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价值等于价格？

2026-03-12 新闻

原编者按:

本文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的“转形问题”的研究，主要介绍了新解释学派对转形问题的解决。

所谓转形问题，就是指在数学上，能否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的劳动价值，能否向第三卷中的价格体系顺利转形。如果转形成功，则需要证明三个等式：总价值=总价格、总剩余价值=总利润、价值利润率=价格利润率。而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非完善的，则劳动价值理论就无法成立。

在双重体系——价值与价值分属独立的计算体系——中上述三个等式几乎不可能成立。而新解释学派通过引入变量$\mu$，即MELT(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将总价值与总价格以成比例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每单位时间的劳动对应某数量金额的价值。而工人的工资则被定义为价值的一部分，剩下的利润自然对应剩余价值。

重视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性阐释”

翻译&编辑：孙浩杰，云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文献来源：Cogliano, J. F. (2023). Prediction and Description in Marxian Value Theory. The New School Economic Review, 12, 93–111.

摘要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近期研究进行反思，重点探讨弗利(Foley)和谢克(Shaikh)及其后继学者的贡献。采用森(Sen 1978)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测性”与“描述性”维度分类法，对这些新近研究进行评述。由于转形问题争论，许多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为预测理论的可行性，但谢克的最新研究对此提供了有力反驳。即使不少学者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预测功能持怀疑态度，但其作为描述性理论的阐释却成果丰硕——这类研究着重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过程，如社会劳动配置、资本竞争和剥削。弗利、谢克等学者近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同时兼具预测性与描述性双重维度。本文简要评述这些研究特征，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引言

邓肯·弗利(Duncan Foley)与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塑造了该领域当前争论的基本图景。这些贡献包括：货币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作用及其“新解释”(NI)(Foley 1982，1986，2005);解决臭名昭著的“转形问题”的方法(Foley 1982，1986，2011b;Shaikh 1977，1981，1982，1984，1992，2016);古典-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与利润率动态(Scharfenaker and Foley 2017;Shaikh 1978，1979，1980b，2008，2016);以及运用劳动价值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Basu and Foley，2013;Foley 2011c，2013，2016，2018;Shaikh 1998，2016;Shaikh and Tonak 1994)，以及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广泛的贡献。本文针对弗利与谢克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方面的部分关键贡献进行简要反思，同时关注追随弗利与谢克研究的其他学者以及相关方向的研究成果。至于弗利与谢克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他领域以及经济学一般领域的诸多贡献，则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值论(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LTV)——在主流经济学和异端学派中都饱受批评。批评的根源之一在于转形问题，以及商品劳动含量(即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一致性争议，例如萨缪尔森(Samuelson 1970，1971，1974)和斯蒂德曼(Steedman 1977)等人的论述。批评者认为核心问题在于：无法证明劳动价值与价格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劳动价值并不能决定价格，或者充其量在价格分析中是冗余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还被指责为过度地或完全地是“形而上学”的，缺乏经济分析的实质内容(Robinson 1964)。

此处讨论的弗利、谢克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这些批评提供了反驳依据注1。有学者指出，经过正确概念化处理的劳动价值(及劳动价值论)确实与价格存在密切关联，因此对于理解均衡状态与相对价格动态具有实际意义。另有学者采取不同路径，重新思考劳动价值与劳动价值论，以及可归类于“劳动核算”(labor accounts)标题下的其他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作用(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22)注2。鉴于回应马克思批评者的文献浩如烟海，需要着重指出：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并不存在唯一标准，且存在多种逻辑自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阐释路径(Mohun and Veneziani，2017)。因此，尽管批评之声不绝，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不同解读依然能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提供深刻洞见。

注1：参见例如Chilcote (2004), Cockshott and Cottrell (1997), Frolich (2013), Isikara and Mokre (2022), Ochoa (1989), Shaikh (1984, 1998, 2016), and Tsoulfidis and Maniatis (2002)。

注2：参见例如Basu and Foley (2013), Dumenil (1980, 1984), Cogliano (2018, 2023a,b), Cogliano et al. (2018)等等。

不论是马克思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通常都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预测理论，因为劳动价值理应预测或决定价格。转形问题的争论结果使许多人对作为预测理论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然而，谢克(Shaikh，1984;1998;2016)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此观点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相关地，即使劳动价值无法预测价格，劳动价值论仍具有其他有用的预测维度，尤其是确立了剥削与利润之间的联系注3。即便劳动价值论具有预测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严格的预测性阐释实属不必”，这种解读会不必要地限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围(Mohun and Veneziani 2017, p.1415)。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预测理论或许存在局限，但将其视为描述性理论无疑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因此尽管批评不断，劳动价值论仍具备有效的预测性与描述性维度，绝非仅仅是形而上学(Mohun and Venezian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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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关于剥削与利润关系的近期公理化研究，参见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15, 2017a,b)与Yoshihara and Veneziani (2018)，这些研究与Dumenil (1980)和Foley (1982)提出的概念有所联系。

森(Sen，1978，p.175)指出了马克思理论中三种“非形而上学”的解读路径：“预测性”、“描述性”与“规范性”注4。对劳动价值论的预测性解读往往聚焦于将其视为“价格理论”，但该理论在分析阶级与剥削问题时还具有额外的“预测价值”(Sen，1978, pp.175, 182)。虽然将劳动价值论视为价格理论可能遭遇转形争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马克思理论的描述性解读却极具说服力。

注4：Sen(1978)所指出的劳动价值论规范性阐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关于劳动价值论及劳动价值在衡量剥削与不平等问题上的规范性意义，请参阅Mohun and Veneziani (2017)和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22)。该研究方向的最新成果可参见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16, 2019, 2021)。

在森(Sen，1978, p.177)的分析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被视作对“ 生产活动 ”( activity of production)及“通过劳动亲身参与生产”的描述性阐释。这一解读借鉴了多布(Dobb，1937, 1973)的研究，尤其强调马克思思想中以人为本的特质，特别是赋予“人类生产活动”的核心地位(Dobb 1973, p.145)。正如森所总结：“多布在劳动价值论中看到了一种聚焦人类本身的生产描述——为人类付出的努力提供了量化表达”。相较于聚焦价格与效率的传统研究路径，该方法采用了更广义的劳动概念，拓展了经济分析的疆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描述性阐释主要优势在于：它凸显了人类劳动付出在刻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包括生产活动、社会劳动配置、资本主义竞争与剥削等(Cogliano et al. 2018; Cogliano 2023a)。

这些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而劳动价值论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坚实基础。本文通过聚焦弗利、谢克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中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描述性阐释相契合的维度，对前述贡献进行反思注5。此举并非要贬低这些研究的预测功能，而是旨在凸显传统马克思批判中缺失的视角。本文的目标在于着重展现马克思价值理论作为描述性理论的解释能力，并简要呈现未来研究路径。本文并非全面详尽的文献综述，亦无意重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所有争议点，而是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思想启迪，并以弗利和谢克的学术贡献作为讨论基础。

注5：需要指出的是，谢克在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同样契合本文所述的描述性理论概念。例如，Shaikh (1974; 1980a)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理解分配问题上的缺陷，并论证了总量生产函数如何难以准确描述劳动过程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基本过程。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转形问题引发的核心争议，以确立马克思价值理论相关争论的参照点;第三部分探讨转形问题争论中常被忽视的马克思方法论特征，并评述弗利与谢克回应劳动价值论批评者的相关贡献;第四至第六部分聚焦劳动价值论描述性阐释具有特殊应用价值的领域：第四部分讨论资本主义竞争，第五部分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劳动配置，第六部分评介主张劳动核算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新研究;第七部分为结论。

劳动价值与价格及其质疑

通过劳动价值与价格的标准“双重体系”(“dualsystem” or “dualist”)研究路径(Foley 2000; Mohun and Veneziani 2017)，可以清晰把握转形问题引发的核心争议。这种双重体系分析框架通常源自森岛通夫(Morishima 1973)和斯蒂德曼(Steedman 1977)等人的研究，并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讨论的重要参照系。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立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双重体系框架的影响。此处的简要阐述有助于明确：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质疑的根源何在，以及针对转形问题争论中主张劳动价值论具有经验上与理论上的相关性的回应何在注6。本部分的表述还将为后续章节使用的概念奠定基础，并框定近期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中关于预测功能与描述功能的讨论框架。

注6：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转形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与演变，可参阅Desai (1988), Foley (2000)及Mohun and Veneziani (2017)的综述性文献。

假设存在一个仅由个生产部门构成的线性流动资本经济体系，每个部门生产单一商品且仅采用单一生产活动(即不存在联合生产或多重生产活动)。令各部门标记为，价格表示为行向量。设代表生产的资本需求矩阵(或称非劳动投入矩阵)，其维度为，其中元素表示生产单位商品所需商品的数量，列向量表示部门的资本需求。令为直接劳动需求向量()，其元素表示部门的直接劳动需求。设为工人的生存资料束()，和分别表示工资率与利润率。经济总产出(或生产活动)向量表示为向量，净产出向量为，其中为维单位矩阵。最后，令表示劳动价值向量()，其元素为。在双重体系框架下，劳动价值被定义为。

转形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能否证明被称为“马克思的一致命题”(Marx’s identities)的三个关系成立(Foley 2000)。这些恒等式涉及前述种商品经济的总量关系，具体包括：(i)总劳动价值与总价格成比例;(ii)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成比例;(iii)以劳动价值计算的利润率等于以价格条件计算的利润率。在双重体系框架下，除非存在特定限定条件，否则这些关系均无法成立。

译注：关于Marx’s identities，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实是在讨论总量相等的情形，但考虑到在新解释中讨论的是成比例，以及现有中文文献也普遍采用“总量一致”的称呼，因此在此处采取了“一致命题”作为翻译，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首先，无论采用总产出还是净产出来确定总价值与总价格(尽管通常使用总产出)，关系(i)在一般情况下均不成立。使用总产出时，总价值为;使用净产出时，总价值为。同理，总价格分别为(总产出)或(净产出)。对于任意总产出向量，当且仅当(其中为正标量)时，与(或与)才成比例。若价格为均衡价格(或称生产价格)，无论工资是在生产后支付()还是生产前支付()，只要存在某些使得不同，则对于任意都有。换言之，当且仅当利润率为零或各行业资本有机构成一致时，均衡价格才与劳动价值成比例。零利润率与统一资本有机构成属于具有一定限制性，且大概是不现实的情景，因此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成立。由此可见，在本文所述条件下，与不成比例，与亦不构成比例关系。

同理，对于关系(ii)，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缺乏比例关系意味着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不成比例。严格而言，总剩余价值为，总利润为，只要注7，这两者就不成比例。此结论同样适用于关系(iii)及“价值利润率”与“价格利润率”的相等性问题。价值利润率为，价格利润率为，若注8，则二者不可能相等。

注7：即使工资等于生存资料束的价格(即)，当价格与劳动价值不成比例时，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缺乏比例关系的结论依然成立。

注8：只要价格与劳动价值不成比例，马克思的一致命题在其他价格定义下同样不成立。例如，Wright(2014, 2019)提出了一种重新定义劳动价值的方法，从而使比例关系与马克思的一致命题得以同时成立。

在双重体系框架下，即使，马克思的一致命题仍存在若干有限成立的情形。如森岛通夫(Morishima 1974)所示，若总产出向量(或聚合指标)选自所谓的“冯·诺依曼射线”(von Neumann ray)——即长期均衡平衡增长产出向量(the long-run equilibrium balanced-growth output vector)，则关系(i)-(iii)可以成立注9。假设工资等于生存资料水平()，且工资在生产前支付，则生产所需支出可表示为矩阵。令表示的最大正特征值，表示对应于的特征向量。用下标表示生产时期，价格可表示为，其中。若将视为长期价格的均衡利润率，且初始价格等于(或至少非常接近)劳动价值()，则当作为总产出向量时，价格向量最终将收敛至马克思的一致命题成立的状态。令(其中)，则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同理，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价值利润率与价格利润率亦相等：。因此，在森岛通夫(Morishima 1974)的假设下，(i)-(iii)命题可以成立。

注9：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Morishima(1974)主要研究成果对转形问题争论所具有的细致入微的重要意义。

森岛通夫(1974)的研究结论依赖于关于工资、初始价格及总产出向量的特定假设注10。这些结果成立所必需的假设可能被视为具有限制性，且在更普遍的情形下马克思的一致命题依然无法成立。对于特定向量而言，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缺乏比例关系不会构成问题。然而对于任意总产出向量，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非比例性会对马克思的一致命题的成立构成障碍。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维持马克思的一致命题面临的困难，构成了对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其作为预测理论)产生质疑的主要根源。

注10：需要指出的是，除非初始价格等于或非常接近劳动价值，否则价格将不会收敛于能使马克思的一致命题成立的均衡价格。

这些质疑也导致部分学者摒弃了劳动价值概念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范畴(如剩余价值)，并普遍引发了对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剥削概念相关理论基础的质疑，甚至有学者断言“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之间存在着互不相关的关系”(Cohen 1979, p.338)。然而，主流学界及异端学派许多人对劳动价值核算体系的拒斥，实则忽略了这些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性理论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

如弗利(Foley 2000)所总结，20世纪下半叶转形问题争论的结果，使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或至少部分相关马克思概念)相关性的学者发展出不同的回应。一类回应普遍接受转形争论的结论，并证明剥削理论及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可以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例如财富(或生产性资产)的差异化所有权，而无需劳动价值与价格保持一致性(参见罗默(Roemer 1982)等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注11。然而，其他回应则对转形争论的主流观点提出反驳，确立了劳动价值核算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理论及实证层面的相关性。这些研究中有不少还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的维度及其作为描述性理论的有效性。

注11：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综述，请参见Veneziani(2012)。

循环、货币与人的元素

双重体系方法的结论在数学上是成立的。然而，有人可能认为双重体系方法存在将马克思思想置于“贫乏的概念空间”的风险，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要方面(Shaikh 1982, p.68)。对劳动价值和劳动核算的排斥导致人们过度关注价格属性，这本质上遗漏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描述性维度。尽管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描述性维度”始终在于“捕捉生产和分配的人的维度”(Sen 1978, p.183)。仅凭价格“缺乏描述个人参与的特征”，也无法体现马克思理论中的人的维度(Sen 1978, p.179)。

正如谢克(Shaikh 1981, 1982)所指出的，在双重体系理论中，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等人的维度沦落为背景，马克思价值理论重要的“质性”特征可能由此湮没。类似地，弗利(Foley 2016)认为，过度强调价格会使人们难以清晰建立人类劳动付出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联。过度拘泥于价格体系与劳动价值体系数学特性的研究路径，还可能忽略马克思的一个核心目标：对资本主义经济核心趋势进行理论阐释，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在描述性层面的重要优势。

A. 马克思的长期方法

通过马克思的“长期方法”(long-period method，LPM)，可以清晰聚焦资本主义经济中心趋势的形成及其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系(Foley 2011b; Garegnani 1970, 1976, 1984; Kurz and Salvadori 1995)。LPM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和趋势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Smith 2000)和李嘉图(Ricardo 1951)——与马克思所共享。LPM通过关于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抽象假设，搁置市场中暂时性的摩擦和/或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历史异常现象，从而能够分析资本主义的纯粹或理想形态——即“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Marx 1981, p.291)。LPM的抽象假设包含对足够时间长度的考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能够被视为“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巩固为和平均化”(Marx 1981, pp.266, 291)。这种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即“长期”——对于抽象掉可能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劳动资本流动的早期生产方式残余至关重要。

在由多个产业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通过付出劳动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并能在不同产业间流动。资本家则进行资本配置决策(即投资方向选择)，资本同样具有跨行业流动性。劳动力跨行业流动会促使剥削率趋于均等化，因为劳动者会根据劳动付出与报酬之间的相对关系在不同行业间迁移(Marx 1981; Foley 2016, 2018; Cogliano 2023a)。若假设劳动力同质且工作日长度统一，劳动力流动表现为工资率的均等化，正如第二节所述，这是马克思价值理论诸多论述中的典型处理方式注12。劳动者跨行业流动被视为一个开放过程，均等化的剥削率则成为持续波动的剥削率所围绕的引力中心。资本流动性意味着资本为寻求更高利润率(或投资回报)而在行业间转移，因而各行业利润率呈现均等化趋势。资本从低利润率行业退出，涌入高利润率行业。资本在行业间的持续流动导致利润率不断波动，而均衡利润率则成为这些波动所围绕的引力中心(Marx 1981, pp.297-298)。利润率的均等化体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竞争过程，并导致生产价格的形成。

注12：关于马克思(1981, pp.241-242, 275)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性与剥削率均等化思想，包括这些思想在双重体系框架中的体现程度，可参阅Cogliano(2023a)。

马克思将剥削率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分别提升至“经济规律”的层面(Marx 1981, pp.275, 291)。然而，具有统一剥削率和利润率的长期均衡未必是一个已实现的或可达成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现实中，经济体始终处于持续变动状态，可能在长期内持续运行于该均衡水平之上或之下。同样，劳动与资本流动性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存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性与制度性障碍。鉴于劳动与资本流动性可能遭受的干扰，LPM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提供了分析参照点，即它捕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合乎规律的形态”(Marx 1981, p.291)。

长期方法的抽象分析视角使人们能够清晰聚焦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与趋势，从而得以独立于表面现象来理解这些规律。马克思理论在描述资本主义深层过程时展现的解释力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源于长期方法及其抽象假设。这一方法也有助于凸显马克思思想中的人的维度，以及人类活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时的核心作用。

B. 循环与实现: 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

LPM有助于阐释价值循环与实现的过程。LTV的质疑者对劳动价值概念的否定，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价值循环、价值实现以及竞争的重要性(Shaikh 1981, p.300)。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著名的图表中(这些图表引发了转形问题的争论)，马克思展示了各行业生产劳动投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与竞争过程实现为利润。资本主义竞争趋向于使利润率平均化，而这种平均化的利润率意味着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的比例实现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是按照行业投入活劳动的比例产生的。因此，正如谢克(Shaikh 1981, 1982)和弗利(Foley 2013)所强调的，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与其实现形式(生产价格和利润)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价值在生产与实现过程中发生的转移。

谢克(Shaikh 1981, 1982, 1992)详细论述了价值在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间的转移如何导致实现利润与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出现差异。即使价格与劳动价值不成比例，生产的总价值仍可保持不变，而商品流通与实现过程的具体特征可能导致剩余价值与利润不相符。谢克(Shaikh 1981, 1982)通过一个包含三个部门(生产资料部门、工人消费资料部门、资本家消费资料部门)的经济体示例阐明了这一现象。在前两个部门中，因价格-价值偏离(即)导致的价值转移被限制在资本循环内部。然而在第三部门中，若价格低于(高于)价值，将引起资本循环中的价值减少(增加)与收入循环中的价值增加(减少)，即价值在两大循环之间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导致总剩余价值与总实现利润产生差异，且转移规模取决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程度。

在谢克的理论框架中，这种“通过交换过程实现的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之间的价值转移...解释了为何价格-价值偏离会导致利润总量与剩余价值总量出现差异，且不违背交换过程中的价值守恒定律 ”(Shaikh 1981, p.285)。谢克示例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的比例关系并非必然成立注13。因此，对劳动价值与劳动核算体系的否定可能存在谬误，并忽视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描述维度。

注13：有观点认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应计入总利润。但此类争论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谢克论述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价值的货币表现必然与其基础劳动价值存在差异。与此相关的是，基于给定技术和工资的双重体系价格计算方式，掩盖了流通与实现的重要过程以及劳动价值在这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稍微不同的表述是，斯蒂德曼(Steedman 1977)认为劳动价值是冗余的，因为价格与劳动价值可从同一给定数据推算而得——这一论断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人的维度，特别是价值通过劳动过程产生的机制，以及生产价格如何通过竞争与实现过程形成注14。马克思的LPM通过描述核心趋势的形成机制，有助于凸显这些动态过程，从而佐证了劳动价值论作为描述性理论的相关价值。

注14：参见Shaikh (2016, pp.212-213, fn.7)提供的另一个例子，该例子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人与社会维度，这些维度可能被双重体系方法所忽视。另见Shaikh (1977, 2016)关于其价格-价值偏离方法的更多论述。

C. 货币、剥削与马克思的一致命题

谢克对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鉴于转形问题的争论以及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质疑，马克思理论及马克思的一致命题中的哪些方面最具意义(尤其是在维护劳动价值论的人的性与描述性维度方面)?新解释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部分启示。

如第三部分A节所述，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中，广义而言，人类劳动耗费是价值源泉，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采取了，或者说实现为货币形式。新解释学派着重强调了人类劳动与货币增加值之间的这一联系(Duménil 1980; Foley 1982, 1986; Mohun 1994, 2004)。具体而言，新解释将“劳动价值论理解为这样的主张：商品净产出的货币价值表现了商品生产经济中社会总劳动的耗费”(Foley 1982, p.37)。根据马克思将劳动力描述为“劳动能力”及“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并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单位来衡量劳动力——这些构成了商品价值(Marx 1976, p.129, 134, 270)，劳动耗费与货币价值之间的联系亦具有直观性。

在新解释学派中，货币价值与劳动耗费的关系可概括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MELT)，其量纲为单位劳动时间对应的货币增加值。MELT使得在总体或平均情况下，以货币单位计量的量值可以与以劳动时间(即劳动价值)计量的量值相互转换。新解释学派的另一特征是，其将流通与交换过程中总价值的守恒视为劳动价值论的公理或基本原则。令表示MELT，根据守恒公理可得：。因此，建立了总价格与总价值(以净产出衡量)以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活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本文使用的种商品示例中，可定义为。

新解释学派同时将劳动力价值定义为，而双重体系下的劳动力价值则是维持生存资料束所含的劳动量。根据新解释学派的定义，我们可以在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总利润与以劳动时间计量的总剩余价值之间进行换算。

如本文所述，新解释学派使得马克思的两个一致命题得以成立：总价格与总价值成比例，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成比例注15。然而，这些命题的成立并非源自价格与劳动价值的理论推演，而是通过定义直接确立——无论价格是否与劳动价值成比例。因此，新解释学派的优势在于它“具有完全普适性，可与任何价格形成理论(包括但不限于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理论)相兼容”(Foley 2000, p.23)。这一观点在转形问题研究领域并非没有争议，且新解释学派与双重体系之间存在若干重要差异。

注15：在新解释(NI)框架下，若使用将货币不变资本转换为劳动时间等价物，则可能有价值利润率与价格利润率相等。然而，这种对不变资本的处理方式以及价值利润率的相关性，在遵循新解释的文献中仍处于未定状态。具体而言，就不变资本而言，Foley(2000, 2018)对不变资本的劳动时间等价物的含义提出了质疑;就价值利润率而言，Mohun(2004)对该概念本身提出了怀疑。

新解释学派与双重体系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对净产品的处理，前者将净产品视为总价格与总价值比例关系中的产出衡量指标(或聚合指标)。有些学者对新解释学派的这一处理方式提出质疑，因为马克思(Marx 1981, Ch.9)对劳动价值与价格的处理包含总产出与总价值的比例关系，这也正是双重体系中的处理方式注16。然而可以认为，新解释学派聚焦于净产品的做法，相较于其他方法更能保持价值生产与劳动耗费之间的清晰联系。这种联系可见于总量关系式：其中产出的总价值与商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总活劳动量成正比。而在双重体系下，这种关系通常并不成立()，价值创造与劳动耗费之间的关联也因此不够明晰。

注16：关于使用净产品与总产品的争论细节超出当前讨论范围。相关讨论可参见Foley(2000)、Moseley(2000)以及Fine、Lapavitsas和Saad-Filho(2004)的论述。

根据新解释学派的定义，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同样保持比例关系，而就当前讨论而言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对应着未被支付的劳动付出(Foley 2016)。由于且，剩余价值亦可表述为。新解释学派对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将剥削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货币关系的体现”，而非如双重体系那般简单地将剥削存在等同于“社会必要消费之外的剩余产品存在”(Foley 1982, p.43)注17。将剥削等同于剩余产品的“分析上的危险”在于：剩余产品是经济增长的技术必需品，而单凭剩余产品本身无法描述“通过货币和市场实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Foley 1982, p.43)。

注17：双重体系中的剥削率可以表示为，如果，则可简化为。只要，则。

转形问题争论与双重体系方法的一个相关结论是：剥削的意义有限，其作用仅在于通过确保剩余产品的存在而成为总利润的决定因素。正利润与剥削存在之间的关联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Fundamental Marxian Theorem，FMT)(Morishima 1973)。新解释学派对剥削定义的一个附加优势在于：剥削不仅是总利润的决定因素，也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的范畴注18。新解释学派将剥削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货币关系的体现”，这使得剥削更易于被理解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事实描述”(Foley 1982, p.43; Dobb 1973, p.145)。此外可以认为，新解释学派对剥削的界定更清晰地呈现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即“斗争的目标并非消灭剩余产品，而是要改造使社会剩余采取剩余价值形式的社会关系”(Foley 1982, p.43)。

注18：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不同研究方法中剥削与利润关系的详细分析，请参阅Veneziani和Yoshihara(2015, 2017a,b)以及Yoshihara和Veneziani(2018)。

新解释学派对货币价值与劳动付出关系的强调，得出了若干凸显马克思价值理论描述性优势的结论。特别是：价值创造与人类劳动付出明确相关，以及通过货币关系阐述剥削能够捕捉资本主义的真实社会关系。这些结论也彰显了劳动价值论的人的维度，以及通过“通过劳动亲身参与”来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Sen 1978, p.177)。或许有观点认为新解释学派转移了双重体系的侧重点，该方法也确实存在批评者。然而，新解释学派保留了马克思原著中的关键关系，这些关系与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性阐释及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核心过程的关注点高度契合。

竞争与利润率

竞争理论与利润率的行为是一个LTV的描述性阐释有助于凸显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过程的领域。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竞争描述了资本配置过程、均衡价格形成过程以及开放式的引力作用或持续波动(如第三部分所述)。谢克(Shaikh 1978, 1979, 1980b, 2008, 2016)通过多部著作强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竞争过程，这些研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过程能够被更清晰地理解。正如谢克(Shaikh 2016)及其他学者——例如克利夫顿(Clifton 1977)——所阐释的，新古典(或传统)竞争理论无法像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准确捕捉竞争过程的本质，即便是区别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理论也是如此(例如不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仍存在不足，因为它们仅仅是“使标准理论更贴近现实”的尝试，并未聚焦于竞争过程本身(Shaikh 2016, p.329)。

谢克(Shaikh 1978, 1979, 1980b, 2008, 2016)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精炼为“真实竞争”理论注19。在真实竞争理论中，个别资本家在行业内部与跨行业之间同时展开竞争，因为竞争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Marx 1976, p.477)。真实竞争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它认识到个别产业具有某种利润率结构特征，且产业内的资本家通过成本与技术选择展开竞争(Botwinick 1993, p.131)。某个产业所生产商品的价格将受“平均”资本支配(Marx 1981, p.273)：“前面已经指出，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Marx 1981, p.779)。

注19：另见Botwinick (1993) and 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05)。

这些决定行业价格的“平均条件”也决定了新资本家进入该行业的门槛。当资本家跨行业竞争时，他们会在“一般而言可复制的”(generally reproducible conditions)生产条件下进入行业(Shaikh 2008, p.167)。任何行业都可能存在拥有某种独特成本优势的资本家，这些优势使其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但其他资本家可能无法复制这种优势。例如，马克思(Marx 1981, pp.779-785)曾举例说明：某个资本家能够利用瀑布作为动力源，而同一行业的其他资本家因无法获得瀑布资源或不具备其产权，只能依赖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新进入该行业的生产者将无法使用瀑布作为动力，他们必须采用蒸汽机或当前主流的“平均社会生产条件”(Marx 1981, p.780)。在真实竞争理论中，在这些平均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资本家的被定义为“调节资本”(regulating capitals)(Shaikh 2008, 2016; Botwinick 1993; 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05)。

调节资本反映了行业内部及跨行业的平均生产条件，它们决定了新生产投资的利润率。因此，行业内部竞争与跨行业资本流动将引发“新投资实际利润率的动荡平均化过程”或形成“调节利润率”(regulating profit rates)(Shaikh 2008, p.168)注20。真实竞争理论与调节资本概念具有实证价值(例如参见莫克雷和雷姆(Mokre and Rehm 2020)、楚尔菲迪斯与察利克(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05)的研究)，但就当前研究重点而言，它们也与马克思理论的描述性研究路径相契合。具体而言，关于竞争如何在行业内部及跨行业实际运作的理论，以及何为现实可行的利润率考量，这些理论提供了其他竞争理论所缺乏的微观动态描述。

注20：调节利润率有时也被称为“增量利润率”(incremental profit rates)或“增量收益率”(incremental rates of return)(Duménil and Lévy 2012; Mokre and Rehm 2020)。

竞争与利润率的动荡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过程，而古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对这些过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该研究路径的解释力不仅限于描述层面。例如，沙尔费纳克与塞米纽克(Scharfenaker and Semieniuk 2017)、沙尔费纳克与弗利(Scharfenaker and Foley 2017)以及多斯桑托斯与杨(dos Santos and Yang 2020)的最新实证研究表明，各行业企业利润率的分布呈现“陡峰形态”。这些研究聚焦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更标准的利润率测量方法——衡量全部投入资本的回报率(而非如调节资本研究中衡量新投资的回报率)，并运用统计力学工具开发了新颖的实证方法。

这些研究结果揭示出一个共同主题：利润率符合尖峰分布特征，并在峰值周围呈现可解释的分散程度，这可以视为竞争过程的反映。因此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利润率平均化现象存在坚实证据，而均衡状态则发挥着引力中心的作用。上述研究采用的信息论方法同样包含描述性要素，与本文的整体研究重点高度契合。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构建关于资本流动决策机制的稳健理论(这些决策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竞争过程的基础)，而且能够描述利润率平均化等集中趋势的实现过程。标准竞争理论则未能捕捉资本流动与竞争的根本过程，而针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典型批评则忽视了其描述性阐释的有效性。

竞争过程在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中也对劳动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产生影响。回顾马克思(Marx 1981, Chs. 9, 10)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一系列图表推导出的恒等式：他揭示了剩余价值如何在竞争过程中被保留，并形成一般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按照行业投入的活劳动比例产生，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竞争被“转移”至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形成统一的(一般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因此，竞争过程正是造成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也构成了转形问题的核心所在。

马克思(Marx 1981)着重指出竞争过程具有扭曲作用：

“ 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观念中，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Marx 1981, p.311)。”

生产价格形成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具有这种扭曲效应，它们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Marx 1981, p.311)。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评者们陷入困境之处。与之间表面缺乏关联性并非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而是与其对竞争过程的理解相一致的特征。事实上，在理论层面，劳动价值与价格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解释竞争和利润率平均化所必需的，也是马克思理论能够解释非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劳动)这一更普遍情形所必需的——在这些情形中，某些行业全部按常规测算的增加值(或行业级GDP)实际上是由其他行业创造的剩余价值(Cogliano 2018, 2023a,b)。关于非生产性活动的讨论将在第五部分进一步展开。

尽管在理论层面与存在不一致性，但对劳动价值与价格测量的在经验层面上可能十分接近。正如谢克(1984, 1998, 2016)、奥乔亚(Ochoa 1989)、奇尔科特(Chilcote 2004)、楚尔菲迪斯与马尼亚蒂斯(Tsoulfidis and Maniatis 2002)以及伊西卡拉与莫克雷(Isikara and Mokre 2022)所证明的，直接价格——即与投入产出数据估算的劳动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与实际观测的市场价格高度相关。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直接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意味着商品内在的劳动含量与价格具有相关性。该结论也对那些批评劳动价值具有“形而上学”特性或缺乏实证分析基础的观点形成了有力反驳。劳动价值与价格在理论上的不一致性同前述实证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注21。劳动价值获得的实证支持为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辩护，同时劳动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其他维度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将在第六节展开讨论。

注21：参见Torres-Gonzalez和Yang (2019) and Torres-Gonzalez (2022)对美国投入产出数据统计特性的近期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直接价格与市场价格在经验上接近的一些根本原因。这些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其中)存在一定趋于一致的趋势，这可以部分解释劳动价值与价格的接近。

劳动流动性与社会劳动

竞争所造成的混淆作用，为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如第三部分第三节所述，新解释(NI)在活劳动总量与总价值生产之间保持着清晰关联。从宏观层面看，人类劳动付出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然而在微观层面，这一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正如马克思(Marx 1981, p.311)所指出的(第四部分亦对此展开讨论)，竞争过程似乎动摇了劳动付出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源泉的地位，而行业层面的剩余价值可能与最终实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存在差异。剩余价值是按照行业投入活劳动的比例产生的，但在长期均衡中，却是按照预付资本的比例实现，从而形成统一的利润率注22。因此，竞争过程使得在行业层面或更微观层面直接观察剩余价值生产变得困难。

注22：这一点在第二部分所示的双重体系框架与新解释(NI)中均显而易见。在双重体系框架下，各行业单位产出的剩余价值量为，代入可转化为，而利润(或已实现剩余价值)则为。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和利润的货币形式是可直接观测的，或者说属于“现象的表面”，而“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Marx 1981, p.134)。分析行业层面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以及对价值创造源泉的更广泛理解，更像是一个“逆转形问题”——即需要从可观测的价格和利润(以货币计量)追溯到潜在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核算(以劳动时间单位计量)。罗宾逊(Robinson 1950)最早提出这个逆转形问题，森岛通夫和塞顿(Morishima and Seton 1961)首次使用该术语——尽管从可观测数据反推劳动核算的广义概念早在鲁宾(Rubin 1990)的著作中就已隐含提及。近年来，弗利(Foley 2011a)与科利亚诺(Cogliano 2018，2023a,b)对逆转形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提出了实施这一分析流程的具体方法。

逆转形问题的研究路径源于LPM和劳动流动性(labor mobility)的抽象假设。在LPM框架中，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性分别引致了剥削率均等化与利润率均等化的独立趋势(Foley 2011b; Cogliano 2023a)。剥削率均等化意味着劳动者会权衡不同工作岗位所需付出的劳动强度与相应获得的工资报酬。正如弗利(Foley 2016)所论证的，维持劳动付出与收入比率的平衡与均等化的剥削率具有内在一致性，因为剩余价值本质上体现为剩余劳动付出。进一步而言，劳动付出与工资比率同剥削率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马克思(Marx 1981, pp.241-242)借鉴斯密(Smith 2000, Ch. 10)关于“劳动利弊”的均等化论述中劳动流动性思想的渊源得到直观理解。科利亚诺(Cogliano 2023a)已详细探讨了斯密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联，以及剥削率均等化与劳动付出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的均等化剥削率(equalized rate of exploitation, EQRE)与新解释(NI)的价值守恒原理相结合，使得通过逆转形还原行业层面剩余价值生产成为可能。总剥削率可作为剩余价值率进行观测计算：。根据NI的定义，通过将货币量值转换为劳动时间当量，即可从推知剥削率：，且。马克思进一步假设，由于劳动力流动性的作用，各生产部门的剥削率趋于均等，即对所有满足。与的等价性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原始数表中已有体现，正如科利亚诺(Cogliano 2023a)所详述，这有理由被视为现有文献大多忽略的另一个“一致命题”。同样，均等化的理论基础在现有文献中也未得到充分认识，尽管这可被视为“‘价值’ 定义中被隐藏的组成部分”(Morishima and Seton 1961, p.206)注23。

注24：关于EQRE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包括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Smith (2000)的学术贡献，以及在新解释体系与双重体系中的具体应用)，详见Cogliano (2023a)。在双重体系框架下，由于，导致;具体表现为。然而，各生产部门的均等化特性已内嵌于劳动价值的标准定义之中，个生产部门的行业剥削率均表现为。参见Cogliano (2023a)的进一步阐述。

若，则剥削率可表述为，求解工资率可得。设为行业单位产出的剩余价值量。根据NI理论，行业层面的剩余价值生产可表述为实际耗费劳动与行业工资总额劳动时间当量之差：。由于，可得。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生产仍与投入的活劳动成比例关系，这反映了新解释(NI)的一个基本原则：生产的抽象劳动含量与工资总额(或其劳动时间当量)成比例。

认识到劳动流动性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在估算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在涉及非生产性行业的更普遍情形中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巴苏与弗利(Basu and Foley 2013)、弗利(Foley 2011c, 2013)、莫恩(Mohun 2006, 2009, 2013, 2014)、莫斯利(Moseley 1988, 1990, 1991)、派蒂里迪斯与楚尔菲迪斯(Paitaridis and Tsoulfidis 2012)以及谢克与托纳克(Shaikh and Tonak 1994)等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区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行业(并在行业内部进行类似区分)将改变剩余价值等范畴的计算方式。巴苏与弗利(Basu and Foley 2013)及弗利(Foley 2011c, 2013)详细阐述了如何将整个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界定为“价值实现”型而非“价值增值”型的非生产性部门。

若整个行业属于非生产性部门，它们便不创造剩余价值或任何价值，其按传统测算的附加值(或行业级GDP)完全来源于经济体系中其他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如弗利(Foley 2013, p.259)所阐释：“由于商品的竞争性定价可能偏离其生产性劳动含量的比例关系，剩余价值未必会在其产生的生产性企业内实现”。非生产性行业仍参与促使利润率均等化的竞争过程，因此它们的活动将强化竞争的混淆效应，使人们难以清晰理解劳动付出作为价值源泉的本质。

在NI与马克思的EQRE理论下，分析包含非生产性行业的更普遍情形时，剩余价值生产的测算方法得到进一步拓展。假设某经济体包含个行业(编号)，其中有个生产性行业(记为)与个非生产性行业(记为)。此时计算以确定并执行逆转形程序时，需将个非生产性行业的传统测算附加值纳入总剩余价值的范畴。完成该步骤后，可通过总利润与生产性行业工资总额的比率求得(Cogliano 2018, 2023b)。该计算结果仍与等效，且可基于生产性行业均等化假设推演行业级剩余价值生产。根据NI理论，行业生产的抽象劳动总量与工资总额成比例，故工资总额反映了行业投入的抽象活劳动总量。由此出发，结合剩余价值生产与行业活劳动投入的比例关系，行业剩余价值生产可计算为(其中表示生产性行业的工资总额注24)。沿用前文的矩阵与向量符号体系，此情形下的行业级剩余价值生产亦可表述为(其中为向量构成的对角矩阵)。

注24：参见Cogliano (2018, 2023b)关于该方法在估计美国剩余价值生产方面的近期应用。

马克思的EQRE并非唯一可用于实施逆转形过程的假设。关于这种均等化过程发生的恰当时间范围，目前仍存在一些开放性问题。然而，要基于以货币价格收集的可用数据来估算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等劳动核算，必须对剥削率的分布做出某种假设(Duménil、Foley and Lévy 2009;Foley 2011a;Cogliano 2018，2023a,b)。例如舒姆斯基(Szumski 1989)、柳和帕克(Rieu and Park 2020, 2022)等的研究就在实施逆转形过程中探索了马克思的EQRE理论之外的替代方案注25。

注25：马克思的均等剥削率(EQRE)假设至少隐含在第四部分讨论的劳动价值的经验处理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述的逆转形过程以及新解释(NI)中货币量与劳动时间量之间的转换并不要求价格必须是均衡价格或生产价格：这些计算可在任意给定价格条件下进行。因此，NI与马克思EQRE使得在非常普遍的情形下估算剩余价值生产成为可能。

新解释(NI)与马克思的均等化剥削率(EQRE)为揭示剩余价值生产以及劳动付出作为价值源泉提供了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本文所述方法建立在弗利(Foley 1982;1986;2000;2005;2011b)关于货币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发挥的作用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为劳动核算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赋予了新的功能。由于行业层面的剩余价值生产与行业投入的活劳动成比例关系，采用逆转形方法估算剩余价值便关乎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性社会劳动的配置问题。这一视角也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重新阐释为社会劳动配置理论，而非价格决定理论(Foley 2016, 2018; Cogliano 2023a)。这与第一部分提出的整体描述性阐释框架相契合——马克思关于劳动流动性与剥削率均等化的思想，可视为揭示了其他理论未能捕捉的社会劳动配置过程。

这一视角还有助于阐明劳动与资本流动性同长期价格形成之间的关联，并与鲁宾(Rubin 1990)提出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价值与社会需求(或需求)决定机制的论述)交相呼应注26。将劳动价值论视为社会劳动配置理论，可揭示社会需求与总需求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尽管目前普遍认为总需求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不发挥作用。

注26：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Rubin的方法与本部分前述方法之间的关系。

鲁宾(Rubin 1990, Ch.17)系统阐述了“需求规模”如何影响决定各类商品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过程：“每单位产品的价值(它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乘以在既定价值下出售的单位数量表明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Rubin 1990, pp.195-196)。针对特定商品的社会需求，将决定投入该商品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将此逻辑延伸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或整体经济层面——将马克思价值理论阐释为社会劳动配置理论与总需求之间的重要关联便愈加清晰：总需求在调节“实际投入特定产业部门的劳动量”(Rubin 1990, p.185)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鲁宾的研究路径与上述框架及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性阐释高度契合。鲁宾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描绘——即处于“动态均衡”中的“劳动分配”与“资本分配”系统，其核心目标在于“看看在可见的资本分配过程之下不可见的社会劳动分配过程”。建立社会劳动分配与需求之间的联系，对于构建健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分析——特别是关于生产组织与经济危机的阐释——具有关键意义。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性阐释，结合新解释框架与鲁宾的思想，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前景广阔的分析框架。

劳动核算与积累

近期另有若干研究(与第五部分的论述相似)重新审视了劳动核算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作用。例如弗拉舍尔、弗兰克与维内齐亚尼(Flaschel, Franke and Veneziani 2013)、科利亚诺等(Cogliano et al. 2018)以及科利亚诺、维内齐亚尼与吉原(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22)的研究指出，劳动价值可作为行业层面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指标，且比传统测量方式更为可靠。这些研究的总体目标与科利亚诺(Cogliano 2023a)及弗利(Foley 2016)的视角相契合：理解劳动力流动性与剩余价值生产有助于把握社会劳动的配置问题——行业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社会劳动与价值创造能力的配置状况。这些研究也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描述性路径。

弗拉舍尔、弗兰克与维内齐亚尼、科利亚诺等以及科利亚诺、维内齐亚尼与吉原提出的论点，均基于弗拉舍尔(Flaschel 1983)提出的“实际劳动价值”概念——该概念被定义为商品的平均总劳动含量。这种劳动价值的概念与新解释(NI)在理念上相近，与谢克的界定类似，且明显区别于其他学者使用的劳动价值定义，例如森岛通夫(Morishima 1974)、森岛通夫与卡特福雷斯(Morishima and Catephores 1978)以及斯蒂德曼(Steedman 1977)的定义注27。

注27：Morishima (1974) 和 Morishima and Catephores (1978) 将劳动价值定义为生产商品所需的最小(或有效)劳动量。Steedman (1977) 将劳动价值定义为标准的Leontief就业乘数。参见Cogliano et al. (2018) 对劳动价值不同概念和定义的详细讨论，以及Yoshihara and Veneziani (2023) 对劳动含量测算的公理化处理。

在积累竞争压力的驱动下，随着技术进步的发生，商品的劳动含量必然随时间发生变化。节约劳动并能提高盈利能力的技术变革，往往会降低商品的总体劳动含量(即劳动价值)。因此可以预期，劳动价值长期将呈现下降趋势。弗拉舍尔、弗兰克与维内齐亚尼(Flaschel, Franke and Veneziani 2013)将这一现象称为“劳动含量递减规律”(Law of Decreasing Labor Content, LDLC)，并通过对德国投入产出数据的测算证明该规律成立;而科利亚诺、维内齐亚尼与吉原(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22)则利用美国投入产出表进一步验证了该规律。

LDLC所捕捉的劳动价值变化，可作为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有效指标。正如马克思(Marx 1976, p.131)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假设某行业的初始生产技术可表示为，其单位产出的劳动价值为。若采用新的更高利润率的技术，其对应劳动价值为，且满足。这种产出劳动价值的下降意味着，当行业的生产技术从转变为时，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产出效率得到了提升。这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可通过劳动价值的倒数来表示，即和，且满足。

劳动价值(即)作为行业层面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指标，比基于传统增加值测算的劳动生产率更为可靠。根据第四部分总结、第五部分讨论的马克思关于竞争扭曲效应的论述，行业层面的传统增加值(即行业层面的GDP)包含的是以利润形式实现的剩余价值，而非该行业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由于剩余价值生产与其利润实现形式之间存在差异，标准化的行业层面劳动生产率指标(即传统测算的人均增加值)并不能真实反映劳动生产率。正如弗拉舍尔、弗兰克与维内齐亚尼(Flaschel, Franke and Veneziani 2013)对德国以及科利亚诺、维内齐亚尼与吉原(Cogliano, Veneziani and Yoshihara 2022)对美国的代表性研究所示，马克思主义的行业层面劳动生产率与传统测算结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劳动价值的劳动生产率测算本质上属于反事实推演，这与第五部分所述逆转形方法的测算情况类似，因其均需依托现有投入产出数据建立假设。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反事实特性，劳动核算的测算结果仍能为积累过程与社会劳动配置的深层动态机制提供重要描述。可以认为，这种处理劳动核算的方式通过聚焦劳动与价值生产，保留了马克思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人的维度。

结论与未来研究路径

20世纪70年代关于转形问题的争论，在主流与异端经济学家中都引发了对劳动核算及马克思价值理论整体实用性的质疑。这些质疑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者带来了沉重负担，他们不得不在两条阵线上论证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意义。鉴于LTV作为描述性理论所具有的价值，这种状况令人遗憾，这尤其体现在：劳动核算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深层运行机制与内在动力方面的解释力，以及描述性方法所保留的马克思学说中的人的维度。邓肯·弗利与安瓦尔·谢克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根本性贡献。

鉴于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发展，固守对劳动价值论的标准批评，在当下已然不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立场。弗利与谢克的贡献卓有成效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核算在理解竞争与利润率动态、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人类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等议题上的现实意义。这些贡献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未来研究开辟了多条路径，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进一步探究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现象、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竞争动态机制展开细致研究、货币与劳动核算的关联性、从货币数据推演劳动核算的测算方法，以及将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劳动配置理论来加以阐释。本文所探讨的学术贡献及其揭示的潜在研究方向，为最终彻底摆脱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陈旧批判奠定了坚实基础。

稿件转载自东陆政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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