竟在说什么……这是群众性的区域国别研究热潮。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如果对这样一场群众性的热潮视而不见，我认为是失职的。为了不留遗憾，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今天这场会议。就讨论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斩杀线”现象背后，究竟哪些机制在运作?它究竟是一个全新现象，还是一个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现象?考虑到万斯(James David Vance)《乡下人的悲歌》这样的作品，我们还可以追问，美国社会与“斩杀线”相关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问题的讨论正在激发什么样的政治能量，对于美国的政党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二，为什么美国许多主流人士并不否认“斩杀线”的存在，但认为这就是个不值得惊讶的现象，反而是中国网友将其“问题化”了?这种“问题化”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某些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理解?

第三，“斩杀线”概念和话语的传播作为一个新的现象，对于我们进行理论思考和国际传播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我的感觉是，在国际传播上，“斩杀线”给美国舆论界出了题目。做题目和出题目非常不同。只要习惯于做题目，你就有一辈子做不完的题目。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出题目让别人回答，攻守之势就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南北方关系中，中国是最大的变量。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走出了一条新路，所以，全球南方多年来听到的那套“别无出路”的陈词滥调，就暴露出其“北方赢学”的实质，不再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全球南方需要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从“赢学”到“斩杀线”的讨论表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方向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能够支撑我们继续发挥积极能动性，寻找和定位“北方赢学”的“薄弱环节”，并进行突破。期待今天的讨论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雷少华：“斩杀线”与当代美国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国内学界对美国研究长期局限于宏大框架，集中围绕三权分立制度、政府运作机制、对外政策制定等核心议题展开。这类研究虽然构建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整体认知，但过度侧重制度设计与宏观决策，缺乏对制度运行下个体生存体验的关注，使得研究在制度主义的框架内无法深入。

社会学界的美国研究虽然在研究维度上更为细化，涉及女性议题、社会分层等，但是，近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量化方法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冰冷的数据，虽然强化了研究的客观性与逻辑性，却剥离了社会现象背后的人文温度与鲜活场景，导致研究结果与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存在偏差，难以反映不同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生活诉求。

法学界对美国的研究则以宪法法(constitutional law)为核心，相关教材动辄上千页，系统阐释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价值理念与运行机制。这类研究为理解美国法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过度聚焦于法律文本与制度逻辑，忽视了法律实践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具体落地效果，未能揭示法治表象下的社会不公与权利失衡问题。

总体而言，传统美国研究范式未能充分触及美国社会的微观细节，导致对美国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民主典范”“发达标杆”的单一印象中。对美国富裕、发达一面的过度美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公众与学界对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阶层分化等现实困境缺乏足够关注与深入了解。而个体基于自身生活体验所传递的碎片化信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认知空白，但难以形成系统、全面的学术认知。

新冠疫情的暴发成为国内对美国认知转变的重要分水岭。疫情期间，美国累计死亡人数超百万。在传统认知中，这一数字将引发美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危机。然而，美国社会与政治体制依然相对稳定。这一现象促使部分国内学者反思传统认知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低人权优势”这一概念，从新的理论视角解读美国社会的稳定逻辑。“低人权优势”虽为规范学术表述，却缺乏足够的社会冲击力。不过，这一概念为后续“斩杀线”概念的兴起奠定了认知基础，推动学界与公众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社会现实。

“斩杀线”作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概念，其爆发式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前期认知转变累积的结果。若缺乏疫情与特朗普时代兴起的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等背景的铺垫，这一概念可能被简单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难以引发广泛的学术共鸣与社会关注。从学术层面而言，“斩杀线”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其对美国贫困问题的具象描述，而在于它为美国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学术路径。

事实上，美国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贫困社会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分支，已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中“女性贫困社会学”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美国社会从未回避自身的贫困问题，相关研究著作对贫困线、“爱丽丝线”等概念的探讨已达到较高的学术深度。“斩杀线”概念的兴起，恰好呼应了美国学界的研究传统，推动国内美国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大框架下，实现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与衔接。

这一概念的出现促使国内学界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从微观实证视角切入，深入研究美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弥补以往宏观研究的不足。它推动美国研究从“价值判断”转向“事实呈现”，从“舆论宣传”转向“学术探索”，引导学界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系统梳理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阶层分化等现实议题，丰富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与维度。

这一概念的兴起启示我们，未来的美国研究需要实现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实证”的转变，打破学科壁垒，整合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既要关注美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等宏观议题，也要深入研究其社会贫困、阶层流动、民生保障等微观问题。学术研究应摒弃“宣传式”的价值判断，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呈现美国社会的多元面向，既不刻意美化其发达成就，也不片面放大其社会困境，而是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与学理分析，构建对美国社会全面、真实的学术认知。

同时，国内学界应加强与美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借鉴其在贫困研究、社会分层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学术视角与研究需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研究体系。通过对“斩杀线”等概念的深入探讨，推动美国研究从单一维度的认知走向多维度的学术分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外交实践与国际交往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决策参考。

贾晋京：“僵尸资本主义”与“帝国斩杀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斩杀线”作为社会现象，反映的是“僵尸资本主义”经济本质。认识到这一点，透过“斩杀线”看到的问题就可以从局部的、景观的层面深化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总体的、根本性的危机。

(一) “僵尸资本主义”

“斩杀线”词义强调的是美国社会中个人可能由于较小事因(患病、被裁员、欠缴费用等)而财务状况急速恶化，陷入现金流危机难以翻身，甚至破产、流落街头的现象。

需要注意“斩杀线”的主要因素是现金流危机。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由现金流驱动的资产负债表运动。资产负债表由资产端和债务端组成：其中，债务端由负债(借来的钱)和权益(自己的钱)构成，表示“钱的来源”;资产端由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构成，表示“钱的去处”。现金流是把资产端和债务端连在一起的“血液”。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被看作由一张张企业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乃至个人资产负债表集合而成的系统，经济增长意味着该系统整体的扩张，衰退则是该系统整体的收缩。¹如果现金流出现危机乃至断裂，那么资产负债表本身将陷入衰退。

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理论²提出，当资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就会有大量企业乃至家庭陷入资不抵债状况，后续则会陷入收入下降的同时却不得不把更多收入用于还债的境地。一个经济体落入这种状态，就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乃至萎缩。

为什么资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会导致大量企业乃至家庭资不抵债?这是因为在资产价格下降之前，他们持有的资产就是贷款购买的。假定原先的资产价格水平是100万，持有人贷款70万将其购买，当该资产大跌到原先价格的一半即50万，则持有人这时能够用来抵押贷款的资产仅为50万，却仍不得不偿还70万的负债。这就意味着持有人以这份现价50万的资产为基础获得的现金流(抵押贷款和经营收入)大概率无法覆盖按期还债的支出。

同样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用于描述处在资不抵债境地企业的媒体词汇“僵尸企业”(zombie company)成为正式的政策和学术术语。按照学术定义，“僵尸企业”指利润无法覆盖成本，只能依靠“外生资金”注入(如财政补贴)维持账面意义上存活的企业。³整个国家经济普遍面临难以支付账单的状况，则被称为“僵尸经济”⁴。

如果我们把当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早已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与美国国债规模在2025年底突破38万亿美元且每年利息成本超过1万亿美元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就会注意到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处在依赖“外生资金”注入维持生存的境地，这也有个学术名称—“僵尸资本主义” ⁵。

在僵尸资本主义现实下，个人面临的“斩杀线”问题，只不过是僵尸经济在个人层面的表现。

(二) “帝国斩杀线”

美国社会中存在“斩杀线”问题，反映出一类人群平时就处在“紧财务平衡”状态，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在支付税费、房贷或房租、信用卡、学贷、交通成本等必要支出后所剩无几，以至于很多人不得不打两份工甚至三份工维持生存。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美国不止个人，甚至联邦政府也处在“紧财务平衡”状态。

2025财年(2024年10月—2025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为5.2万亿美元，支出为7.01万亿美元，赤字高达1.8万亿美元。在支出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的约为1.3万亿美元。随着美债规模快速膨胀，还息成本也在快速上升。2025年9月30日，因财年结束后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且维持联邦政府日常开支的账户耗尽，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停摆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当年11月12日，创造了史上最长“停摆”纪录。可见，白宫本身也在“斩杀线”附近运作，依靠“外生资金”注入“续命”。

除了联邦政府，美国的州级财政和公司财务也普遍处在“斩杀线”附近。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50个州中有22个处在经济衰退和收缩状态。截至2025年11月，美国已有至少717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相较2024年同期增长约14%，为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

正如美国联邦政府还债成本加速攀升、逼近无力偿还的临界点是由于国债雪球越滚越大造成的，美国经济由于“紧财务平衡”而僵尸化，也是由于普遍的债务积累。美国显性国债规模为38万亿美元，但若考虑社保、养老金、医保等未来必将兑付的承诺，美国的隐性债务规模将达230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约66万美元。政府、企业、个人等大部分经济主体，收入在落袋之前就刚性划给银行用于还债，这就导致“僵尸经济”状态。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决定的。美国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当前则来到“斩杀线”附近，可以称为“帝国斩杀线”。

(三)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终末期”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其从诞生到灭亡存在若干阶段。由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会向集中方向发展，就是通过将利润集中起来对抗一般利润率下降。这也就表现为从“卡特尔”到“辛迪加”再到“托拉斯”直到“康采恩”的垄断趋势。

鲁道夫 · 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金融资本》中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规律，²然后由于一般利润率下降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³

将上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代入世界体系的现实中，就会发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周期问题。

二战后，世界体系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平台的市场之网，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货币空转的空间问题，纽约和伦敦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即创造数量庞大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产品(及衍生品)，容纳不断膨胀的货币规模。

在中心 — 外围格局方面，形成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心地带集中利润，体现为经济金融化和制造业外移;在外围地带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水平，外围地带可以大大提高这一比率。¹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积累体制的底层逻辑。

全球的资本发展到以美国为中心平台集中利润，而这些利润(即现金流)的运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高度依赖美国财政驱动。美国财政则依靠美国国债规模的膨胀来输血，并通过还息现金流驱动。当这一套体制发展到美国财政日益逼近无力还息的临界点、联邦政府三天两头停摆的地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周期也就到了“终末期”。

“斩杀线”现象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乃至美国企业、州和联邦机构，将加速落入财务平衡线之下，面临斩杀。

欧树军：USA, USB, USC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这三个缩写代表“三个美国”。过去百年间，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大致交织着三种不同的形象。从“两个美国”转向“三个美国”，有助于我们更为精准地认识美国。

首先，US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即美利坚合众国，这最深入人心的美国形象也就是美国的A面。在这里，美国被描绘为一个理想且美好的社会，堪称“合众为一”的典范。这种认知的形成始于1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彼时的美国，被视作富庶的乐土，在广袤的大草原上一个个“大上海”“小上海”星罗棋布。那是一片极为富饶的土地，一个理想的国度。这种形象不仅存在于公众的认知之中，还贯穿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叙事与美国国内自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是合拍的。从1980年代起，这种认知一度达到顶峰：无论是影视作品、艺术作品，还是学术研究，均将这个“美”的符号推向极致。

其次，USB(United States of B-side)，即B面合众国，这是美国的B面。重大的转变始于2016年美国政坛换届之际，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我们开始认识到美国的另一面，因为很多人都没想希拉里会输、特朗普会赢。特朗普上台后，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他所代表的美国形象，那便是“丑”。美国不再呈现为一个具有共识的社会，而是充斥着身份斗争、文化斗争和移民斗争等各类斗争，这些斗争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身份安全、文化安全、移民安全等纳入美国的国家利益范畴，进而重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世界各国都更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内部的撕裂和斗争，更多地看到了美国“丑”的一面。从USA到USB，美国这枚硬币的两面都充分展露出来了。

第三种形象，USC(United States of Capital)，即资本合众国，这是美国的C面。从“长臂管辖”、万国关税到绑架马杜罗，再到针对格陵兰、加拿大、巴拿马的领土企图，这些令世界各国瞠目结舌、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事件，清晰地展现出美国“恶”的一面，也就是一个资本帝国的劣根性。无论USA，还是USB，都在USC之下。问题在于，为何在面临巨大的社会撕裂、困境和危机时，美国仍能保持超稳定性?这是因为，这个资本帝国所寄生的国家机器依旧强大，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容小觑。面对这样一个重新回到门罗主义丛林世界的资本帝国，无论是它的邻国，还是它的盟友，抑或更广泛的世界各国，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总之，在当今世界，人们面对的不再是“两个美国”，而是“三个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美国，一个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美国，一个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美国。从USA到USB再到USC，美国形象经历了从美到丑再到对自身和世界都充满恶意的转变。这一转变正在重新设置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议程，并极大地影响着大众认知、学术判断和决策决断。

鄢一龙：使用价值视角下的中美真实生活水平对账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个反常识的例子是：美国2024年按照现价美元汇率计算，其人均GDP超过8.1万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由此推论，美国人应该过着远比中国人富裕的生活;事实上，美国大量人口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仍有13.7%的家庭有时或经常负担不起足够的食物，大多数中产阶级过的也不过是紧巴巴的从账单到账单(paycheck to paycheck)的日子。

出现以上例子的原因在于：价值量的衡量是高度扭曲的，美国的GDP中存在大量痛苦GDP，很多时候人均GDP的上升反映的不过是生活成本的上升。更有指导意义的是按照使用价值来衡量实际生活水平，按照实物消费量来认识中美之间的生活差距。

从吃来说，中国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人均蔬菜水果摄入量已经超过美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比美国低，人均粮食消费量和美国大体相当。就住房而言，虽然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低于美国，但是住房自有率高于美国，特别是中国居住的刚性成本远低于美国，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25年12月发布的报告，美国2024年有77万多人无家可归。在出行方面，美国汽车拥有量高于中国，但是中国地铁、高铁人均里程远超美国，而且便利、快捷、便宜，两国人均年旅游次数已经接近。在健康服务领域，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大体和美国相当，中国的人均医疗床位数大幅超过美国，而且中国医疗远比美国高效、便宜。从教育服务看，虽然中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仍然低于美国，但是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23年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显示，美国“功能性文盲”(无法完成基本读写任务，处于Level 1或以下)比例约为28%，61%的成年人阅读水平低于6年级(处于Level 2或以下);另据联邦学生援助中心2025年报告显示，约4 250万美国人背负联邦学生贷款。

中国收入中位数与平均数的比值为84.0%，而美国仅为68.4%，如果按照中位数收入估计，中美之间实物消费的差距会更接近。由于我们无法穷尽所有实物消费项目，因此无法得出准确结论，但就统计的部分实物消费量而言，我们估计：虽然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而以实物量衡量的中国中位数收入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已经接近美国。

这背后体现的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差距，社会主义制度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人道。两种制度体系看待人的方式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人当人看，而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当钱看。

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投资于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建立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按利润生产，更按人民需要生产;不仅注重私人福祉，更通过公共福祉(如低价地铁、便捷高铁)提升整体福祉。

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中心，从2025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到现在热议的美国“斩杀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世界，每一个个体都试图在整个“食物链”中占据更好的“生态位”，营养物就是“金钱”，食物链上端榨取的就是下端提供的“剩余价值”。这一体系的本质就在于，资本从人民的出生、工作、消费、医疗、住房等整个生命周期活动中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甚至当人民沦为街头流浪汉，乃至暴毙街头，也不放过。这种制度将人工具化为“可量化资产”，其生存安全高度依赖市场与信用评分，一旦经济波动，便有大量人群跌入“斩杀线”以下，陷入住房无着、食物不足、就医无望的困境。所谓“斩杀线”，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制度性淘汰机制的表现。

白钢：“斩杀线”与霸权的垂死危机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通过最强势的民族国家 — 帝国的势力扩张建立的一种普遍秩序，是国际资本以最强势的民族国家为寄生宿主、与之结盟共同支配世界的结构：就经济 — 社会而言，呈现为资本主导;就政治 — 军事而言，则反映为霸权的兴起与迭代。

霸权的兴衰与资本的扩张 — 收缩过程呈现高度的对应性。霸权总是作为一轮生产、商业、金融竞争性扩张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出现的，也必定会在其最具有活性的阶段引导这种扩张并打上自己的特色印记。经济扩张周期的结束往往伴随着霸权的衰落与体系内竞争加剧，于是出现霸权的两步危机：第一步为“信号危机”，此时霸权遭遇重大问题，显现明显的颓势，但在一段时期内尚能控制局面;第二步为“垂死危机”，它标志着以往问题的总爆发，并导致霸权的终结。

英国霸权与美国霸权的演化轨迹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1873—1896年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而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至1914年的爱德华时代，利润率迅速恢复到较之萧条前更高的水准，从而被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流金岁月”(belle époque)。

1973—1993年，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这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直到广场协定及其后续协议在几年后触发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以德国与日本工业的长期低迷为代价重新回升，并直接导致了19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泡沫。

衰落中的霸权通过金融扩张(与生产、商业周期不同步乃至相背离)暂时性地化解(本质上是延缓)这种“信号危机”，在金融扩张所引发的资本狂欢与社会分化加剧后，不可避免地迎来以战争或资产泡沫破裂为标志的第二步危机—“垂死危机”：对于英国霸权，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美国霸权，则是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而发生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体现其既有霸权逻辑的世界体系仍在延续，在它被新的世界体系完整取代前，美国还可以至少部分地维持这种“非霸权支配”地位。

相较于通常所理解的垂死危机—那种对资本市场的毁灭性打击和断崖式下跌，经历垂死危机的美国资本市场呈现出某种超预期的韧性。2008年与2020年，美国的资产价格均出现了崩溃式下跌，但在崩溃式下跌后，又出现了一个与崩溃斜率相应的急剧上涨。这种超常规的资产价格修复能力表明，美国在金融领域较之英国霸权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是什么让美国的资产价格在经历了霸权的垂死危机后，依然能够具有相当的活力?“斩杀线”的发现，恰好为这个核心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释。

应该明确的是，美国社会的“斩杀线”既不是偶然现象，也并非一直以来就存在。即便这一现象本身带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它真正的深化和普遍化恰恰发生在进入21世纪之后，更确切地说，它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

“斩杀线”的存在，虽然对于具体个例带有某种偶然性与突发性，但在大数层面又是相当规律性的。它会以某种接近数学常数1/e(约等于0.367 879……)的比例(大致为37%)，系统性、周期性、持续性地剥夺社会当中某一群体的财富，即当其因失业、重病、意外、离婚等标志性事件触发“斩杀线”后，通过使其财富迅速归零的方式维持美国社会体系的有效运作。如果把美国社会视作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热力学体系，“斩杀线”所对应的1/e比例，恰构成了这个巨大体系的“系统稳态常数”。

这种社会热力学机制，以一种近于自然界能量耗散 — 熵增定律作用的方式，规律性抛弃数千万人，来维系自身的有效运行。这极大地降低了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成本，从而使得本无以为继的霸权体系又获得了至少在一定阶段内得以延展的弹性空间，令资产泡沫周期得以延长。

这种近于“以万物为刍狗”的社会热力学机制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与时代特征，引发了某种联想：西方世界当年的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若能找到类似的机制，其危机是否也可以在更长的阶段中得以延缓或转化?

19世纪之前的美洲曾是老欧洲转移危机的场域。印度在被英国殖民的阶段，也是英国各种社会危机得以转移的重要外在场域。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曾经的罗马还是英国，对于本国那些正式享有公民权的民众，都没有遇到类似美国这样决绝的、制度性的、高比例的财富收割。这提醒我们，美国确实在进行一种霸权生命周期延展的社会实验。正如美国此前一直是各种社会实验的天然场域，在美国霸权的最后时刻，这种实验依然在延续。

“斩杀线”的叙事是作为“赢学”之对立面(在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作“输学”)而发生作用的。美国霸权的维系恰恰是因为它还能够凭借“虚力”，构建起一套有效的“赢学”叙事和意象，从而吸引源源不断的外部群体加入它的体系，填补“斩杀线”造成的空缺。

因而，“斩杀线”概念的提出及其广泛传播，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当这个事实不断被人所知、被揭露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大量将美国社会视作危机避风港的中产以上群体来说，“斩杀线”的提示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外部输入(人力、智力、财富)一旦无以为继，美国必然要遵循一般社会运作的基本能量交互规律—尽管美国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常社会。作为霸权之“垂死危机”产物而凸显的“斩杀线”，越为人所知、为人所议、为人所虑，便越会转为对霸权的否定性力量。

江宇：对构建“斩杀线”实证模型的思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物理学中，存在四种平衡状态。第一种是稳定平衡，就像一个被孩子握在手中的氦气球—一旦受到干扰，它就有能力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第二种是不稳定平衡，指的是物体在静止时看似处于平衡状态，但只要稍微受到扰动，就会迅速并加速偏离那个平衡位置。第三种是随遇平衡，比如平放在桌面上的玻璃弹珠—当受到干扰时，它会移动，但最终会停在外力作用停止的地方。它处于均衡状态中，既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也不会继续移动。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人们很难大幅增加收入或彻底陷入贫困，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还是可行的。第四种则是亚稳态均衡。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从轻微的干扰中恢复过来，然而一旦出现较大的偏差，就会不可逆地导致系统进入另一种状态。

这些概念可以用来建立一个用于描述“斩杀线”现象的定量模型。本质上旨在解答：当一个社会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时，是否存在这样的“临界点”—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们会加速走向不稳定状态，还是存在某种力量能够使他们重新回到稳定状态之中?

利用这一框架，我们可以以美国和中国为例进行分析。对于美国而言，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可以说处于一种稳定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他们已经跌到最低点，再往下掉就死掉了。同时，也不存在任何系统的扶贫措施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相反，加工食品、制药以及**交易等行业却利用这些贫困人口，使他们继续维持着低生活水平的稳定均衡状态。美国的精英阶层或资本家们，则借助诸如“旋转门”机制之类的途径—这种机制指的是公职人员转而成为某些行业的说客，同样也处于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正是“斩杀线”的主要目标—目前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对于这一社会阶层而言，“斩杀线”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旦这个临界点被突破，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这些人重新恢复到稳定状态。相反，某些机制只会加速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

相比之下，中国的低收入人群表现出较强的恢复能力，能够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这正是美国与中国情况的根本区别所在。这种韧性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致力于扶贫工作、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制度性保障措施构成了一个社会安全网，使得那些陷入贫困的人能够重新恢复稳定生活。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扶贫行动，中国成功地将低收入人群带出了贫困状态。

对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不稳定均衡状态”或“斩杀线”。即使人们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如失业或投资失败等，他们也会获得由基本社会保障带来的救助。对个人来说，也有其他选择—比如搬到房价更低的偏远地区—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制度体系有效地防止了中等收入群体中出现这种“生存临界线”的情况。

借助个体层面的代际数据，就有可能建立一个用于长期分析的模型。通过追踪数万个家庭多个世代的变迁情况，并观察他们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之前得出的定性结论很有可能通过定量方法得到验证。

刘晨光：“斩杀线”现象亟需我们重审文明的真正意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从现象来看，“斩杀线”清晰地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下民众生活的脆弱性，尤其体现为中层群体向底层滑落的轻易性。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社会缺乏健全的风险共担机制：个人层面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社会层面也缺少制度化的风险分担安排。深究背后根源，实则是资本主义信用机制存在根本性缺陷。在体制逻辑中，被认定为“信用破产”的群体会被无情淘汰。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中沦为“无用”废料，丧失了交换价值。而在当下，这一现象更是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呈现—除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就业短缺、地下经济泛滥等问题外，科技进步的加速迭代进一步加剧矛盾，相关群体被更快“制造”出来，又被更快抛弃。这折射出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特殊阶段：右翼思潮、科技精英主义与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形成极端精英主义哲学。它将西方思想中内在的“超人”精英主义推向极致，也彻底暴露了西方文明的部分本质性问题。不少人过去对美国或许存在诸多幻想与认知偏差，如今，其“优胜劣汰”的残酷逻辑正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本质上看，这仍是历史悖论的延续。马克思所提及的人类“史前史”，核心悖论便在于：社会文明进步往往伴随苦难与罪恶，加剧人与人的分裂，最终形成阶级对立。在当今时代，这一悖论在美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从社会主义文明视角反思，且不说所有制，问题在于机制层面也缺乏对资本的有效约束与管制。或许有观点认为，从资本主义内部视角看，约束资本本身就是幻想，但事实并非绝对。欧洲资本主义模式与美国存在差异，美国自身在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1950—1960年代，也曾建立对资本的管制体系。当时并非不存在“斩杀线”，但是美国通过构建社会内部缓冲机制，守住了不突破底线的基本防线。但自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这套缓冲机制逐渐瓦解。

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斩杀线”反映的悖论，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固然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进步性，但同时蕴含着“非文明”乃至“反文明”因素，显示出对于“文明”的亵渎。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亟需我们重审文明的真正意涵。

从中华文明视角出发，文明的核心要义首先是“把人当人”。但是，如今美国的现实却是人不再被当作人看待。即便说资本主义自来如此，也可谓于今为烈。我们常谈论“异化”，抛开宏大理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缺少最基本的民生兜底保障。“斩杀线”的背后是没有兜底线。一个文明的底线必然包含这样的兜底保障。我们始终保有兜底线思维，更心怀让人活得有修养、有教化的更高追求。然而，让人拥有活着的基本尊严这一文明底线，在当下美国的现实中已被彻底撕裂，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何应对兜底线缺失的问题?对内而言，应当构建社会风险共担、迈向共同富裕的机制。社会主义本身就蕴含最基本的民生保障诉求，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也致力于此，美国的桑德斯乃至奥巴马曾经有过相关设想，但在其体制内终究难以落地。美国自身应对“文明斩杀线”的方式，往往是“内病外治”，对外转嫁矛盾，乃至发动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路径，但内病外治本身恰恰反映了更深层的问题，甚至可说是一种更加严重的病症。美国当前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是将要“再次伟大起来”，还是外强中干、已濒临崩溃边缘?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兜底防线。若缺少这一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话语构建便会缺乏底气;而有了这一坚实根基，我们的话语体系才能自洽圆融，才能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比如“共同富裕”理念，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源于中国**所固有的政治性与人民性—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资本的贪婪嗜血在将人民逼迫到“斩杀线”的同时，也在侵蚀、败坏着共同体的根基。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资本虽然试图凌辱文明，却从来无法逃脱文明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