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全球化与国际妇女运动 | 妇女节特辑

2026-03-10 新闻

原编者按

原标题：

Wom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女性、全球化与国际妇女运动(2001)

作者：Silvia Federici

校译：革利牙

文章来源：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零点革命：家务、再生产与女权斗争》)

引用格式：Federici S.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M]. PM press, 2012:141-148.

本文写作于2001年，虽然是全球化正在兴盛的阶段，但诸多现象也与今天相同：国家对再生产领域投资缩减、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了劳动者自身再生产能力、债务和政策矛盾演变为区域冲突、夺走自给性农业与土地，女性在其中受到了深重的宰难：大量女性被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共同推向成为社会最小单位主体——家庭——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再生产劳动以外，市场也把大量女性主要视为正式劳动与高薪劳动以外——非正式劳动、低薪劳动、服务劳动、零工劳动——的劳动者，雇佣劳动市场里灵活的劳动力后备军。哪怕有如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逆全球化与地方保护主义发展，与全球化兴盛时期相比，更多的变化是在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占有资源的状况只增不减，更加严重。

在现代历史上，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蓝领工人运动及60-70年代女权运动等社会斗争中，提升了劳动者工资、守护了公有地和非商品化农业，成为资本扩张有目的清除的目标。全球化下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机构推行的结构性调整、贸易自由化摧毁了女性生计，全球装配线和跨国移民劳动则使女性承受超时工作和健康代价，战争等社会暴力进一步加剧了此过程。可以说，彻底改变女性境遇无法通过使全球化的国际机构纳入性别议题实现，唯有夺回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加入自我组织的女性抗争，才能寻求到完全的解放。

本想在昨日妇女节当天更新本文，但由于当天外出有事未能及时完成本文的校对与排版，在此深表歉意。

(Uttar Pradesh, India. Girijar (centre) during a rally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issues facing rural women. Photo: Rajendra Shaw/Oxfam)

Wom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女性、全球化与国际妇女运动(2001)

怀抱幼儿的女性蜷缩在曾是家园的废墟中，挣扎着在难民营帐篷里重建生计，或在血汗工厂、妓院及异国它乡从事家政劳动——这些场景多年来始终是新闻报导的固定素材。统计数据则佐证着这些画面所揭示的困境，乃至“贫困女性化”已成为社会学教科书的固定范畴。然而，当联合国发起提升妇女地位的运动之际，女性生存境遇却戏剧性恶化，其背后动因在美国本土乃至女权主义圈内仍未被理解。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们如今普遍承认，全球女性正为各自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承担着“不成比例的代价”。但造成此现象的根源要么未被讨论，要么归咎于主导全球化(Globalization，即新自由主义发展到19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机构所具有的父权制偏见。由此，部分女权组织提出要进行一场“通过国际机构推进”的行动方案，以期影响全球发展进程，使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具性别敏锐度”;另一些组织则致力于向政府施压以落实联合国建议，坚信“参与”才是最优策略。

然而，全球化之所以对女性造成尤为深重的灾难，并非仅是因其由漠视女性需求的男性主导机构所操控，更在于其旨在实现的目标本身。全球化的核心目的在于赋予企业资本对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为此必须剥夺劳动者一切可能用以抵抗更严酷剥削的生计手段。由此，这场运动唯有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及其主要承担者——即女性——的系统性攻击方能奏效。

女性成为受害者，还因其背负着全球化旨在清除的两大所谓“罪行”：首先，她们通过抗争，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后代与社群的劳动力价值，挑战资本主义赖以繁荣的性别等级制度，迫使民族国家扩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此外，她们始终是自然资源(土地、水域、森林)非资本主义利用方式及自给性农业的主要支持者(尤其在第三世界)，因而既阻碍了资本主义将“自然资源”全面商品化的进程，又成为最后公有地(commons，也译作公地)存续的守护者。

正因如此，以结构性调整、贸易自由化、低烈度战争为表现形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摧残尤为酷烈，同时也在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地，持续侵蚀着无产阶级女性的生计与自主权。由此可证，若不能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不能使支撑资本全球扩张的机构(首当其冲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世贸组织WTO，即本文中出现的“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失去合法性，改善女性经济与社会境遇便无从彻底实现。反之，试图通过使这些机构看似进入“性别化”议题来“赋权”女性，不仅会面临最终整体性上的失败(译者注：这种尝试可能会有个体性或局部的经济改善，但女性姐妹的处境始终是整体性的问题)，更会产生迷障效应，使这些机构得以收编妇女反抗新自由主义议程、构建非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

全球化：针对再生产的攻击

若想理解全球化如何成为了针对女性的战争，需从“政治”维度解读全球化进程：它以劳动力市场全球扩张为手段，旨在击溃劳动者“拒绝工作”的回应。这一攻击的对象，是自反殖民运动肇始，历经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蓝领工人运动(blue-collar)及60-70年代女权运动的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国际分工与性别分工，不仅引发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利润危机，更催生了真正的社会文化革命。其中，女性争取摆脱男性依附、要求承认家务劳动为真实的劳动、反抗种族与性别等级制度的斗争，正是此危机的关键构成。因此，全球化各项方案将女性作为首要针对目标绝非偶然。

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简称SAPs)为例，尽管被包装为经济复苏手段，实则却摧毁了女性生计，使其无力维系家庭与自身再生产。SAPs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即按商业化和出口导向重组农业。这意味着更多土地被转为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全球主要自给性农耕者的女性大量失地(失去土地)。公共部门裁员导致的社会服务与公职岗位缩减，同样造成女性失业潮——她们不仅首当其冲更有可能被解雇，更因医疗与育儿服务缺失而面临生死抉择。

“全球装配线(global assembly lines)”的建立，使血汗工厂遍布世界，其运作仰赖青年女工的劳动，这同样是针对女性与再生产的战争。为全球市场从事工业生产也许为部分女性带来自主机遇，但即便在最佳情况下，这种自主也需以健康与家庭可能性为代价——自由贸易区(即国家划定的关税豁免区域，允许外国商品免税进口、加工后复出口，常设港口附近，提供仓储、分拨、轻工包装等服务，也称出口加工区)内超长工时与危险作业环境便是明证。把在工业区打工当成婚前的权宜之计纯属虚妄：这其中多数女性终生囚禁于监狱般的工厂，即便离职者身体亦已受损。哥伦比亚或肯尼亚花卉产业的年轻女工，在持续接触熏蒸剂与农药后，短短数月或数年便失明或罹患绝症，此即明证(译者注：韩国80年代的纺织业女工与当代印度甘蔗农业女工同样面临着残酷的劳动身体状况，世界各地皆有案例)。

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对女性(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女性)发动战争的明证，在于无数女性被迫离乡背井迁往“全球北方”，最终往往从事低薪且无工作保障的家政劳动。如今正是这些“全球南方”女性在欧美多国照料着儿童与老人，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全球母职”与“全球照护”的形成。

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巩固，高度依赖国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投资缩减。降低劳动力成本对新全球经济盈利而言至关重要，以致在债务与调整手段不足时，物理的战争便成为完成任务的残酷工具。笔者曾论证，非洲近年多场战争源于结构性调整政策激化的地方冲突，以及该政策堵塞地方精英除掠夺外的一切积累渠道。这里笔者也想强调，当代诸多这样的战争旨在摧毁自给性农业，因而首要目标也正是女性。这同样适用于美国针对拉美的诸多“禁毒战争”(旨在铲除小农作物)、低烈度战争及“人道主义干预”。

全球化进程衍生的其它现象同样对女性与再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环境污染、水资源私有化(世界银行2001年的使命，其轻率预言21世纪战争将为水而战)、森林砍伐与出口。劳动中的逻辑正在复现殖民种植园的工作体制：劳动力为全球市场生产而消耗殆尽，自身再生产几乎停滞。在那些被全球化国际机构的SAPs政策调整过的国家，所有衡量生活质量的生命统计指标均印证此点，具体表现为：

· 死亡率上升与预期寿命缩短

(例如，非洲儿童出生时预期寿命减少五岁);

· 家庭与社区解体导致儿童流落街头或沦为奴隶劳工;

· 难民人数激增

(多为因战争或经济政策流离失所的女性);

· 农民失地催生巨型贫民窟扩张;

· 男性亲属、政府当局及交战军队对女性的暴力加剧。

在“全球北方”，全球化同样摧毁着维系女性生活的政治经济基础。以美国这一所谓最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样板为例，福利体系(尤其是针对抚养子女贫困家庭的AFDC计划)遭废除，导致女性户主家庭彻底贫困化，工人阶级女性被迫身兼数职以求生存。与此同时，女性监禁率持续攀升，大规模监禁政策盛行，这与种植园经济模式在工业主义核心地带的复辟相辅相成。

妇女斗争与国际女权运动

全球化如此的局势对国际女权运动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回应是：女权主义者不仅应支持取消“对第三世界的债务(Third World debt)”，更需发起赔偿政策运动，要求将SAPs调整政策从受摧残社区掠夺的资源归还于民。长远而言，女权主义者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法期待完全通过资本主义改善自身境遇——历史证明，当反殖民、民权及女权运动迫使体系做出让步之际，资本随即以“核战争级”的力量展开反扑。

既然无产者生存资料的毁灭对资本主义关系存续至关重要，这便应成为我们的斗争领域。我们应当加入“全球南方”女性的抗争实践，这些实践已证明妇女甚至能撼动最残暴的政权。例如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们(the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长年反抗着地球上最压迫性的政权，彼时举国无人敢于行动。又如智利无产阶级/原住民妇女在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通过组织社区大食堂确保家庭食物供给，在此过程中觉醒自身需求与女性力量。

这些范例表明，女性力量并非源自联合国等全球化国际机构的恩赐，而必须从社会底层开始建设——唯有通过自我组织，女性方能真正革命化自身的生活。诚然，女权主义者应当深思：联合国倡导妇女权益的倡议，恰与全球范围内针对女性的最毁灭性攻击同步发生，而后者责任正在于联合国系统的成员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与联合国主导的女性活动(及其非政府组织、创收项目、与地方运动的家长制关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妇女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她们为争取道路、学校、诊所等基本服务而战，抵抗政府对街头贩卖(一些第三世界地区女性主要生存方式之一)的打击，相互保护免遭丈夫虐待。

如同所有形式的自决，妇女解放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首要在于对基本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料的控制。正如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与维罗妮卡·本霍尔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在《生存视角》(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2000)中论证，此原则不仅适用于“第三世界”女性(她们是夺回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土地斗争主力)，同样适用于工业化国家女性。在纽约，无产阶级女性们正保卫着城市绿地免遭推土机铲除——这些绿地凝聚着集体劳动的成果，曾将整个社区凝聚起来，使昔日被视为灾难区的街区重获新生。

然而，即便此类活动也遭遇到了镇压，这表明我们需要一场女权主义动员，反抗国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干预，以及在国际争端事务中的介入。女权主义者同样必须组织起来反对police暴行、反对军事扩张，首当其冲的是反对战争。我们首要且最重要的步骤，必须是反对the recruitment of women into armies——遗憾的是，此政策竟以女性平等与解放之名，在某些feminist支持下得以推行(译者注：在体力、武力和体魄上两性拥有一样的可能性和潜能，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被纳入为state machinery和战争暴力的一部分，与前一句话讨论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需要严肃正视的危险)。这项错误政策给予我们深刻启示：穿军服的女性通过杀戮权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形象，正是全球化向我们提供的“馈赠”——即以牺牲其她女性及其后代(其国家的劳动者与资源正待企业资本剥削)为代价的生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