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某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时，总会有人端出一句几乎成了口头禅的话：

“那时候至少经济还在增长。”

听得多了，仿佛真的成了什么真理。

仿佛只要GDP那条线是向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暂时不谈。贫富差距、劳动强度、房价高企、社会焦虑、阶级分化，这些统统可以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盖过去：但那时候经济还不错。

这种说法看起来很理性，甚至带着一点“客观分析”的姿态，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极其粗糙、甚至可以说是懒惰的历史判断方式。

它的逻辑简单得惊人：

只要经济在增长，统治就有合理性;

只要财富在扩张，压迫就可以被暂时原谅。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并不新鲜。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压迫体系都曾经依靠这种逻辑为自己辩护。

殖民时代的欧洲列强就是这样。法国统治中南半岛时，也修铁路、建港口、开种植园。西贡的码头船来船往，橡胶种植园产量惊人，从表面看，一片“现代化景象”。

于是就有人说，殖民统治虽然残酷，但也带来了发展。

只要把那些在种植园里被抽打的苦工、被强征土地的农民、被掠夺资源的乡村全部从画面里抹掉，这样的说法当然成立。

纳粹德国也有类似的叙事。1933年之后，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失业率下降，高速公路铺开，军工厂昼夜运转。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津津乐道所谓“纳粹经济奇迹”。

但这种“奇迹”是怎么来的?

是摧毁工会组织、压低工人权利、把整个社会推入军事生产，并为侵略战争做准备。

只要把集中营、政治清洗、战争机器这些东西从历史里删掉，那么纳粹政权确实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带来经济复兴的政府”。

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也不例外。后来有人称赞所谓“西班牙经济奇迹”，却很少提到在这之前，数十万共和派被处决、监禁、流亡，整个社会被枪口重新排列。

只要把血迹擦干净，任何统治都可以显得体面。

所以，当有人一本正经地说“只要经济增长，一切还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其实不过是在重复一套早就被历史反复使用的辩护话术：

只看数字，不看阶级;

只看增长，不看代价。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连这个被奉为“客观指标”的GDP，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中立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GDP是衡量社会发展的自然尺度，好像只要一个国家的GDP在增长，就说明社会整体在进步。

但事实并非如此。

GDP并不是自然存在的指标，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发明出来的一种统计工具。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大萧条、各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动员的背景下，一套用来统计“市场总产出”的核算体系逐渐被建立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经济学家 Simon Kuznets。

后来，这套统计方法逐渐演变成今天被普遍使用的GDP体系。

但从一开始，这个指标统计的就不是“社会价值”，而是“市场价值”。

换句话说，GDP衡量的是：

在市场上发生了多少交易，资本在经济体系中流动了多少。

只要能够在市场上卖钱的活动，几乎都可以被计入GDP。

军火生产算GDP。

房地产交易算GDP。

金融服务算GDP。

甚至污染之后产生的治理产业，也会被统计为GDP增长。

如果一个城市拆掉一片旧城区，建成高价商品房，房价翻几倍，交易量暴涨，那么GDP就会上升。

但对于许多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的生活未必变好了：房租更高了，房贷更重了，生活压力更大了。

在GDP统计里，这是发展;在现实生活里，这可能只是资本重新分配空间、重新榨取利润的过程。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不断扩大军备、生产武器，这些也都会被计入GDP增长。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提高了。

与此同时，大量真正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劳动，却并不会被统计进去。

家庭内部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劳动不算GDP。

社区互助劳动不算GDP。

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也不会从GDP里扣除。

这就意味着，GDP所记录的并不是社会整体的健康程度，而是资本在市场中循环和增值的规模。

所以，当人们用GDP来评价一个社会时，其实已经不知不觉站在了资本主义的视角上。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里面有一个根本区别：GDP统计的是交换价值的总量，而社会主义真正关心的是社会劳动如何被组织、劳动成果如何被分配。

一个社会可以在GDP不断增长的同时，阶级分化却越来越严重;财富越来越集中;劳动者的处境越来越紧张。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屡见不鲜。

在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大量社会矛盾往往被暂时掩盖。工资在上涨，城市在扩张，消费在增加，于是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问题虽然存在，但只要继续发展，总会慢慢解决。

于是，一种奇怪的政治逻辑就形成了：国家负责增长，社会负责沉默。

只要经济在扩张，很多矛盾就可以被解释为“发展过程中的代价”。

但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扩大矛盾的规模。

增长越快，矛盾往往积累得越深。

房地产价格被不断推高，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劳动时间越来越长，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城市灯火通明，但越来越多的人活得像被拧紧的螺丝。

在高速增长阶段，这些问题被掩盖在统计数字之下。一旦增长放缓，这些矛盾就会同时爆发。

房贷压力、就业收缩、产业危机、社会焦虑，那些曾经被GDP数字遮住的问题，就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

于是，一些人开始怀念过去。

但他们怀念的其实并不是某种制度，而只是那个经济还在上升的阶段。

可如果一个制度必须依靠持续增长来维持合法性，那就说明它本身已经没有别的理由存在了。

因此，用经济增长为某种统治结构辩护，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方便的自我麻醉。

只要GDP还在涨，就可以不谈剥削;

只要城市在扩张，就可以不谈阶级;

只要统计数字好看，就可以假装社会没有裂缝。

增长说明生产在扩大，但它从来不能证明制度是正当的。

奴隶社会也能创造财富。

封建帝国也能修建宏伟城市。

资本主义更是可以制造惊人的繁荣。

问题从来不在于社会有没有发展，而在于发展是为谁服务的，财富被谁拿走，代价又由谁承担。

如果这些问题被刻意忽略，那么任何压迫体系都可以被粉饰成“尚可接受”。

所以，当有人再次搬出“经济增长”的时候，与其感叹，不如直接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

经济增长从来不是一张免死金牌。

它既不能洗掉压迫，也不能掩盖剥削，更不能改变一个制度的阶级本质。

如果一个社会只能靠不断增长来维持体面，那恰恰说明，它的问题早就已经深到无法掩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