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二阶享乐学者齐泽克曾经说过一则笑话：

一天，耶稣在与他的门徒去打高尔夫球的过程中把球打进了远处的水面上，于是耶稣懊恼地走到水面上将球拿回来，以便再一次尝试将球打进洞里，门徒告诉他，这个球很难打，只有老虎伍兹才能打进洞里，但耶稣生气地反驳他，我才是上帝的儿子，老虎伍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然后他又一次失败了，此时一个美国游客正好经过，看到耶稣的神迹问门徒，噢我的老天呀，他在干什么?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吗?门徒闷闷地回答道，不，那个傻逼以为自己是老虎伍兹。

当然这段笑话其实也不是很特别的好笑。齐泽克的这段笑话其实意在说明身份是一种自慰式的行为，是一种真实的自恋。即耶稣认为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要比会打高尔夫球的老虎伍兹要更厉害，在门徒眼里耶稣只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但在游客眼里，耶稣既不是耶稣，也不是老虎伍兹，而是一个陷入了身份妄想的疯子。

显然，在这则笑话里，包含了一组辩证法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即耶稣(正题)，门徒(反题)，游客(合题)。在这三者的组合里，耶稣作为正题而登场，门徒代表了一种反对耶稣的即耶稣认为自己超越了老虎伍兹的那个异质性的对抗性存在，而在游客眼里，他看到的是一个试图当耶稣的人在认为自己是老虎伍兹。

对于这则笑话中的三个“人”来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中一个应该不是人)，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取决于其他人的视线，这种“视线”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被叫做“凝视”，凝视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展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本身所代表的那个大他者，而这个大他者代表着一种与自我身份相反的东西。齐泽克用这篇笑话指出，“多重身份标签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有着他外界认可的假身份，我们可以说，人生就是一场巨大且无法下场的Cosplay(角色扮演)。

然而，如果这个假身份被打破了呢?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巨大的楚门世界，那么假身份被打破的风险也是同样存在的，但假身份的被打破也并非如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在电影中楚门是靠罗兰的帮助才逃出了这个虚假的世界，但在现实中可能并非如此，因为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的人跳出来问楚门(与我们)是否满意，甚至相反，“我们”主动地参与并共谋了这个世界的无意识构建。

今天，这个风险已经出现了，并且它以一种更危险的前景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当然这里并不是在塑造“真正的邪恶”，而是指出这种前景可能就像上面的那个笑话一样空洞。

2025年11月13日，一个名为艾什莉的用户在Instagram(IG)上发布了一条动态。大家本以为她时隔一个月会分享《绝区零》最新角色的Cos作品，或是购物车里心仪已久的薇薇安单品，但等到的却是艾什莉的死讯。

这位在IG拥有2.4万粉丝的Coser最终选择离世，年仅19岁。

悲剧的起因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阴谋论，只是艾什莉在2024年末晒出了自己cos《绝区零》角色艾莲的照片。

这组图片一经发布就立刻得到了超过1800万次的浏览量。很明显，大家应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2005年出生的艾什莉是美国新生代二次元群体的一员，13岁起便接触Cosplay亚文化圈，从欧美经典的《海贼王》《美少女战士》，到热门番剧《一拳超人》《葬送的芙莉莲》，再到当下二游时代的《赛马娘》《绝区零》，她的cos历程几乎见证了美国二次元文化的变迁。如今艾什莉的社交媒体已被家人关闭，但翻看她过去七年的照片，便能看到她为还原角色所付出的努力——从万圣节时穿着Jakks廉价Cos服对着镜子练习，到学校社团里身着Aliexpress上性价比颇高的服饰，再到如今道具细节拉满的专业场照，七年里她在妆造、道具、神态与镜头表现上始终忠于自我。

七年时间，艾什莉完成了从新手到专业Coser的成长蜕变。

脱下cos服时，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化学系大三学生，也是系里最高分奖学金得主;穿上用奖学金购置的cos服后，她便成了来自枫丹的娜维娅。

2024年，艾什莉在推特账号上完善了自我介绍，开始像在Ins上一样分享自己的Cos作品。最开始的时候，她的粉丝不多却大都友善。

但2024年同样也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与拜登的角逐推动美国建制派政客从传统“狗哨政治”转向互联网战场，推特由此成为民粹主义舆论去中心化的阵地。狂热的MAGA信徒在这片“后花园”里频繁巡视，试图攻击所有不符合其白人至上观念的内容。

这种激昂情绪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而达到顶峰。MAGA运动群体已然成了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准冲锋队，千万量级的声浪足以淹没任何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位19岁爱好Cosplay的黑人女性。

在推特上，MAGA中的种族主义者用P图手段制作了一段视频：身着Cos服装的艾什莉被《轻音少女》(京阿尼作品)角色鞭打，而该角色还被P上了纳粹德国时期的党卫军服饰，而背景的棉花田则源自于美国黑奴贸易与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历史。

种族歧视笑话、恶意P图、血腥攻击、私信辱骂如洪水般涌来，社交媒体上未读消息的刺眼红点不断跳动，每一次打开都可能被攻击性图文淹没。起初艾什莉未回应，仍继续着她的Cosplay的梦想，完成了cos《原神》中希诺宁的计划。然而长期的网络暴力最终让她不堪重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MAGA种族主义者们居然会对二次元这种亚文化圈子“感兴趣”。但他们关注的地方显然不是二次元本身，而是艾什莉的身份。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热爱coser的女生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付“还原”的代价?

因为她是黑人，艾什莉是一个黑人，这是最老掉牙但也是最明显的答案。自1863年发表《解放奴隶宣言》以来，再到《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黑人在美国从未获得它本应有的地位，尽管他们在美国有着近七分之一的人口。当然，黑人的身份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是艾什莉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的迫害。在美国的四千多万黑人里，艾什莉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但她也是最特殊的一个：艾什莉并不忠于自己的身份。这并非是指艾什莉背叛了自己的同胞成为白人主义者或者精神白种人，而是指出艾什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身材以及面貌就拒绝展示自我，恰恰相反，艾什莉通过积极地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角色扮演形象，打破了大众的刻板印象，这正是种族主义者最害怕的真相：艾什莉并没有困于自己黑人的肉体，她不是不够还原，恰恰是她太过还原作品中的角色，这抹去了她的黑人身份，这是对种族隔离制度无意识地嘲讽与反抗。

对种族主义者而言，“还原”是一种政治正确——尽管《绝区零》是中国游戏，艾莲也非白人角色，但这并不重要。当白人至上主义者需要宣泄自己软趴趴的大棒时，艾莲便成了不可亵渎的符号。黑人cos非黑人角色，在他们眼中就是“异化”白人文化的阴谋，哪怕艾什莉的造型细节(如假毛的玉米须烫、挑染)完全地忠于原作，但只要她是黑人，就被认定为夺走白人文化的邪恶僭越。

种族主义病态地忠实于还原自我很可能并非他们真的认可自己的身份。对于还原这个词来说，它至少意味着有一个原“本”的东西，就像他们捏造出来的上帝在圣经里说的那样，太初有道。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绝大部分的种族主义者大都是虔诚的福音派信徒，因为福音派对圣经的“还原”的执着也同样的臭名昭著。然而问题是，这个“太初有道”又要“有”到谁的身上呢?是开头那个笑话里的耶稣还是他的上帝老爹身上?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还原论的本质就跟上帝徒手创造世界万物一样：一切没有什么可还原的。

在今天，讨论还原论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而这种“什么都不是”的背后正是一种扭曲的二阶享乐，正如之前耶稣与门徒的笑话所揭示的：自我被赋予了超越物质的象征意义。可以说，种族主义或者说还原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无处可“还原”的，这揭示了种族主义或者还原论的一个自我毁灭的地方：如果“我”什么也不是呢?就如同那个游客眼里的耶稣一样，如果在其他人眼里“我”只存在于“我”正在进行的行为之中呢?那我们还能到什么地方去“还原”一个本真性的我?对自我迷失的害怕一直贯穿于种族主义的历史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历史就如同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写道的那样：

心照不宣地将历史简约成为变化——一种超历史……是最可以理解的辩论习惯，但它是作为一种使人迷惑的半真理而永世长存的。历史也是——对于它的较大部分来说，也是决定性的——连续体。历史进程是特异的：它印上了多种韵律和速度的纹样，某些是高度变化的，某些则不是这样，某些可以用时钟和日历来度量，其他的则属于‘深度时间’的实际永恒性。历史的结构和事件……因此必然在性质上是复杂的，从来不是一种单一模式(连续性/不连续性)或者暂时性的。语境是短暂的和狭窄的(一代人，一场政治危机)但它们也是长期的和广泛的(一种语言，一种生产方式，性和性别特权)，这些都是同时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宗教给种族主义者提供了绝妙的理由?是这种以公开迫害和施虐为快感享乐的哲学来源?从事实来看不难得出这种结论，然而如果我们透过《以赛亚书》这份文件来回答，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居然是一份最早的革命纲领。写下这篇纲领文件的作者在第一篇中就痛斥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宗教的存在形式。耶和华怒气冲冲地告诫他的子民，他极其厌倦庄严的和无意义的公众集会以及燔祭(“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3节)，并建议他们“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第一章第17节)

以赛亚书(Isaiah)是《圣经》第23卷书，是五卷“大先知书”中的第一卷，由先知以赛亚在上帝默示下执笔。

在旧约中，耶和华永远在提醒他那病态地喜好拜物教的子民，救赎是政治事务而非信仰问题。耶和华痛斥将他封神的行为，他拒绝成为神，因为社会正义仍旧遥遥无期;同样他也没有名字，因为他拒绝被他的狂热信徒们塑造成另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他不受实际的需求和现实的利益束缚，因此他孜孜不倦地告诫自己的子民，当他看到陌生人受到欢迎、饥饿的人们得以享有美食、富人的不义之财流向被需要者的手里，到那时他的真身就可被众人所知，他的真名也将同众人共享。

正是这些文字，最后成为了公元一世纪时政治动荡的巴勒斯坦的那些地下革命者的组织纲领。但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的那样，这些狂热的教徒通过与曾经迫害过他们的敌基督者的合作抛弃了他们的先知，在组织化的宗教中寻求慰藉更甚于给饥饿的灾民提供食物。而将先知的谴责与耶和华的告诫抛之脑后的后果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先知的作用不是预言未来，而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仍然一如既往，那么前途将会如过去一样黯淡。

在《旧约》中，非神的耶和华和穷人的“非存在”(nonexistence)紧密相连。如前所述，旧约是打造这样一种关系的第一个历史文件。在这样一种革命性的逆转中，真正的力量从软弱无力中突发了出来。正如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所写：“世上的神选择了世上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甚至那无有的，为要废除那有的。”

《哥林多前书》为新约圣经中的保罗书信，由使徒保罗约公元54-55年在第二次传道旅行期间于以弗所撰写，对象为希腊哥林多城的早期基督教团体。哥林多城商业繁荣但道德风气败坏，当地教会受世俗文化影响，出现派系分裂、道德失序等问题，保罗此前曾在此建立教会，此信旨在回应其信仰实践中的具体争议。

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思想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挖苦嘲讽、似非而是的颠倒模式中成形的。世上受苦之人在《旧约》里被称为“穷人”(anawim)，他们的悲惨困境体现了政治秩序的失败。未来唯一令人信服的景象就是现在的失败。穷人，耶和华的宠儿，与现行体制没有关系，在未来所处的贫困状态中也与当下体制没有关系。财产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就是真理活生生的标记：唯一持久的权力是扎根(anchored)于承认失败的权力。任何不承认这一事实的权力将在不同的意义上受到削弱，战战兢兢保护自己不成为自身傲慢的牺牲品。这里，通常偏执狂有许多可取之处。和承认弱点相比，运用权力简直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权力可以摧毁一座甚至所有的城市，就像小孩子可以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城堡玩具那样，这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

《新约》的作者们认为耶稣是一个穷人(anawim)。耶稣危险是因为他和现存体制没有利益关系。那些为正义申辩的人将被国家处死。社会将狠狠地报复易受伤的人群。唯一的善神是已死去的神——一个隐藏在地球昏暗角落里的失败的政治犯。不忠于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正是这种信仰，一直以来就用于证明帝国主义冒险、压迫妇女、对非基督徒的酷刑、对犹太人的嘲讽、虐待儿童、谋杀主张堕胎者乃正当之举。作为有组织的暴力，它已成富人、掌权者和爱国者的标记。它是美国福音派人士令人作呕的虚伪之言，是在沾满耶稣的鲜血的穷兵黩武者兴高采烈的呼叫，是郊外**犯和殴打妻子妇女者的体面。它呆滞、乏味、笑容满面，聒噪。它不想和失败有任何牵连，用阵阵嘘声把穷人从马路上赶跑。它是军工复合体的商标，支撑起美国之鹰的十字，洒在人类压迫之上的圣水。

长久以来，美帝国主义在全球分布有军事基地，对世界各地发动旨在压迫剥削当地人民的不义战争，制造了无数的“失败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显然，圣经是一份失败的革命性纲领。说它失败是因为耶和华孜孜不倦的告诫以及他的愤怒都淹没在教徒的燔祭与礼拜的祷告声中，耶和华没有被塑造成雕像，但他成了耶稣的非人老爹(Nobodaddy)，并且重新写了一份修正主义的纲领;说它是革命性的纲领则是因为，它的作者所试图进行的那种努力从未得到真正的实践，社会正义远未到来，穷人依旧忍受着高昂的新能源环保税，富人却在碳排放量超标的空调办公室里大谈南北极融化。因此，不论是以赛亚书还是新约，它所存在的意义很可能便是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相，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这正是还原论无法接受的真相。对于圣经的真正作者而言，这份文件如同丧尸一样苟延残喘，精装外皮虽然精致华丽，但灵魂却早已腐朽不堪。

为了拒绝圣经的腐朽(因为上帝无法亲自现身再度降下大洪水)，还原论必须寻找一个更物质的东西。显然，没有什么东西比“我”的肉体更客观地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肉体成了种族主义的前提。在网络上那些关于键政的网络模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那群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眼中对肉体(形体)的崇拜，这种肉体图腾的崇拜毫无疑问来自于阳具中心的延续。对种族主义者而言，肉体的肤发颜色、面部特征甚至是肉体的外在形体都与种族成员的身体(Body)息息相关，因此种族主义对身体的“还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以至于一提到网络右翼的文化模因，健硕的肉体总是如同阴影一样挥之不去，虽然在中文互联网里它可能意味着某个脑袋尖尖的人。肉体成了几乎是所有的种族主义者关注的中心，如同耶稣的受难一样，充满伤痕的肉体，被炫耀或者被囚禁的肉体，受到压抑或者有欲望的肉体：当代的互联网中如此长期地充斥这些东西，却没有一个人去问过肉体对此有何看法。

对肉体的推崇竟如此占据了这些右翼人士的大脑，好像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个的肱二头肌一样。然而一个讽刺的事实是，在西方美学史上，肉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扮演着不甚光彩的反面角色。如果他们知晓柏拉图曾把身体看作是次等的存在，妨碍了“理念”的准确性，只是一个盛着“灵魂”的容器，那么他们也许也会大声斥责，“柏拉图”的才是“理性”的，作为一种拒绝了肉体上的欢愉而寻求灵魂上的共鸣的状态，这种排斥了感官欢愉的理性才能完美地还原他们的公民身份，但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即使是在古罗马时期，这种理性的公民最终还是得依靠肉体的一根棍子才能链接;除了柏拉图之外，中世纪的笛卡尔也同样认为肉体从未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过。

应当揭示出这种对肉体迷恋的历史，种族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哪怕历史上确实有过奴隶制。但正如前所述，种族主义对肉体的关注是为了回避他们尴尬的历史困境，菲利普.拉金就认为这种对肉体与性的关注开始于1960年代席卷了半个欧洲的运动以及它所忠于的阶级的衰退。部分的激进的政治学说向着曾经可悲地被它们所忽视的那个领域伸延，随着革命能量的逐渐衰退，对肉体的关注正在取而代之，过去的曾经自诩的列宁主义者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拉康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从实际的政治问题转向对文化的研究。弗伦德里希.尼采认为肉体才是世界存在的真正证明：世界的存在方式正是隐藏在肉体所产生的特殊感觉之中，“肉体这个现象乃是更丰富、更明晰、更确切的现象”，是权力意志的成品，这种观点影响并启发了米歇尔.福柯，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关于身体的生命政治学：身体是权力与社会作用下的产物，被动而又敏感地记录权力对其进行的改造和调教，将其裸露示在视线之下，未属于过“我”们。

一个美国黑人被当作非白人而对待，这甚至不算是第一例，在更早之前的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就爆发过席卷了半个美国甚至国会山的“弗洛伊德案”。当然这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弗洛伊德，因为白种人是绝不会被另一个白种人美国警察压在膝盖下，虽然这个弗洛伊德确实喊了妈妈。不过现在黑人们已经无需害怕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会不会再次遭受到美国警察膝盖的身份审查，因为他们苦难已经被另一位圣母玛丽亚所承受的。

灾难彻底暴露了美国的动物性，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用一个英国佬首相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天哪，事件”。

在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它的文化的虚弱性正以一系列的政治危机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美国人对莎士比亚没有丝毫的兴趣，因为他们从未学到李尔王的教训。美国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乐观强健、热情洋溢与斩钉截铁地拒绝屈服的国家，它的文化由那些在西部大平原上奔驰的牛仔、在废弃矿山里不知疲倦的狂热淘金者和在大城市酒吧里纸醉金迷的男人们而组成，简言之，它是个由渴望着说“行”和热切地说“办得到”的人组成不像喜剧的国家。一个被认为是真正美国人的美国人会拒绝承认失败，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失败是可耻的、难为情的和邪恶的东西。而与之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英国。英国是由一群职业的抱怨者、讥讽者、长期承受苦难的禁欲者组成的国家。除了心理分析家，没有其他群体会如此频繁地使用“梦想”这个词。

当美国种族主义者大谈“让美国再一次伟大”时，显然，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也共享了美国文化的叙事。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美国文化对“有限性”这个观念深恶痛绝，因而也对人类生物学居然是个鼓舞多元化的学科充满敌意。与生物学最能产生直接联系的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身体也是美国文化研究中极其热门的话题——但这是可塑的、可以更改的、由社会构造的身体，而不是那会生老病死的皮囊。因为死亡是最终会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绝对失败，所以它在美国一直不是受欢迎的议题。英国电影《四场婚礼和一场葬礼》的美国发行商，为了改变电影片名，曾竭尽全力，但也没有取得成功。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Hulu推出的喜剧爱情限定剧，改编自1994年同名英国电影。 该剧于2019年7月31日在美国首播，剧情聚焦四位定居伦敦的美国好友玛雅、克雷格、安斯利与达菲，因一场突发事件打破原本的生活轨迹，由此串联起四场婚礼和一场葬礼的戏剧性经历。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尽管可怕的事件不时发生，但却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美国是个根深蒂固的反悲剧社会，现在它不得不面对可能是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时代。因为悲剧像它的同伴喜剧一样，取决于承认人类生活的本质有缺陷，是一团糟—尽管在悲剧中，人们不得不经历过极其痛苦的人生才能得出这一认识：人类的自我欺骗是多么的固执和顽强。喜剧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人生的粗糙和残缺，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不抱任何幻想。与浮夸、愚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喜剧挖掘日常生活中普通、执着、不可摧毁的素材。因为没有人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因此没人会落得悲剧性的失败。悲剧的主角，需要被绑在火轮之上。对照之下，才能认识到缺憾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粗糙和残缺是人类生活运行的原因。作为形式，悲剧依然受制于无情而严厉的超我——受制于残酷而苛求的理想，这些理想不断提醒我们没有能实现理想的失败。同时，不像喜剧那样，悲剧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是假象。如果说悲剧太重视这些崇高观念，喜剧则对这些观念抱一种民粹犬儒主义(populist cynicism)。悲剧是从失败中夺取胜利，而喜剧却关注失败本身的胜利，嘲讽地分享、接受我们的弱点，使得我们较不容易被伤害。

悲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事实：我们并不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点正是美国文化难以接受的，对它而言，“我已做出选择”是熟悉的词汇，“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不能接受的字眼。正是这信条，把这么多人打入死牢。在精疲力竭、深受死亡折磨的欧洲，很难忽略历史瓦砾的座座墓冢，自我埋藏在其间，也限制了自我实现自我选择的自由。犬儒主义，而不是坚定刚毅的理想主义，因而也就更为时髦。如果说美国是意志力(will power)的国家，欧洲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故土，权力意志在某些方面几平就是意志力的对立面。

使得美国不朽、拒绝屈服、拒绝死亡的正是意志而非肉体。就像欲望，意志总能产生出更多的意志。但是尽管欲望难以控制，意志是控制本身。意志这种欲望毫不妥协，令人望之生畏，意志没有犹豫畏缩，不知约束限制，无视热嘲冷讽和自我疑虑。意志似乎爱上了它所见的一切，但暗地里，它却爱上了自己。因为死亡欲潜伏在它的背后，意志总是一身戎装，这并不出人意表。美国所具有的是自满的傲慢。

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倒下也同样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那种自由主义精神的退缩和瓦解，这种自由主义曾经野心勃勃地将世界当作取之不尽的宝藏，只需动动手指，财富便源源不断地从市场中诞生;但现在，美国的贪得无厌第一次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它的愤怒第一次在肉体的失败面前感到绝望，世界远非它所想的那样，可以任意打碎并塞入其无法满足的胃口之中，它的阳刚强劲被肉体的死亡驱力所揭露。现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被美国新一代的种族主义者所继承，因此他们表现得如同暴发户一样肆意挥霍，对特朗普的忠诚是他们最大的资产，哪怕这个资产并不关心他们。

太伟大了自由市场，货架上自动生产出商品来了!

而这种倒错正是1968年以来经典左翼政治终结的结果。过去美国人的祖辈们曾经大谈特谈美国梦，牛仔们怀着野心征服了大西部，征服了土著民，赢得了冷战，把它的北约盟友们牢牢拴在手里，而现在，被肉体沉默地指出的真相却是如此的冷酷，以至于美国人无法接受它。康拉德在《黑暗之心》里所提及的那个在印度旅行的英国贵妇人无疑正是今天的美国帝权论者的形象。

这个毁灭性的意志反映在了美国文化唯意志论(voluntaris tic)的陈词滥调上：一切皆有可能、绝不说“绝不”、对自己有信心，你就能行。如果残疾人不能行走，他们至少可以把自己重新定名为“面对挑战者”。正如所有松散地连接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生命神圣”、“人都是特殊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是自由”，这些庄严的政治口号有人相信，同时也有人不信。意识形态，就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禁止矛盾的法律还没接触过的领域。只要狂热积极的意志还在运行，就不会有定局，因此也就不会有悲剧。对意志的崇拜应属于天真幼稚、矫揉造作的乐观主义，充满了天真的幻想和悠扬的琴声。

在这种无情的、乐观的氛围里，感觉消极就是思想罪，热嘲冷讽就是政治背叛的形式。人人都被迫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而问题却是有些人没有觉得罪大恶极。福音派基督徒甚至因为欺诈或恋童癖而人狱时，还带着狞笑，公开宣称他们信仰早期巴勒斯坦死牢中的失败者——耶稣。桀骜地否认限制，任性的乐观偷快，疯狂的理想主义，这种无限的意志代表了那种会使得古希腊人战栗而惶恐地仰望天空的狂妄，但美国人仰望的天空，只有特朗普降下的一千五百名手持突击步枪的大天使。

北美洲的合众国，这个贪婪的意志力者不得不咽下自己自迈入遥远的银河系终结以来的全部苦酒。在地缘政治上，它意味着可口可乐式意识形态输出学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这位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正是悲剧的观众。美国无疑是福柯理论的经典案例，它对肉体的迷恋，正是源自于其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上：美国梦正是这种还原论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结果。因此美国会有这么多的福音派战士也就不足为奇了。二者共同揭示了美国梦在今天远比任何时刻都更顽固和失败。

1984年4月30日，《时代》，封面标题是“China's New Face, What Reagan Will See”(中国新面貌，里根在见证)。这是中国普通百姓第一次以群像的身份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而这位笑容灿烂的大哥手里拿着的可口可乐更具象征意义——可口可乐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重返中国的外国消费品牌。某种意义上，可口可乐就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见证与急先锋。

天真和遗忘有着足够的好处，因为这样我们就并不需要回忆起阿伦娜所说的平庸之恶与越南战争，特别是这二者对一些特定的人来说恐怕并不能说得上是什么微藉。曾几何时，英国市民还必须时刻担心着在海德公园的每个周末会不会遭到来着秘密警探的无故殴打，悼念这种日子绝没有意义。就像我们现在遗忘的一样，回忆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政治史，对左翼人士来说，事实上也就是在回忆一次次的失败史。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撕开它的狰狞面具：这期间里，一个曾经的霸权国家宣告解体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子民则经历了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大失业和新秩序;也曾发生过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甚至索马里，我们甚至见证了美利坚新保守主义如何在阿富汗的农村之中折戟。当然，这并非是1990年甚至千禧年以来发生的全部，但不论怎么说，这样一个世纪已经来临：在最具破坏作用的那个政治实践主体出现之前，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是集体有效的政治行动的记忆缺失。

恰如1980年代所显示的那样，这样一种政治语言已经失去了其激进的环境，与整个世界浑然一体了，如德波所说，“真实的世界已变成实际的形象，纯粹的形象已转换为实际的存在——可感知的碎片，它们是催眠行为的有效动力......”。曾几何时人们尚且还保有弥尔顿的浪漫精神，但这样的年代看起来也随着名为文化理论的登场而一去不复返。所谓“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正是意在说明这种表征危机之下中心化主体的坍塌。在传统哲学里，表征作为对某物的描述总物的在场的“再现”与“复制”，即现象的发生是在意图说明它自身有着何种意义，而在场本身并不在意它究竟是想象中的上帝还是实际存在的圣经。

互联网的当代正在日益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公共舆论、集体行动与思潮社群在此场域中共同形塑了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模式。换言之，信息化时代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选民群体置于由多元乌托邦想象与阴谋论话语交织的数据环境中，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毫无疑问是这种政治机制运作的产物。

互联网的民粹主义运动当然并非美国所独有。现代互联网的匿名性与去中心化属性，降低了个体间的联结成本，促使具有相似诉求的群体快速形成社群合力。这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议题显性化的同时，衍生出极端言论扩散、群体极化加剧等负面效应。艾什莉的死亡事件折射的正是后现代社会下困于民粹主义思潮的肉体在数据海洋中的颠倒。毫无疑问，美国历史中对黑人的排斥与无视也是同样的颠倒：出于对美国梦破碎的恐惧，MAGA必须拒绝承认在美国历史中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也同样包含着其它的有色人种。

“现代之后”的今天明显的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以来的毁灭，我们无力承担起自己意志的主宰，就像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无法承认自己的肉体是有限的、死亡驱力的、日渐衰老腐朽的，如同福音派固执地追求圣经的纯净意义一样，我们在景观之中不断地再生产这一匮乏，而这一匮乏正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在理性神话崩溃的今天，功利主义与身份政治深深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病狂与对资本增值的渴望。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历了“大叙事的凋零”，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神圣共同体的理想意识形态正逐渐地在人类的自相残杀中崩塌殆尽，宏大叙事不再发挥作用，历史价值跌落回个人主义和更多元的虚无主义中。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之后：大叙事被彻底抛弃，人们不再寻求深层的意义，成为消费数据库的动物。动物没有欲望，只有需求。在发达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可以不需要任何他者的介入，通过泛滥的大众媒介就能源源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们已然成为了自身的他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后理性时代下的新左翼运动是如何力求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前保持我们的激进存在的。随着传统左翼阶级政治的退潮，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逐渐将战场从政治的经济学转移到了文化理论上。这种文化研究曾野心勃勃地旨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如一日里的复制粘贴里，它吊诡地被新自由主义所收编，“多元文化研究”在如今只不过就像一只吸血鬼一样靠着吸吮眷属的初拥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成为了新左翼版本的《以赛亚书》。

当然，这并非是在说整个关于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可怕的计划，一个可怕到必须使我们应该回到索绪尔之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的计划。这是因为，如果理论仍然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在阿尔都塞、德里达与福柯这些思想家的影响下而拥有更加丰富的洞察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他们的年代里其实也未必是一个更糟糕的结局。在这些开创性的思想家们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延异、增补甚至内爆了这些观点的运用;而大能之辈也同样构想出女权主义、结构主义，那些无能者们，则将这些深刻见解运用于关于《极品家丁》又或者卡耐基的研究。老一辈已经向我们证明赶超那个时代并非容易之事。诚如黑格尔所言，世纪会毫无疑问地诞生属于自己的时代精神，然而我们却还在利用历史的叙事，处在这一个时代，一个仍然还在自福柯和拉康坐到打字机之前以来发生巨变的时代。这个时代正要求着我们随时以反思的形式创造我们的新思维，如果一连串的符号编码是这种新思维的表现，那充其量说明了一个没有精神领袖的时代是如何的可悲。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转向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多元文化研究在追求表面上的身份包容时，悄然悬置了对经济基础和阶级剥削的批判。它将复杂的系统性苦难扁平化为一系列可以被展示、被消费的身份标签。正是在这种后现代的图景中，真正处于多元与边缘交叉点上的群体(例如同时承受着经济阶层固化与种族偏见的艾什莉)其真实的结构性困境被彻底遮蔽了。多元文化研究不再探讨如何推翻压迫的根源，而是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的橱窗里，为每一种少数群体分配一个安全无害的展示位。

在这套消费主义的逻辑下，大众通过泛滥的媒介源源不断地满足自我，表现得如同海德格尔曾经讽刺的那样。曾几何时，大众文化是对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书报审查制度的绝妙政治武器，这种本意在于保护弱者的文化研究，如今却反而异化成了对政治正确的刻板表演。它剥离了反抗的烈度，沦为一种悬浮于精英阶层的小资产阶级道德自嗨。以至于我们曾经对历史进步观念的坚持在今天会显得如此虚伪，并且反过来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和MAGA种族主义者肆意嘲讽的绝佳靶子——因为精英阶层用以标榜进步的政治正确，根本无力回应真实的大众和他们的生存焦虑。

某种意义上，查理·柯克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正是因为如此。

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性多元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自我指涉的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恰恰是因为它所包容的他者并不是一个真正对资本主义系统具有威胁的他者，当一个对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秩序产生威胁的他者出现时，它在政治正确中所预留出来的凝视空间就生效了。

难道将LGBTQ的他者特殊性过度强调是在保护边缘群体吗?这一强调是否消除了认识论结构中“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对立?而不是沦为德里达和福柯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辩论?就像文化批评理论日复一日做的那样?用朗西埃的话来讲，这不是“赋权”，而是“代言”。这种朗西埃所说的“代言”在堆砌由后现代景观组成的符号编码，转移大众对社会矛盾的感知，它绝不是为了性少数群体或者真正的社会构成性例外的的利益着想。当所有的身份都被权力异化为标签时，逃离这种政治正确的规训，便成了反“反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后结构主义笑话。于是，资本主义将严肃的政治议题降维成无害的身份标签展览，通过让被压迫者在结构上输两次，从而成功地阻断了真正具有反抗性的政治主体化过程。

有些人喜欢Cosplay，不是因为他们“想”扮演角色，而是因为他们终于能脱下现实世界给他们强加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你必须是“好学生”“女儿”“社畜”“男性”“理性的人”“有色人种”，你身上充满了别人安排的标签、期待、身份和整个社会的符号系统，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肉体从未被我们掌控过。

Cosplay提供的是一个出口。在这个出口里，你可以变成动漫里那个不怕死的疯子、那个冷酷的女王、那个高傲的妖怪、那个从不需要讨好任何人的存在。你终于不是被定义的你，而是你自己选的“自我”，哪怕这个自我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者的凝视，哪怕这或许只是意味着肉体本能的冲动享乐。如同婴儿靠模仿他人的动作来努力掌控自己的肉体一样，我们也通过Cosplay的中介来重新书写自己。不是想模仿，而是想拥有一个“我哪怕是这样的也可以”的世界。Cosplay不是装扮，历史本身就是无数次的Cosplay，也是一个个大写的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对身份的反抗，这种反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视为一种“美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美德”正是使我们成为灵长目中的佼佼者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艾什莉积极地投入到虚拟角色的扮演打破了身份政治所制造出来的差异性，她的僭越将Cosplay转换为刺破象征秩序的不适，而这正是被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继续“存在”下去，已经不再是为了说明什么，而是在确认一件事：这个系统并不需要被理解，它只需要被运转。因为理论在这里将不再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是一种延缓牵连的机制：只要分析仍在继续，失败就始终发生在别人的身体上。艾什莉的死亡并未真正打断任何东西，它没有迫使我们停下来，也没有使任何既有关系变得无法维持。我们能够继续书写，继续判断，继续站在正确的一侧，继续看着这一切发生，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某种不光彩的事实。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当然会继续存在。他们并不需要逻辑，也不需要历史，更不需要任何关于“真实”的证据。他们只需要一个足够稳定的幻想装置——一个能够反复向他们保证“你仍然在正确的位置上”的装置：黑人、移民、性少数、失败者、异化的身体。它们并不承担解释功能，只作为不断填充这个装置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幻想(大他者)之所以能够持续，正是因为符号总能替它填补裂缝。

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未免过于简单。因为真正稳定地生产这种幻想的，并不是某些愚蠢而愤怒的个体，而是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抽象结构。正是它把身体转化为可计量的单位，把差异转化为流量，把仇恨转化为参与度，把攻击转化为内容。种族主义在这里并不是失控的情绪，而是一种高度适配平台逻辑的表达形式：廉价、直观、可复制、可变现。在这样的机制中，美国种族主义者并不真的需要“赢”。他们只需要持续地失败，却把失败归咎于某个始终在“夺走他们东西”的他者。资本主义对此毫无异议，甚至乐见其成——因为这种失败不会指向制度本身，而只会不断制造新的敌人、新的消费场景、新的情绪商品。仇恨在这里并不是对秩序的威胁，而是秩序自我更新的一部分。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残忍”，而在于：为什么这种残忍从来不会造成系统性的中断?为什么每一次死亡、每一次崩溃、每一次被压碎的肉体，最终都会被重新编码为某种“可理解的事件”?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如此从容地旁观一切，把所有极端都转化为噪音、数据和点击率?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变得真正难以忍受：这个制度并不需要相信任何东西，它只需要你继续参与。继续愤怒，继续控诉，继续分析，继续生产这种被批准的语言，哪怕是批判本身，也可以被顺利吸纳，成为另一种“正确立场”的展示形式。

那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作为作者，作为读者甚至是作为观众而言，我们为何要在这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场悲剧吗?

如果说，当代批评家的角色只是一个揭露理论的存在，那么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将批评召回它的传统角色，而不是为它创造出某种时髦的新功能。对于西方社会新一代的批评家而言，“批评”现在是贴在某个领域上的一张继承而来的标签，这个领域内聚集了许多不同的东西：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电影研究、文化理论、性别再现、通俗写作，当然也包括传统上受到重视的过去的著作。除了关注对社会生活的符号化处理，以及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产之外，这些研究兴趣明显缺乏统一性。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拷问可能以某种适度的方式有助于我们本身的生存。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正在通过这些符号化处理进行配置、得到巩固、被抵抗、有时被颠覆，如果不能对它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将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危害性最大的权力斗争，这一点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假若失败在这里具有任何意义，那大概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论化的对象，而是一种必须被占据的位置。问题从来不是“我们是否理解了这场悲剧”，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正站在一个以他人的失败为条件而得以持续的位置上，承认正是这个不停吞噬所有人的生命的制度在结构上已经开始破产。艾什莉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牺牲品”，她的死亡也不是用来揭示结构真理的证据。她的消失是无声的批判——指向一种始终无需付出代价的批判姿态。正是在这里，任何将失败升华为洞见的冲动，都变得可疑：真正的失败并不会带来更高明的理解，它只会让继续保持无辜变得不可能。

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这个制度如何冷酷，而是我们早已学会在制度的冷酷中保持清醒。我们知道仇恨如何被平台转化为流量，也知道死亡如何被重新编码为事件，知道批判如何被吸纳为立场展示——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仍然继续站在原地。

我们或将看到理论会将事件如何吸收进它的符号系统中，但真相却是这里并不需要一个关于正义的结尾。正义在这种结构中显得过于昂贵，也过于低效，正义无法以任何合理或令人安心的形式出现，因为它无力修复结构，也不会兑现承诺，更不会转化为希望;同样的，这里也不需要希望，因为希望意味着未来，而资本主义最擅长的，正是把未来折现为当下的收益。在整个事件发生之后所剩下的，只是一些无法被顺利处理的残留物：一些没有转化为观点的愤怒，一些没有被包装成象征的死亡，一些拒绝为资本主义制度背书的沉默。在这样一个一切都必须证明其“价值”的世界里，它们不会改变什么，但它们同样拒绝被改变，尽管这种拒绝本身可能显得已不再那么合时宜，但它必须存在：拒绝将死亡解释为必然，拒绝将愤怒转译为意识形态，拒绝将清醒当作免罪的凭证。这种拒绝显得软弱、低效，甚至注定失败。但也正是在这种失败之中，过去那曾经席卷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遗产才能得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存活下来——不是作为如何改良社会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一种无法被安置、无法被消费、也无法被彻底遗忘的理论重担。

最后，在这样一个后冷战时代下，在资产阶级急不可耐地宣布旧的理论已经随着那个曾属于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的解体而破产的时代下，为了躲避来自资本主义检查官的书报审查制度，理论以及它的布道者们必须学会在啰里吧唆和车轱辘话来回转之间隐匿它的意图，因此理论始终不可避免地带上自恋的性质，这几乎是所有自傲为“知识分子”的臭老九毛病。但理论却正是出现于此刻，即革命的实践重新绕回对自身的审视从而去思考着种种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的这一刻，那么，理论就成功了，因为这同时承认了理论正是自己打败自己的事业：

它归根到底是且必须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