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鸿 | “斩杀线”、金融资本与美国社会再生产危机：基于《资本论》的分析视角

2026-04-17 新闻

2026年1月12日，“对账与祛魅：重识全球南北关系”会议在北京大学举办，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室、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东方学刊》联合主办。本刊在此发表会议实录整理，马嘉鸿、陈颀、余亮三位学者参会时已提交完整论文，本期刊物单独发表。

“斩杀线”、金融资本与美国社会再生产危机：基于《资本论》的分析视角

作者：马嘉鸿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6年春季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近日，中文网络围绕美国社会“斩杀线”的讨论持续升温。尽管“ALICE线”¹并非全新概念，但“斩杀线”这一表述因其形象生动的特质，迅速引发了中国网民对美国社会深刻的认知重塑。“斩杀线”之所以让很多人“破防”，在于它揭示出个体陷入被剥夺状态的某种不可逆的特征：一份意外的医疗账单、短期失业或是信用卡违约，都可能成为压垮个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其迅速从稳定的中产生活坠入贫困深渊，最后在三至五年的流浪生活中走向生命终结。

如何理解“斩杀线”现象的本质?该现象不止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贫困问题，也不仅是阶层固化或社会流动性停滞问题，甚至恐怕未必可以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就能彻底解决。“斩杀线”的核心命题在于：在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有必要和能力维持全体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虽残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但为了保证后续“剥削”的可持续进行，仍必须维持劳动力的基本再生产。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资本家还需投入成本，开展工人的职业培训与再教育。但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当资本积累的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劳动力的再生产似乎不再构成资本循环的必要前提。这时，当个体跌破“斩杀线”后，资本可以不再为个体提供再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支持，而是将其彻底排除出社会再生产体系之外。

在分析“斩杀线”问题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资本论》第一卷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认为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卷聚焦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提出社会再生产必须满足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的平衡，否则会导致再生产过程断裂;第三卷则将视野拓展至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的总过程，揭示了利润率的一般规律。本文尝试运用《资本论》的思想资源，解释“斩杀线”现象，揭示资本逻辑如何实现对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全面支配。

一、 “斩杀线”是资本的防御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¹

对于这一矛盾，马克思的解释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而且，这一规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²这一规律来自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资本积累既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手段，也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总资本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劳动数量随之增加，剩余价值总量必然绝对增长;但与此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不变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导致利润量与总资本的比例(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始终处于“扩张—过剩—危机”的循环之中：为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资本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而积累的扩大又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加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终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解决矛盾。

二战后，美国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创新等手段，在一段时期内缓解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19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产业竞争的加剧、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的制造业利润率开始下滑。1973年，丹尼尔 · 贝尔(Daniel Bell)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预测美国从制造业转型为服务型经济。然而，服务型经济并没有为美国的老百姓真正带来繁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高，1979—2016年，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工资增长了将近150%，而收入最低的90%的人群，工资总和仅增长了21.3%。³随着大量传统制造企业破产或外迁，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也开始下降。2002—2018年间，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下的38个制造行业中的37个，工厂的数量和员工人数都在下降。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美国从依靠生产商品赚钱转变为依靠印钞赚钱。马克思早已指出，“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⁵。然而，当代美国的金融化进程远远超过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预计，金融资本早已不是产业资本的辅助工具，而是支配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各种围绕信用债务的金融衍生品和结构化的投资工具层出不穷，金融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1980—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5%骤降到11.9%，而金融、保险与不动产占比从16%攀升至20.7%，⁶形成了典型的金融压倒产业的格局。对此，约翰 · 贝拉米 ·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借鉴前人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将金融化转向视为垄断资本为弥补实体利润率下降而转向金融部门增殖剩余价值的机制。¹

然而，资本的金融化转向并未解决利润率下降的根本矛盾，只不过将矛盾转移和放大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利润主要来自资本的自我增殖，而非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创造，资本积累越来越依赖债务扩张与资本价格上涨。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推动股市等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202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总额已超过37万亿美元，并将以每5个月1万亿美元的速度继续增加，这是过去2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多。²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已陷入了“借新债还旧息”的恶性循环。随着美联储自2022年以来的加息周期，美国国债市场的平均利率较疫情前显著抬升。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的第二大支出项目。³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发布的《2025年预算与经济展望》报告，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预计将从202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增长到2055年的5.4%，逐步成为联邦预算中最大支出项目之一，在高债务水平与利率保持高企的双重影响下，利息支出对财政构成了持续压力。⁴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已不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持续认可。为维持这一脆弱平衡，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压缩公共服务支出等方式转嫁成本，直接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幅上升，也为“斩杀线”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因此，在资本积累高度依赖金融渠道的背景下，资本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扩大雇佣、增加剩余价值生产，而是如何在不稳定的价值实现条件下，避免为失败承担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这决定了资本必然通过各种手段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之间尚存在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资本虽剥削剩余价值，但是为了保证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平衡，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社会再生产，也因此必须承担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最低工资和基本的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教育，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⁵。

而在金融化阶段，资本通过灵活用工、零工经济等形式，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将劳动过程的风险全面转嫁给了个体。约20%的美国成年人参与过某种形式的“零工经济”工作，包括短期任务、平台工时等。这些从业者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缺乏社会保障，收入不稳定，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零工经济”的本质是将劳动力商品中的使用价值碎片化，资本仅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片段支付报酬，放弃对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通过信用体系将个体生存与金融市场绑定，使个体成为剩余价值实现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资本通过设定信用评分、收入水平、就业状态等临界阈值，将劳动力划分为“可利用的”与“不可利用的”两类。对于处于“斩杀线”之上的个体，资本通过房贷、车贷、教育贷和医疗贷，将其纳入消费体系，使之成为资本升值的载体;对于跌破“斩杀线”的个体，资本则彻底放弃对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将其排除在生产和消费体系之外。这种机制的本质是：资本只为能够成功实现为利润的劳动支付报酬，而将所有未能实现资本增殖的劳动、市场波动的风险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完全外包给个体，让个体来承担。“斩杀线”现象则将这种资本逻辑的必然性转化为一种主动的制度设计，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入了更为残酷的阶段。

二、信用体系下“斩杀线”的不可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体系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核心功能是“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¹。信用体系通过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信用体系的作用下，资本可以突破时间上和空间上积累规模的限制，推动生产规模的跨越式扩张，这是信用体系推动资本运动的“积极”面向。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同样指出，信用体系也会把矛盾推向极端，“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²。由于信用的本质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提前支取，这使资本的运动可以脱离实体经济的束缚，催生出可以实现独立运动的虚拟资本。这一运动的趋势将极有可能出现《资本论》第二卷中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冲突—两大部类的平衡需要依赖于现实的价值交换，而虚拟资本的增值依托于未来剩余价值的兑现，两者存在根本冲突。³原因是，价值增殖依赖于未来剩余价值的实现，一旦未来的剩余价值无法兑现，信用链条的断裂将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这是信用体系放大资本主义矛盾的核心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信用体系的扩张会加剧劳动力商品的异化：原本补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资料，通过信用债务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过度压榨，信用债务迫使个体通过透支未来的劳动维持当下的生存，相当于提前消耗劳动力未来的使用价值，这也将导致“斩杀线”的门槛持续抬高。一旦个体无法再偿还债务，不仅会失去收入的来源，更会丧失进入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资格，坠入再生产断裂的深渊。总之，信用体系的存在会双向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使资本借助信用，迅速地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强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劳动者被信用工具绑定之后，更容易陷入债务陷阱，加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在当代美国，信用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辅助手段到社会基础结构的转化，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住房、医疗、日常消费等基本生存领域，都普遍将个体生存需求以债务的形式被提前货币化。这种转变使信用体系已经不再仅作为资本扩张的辅助手段，而成为资本控制社会、剥削劳动的核心工具。

教育债务是信用体系绑定劳动力的重要环节。美国教育数据机构在2026年发布的统计显示，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达1.833万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占学生贷款债务总额的90.9%，为1.693万亿美元;私人学生贷款债务占比为9.13%，其中包含297亿美元的再融资贷款。共有4 280万学生借款人背负联邦贷款债务，人均债务余额为39 547美元，而涵盖私人贷款的学生贷款人均总余额可达43 333美元。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有10%的联邦学生贷款处于逾期状态。¹这意味着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联邦债务，他们未来10—30年的劳动收入被提前锁定为金融资本的利润。更具不可逆性的是，个人的联邦学生贷款如果违约导致信用评分下降后，不仅无法获得后续的信贷，还会面临就业排斥。因为，美国雇主在招聘时还会调查应聘者的信用记录，信用不良人士会被优质的就业市场排除，这就形成了债务违约后信用破产、信用破产后遭遇就业排斥的恶性循环，极易跌入“斩杀线”以下。

住房与医疗领域也由信用体系所操控。美国的房贷市场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将住房需求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增殖工具，这一机制也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暴露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向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个体发放次级贷款，再将这些贷款打包成债券出售，最终因房价下跌、次贷违约金上升，信用链条断裂，进而使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抵押权。在医疗领域的信用债务也是“斩杀线”的直接触发点。美国医疗体系私有化与资本化导致成本失控。据调查，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持续上升，在多国比较中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保险覆盖不足和高昂医疗费用，大量成年人延迟或放弃必要护理，约19%的家庭在某阶段无法全额支付医疗账单。²医疗债务的“斩杀线”的不可逆性在于，当疾病削弱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剥夺康复和营养等再生产条件。

如上信用控制体系将个体的生存权与信用状况直接挂钩，个体无论是因失业导致收入中断，或因疾病产生巨额债务，还是因违约导致信用评分下降，其失去的都不仅仅是收入，同时也是进入再生产体系的资格。这正符合《资本论》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的论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不可分割，工人一旦失去维持价值的基本生活资料，其使用价值也会随之丧失。

三、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斩杀”

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再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再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这一过程看似是平等交换，实则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为工资仅仅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无偿占有。资本的剥削本质决定了它会尽可能地压缩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维持工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¹。而在当代美国，这种对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压缩已经升级为系统性的“斩杀”，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资本瓦解社会再生产体系，将生产成本转嫁给个体。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承担了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但是自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手段，将如上公共服务全面推向市场，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转向了由个人承担的模式。这意味着个体需要通过私人市场，购买原本由公共体系提供的再生产资料，而资本则通过进驻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进一步抬高再生产的成本门槛。这种公共责任退场、个人成本兜底的模式，本质上是资本通过国家机器，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转移给个体，使维持自身生存成为个体必须支付的高额入场费，一旦无力支付，便被直接排除在再生产体系外。正如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写道：“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用自由、解放、选择和权利等悦耳动听的词汇，营造出一种仁慈的假象，掩盖了赤裸裸的阶级权力恢复的残酷现实。”²在哈维的分析中，新自由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它成功地使少数精英阶层致富，并将权力重新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但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为代价的。

二是资本将人的生物存在本身转化为剥削对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使人成为抽象的、孤立的、片面的存在，而当代美国的资本逻辑则将这种异化推向极致。当资本瓦解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体系后，人的生物属性成为资本最后的剥削对象，包括身体的血液、器官都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链条。血浆产业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美国是全世界少数允许血浆商业化采集的发达国家，尽管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能供应全球约70%的血浆制品。而这些血浆的捐献者并非自愿爱心人士，而(多)是收入较低、年龄在35岁及以下、就业不足或受教育程度低的(黑人男性)群体。根据相关研究的调查，2018—2019年，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血浆捐献者是为了支付日常必需品和应对紧急情况，捐献者往往较少有机会获得信用卡或个人贷款，而且与非捐献者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从非银行贷款机构获得高息贷款。³被绑缚在信用体系上的个体，被迫将血液转化为可再生的商品原料。当这些捐献者因过度献血而健康恶化、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后，资本便会将他们彻底抛弃。非法器官贸易更是人体商品化的终极形态。尽管美国法律禁止器官买卖，但是地下器官交易市场规模庞大。由于需求旺盛，器官获取组织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存在器官捐献组织在病人已经解除病危状态后仍继续进行器官摘取手术的骇人情况。据跨国犯罪分析报告估计，全球非法器官市场每年产生约8.4亿—17亿美元的收益，其中肾脏等器官的非法价格大致在5万—12万美元甚至更高的区间。⁴这种交易的本质是资本对生命存在本身的直接剥削。当一部分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已完全失效，他们的身体器官则成为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进行价值转移的媒介，完成了资本对其生物存在的终极“斩杀”。

三是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斩杀呈现内部群体差异和不均衡情况，弱势群体成为资本优先斩杀的目标。在种族差异上，非裔美国人在医疗债务承担上的概率显著高于白人。在阶级差距上，最富有的10%的家庭掌握67.2%的财富，而最底层的50%的家庭只持有总财富的2.5%。¹这说明财富极度集中，高收入家庭更能规避风险，零工从业者则缺乏合同与保障。在年龄维度上，资本通过教育产业化让年轻人背负巨额学生贷款，通过养老金市场化，让老年人退休即陷入贫困，实现对劳动力全生命周期的斩杀。在区域差异上，南部、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因制造业外迁，社会再生产体系脆弱，失业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血浆采集点密度更高。这种差异的本质是：资本只维持创造高额利润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对去工业化、低附加值地区的劳动力，则通过“斩杀线”机制加以淘汰。

综上，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现象绝非偶然的社会问题，而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通过金融化转向，不再需要维持全体劳动力的再生产，仅需保留“可利用的”劳动力，而将“不可利用的”劳动力通过“斩杀线”机制彻底排除;通过公共服务私有化，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完全转嫁给个体;通过生物存在商品化，将人的身体作为最后的剥削对象，实现对劳动力的终极“斩杀”。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正因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剩余价值的增殖，所以，当劳动力再生产与这一目的发生冲突时，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劳动力的生存发展，甚至否定人的存在本身。

反观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义务教育体系与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努力降低个人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成本;同时通过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缩小群体与地域间的差异，从而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可持续性。“斩杀线”现象以残酷的现实表明，唯有超越资本逻辑，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而非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再生产体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