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ditorial Notes

长期以来，无论是哪一个流派的左翼，都一直需要面临着来自异见者的一个令人痛苦又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既然历史上如此多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了，都不约而同走向了威权独裁以及解体，那么你们又为何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呢?人民又凭什么要再次相信你们呢?

问题的核心总会回归对于先锋队的探讨，或者更进一步来说，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如何保证先锋队维持其进步性，而不走向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最终来到失去监督效力的民主对立面。

本文则从“二元体制”——即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性党派与进行管理的国家机器——这种不稳定国家体制出发，分析为何这种体制终究会倾向于寡头化的发展，并最终认为需要通过民主的社会化，以达成使得先锋队能够“还政于民”的政治条件。但是作者在文章末尾对教育组织和先锋队退场的叙述仍然不是足够清晰的，这种教育组织如果是一种自发运动，如何实现其自身的规模化?而它与党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先锋队的退场是否是一个“安静”的过程?

当然，本文的主体内容还是关于“二元体制”的不稳定性分析，希望读者能过够有所收获。

导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超越二元性

作者：789core 相关讨论欢迎投稿至[email protected]

关于上世纪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或者说“人民民主政权”，当今的人们常常会抱有一种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向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制度上承诺了人民当家作主，向往它们在货币上较小的贫富分化，使得每一个公民似乎都能共享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面对各种或真或假的说法，我们似乎又无法摘下有色眼镜——这些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与不能代表大众、缺乏民意基础、经济计划僵死、官僚主义严重等标签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仅仅是纯粹的政治宣传能够解释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如此不可思议地将这些矛盾集于一身?为什么它们在我们眼中成了希望与绝望的混合体?为什么它们曾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在事实上却走向了大规模的溃败与萎缩?

归根结底，这也许要归因于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中央结构性二元体制”。通俗来讲，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两个元”(或者说两个中心)在互相嵌套与拉扯。比如，党机关与政府机关的二元对立，党(作为先锋队)与人民大众的二元分离，以及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制与事实上特权横行的分配体制的二元矛盾。

以党政上的嵌套为例，这就是这种非典型的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党和政府机关长期存在一种边界含糊的复合关系。我无意在对此做简单对错评判，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借此认识到，作为这种体制的继承者，我国同样带有某些深刻的组织特性。当“三个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当党的组织网络无处不在时，党组织的作用究竟该如何与其他社会或行政组织作出区分?

更进一步地追问，上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因为党内的崩溃、民意的丧失而走向灭亡，这是否又与党组织这种二元内部特征存在必然联系?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与灭亡，与同样具有二元性的资本主义半总统制国家，是否存在某种深层的共性?我们是否能够把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联系起来?

先锋队政党在国家成立初期，为我们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和美好的愿景，可是为什么又在短短几十年间，为人民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本文的目的，正是想要穿越传统的历史学视角，在更广泛的维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国家和先锋队体制，希望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

一、是自相矛盾，还是国家特色?

二元，二元，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中心。

在合法性叙事上，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一面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和“工农民主”此类人民主权的论调，另一面又认为党和先锋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党对于广大人民是领导者，是老师。

在政治架构上，这些国家则存在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旧的国家机器实际上“经过改造”保留了下来，形成政务系统;而新的党组织也没有消解进政权，而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党务系统。总之，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互相嵌套，我们很难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党政系统”中的具体哪一个负责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在中央最高层，往往并立着党的总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这两个首脑职位。

在分配上，这些国家肯定一种平均主义，最保守的也持有一种【全民所有制】的观念，而这事实上指导着国家生产财富的分配，造就了收入相对平均的场面;可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使其后期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国民复杂的需求，购买各类特供商品、享受特殊服务成为了厂长、官僚等各种体制内人士的特权——对苏联这种奉行一长制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以至于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些人已经组成了新阶级——当然，这里我们不就它详细讨论。

当然，在一般的叙事中，两者通常是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有的则是否定一方的重要性，肯定一方的首要地位。在实际上，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种冲突，一种矛盾，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不只是哪方对哪方的矛盾，而是并不共用一套逻辑。

这些国家认为先锋队代表、带领人民，这是【实质代表制】的体现。先锋队声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方向，因此能够带领人民前进，即使人民“暂时还不理解党的良苦用心”。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没有抛弃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来的【程序代表制】的逻辑，人民授权令自己满意的政治工作者，本来就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观念，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等类似的代表组织发展出来，通过制度和程序来表明“我们是受欢迎的”。但是理论上，列宁主义政党并不需要这些程序的支持，即使是体制内的学者，也从来不惧怕指出这些机关不过是赋权党的”橡皮图章”，“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这种把法定程序作为工具的思想，延伸渗透便会形成党和政的重叠、嵌套(这里的政，不单指行政机关，而是所有的国家机关)。“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基本途径和方式是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立法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上升为法律”，如上，便是在立法上的党政嵌套。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运作，实际上体现了执政党的意志，但是日常治理又离不开这些具体的国家机器，这也是它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事务官制度的显著特征——在西方国家，事务官需要的是政治中立，但在这里并不是这样的。

在分配上，或者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二元性要更加特殊一点。苏俄——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起先并没有将一长制长期保留和发展下去的制度规划，我们可以说一长制更像是一种服务于国内战争和重建的不得已的过渡手段。可是随着一系列政治斗争，不光一长制在工厂确立，集体农庄或者类似的变体也把这些【现代的】制度传播到农村，阴阳差错下，工人和农民虽然在理论上还是国家的拥有者，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主导生产和分配的是一个由中央计划的链条，这又跟分配上的平等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不打算具体讨论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而是总的进行宏观论述，指出其主次关系，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二、苏式国家与二元制资本主义国家(半总统制)是怎样的关系?

前文我们提到，上世纪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显著的二元制特征，这里我们将其与林茨等人喜闻乐道的，双重民主合法性的半总统制国家进行一个对比。

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二元结构，在形态上与现代比较政治学中的半总统制/双首长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半总统制国家中，是决定大政方针的总统与管理日常行政的总理之间形成二元关系;在苏式国家中，是决定路线的党的总书记与负责计划与行政管理的部长会议主席形成的二元关系。两者都面临着宏观的大政方针与微观的行政的割裂，也都面临着双重代表性的潜在冲突——双重代表性，就是说两个机关都有权代表人民，如果两个机关发生冲突，就会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在实践中，这两个政体貌似在路径上惊人地相似。在平常时刻，两大机关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在魏玛共和国，总理与总统对峙是时有的事;在新中国，毛泽东主席也与国家计委和官僚存在持续的矛盾。而在【故事的最后】，权力的天平总会发生彻底的倾斜，魏玛共和国末期和现在的俄罗斯都沦为了总统独揽大权的超级总统制国家，长期发展的苏式国家最终由党取得了最终的领导权——或者反过来，政权在外部冲击与内部溃散中发生剧变，党被颜色革命推翻了，这就是那些【东欧剧变】下的“民主国家”。

它们似乎都存在一个滑向一元制的趋势。但区别或许在于，半总统制的二元是公开的，是设计的制度程序，而苏式国家的这一现象，与其说是设计出来的制度，倒不如说是长期革命建设实践的产物。所以，二元制国家还能通过程序体现二者的矛盾，而对于苏式国家来说，不存在完善的制度——由此，这些国家要么进行肃反、要么进行大清洗和路线斗争，要么发动群众来反对其中一者处理这些矛盾——这也就为苏式国家的政权延续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问题。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虽然事实上存在党政二元，但正如科尔奈发现的，党政实际上是权责不对等的。在苏联宪法第六条等等文件中，党掌握绝对决策权，但在宪法和法律上不承担具体的行政后果;政府(技术官僚)承担全部行政失败的责任，但缺乏最终决策权。这就导致了系统性的隐瞒信息、推诿责任。

半总统制试图通过宪政制衡(这可以是任何经典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民主选举来驯服这种二元张力;而苏式体制由于拒绝了权力制衡，且民主集中制在长期发展中缺乏真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反馈机制，导致这种二元结构无法达到动态平衡。最终，为了维持系统的运转，党不可避免地越俎代庖，以党代政成为常态。这不仅没有解决二元对立，反而使得国家机器的理性化进程被阻断，加速了先锋队向不受制约的党——国精英集团的退化。而这些集团，不但对国家的忠诚性可疑，能力也是相当可疑的。

三、列宁究竟想要怎样的国家?苏式国家是列宁主义的初衷吗?

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现代国家官僚机器(也就是韦伯眼中的现代科层制)表现出了最彻底的理论排斥。他认为这种机器是压迫性的，革命的党绝不能直接接管它，而必须打碎它。他指出“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第一章，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在这一时期的列宁，还抱有对于新国家美好的，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组织国家似乎就像组织秘密政党一样，带着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地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把管理工作简化了，革命胜利后：“完全可以立即在今天就废除老一套的‘国家大官’，而用普通工人的简单职能来代替他们……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而到了国内战争持续发展，政治管理压力日益加大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突然发现：没有韦伯式的文官和专家，国家机器根本转不动。工人短期内很难统一管理铁路，也很难统计宏观经济，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懂现代配给。为了生存，列宁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把旧沙皇时期的官僚和资产阶级专家请回来，这就导致了“革命党”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科层制”在同一个体制内的痛苦又不情愿地融合在一起。

1920年底，在与托洛茨基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列宁提出了那个在政治学史上极为著名的论断：“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阶级国家，而是工农国家……不仅如此，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扭曲的工人阶级国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他惊恐地发现“他们在基层制造出了一种新的官僚主义”。而随着苏俄(苏联)的政治发展，列宁不可避免地发现事情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了。

晚年的列宁是孤独的，不仅仅是国家机关被官僚化了，连布尔什维克党自身也被这台庞大的科层机器同化和反噬了。革命党试图驾驭官僚机器，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了机器的俘虏。在他死前的几篇文章中，比如《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都能深深地体现这位无产阶级领袖的不安和焦虑。“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实质上来看，仍然是旧有的国家机器的最典型的代表。”“我们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情况，甚至是我们最优秀的机关的情况，都是糟透了的。”都体现出列宁——还有很多革命者对于当国家机关的担忧。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列宁只提出了一个也许会有成效的措施：改组工农检查院，试图把党内最纯洁的优秀工人选拔出来，直接去监督和清洗那台庞大的官僚机器。可是那最后也路线斗争和官僚的挤压下，无疾而终了。

最终，历史证明，缺乏深厚民主授权的先锋队政党，最终被资本主义国家科层制的官僚机器吞噬了。为了维持统治的效率，党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科层化的运作模式，原本充满活力的先锋队，逐渐固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党—国精英集团’，这正是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崩溃的阶级根源。而斯大林主义者等等自诩为列宁继承者的**派系，却鼓吹这种国家机器的先进性，这无疑是倒果为因，更是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革命者无奈的策略性行动奉为圣经的教条思想——哪怕是风评褒贬不一的斯大林，在晚年同样有试图发展基层民主的尝试。

也许有的读者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前文说，延续下去的苏式国家，大都是党的权力盖过了政，却要说党被官僚机构吞噬了呢?这实际上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失败。革命的党，富有运动的活力和年轻的组织干部，带有一种改革的动力，而一旦成为执政的党，政治阻力就会逐渐耗尽这些动力，而一旦国家并没能够成功转型，革命的党也就被吞噬了**——这种革命党在建政后遭遇的官僚化反噬，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部分南美左翼政权、早期的德国社民党甚至是法国雅各宾派中都有所体现)。**

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苏式国家所谓的‘二元性’从来都不是一种历史的稳态，而是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结构张力，它最终必然无可挽回地向其中一极，一般是官僚的一极发生倾斜。**政治架构与经济分配上的二元关系，说到底只是这种不稳定状态的表象与病理特征。真正触及体制内核的，是合法性层面长期无法自洽的二元性——即掌握了庞大国家机器的先锋队，与作为名义主权者的人民群众之间日益异化的关系。**破解苏式国家历史宿命的锁钥，恰恰隐藏在这一根本性关系的重构之中。总之，也许在党内民主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但至少在处理国家机器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再走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前辈的弯路，甚至是歧路了。

四、挣扎和变革：走出前人的困境

在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中，任何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党和工会)，无论其初衷多么民主，为了维持运转的效率，最终都必然由少数专业官僚和领袖所控制，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党内的——乃至于组织的民主是必定消亡的。

这样的观点，笔者是不能认同的，组织的寡头化是一种强大的倾向，而不是绝对无法打破的铁律。倘若我们认定党组织、政府必然都会变为寡头，而不去得出一个解决方案，就会倒向一个反对政府，甚至反对任何组织的空想的无政府主义。

寡头统治铁律的核心在于：少数的官僚和领袖将会把组织带向寡头化。但是，管理组织的领袖和负责人，并不都自然的带有一种官僚主义习气，相反，他们更可能是革命最纯洁最坚定的部分。走出前人的困境，关键就在于找到一种真正的党的民主，通过党员乃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去规范，甚至去选举、产生新的一批管理者——然而，这也是所以苏式国家的老生常谈，但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去规范。以党为例，党员选举党的书记，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是党员的信任赋权了这些管理者，管理者的寡头化，根源在于组织基层和上层的信息不对称的，这也就带来腐化的空间(这也是所有代议制民主老生常谈的问题)，由于党的纪律，普通党员又往往无权弹劾中上层的领导。结合米歇尔斯提出“寡头铁律”的时代是20世纪初这一信息，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需要打破信息不对称，我们还要让基层有权对上反馈，关键在于流动的民主和技术的民主。

流动的民主和技术的民主，分别解决的是两个问题：问责的问题和信息的问题。

正是由于我们对于任何人的民主选举，传统上都是无法长期监管的，从而给被推举者留了“空子”，这便是传统的，固定的民主的问题所在。而流动民主，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比如说，区块链投票、实时民意反馈App)确实打破了传统代议制一次授权，长期不管的问题。在流动民主的设想中，基层党员或公民可以随时将权力委托给管理者，也可以随时撤回授权。这种高频次的互动反馈，理论上可以迫使事务官(官僚)始终对民意保持极高的响应度，而极高的响应度，既能够保证工作班子的纯洁性，又能够为基层党员或公民提供必要的维权的武器。流动的民主与技术的民主相互促进，从而带来了良性循环。事实上，这也是现在控制论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而这对解决寡头化问题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先驱，未尝没有进行此类的尝试。1960年代，苏联控制论学者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曾试图建立一个连接全国所有企业的计算机网络，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实时数据反馈，消除中央计划的盲目性，实现基层数据与中央决策的直接互动。1970年代初，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在智利建立了一个基于电传打字机网络的经济控制系统，旨在实现工厂工人与国家管理层的实时互动与民主决策。

但是这两个项目最终都失败了，无一不是由于官僚或者反动集团的强烈抵制。所以，笔者这里想要提出一个，也许会让不少技术进步鼓吹者感到不适的观点：技术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技术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战场，一切的技术问题，最终落实是需要政治问题的解决的——如果不能解决，寡头铁律在现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这也是新米歇尔斯主义至今有市场的原因)

首先在于议程设置权的问题。如果官僚利用专业知识筛选议题，他们就可以通过操控议程来引导所谓“符合民意的结果”。

其次在于认知成本问题。技术降低了互动的物理成本，但无法降低认知成本。现代国家的管理(无论是经济计划还是外交政策)极端复杂。绝大多数基层成员为了日常生活，没有时间精力或专业知识去天天参与互动、审查官僚的每一项决策。

最后在于非正式权力问题。透明的通讯技术只能规范“正式权力”。但在苏式体制乃至任何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非正式网络”。盘根错节的人际权力网络，是无法被一套反馈系统所拆解的。

如果片面地强调技术，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人选择政治冷漠或仅仅进行情绪化的表态，而组织权力就再次自动回流到那些有时间、有精力、有专业知识的少数活跃分子手中。这就变相复活了寡头统治，用最好听的话来说，也不过是一种新的，流动性的技官寡头诞生了。甚至可能数字技术反过来用于上层控制下层。演变为一种监控能力更强、更无需回应民意的数字威权主义。

**要破解认知成本过高和政治冷漠的死结，最终还要回到人的层面，回到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经典论断：“**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

这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教育组织，它可以是上世纪的工会，也可以是现在各种新兴的平台(技术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个这样的平台)，我们需要利用这个组织，打造一个平等的政治氛围，令所有人都具备最起码的政治经济知识，从而为抵抗寡头化的趋势提供最根本的民主生力军。

而回归到更早，更根本的阶段，提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教育组织真正培养出具备现代管理能力与政治素养的民主生力军时，先锋队将权力实质性地向大众让渡、打破党国精英的权力垄断，就成了必要且迫切的历史任务，唯有如此，才不会重蹈上世纪苏式体制的覆辙。

或许我们可以说：跨越旧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二元性，培养民主的生力军，通过技术建立真正的民主授权和互动机制，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避免走向腐化和崩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