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极为痛心。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也给鲁迅以极大的教育，使他得到许多沉痛的经验和教训，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看清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更加感到有唤醒广大民众觉悟的必要。

总结这些血的教训，成了鲁迅以后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写于1919年4月，亦即五四运动前夕的短篇小说《药》，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小说通过一个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封建统治者杀害，他的血被刽子手制成人血馒头，卖给小茶馆老板华老栓为儿子治病，结果儿子仍然死去的悲惨故事，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屠杀革命者、麻痹毒害广大群众的滔天罪行。故事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但却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不去启发群众觉悟，终于遭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对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给予深刻的批判。这篇小说通过华、夏两家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告诉人们，当革命者的鲜血被制作人血馒头出卖，而华老栓这类群众却笃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痨病的时候，正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一面在暴虐杀人，一面在推行愚民政策，群众仍然处于落后愚昧的状态，因此改变这状况，必须要有一付“良药”，那就是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鉴于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的教训，作者在小说里明确指出，没有广大群众的觉悟和积极参加，任何革命不可能胜利。

鲁迅对华老栓这样不觉悟的群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描写过程中，既充满了同情，也包含了批判。和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一样，华老栓一家的遭遇也是不幸的、悲惨的。他一家三口依靠开一个小茶馆聊以糊口度日，点的是“遍身油腻的灯盏”，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生活异常穷困，而唯一的儿子小栓又得了肺病，他不知延医诊治，却听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病的谎言，拿着一家辛辛苦苦劳动积攒下来的几个银钱，半夜三更，赶往刑场，向刽子手去买人血馒头。由于对这个“药”充满希望，虽然“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来到刑场，当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撮着一个人血馒头，摊开手向他嚷道“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老栓被黑色的人的眼光刺得缩小了一半，他“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然而为儿子治好痨病的希望毕竟压倒了一切，当黑色的人抢走了洋钱将灯笼纸罩裹了的人血馒头塞在他手上时，“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从华老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把一个人的精神毒害到何等麻木的地步。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者通过小茶馆的描写，展示了封建统治下中国社会的一角。在那里，围绕着革命者夏瑜的被杀而引起的一切议论，充分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千百年来毒害愚弄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恶果。在茶客的议论里，一切是非、黑白皆被颠倒了。明明是一个残杀革命者的刽子手、用革命者的鲜血肥已卖钱的江湖骗子，却被华老栓夫妇、花白胡子等人恭恭敬敬、低声下气地称为“康大叔”，把他当做华小栓的救命恩人。人血馒头治病明明是一种封建迷信，却被人们当作一帖“良药”，还说是“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出卖自己亲侄儿夏瑜的夏三爷明明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封建劣绅，却有人赞扬他是“乖角儿”。夏瑜正是为了反对封建统治而遭屠杀，而人们却认为他该杀，骂他是“小东西”，甚至连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因敲诈未遂而毒打夏瑜，也被称赞为“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对于夏瑜在狱中鼓吹造反的话，大家更是异口同声骂他“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连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茶客，竟也惊讶地喊出:“那还了得”，“很现出气愤模样”。总之，所有的茶客，不论老少，无不认为夏瑜被杀是罪有应得，因为他鼓吹“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在他们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所以该杀。群众的愚昧落后，多么令人可悲!但是，这难道是华老栓他们的罪过吗?不是，这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用软刀子杀人的铁证。砸烂这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正是革命者的重要责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在《药》中，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且害怕群众，脱离群众，所以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失败。通过对夏瑜的侧面描写，作者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个历史教训。

夏瑜是辛亥革命前后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牺牲的一个战士。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优点和缺点，都深深的打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阶级烙印。夏瑜是死于封建统治者屠刀之下的。烈士的死，就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控诉。在作品中，作者热情颂扬了夏瑜的反抗精神。尽管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这个人物，可是通过茶客的议论和刽子手康大叔的介绍，一个不屈的反封建战士的音容笑貌，依然十分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贯宣称剥削有理，造反有罪。他们还制造了诸如“君权神授”等等反动理论欺骗、麻痹群众，妄图延长其反革命统治的寿命。可是，革命者夏瑜却公然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推翻万恶的封建制度。从夏瑜身上，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

然而，作者对夏瑜的描写，不单是歌颂，更重要的是批判。夏瑜的血为什么会白流?这原因不能不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寻求答案。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旧社会习惯势力十分顽固，以及统治阶级竭力推行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主观方面说，就在于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从不注意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始终把自己当作救世主。群众在夏瑜眼里是“可怜”的，要干革命只有靠他们这些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孤军奋战，失败是势所必然的。难怪他的血被刽子手制成人血馒头卖掉而不觉悟的群众依然无动于衷。这确实是一个悲剧。然而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悲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资产阶级这个致命弱点决定了他们在革命时，也决不会广泛发动群众，而是远离群众，害怕群众，因此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鲁迅当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可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去分析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根源，也没有认识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在作品中就过多地渲染了群众愚味、落后的一面，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认识不足。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描绘，不免给整个作品带来一种悲愤甚至阴冷的气氛。但是，它的结尾关于花环的描写却分明透露着作者对前途的看法具有一种乐观精神，表明了革命仍会后继有人的积极思想。清明上坟，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两个老年妇女同时祭扫儿子的坟墓， 发现夏瑜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夏四奶奶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作者在这花环上却寄寓着深意。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作品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于是“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可见，作者通过花环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当然，这种希望和理想还是朦胧的，只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学习了马列主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后，鲁迅才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彻底解决了《药》里所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

《药》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通过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人物。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力避引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在小说《药》中，作者并没有用大量篇幅描写自然环境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些简洁的富于个性特征的对话和动作表现人物，有强烈的立体感。关于革命烈士夏瑜的事迹，采用的是侧写的方法。但他的叛逆性格，通过“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句简短有力的话，生动地勾勒出来。一个封建制度下的造反者形象，深深地铭刻在读者心中。提到刽子手康大叔，人们马上会想起他那“满脸横肉”、“块块饱绽”、在茶馆里一迭连声嚷着“包好，包好”的趾高气扬的样子。他是那样的蛮横、贪婪、盛气凌人，作者只用了几个动作和几句对话，就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杀人的工具和走狗的丑恶灵魂完全暴露出来。其他如华老栓的愚味、胆小，华小栓的年幼无知，以及与狱卒牢头称兄道弟的封建遗老遗少，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人的形象，也都刻画得维妙维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使《药》成为一篇战斗力很强的小说。我们可以从《药》里看到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蕴蓄着一股多么强烈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