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理解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他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以及他思想形成的过程，对于理解《资本论》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在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正处在工业革命迅速扩展的时期。蒸汽机、铁路、机械化生产正在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正在迅速扩张、制度尚未完全稳定的资本主义。

因此，在正式进入《资本论》的文本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为阅读这部著作建立一个基本的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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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革命”中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地点是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处在欧洲历史的重要阶段。就在他出生前三年，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维也纳会议重新确立了欧洲的政治秩序。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带来的思想影响仍然深刻存在。启蒙思想、革命传统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共同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环境的重要背景。

马克思本人没有经历法国大革命，但他的成长环境深受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莱茵地区在拿破仑时期曾被法国统治，因此当地法律制度和社会氛围都带有明显的法国革命与启蒙思想印记。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受启蒙思想影响较深，这也构成了马克思成长环境的重要背景。

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马克思的一生几乎完全处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之中。当马克思还是儿童时，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1825年，英国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Stockton and Darlington Railway)建成通车，被普遍视为世界上第一条以蒸汽机车进行常规公共运输的铁路。这一事件标志着铁路时代的开端。

随后几十年间，铁路网络在英国迅速扩张，并逐渐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散。铁路不仅改变了交通方式，也显著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快了商品流通与人口流动，从而成为推动工业化和市场整合的重要基础设施。当马克思开始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时，欧洲已经进入一个由蒸汽机、机械化生产和铁路网络共同推动的工业化加速时期。理解这一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为何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有强烈扩张动力和历史动态性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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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思想启蒙阶段

1835 年，17 岁的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这原本是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为他铺就的一条平稳职业道路，学习法律，未来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但在波恩这一年，马克思更像是一个逃避严父管教的叛逆少年：他写浪漫主义情诗、参加同乡会的酒局，甚至还因为深夜喧哗被关过禁闭，参与过决斗。

这种‘不务正业’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于是次年便强行将他转学到了学术风气更严谨、竞争更激烈的柏林大学。正是在柏林期间，马克思开始系统接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并逐渐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圈子。

在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参与了当时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团体“博士俱乐部”(Doktorklub)。这一群体主要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和学生组成，他们在非正式场合中围绕哲学、宗教批判以及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一圈子中，马克思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并逐渐展现出较强的理论能力。

1841年，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传统，这一研究仍然完全属于哲学领域，也反映出他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仍在哲学方面。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原本希望进入大学任教。但很快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批判与政治问题上的立场，被普鲁士政府视为过于激进，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很快被解除大学职务。随着青年黑格尔派被排挤出大学体系，马克思进入大学任教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1842年，他开始在《莱茵报》工作，并很快成为主编。在处理报纸事务的过程中，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林地法、商业政策以及农民处境等问题。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说，正是这些现实问题使他意识到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结构，从而促使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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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资本论》

1843 年是马克思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 3 月，他负责的《莱茵报》在政府的重重审查下被迫停刊，他愤而辞职。随后，在完成了与燕妮的婚礼后，他在 10 月份跨过边境前往巴黎。巴黎当时是欧洲流亡知识分子的中心，在这里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接触到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并与许多激进思想家展开讨论。

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的雷让斯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进行了为期十天的长谈。这次相遇开启了两人长达四十年的合作。同年，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1848年2月《**宣言》在伦敦匿名出版，几乎同时，欧洲爆发了席卷法、德、意、奥等国的革命。马克思回到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支援革命。然而革命旋即转入低潮，1849年，马克思被迫远走伦敦，开启了长达34年的定居生活。

伦敦初期的十年(1850s)，构成了马克思学术生涯中物质极其匮乏与理论高度积累的张力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等报刊的海外通讯员获取微薄稿酬，并长期接受恩格斯的经济资助。家庭生计的困顿一度达到极限：因拖欠租金，其家产曾遭地方法院执行员强制查封并驱逐;在这一极度赤贫的阶段，马克思先后丧失了包括幼子在内的数名子女，甚至面临无力支付丧葬费用的悲剧。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实存困境中，马克思利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实证材料，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规模批判性重构。

1857年爆发的全球性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马克思从资料积累转向体系构建的理论契机。1859年，马克思正式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全球思想史的共时性来看，1859年具有高度的范式意义：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标志着生物进化学说的确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出版《论自由》界定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边界。西欧知识界正试图从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双重维度确立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律。与此同时，处于全球资本体系边缘的中国正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改革纲领，反映了非西方社会在面对工业文明扩张时，最初试图引入西方现代制度(如银行、铁路)以寻求自我救赎的激进尝试。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但这并不是他理论工作的终点。此后的十多年间，马克思仍然持续推进《资本论》后续卷册的写作与修改。他反复整理手稿，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资本循环以及利润率问题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由此积累的大量手稿，后来经过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研究兴趣也有所扩展。他不仅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还开始广泛阅读历史学与人类学著作，关注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问题。例如他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并与俄国革命者维拉·扎苏里奇通信，讨论俄国社会是否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此外，他还阅读了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并留下了大量被称为“人类学笔记”的摘录和评论。这些研究反映出马克思晚年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思考社会发展问题。

然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长期的高强度研究和生活压力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明显影响。1881年，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1882年，在医生建议下，他前往北非疗养，目的地是当时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这也是马克思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欧洲大陆的旅行。

从空间上看，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活动范围都集中在西欧地区，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虽然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关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但其经济理论的直接经验来源仍然主要来自他最为熟悉的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技术体系也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他7岁时已经在英国出现的铁路运输，此时开始在遥远的东方帝国逐渐建立。1882年，大清帝国自建的唐胥铁路正式开启蒸汽机车运行，取代了此前的马车牵引。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去世。此时，电灯和电话已经开始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而就在1883年这一年，后来对20世纪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相继出生。这一巧合不仅构成了历史时间线的交错，更预示着关于资本、危机与创新的争论，将在马克思划定的理论地平线上继续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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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如果希望更系统地了解马克思的生平，可以参考一些较为经典的传记作品。

首先是戴维·麦克劳莱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传》。该书长期以来被视为英文学术界最为均衡且详实的传记东西，其卓越之处在于将马克思的私人生活、革命实践与艰深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有机的整合，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在多重身份与现实困顿中不断突围的知识分子形象。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马克思传记研究，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瑞典思想史学者斯文–埃里克·利德曼(Sven-Eric Liedman)的力作A World to W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Karl Marx(2018)。

这本书不仅按照时间顺序叙述马克思的人生经历，还特别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环境。作者将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放在19世纪欧洲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从思想史的角度展示马克思理论形成的过程。作者特别关注马克思作为一名“职业研究者”对实证资料的近乎偏执的追求，揭示了《资本论》作为一部“未竟之作”背后的理论野心与逻辑复杂性。通过Liedman的叙述，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并非凭空生成的教条，而是在与时代问题的反复博弈中，不断修正、扩容而成的开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