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昨天在后台，我看到了一位同志的长篇留言。这位同志的话是这么说的：

“子珩墨老师，您好!我有数个疑惑想要请教您：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总说苏联亡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长期得不到纠正，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另外，最近一两年总把于东来说成是‘康米主义的先锋’、‘良心企业家’等，他果真与广大万恶的资本家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看到这段话，我感到非常欣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信息碎片化、奶头乐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横行的时代，依然有人在保持清醒，仍然坚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思考。

这两个问题，看似一个关乎宏观的苏联历史，一个落在微观的当代企业，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剖刀剖开，本质只有一个问题，“阶级”与“路线”的生死命题。

这位同志问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不用那些虚头巴脑的学术黑话，直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把这两个问题彻底掰碎了、揉烂了，揉进这洋洋洒洒的长文里，给大家看个清清楚楚!

这篇长文，注定是一次深度的思想激荡。请同志们备好茶水，我们一口气，直击灵魂。

第一章：庞然大物的倒塌——苏联，究竟死于什么？

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苏联真的是死于教科书上常常念叨的那个“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吗?

我的回答极其明确：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史观和修正主义者联手炮制的一套极其廉价的障眼法！

把一个庞大红色帝国的轰然倒塌，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一个已经死去了近四十年的领袖(斯大林)，归咎于某种所谓的“僵化模式”，这既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阶级斗争残酷性的刻意掩盖。

那么，苏联到底死于什么?第一死于特权阶层的尾大不掉，第二死于毫无阶级立场的、向西方投降的绝对“开放”。

（一）特权阶层的幽灵：从列宁的担忧到官僚的狂欢

关于苏联特权阶层的起源，很多人有一种历史错觉，认为这是斯大林时代才搞出来的大清洗、官僚制带来的。其实不然，这个特权阶层的雏形，并不是在斯大林时期才开始的，而是在列宁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是什么景象?外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内有白匪叛乱，大饥荒之下饿殍遍野，整个国家像一片还在冒烟的废墟。

就在这种极端残酷、极度匮乏的绝境里，为了守住革命的火种，为了让布尔什维克能够指挥战斗、维系国家运转，列宁和党中央只能采取非常措施，给党政军高级干部以必要的物质保障与特殊配给。

这在当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因为先锋队要打仗、要流血，你总得让他们吃饱饭才能去指挥千军万马。这就好比一个重病的人，你得先给他打一针强心剂。

但是，列宁是何等敏锐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这个“雏形”刚刚显现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其中潜藏的巨大危机。这也是列宁在晚年、在最后的日子里最为担忧和痛苦的事情。

列宁原本的想法是非常清晰且符合辩证法的：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刚开始的时候，先锋队需要这种“特供”来维持战斗力和积极性;等到将来国家稳定了、生产力恢复了，就必须把这个特权阶层给彻底改掉、拿掉，绝不能让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老爷。

可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极其悲怆的弯。列宁因为遇刺留下的后遗症，加上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了。

他没来得及亲手割掉这颗毒瘤。

列宁逝世后，这个特权阶层不仅没有被拿掉，反而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和官僚体系的膨胀，愈演愈烈，愈演愈烈！

到了斯大林时期，虽然斯大林用极其铁腕的手段(甚至是大清洗)去打击官僚主义，但他并没有从制度上彻底铲除“等级授职制”和物质特权，反而使其逐渐固化成了所谓的“在册权贵”。

而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那就彻底不装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特权阶层彻底走向了固化、腐化和家族化。他们住着特供的别墅，逛着老百姓进不去的小白桦商店，子女垄断着最好的教育和上升通道。

昔日屠龙的少年，终于在权力的温床上，长出了恶龙的鳞片。

当一个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其高层已经蜕变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与广大苏联人民完全脱节的“官僚特权阶级”时，这个党就已经在实质上死亡了。老百姓在排着长队买面包，而高官们却在黑海的别墅里喝着法国香槟。试问，这样的苏联，人民还会去保卫它吗?

所以，苏联死亡的第一个致命原因，是内部先锋队的变质，是特权阶层掏空了社会主义的根基。

（二）致命的毒药：毫无底线的“开放”与新思维

如果仅仅是特权阶层的腐化，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虽然会生病、会衰退，但依靠其强大的工业底子和军事力量，还能再多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它最终猝死，原因并不复杂，第二个致命因素，就是那种毫无原则、放弃立场的绝对“开放”。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确实面临着经济停滞等诸多问题。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开出的药方是什么?是所谓的“新思维”，是毫无底线的“公开性”和向西方意识形态的全面敞开。

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反动的政治自杀。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西方的那套“民主、自由、新思想”全盘搞进来，只要对西方彻底开放，就能解决苏联的问题。结果呢?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疯狂解构十月革命，解构列宁，把苏联的历史抹黑得一无是处;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长驱直入，直接给苏联的思想界、文化界和政治精英洗了脑。

你连自己的阵地都不要了，连自己的信仰都主动解除了武装，你不亡国谁亡国？

我们常常说开放，但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开放必须是建立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的开放。而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是直接把国家的大门卸了，把家里的武器砸了，然后跪在地上求西方帝国主义来当大善人。

如果当时没有这种盲目地迎合西方、把所谓“新思想、新思维”生搬硬套进来的作死行为，如果苏联能够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去逐步解决特权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它绝对还能再多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完成真正的自我革新。

（三）封闭与存亡：来自朝鲜的现实反面论证

为了论证“不开放就会亡国”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完全可以把目光投向我们旁边的朝鲜。

总有人拿开放说事，觉得不拥抱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政权就活不下去。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仅仅因为说“不开放”而亡党亡国。

你看现在的朝鲜。在冷战结束后，朝鲜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何等严酷的经济封锁、军事威慑和外交孤立?在“苦难的行军”时期，他们遭遇了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物资短缺。如果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逻辑，朝鲜早该崩溃八百回了。

但事实呢?就算被封锁成了这个样子，他也没有亡党亡国！而且现在确实还活着，不仅活着，还搞出了自己的核武库，站稳了脚跟。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当然，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内部探讨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有很多同志对于目前朝鲜“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和存在状态有不同意见；还有很多同志对于朝鲜事实上的“继承人”、“接班人”制度存有极大的疑问和批评。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避讳问题。但是，一码归一码，朝鲜依然存在、没有亡党亡国，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所谓的“不开放”，并不是导致红色政权倒塌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苏联亡党亡国，就是因为特权阶层太猖狂、太腐败了，然后又搞毫无底线的开放，去亲吻西方的皮靴，最终导致了骨干力量的变节和信仰的全面崩塌。

堡垒，永远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第二章：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于东来，到底是个什么家？

谈完了宏大的苏联，我们把视线拉回当下的中国，来聊聊这位同志提的第二个问题：最近被捧上神坛的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

如今的互联网上，只要一提到胖东来，那就是满屏的赞誉：“良心企业家”、“打工人的天堂”，甚至有人给他冠上了“康米主义(共产主义)的先锋”这种极其离谱的帽子。

他真的和广大“万恶的资本家”有本质的区别吗?

我的回答是：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不是靠加几个形容词、戴几顶高帽就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看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我们分几个层次来把这件事情说透。

（一）承认他的“良心”，是因为当下的“同行”太不体面

首先，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当下这个大环境里，于东来确实算得上是一个“良心资本家”。

我们看看他对待员工的态度：给员工相对较高的薪水，强制员工休假，设立受委屈奖，把相当大比例的利润分给员工。在今天这个普遍“想尽一切办法压榨劳动力剩余价值”的野蛮资本市场里，于东来的做法，简直就像是一股清流，甚至散发着一种“圣人”的光辉。

我们在目前的语境下，绝对肯定他对待员工的态度。

劳动者需要更好的待遇，需要尊严，需要休息的时间。胖东来能做到这一点，老百姓自然会用脚投票，员工自然会拥护。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同志们，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极其刺骨的问题：为什么于东来的这些原本应该是一个企业遵守劳动法、尊重基本人权的正常底线操作，在今天却被捧成了“神迹”？

这恰恰说明问题：当下的资本剥削，已经严酷到何种程度。不是他有多“神圣”，而是对比之下，别的更显冷酷。于是，一个稍有底线的人，反倒被衬成了“活菩萨”。这本身，就是讽刺。

（二）西贝预制菜事件：资本家的阶级本能

既然是资本家，那么在面对根本性的阶级立场时，他的本能就会暴露无遗。我们要看清一个人，不要看他在顺风顺水时说了什么漂亮话，要看他在面临阶级利益冲突时，他站在哪一边。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西贝事件吗?也就是全网声讨“预制菜”的时候。

当广大人民群众、无数普通的食客对于餐馆使用高价预制菜糊弄消费者表达出强烈的反感和抵制时，于东来是怎么做的?

他公开站台了那个西贝的老板！

他对西贝的老板表达了同情和支持。

这个瞬间非常短暂，但却极其致命地暴露了他的阶级底色。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是短暂地跟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了对立面的！

为什么?因为人民群众不喜欢预制菜，人民群众反对的是资本为了压缩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牺牲消费者健康和体验的贪婪逻辑。

而于东来，虽然他平时对员工很好，但在那一刻，他与西贝老板产生了“资本家之间的共情”。他体会到的是企业经营的难处，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阻力，所以他支持了同为企业家的西贝老板，而忽视了底层群众的诉求。

这就是阶级局限性。当资本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发生正面碰撞时，资本家终究会向着资本家。

（三）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这位同志问，于东来和那些万恶的资本家有本质区别吗?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里，只要你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你就是资本家。

不管你是拿走90%的剩余价值，还是只拿走10%的剩余价值，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于东来再好，胖东来也不是公有制，生产资料依然归他个人和股东所有，他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下进行利润的积累。

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历史上，有很多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个人，最终背叛了他们所在的阶级，走向了无产阶级的一边。比如伟大的恩格斯，他本身就是一个工厂主，一个标准的资本家，但他却把赚来的钱用来资助马克思写《资本论》，最终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于东来个人，偶尔确实会展现出一些超越他那个阶级的温情和善良。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背叛或者说试图缓和自己那个阶级残酷性的主观意愿。

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于东来的胖东来，本质上属于民族资本或者说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范畴。

在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横行的时代，这种带有温和色彩、小富即安的资本，其命运是极其脆弱的。它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其最终结局，无非两种：要么顺应资本扩张的逻辑，蜕变为自己曾经厌恶的垄断巨头;要么被更庞大、更冷酷的官僚资本或国际资本，无情挤压、吞并，甚至碾碎。

资本的逻辑是不讲温情的。在“大鱼吃小鱼”的汪洋大海里，一条讲良心的鱼，是很难抗拒被资本洪流裹挟的命运的。

(四)马列毛主义者的政治宣言

当然了，当我们在这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解剖胖东来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比较喜欢胖东来的同志、或者一些实用主义者跳出来指责我们：

“你们这些左派，就知道动嘴皮子!你自己什么也不做，就知道说人家不好，有本事你自己也先弄一个胖东来出来啊，让几千个老百姓先过上好日子再说!”

面对这种质问，我们的态度必须极其坦荡、极其鲜明：

第一，我们在此进行的是理论探讨！

我们只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去分析社会现象，指出其阶级本质，而不是在全盘否定胖东来的现实积极意义。我再说一遍，在目前的客观情况下，他对待员工的态度我们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改善打工人处境的具体行动。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需要我们重申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的根本信仰。

我们为什么要去苛求一个良心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天生见不得别人好吗?

不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公有制！为了消灭私有制！为了最终实现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同志们，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遇到一个好老板”、“祈祷资本家大发慈悲多发点奖金”，那么我们和封建时代那些期盼着“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愚民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于东来再善良，他给的也是“施舍”，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恩赐。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争取的，是劳动者对自己命运的彻底掌控!是把生产资料真正交回到广大人民的手中!

只要雇佣劳动还存在一天，只要私有制还存在一天，人类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我们不能因为在黑夜里看到了一只温和的萤火虫，就放弃了对喷薄而出的红日的热烈追求!

尾声：历史的倒影与现实的警钟

同志们，把苏联的倒塌和于东来的现象放在一起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也极其深刻的事情。

苏联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放弃了群众路线，搞出了特权阶层，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搞毫无底线的开放与投降，那么哪怕它曾经打败了法西斯、把卫星送上了天，它也会在瞬间土崩瓦解。变质的先锋队，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怕。

而于东来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资本横行的时代，个别资本家的“良心”固然值得赞许，但他永远无法改变资本剥削的本质。我们不能把阶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好心资本家”的身上，那些“康米主义先锋”的帽子，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浪漫而又懦弱的幻想。

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历史的车轮永远在向前滚动。我们回望苏联的废墟，是为了警惕特权与投降;我们剖析当下的资本，是为了不忘消灭私有制的初心。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无论是面对官僚主义的特权，还是面对资本逻辑的剥削，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武器库里永远只有一条真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