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中国评论》2026年2月号。

【摘要】无论是“民主统一论”抑或“瓜熟蒂落论”，虽内在考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功能层面皆与“新现状维持论”异曲同工;“新现状维持论”得以生成的根本建基在西方观察者以及受此观察影响的东方观察者对台湾地区所抱持的四大迷思之上;对这些因片面解读所形成的迷思进行系统解构，有望釜底抽薪地证成“新现状维持论”并不具有赖以支撑的现实基础，而彰显出立足于正在深度变化的政治情势尽早“收台”的战略迫切性。

【关键词】“新现状维持论”;迷思;现实基础;“收台”;迫切性

一种貌似客观的立场认为，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关键之一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较量类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说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样，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耐力强的一方才能胜出。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国内的问题，切勿急着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摊牌;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台湾问题之解决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如果说这种“瓜熟蒂落论”更强调基于现实政治的“持久战”，那么当下还存在另一种侧重于意识形态融合的“民主统一论”。此类论调虽呈现多种面向，但核心的观点大体可被概括为：我们需要保持足够战略定力，降温中美关系，不夸大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让美国带节奏，延长中美和平战略机遇期;统一是大国崛起的标志之一，但大国崛起本质上应是让制度更民主、让人民更自由的所谓“文明的崛起”。“民主统一兼顾两岸和平与民众福祉，也关乎民族复兴。唯有将统一与民主紧密结合，方能既保障台湾自由与尊严，又推动大陆政治与制度上的文明进步。”不可否认，两种立场皆存在个别可资参酌之处，但整体上要么近乎立基于旧有的政治格局进行研判，要么执拗地固守着一厢情愿的冷战思维予以推演，进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对于台海问题的理论解释力，实质上仍处于下文所要集中批判的所谓“新现状维持论”的效果延长线上。撰写此文，主要目的便是在对这三种在功能意义上异曲同工的立场进行证伪，并立足于正在深度变化的政治情势再谈早日“收台”的现实迫切性。

一、台湾问题未来走向的两种预判

置身于中美战略大博弈这一时代背景下，就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无论美国战略智库还是台湾地区本土的政治精英，其实最近几年也先后撰写相关著作对此议题进行宏观预判。何瑞恩(Ryan Hass)、葛来仪(Bonnie Glaser)、卜睿哲(Richard Bush)三人合著的《美台关系：中国的挑战将会导致危机吗?》(U.S.-Taiwan Relations: Will China’s Challenge Lead to a Crisi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3)与苏起独著的《中美对抗下的台湾选择》(远见天下文化2024年版)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前书的三位作者，皆为美国著名智库的领军人物：何瑞恩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主任，葛来仪曾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研究高级顾问，现任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而卜睿哲更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可以说，她/他们都是两岸政治的资深观察家。在这本书中，三位作者在书中按照冲突程度的轻重进行排序逐次列出了未来台海最有可能出现的七种模拟情境，其中经济层面存在两种可能情境，根据内容可将它们概括为：“经统论”与“经济脱钩论”;而政治与军事层面则存在五种可能情境，可被分别提炼为：“政治协商和统论”“新现状维持论”“有限军事行动论”“台独引发武统论”以及“主动武统论”。

日月潭

《中美对抗下的台湾选择》一书的作者是“九二共识”的提出者苏起。苏起先生曾担任台湾当局“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1999-2000)、“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2008-2010)，现任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可以说，与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相仿，他既是两岸政治的资深观察家更是曾经的直接践行者。在此书中，苏起认为海峡两岸很可能在未来四五年内摊牌，台湾再拖也没多少时间;他进而期待台湾地区“执政者”与台湾民众都要务实认清“百年未有的巨变”，并对未来负起台湾自己应有的责任：“既然两岸不可能再‘拖’，如果台湾不愿看到武统的‘斗’，就要有勇气面对两岸政治对话的‘和’”。在此理论基调下，在此书的最后一章，苏起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做出了分析和预测，归纳出台湾未来可能发生的“斗、拖、和”三个选择下的九个剧本。其中不动武的四个是“现状常态化”“两岸政治对话”“中美谈判”，及两岸合意统一的“苏格兰化”;而动武的五个则是由某个意外引爆的“南海撞机化”快速武统的“克里米亚化”、激战未决的“乌克兰化”、武独成功的“美利坚化”以及触动核武的“广岛化”。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虽在极力“避战”上达成了一致，但两书的作者在各自为两岸未来之走向所描绘的具体路线图却存在着实质差别：《美台关系：中国的挑战将会导致危机吗?》一书最为中意的选择无疑是“新现状维持论”，就是在三方都体谅各自核心关切之下彼此都退让一步，并将此等妥协之后的“新现状”长久甚至永远维持下去。很明显，谋求的是一种继续“拖”下去的愿景。诚然，三位作者也提出了“政治协商和统论”的选项，但此选项是把未来的统一设定为类似于美国和加拿大那样彼此相互独立的“联邦”或“邦联”体制，实质上近乎彻底肢解了“一国两制”，这与苏起在《中美对抗下的台湾选择》一书中所设想的通过“两岸政治对话”甚至“中美协商”而最终达致的“苏格兰化”剧本，可谓南辕北辙。不可否认，无论在当下台湾地区内部抑或美国本土甚至整个西方战略观察者中，虽然“新现状维持论”都拥有很大市场，但揆诸现有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三角”与“三边”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说，展望台海两岸的未来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战”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继续“拖”下去的概率则是最小。

二、“新现状维持论”难以维继之原因

究其根本，“新现状维持论”得以生成的根本乃建基在西方观察者以及受此观察而影响的东方观察者对台湾地区所抱持的四大迷思之上;而对这些因盲人摸象片面解读所形成的迷思进行系统性解构，则可有望釜底抽薪般地证成“新现状维持论”并不具有赖以支撑的现实基础。

迷思一：西方很多人认为“维持现状”的是台湾地区，而“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

然而，这或许是最易被证伪的一个迷思。蔡英文的八年任期，摒弃了维持两岸和平的“创造性模糊”，基本实现了与中国大陆的相对脱钩。除了经贸关系(包括一千亿美元顺差)仍然维持外，官方间(海基会与海协会)的互动几乎全部停止。民间的交流，不论文化、传播、学术、教育、旅行等，也减到了历来最低。疫情期间，蔡当局针对台商、陆配、口罩以及疫苗等的决绝，无不彰显其“逢中必反”的基本立场。赖清德上任后的所作作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就职演说堪为1996年李登辉时代以来最为强硬的一次，而这种激进立场的典型投射就是，将蔡时代通过修订“国安五法”或制定“反渗透法”而引发的“寒蝉效应”持续放大与泛化，接连祭出所谓的“反统战”组合拳，极限施压，阻遏甚至恐吓积极或潜在的两岸交流者。《反分裂国家法》颁行二十周年的前一天，赖清德更是宣布将中国大陆列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提出针对大陆的17项因应策略，公开挑衅中华国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卓荣泰更是强调，“2300万国人没有回归的选项”，创造了台湾当局行政负责人就拒统发表的历来最强硬讲话之记录。除了恢复军事审判外，“拒统”举措还包括全面紧缩两岸交流，落实台湾公务员赴大陆全面纳入管制制度、建立宗教团体赴陆交流揭露制度、明确影艺人员涉危害台湾尊严相关言行查处范围等等。此种刻意营造近乎戒严时代的“绿色恐怖”，使得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敌意达到了历来最高。

一种观点认为，民进党为何不选择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安于现状，不主动挑衅，两岸相互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不是可继续安于现状，走“渐进台独”路子，最大限度地减少被大陆“武统”的正当性吗?事实上，这只是肤浅理解台湾地区内部政治而得出的皮相之论。整体研判，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偏偏“反向而行”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区分敌我的仇恨政治。台湾内部的城乡、阶级矛盾并不突出，为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两党之间就只剩下“统”“独”的区分。换言之，越是能区分敌我，越是能有效区别于蓝白阵营，就越能凸显彼方才是“CPC的同路人”，民进党就越能通过制造内部对立来赢得台湾民众的支持。身处台湾地区这个场域中，民进党关注“国内”政治，动员效果肯定最好;“反中”只是一种手段，一切政治操作都是为了选票的意识形态动员，以期维持长期执政!

另一方面，事实上，现今民进党内部抱持两种思维：一种是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打，承担不了“打”的代价，台湾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好日子可过;另一种是认为越早打越好。美国的国力正在衰落，通过极限施压逼中国大陆尽早开战，有望靠实力仍旧占优的美军，一举消除中国大陆“威胁”这一后顾之忧，使其彻底丧失选择战争的能力。毕竟，解放军赶超美军的“空窗期”可能只有短短几年时间，错过了就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尽早逼迫开战，才能有效斩断所谓的“入侵”之手。

迷思二：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台湾像是纯真无邪的“白雪公主”，是亚洲的“民主灯塔”。

现今台湾岛内的外宣口径大体也承袭了此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抗套路，动辄以“携手抵抗威权侵扰，民主是台湾唯一的方向”之类的表述加以呈现。然而，此也是基于对台湾地区内部政治的肤浅观察而得出的皮相之论。西方传统理论对于民主的界定虽具有多个面向，但分权制衡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义;仅从这一点研判，台湾地区所谓的“民主”早已变质而徒留一副有名无实的骨架。

台北市夜景

曾几何时，在民进党二度执政后，凭依执政权与立法权俱为多数的优势，将整个政府改造为民进党的附从机构，将民进党的意志贯彻到政府的所有决策中，体现在立法院所有的法案及预算决议中，并且几乎将所有的政府人选提名与人事安排彻头彻尾地党派化与酬庸化，实质瘫痪甚至直接阉割了这些机制在宪政体制中的自主性功能，以实现该党畅行己意之政治目标。与此同时，执政者“还利用媒体的财务困境逐步收编媒体，其中以电子媒体的绿化最为严重，任何对蔡或民进党不利的事几乎都轻描淡写甚或完全消失”。民主劣质化的直接后果便是造就不折不扣的“民选国王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远远超过美、日、欧的领导人;民进党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即便2024年选举，从全面执政沦为双少数的民进党仍旧如故。先是发动“大罢免”意图翻转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未果后，又径直选择一条对抗制度路径。一边由行政院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另一边由宪法法庭进行清场式的违宪宣告。行政与司法两权联手，对立法权形成事实上的双重绞杀，引发台湾地区所谓的“宪政崩解”。种种倒行逆施的反民主操作，不由不让台湾地区的时评人发出如此感叹：“民进党从全面执政的霸道，以至于双少数执政时的逆反民主，都是从根腐蚀民主的根基，弱化民主体制的机能，已经玩残台湾的民主，成为民主的罪人。”

蔡英文时代已将“民选国王制”的威力发挥到了淋淋尽致，但接棒的赖清德之表现更显得不遑多让。虽在民进党内部，赖清德的声望难以与蔡英文相提并论，但赖的台独旗帜比蔡英文鲜明，明独而非暗独时间比她更长更久，台独言语及动作比蔡更直接明朗，而且此人在台湾政坛对理念的执拗程度无出其右。更关键的是，在民进党派系重组的过程中，赖清德掌有庞大行政资源，这就使得包括长期跟“赖嫡系”“新系”竞争的“正国会”“英系”以及“涌言会”，会有更多成员往“新赖系”靠拢输诚，而非选择继续对抗。“新赖系”独大是必然趋势，其他派系更无可能挑战赖清德对两岸关系所抱持的“互不隶属”的基本理念。这就意味着，在外部施政缺乏有效制衡内部自身派系又一支独大的“大好”情势加持之下，作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与“台独金孙”的赖清德实难会满足于美国人所预设的“新现状维持论”的剧本。

迷思三：在一些美国人眼中，台湾地区人民会像乌克兰人民一样愿意战斗至死；国际社会只需多给台湾地区打气、多提供武器弹药、战时向台运送物资，将其打造成一头可堪“以小博大”的“豪猪”，这一地区民众就有足够意志拼命抗击。

此等迷思的现实投射便是最近十数年美国政学两界一直鼓吹的“豪猪防卫论”“不对称作战论”甚至“地狱景象论”。朝鲜战争之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起死回生”，主因莫过于美国要将台湾打造成一艘“不沉的航母”;而从奥巴马直到拜登时代，美国主导性的对台政策大体就是要复制这一冷战远东战略，把台湾变成“军事刺猬”或“军事豪猪”，成为浑身绑满炸药的第一岛链“守门员”。就此，美国不愿讲明的潜台词其实是，美国保台已有困难，台湾不宜寄希望用美军舰机或航母来抵挡解放军的攻击;相反，在美国不参战的情况下，台湾可以自己用这种“不对称拒止防御”，扮演东亚版乌克兰的角色，将大陆拖入一场漫长和代价高昂的战争，从而为倒逼对方被迫参与“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姑且不论岛内不时搞出的为了彰显“政治正确”而真伪难辨的所谓超高民调，同时对于台海两岸军事的实力到底如何因缺乏准确统计数字也使我们难以置喙，但其实只要稍微用常识思考一下战争意志是否存在这一要害问题便不难明晰美国执持的上述战略实难契合台湾之实际。

当我们谈论武力时，最大的挑战并非装备代差或数量劣势，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战争意志。装备可以买，盟友可以拉，但战争意志这种最关键的军事要素，却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输入的。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地区本土已近四百年未经历过重大战火，加之由于工业进程早的原因，很早就步入了一个相对富足、安逸的阶段，经过长时间的和平之后，对“小确幸”(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的追求，早已成为许多台湾地区新世代的生活信条。这种信条，在平时自然是岁月静好，可反映在战争来临时，那就直接表现为对战争残酷性的基本认知严重缺乏。当乌克兰民众可以忍受断电断网、食物短缺时，台北市民能否接受哪怕一周的战时生活恐怕都成问题。一旦前线出现重大损失，城市出现民生危机，要求和谈止战的声浪很可能迅速占据上风。事实上，更深层的问题是台湾地区民众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乌克兰人明白他们在为国家生存而战，这种意识支撑着他们承受巨大伤亡，但台湾民众不像乌克兰人，充其量只是“假装自己准备好了面对战争”;台湾地区在国际社会有多少“发言权”，或是与大陆对抗的时候有多少实力，很多民众甚至都一无所知。一旦战事陡然爆发，由此引发的心理震撼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快速崩盘。同时，地缘条件的差异更加剧了这一震撼的强度。乌克兰与四个北约成员国接壤，即便在最坏情况下，西方援助仍能源源不断输送;而台湾地区只是一个海岛，一旦解放军实施海上封锁，不要说军事支援，就连人道主义援助都将面临巨大困难。此等孤立无援的处境，必然会直接抑制台湾地区民众可能仅有的一点抵抗意志。

迷思四：“护国圣山”不倒，台湾现状便可永远维持。

本质上，台湾地区的长期战略优势来自这样一个现实：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先进晶圆制造多年来集中在此;只要全球先进制程产能“只在台湾”的格局不变，台湾就自带一种结构性保护。毕竟，任何相关的冲突都会牵动整个世界经济，而保护台湾地区几乎就等同保全全球高端科技命脉。对台湾地区而言，台积电的存在象征着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或缺”性，亦是其在中西地缘政治博弈中最为倚重的筹码。然而，这种对于所谓“护国圣山”的单向度依赖亦让台积电成为一把双刃剑：“圣山”一旦撤离，不仅会动摇台湾地区的经济根基，更可能导致其战略地位的终结。事实上，技术版图的迁移，已在悄然改写台海议程的地缘结构。根据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区主席胡以晨的评估，“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厂的四纳米已经投产，二厂预计在2028年前后量产三纳米与二纳米;三星在得克萨斯州的工厂目标是2027年以前进入量产;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新厂则把先进制程的量产时间推到2030年以后。与此同时，日本与韩国也在加速布局本土产能。按目前节奏推进，到2030年前后，美日韩的生产线可能承担全球相当部分的先进制程需求”。台积电作为全球芯片供应的命脉，显然比台湾岛本身更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维系着美国对其支持的现实基础。然而，一旦美国成功将台积电的产能与技术转移至本土或其他盟国，“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先进制程从“一家独大”转向“多点齐放”，那么台湾地区的战略价值在美国眼中也必将随之重新被定价。届时，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动力为台湾地区对抗中国大陆，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

诚如国际战略学家米尔斯海默教授最近在接受访谈时所切中肯綮地指出的那样，“是的，台湾生产全球大部分先进芯片，失去这些产能会带来经济冲击。但对台湾的经济依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重建本土芯片产业来缓解，而不是为了它打一场战争”。目前美军对先进芯片需求庞大，而在自身尚未建立足以量产的本土供应前，美国只能依赖台湾持续供应先进芯片给军工体系与人工智能产业。面对这样的致命短板，美国的长期目标必然是将先进的制造能力逐渐拉回本土，最大限度夯实供应链的本土韧性。事实上，去年12月5日美国白宫公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已然明确凸显了这一战略倾向。在这份国家最高战略文件中，首次表明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主宰地位攸关美国利益，但却把其重要性径直工具化为“半导体和贸易航道利益”而未被描述为以往美国所最为看重的“亚洲的民主灯塔”。台湾地区一直都以国际民主社会一员的光荣身份自我标榜，以期获取美西方“志同道合”国家的奥援。但在重商主义气息浓厚的特朗普治下，此等“民主防卫机制”理念已今非昔比，台湾地区在半导体制造的核心地位或许才是美国最在意的问题。

台北市街景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仍然存在，却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转向更强调条件与成本计算的‘风险管理’。”借用苏起先生的生动表述，在美国渐趋转向“新门罗主义”选择全球战略收缩，并意识到起码在东亚必须与中国平起平坐之现实的情势下，美国从以往的“抗中保台”开始转向“软抗中、不保台”。虽然台湾当局最近这些年一直言之凿凿强调要“打造护国群山厚植本土产业实力”，牢牢稳控台湾在全球先进制程与完整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角色，但在中美以科技战、芯片战为核心而展开的全面地缘政治对抗中，台湾充其量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其终极命运更多取决于大国博弈的结果，而非自身意愿。也就是说，“尾巴摇狗”的空间会变得愈发逼仄，未来更多可能会呈现“狗摇尾巴”的新常态。最晚今后十年，一种可堪展望的结果是，美国攫取核心技术，中国大陆拿下台湾，最终造就一种“双赢”格局：美国暂时保住芯片霸权，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上述四个层面当然是重要促因，但“新现状维持论”对于中国大陆难以继续维持的最深层原因却在于，从国民党迁台开始，台湾地区就具有了“类主权”化的特征，具有国土、国家机构还有护照，加之台湾内部经过多年分离主义的教育洗脑与舆论诱导，“台独”早已深入社会大众的潜意识，台湾社会整体是朝向“暗独”的方向不断大步迈进的。此种谋求在中美之间维持等距离关系的所谓“维持现状”，外在虽体现为貌似人畜无害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但内在却处于“渐进台独”的延长线上。一些大陆媒体经常播出针对台湾同胞的所谓随机访谈，更多的是在营造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政治正确”的氛围，但可能在不经意间造就一种自欺欺人的反效果。

事实上，过去一年台湾当局“陆委会”所做的数次民调或多或少也印证了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2024年12月5日调查显示，“89.5%的民众不认同中国大陆长期对台军事威胁、经济胁迫与外交打压;84.9%不认同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湾问题是内政，以及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一中原则”。2025年5月29日调查显示，“86.2%受访民众不认同大陆军机舰在台湾周边活动。79.3%民众不认同大陆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其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作法”。2025年10月23日调查显示，“81.8%民众不认同大陆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台海现状’的说法，69.9%不认同‘只有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才有保障’的说法”。2025年12月11日调查显示，“85.1%民众支持政府主张‘广义维持现状’，84.4%支持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在这一社会构造下，我们着实很难刻舟求剑般地做出乐观期待，抱持继续无限期地“拖”下去的立场。

究其根本，无论是“民主统一论”抑或“瓜熟蒂落论”，虽内在考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结果层面皆与“新现状维持论”异曲同工至少暗通款曲，追求的都是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型的“和统”，而内在排斥“兵戎相见”式的“武攻”。事实上，台湾岛内一些知识精英与大陆很多“主和派”，潜在抱持的大体都是此等立场。与其说这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立场之争，毋宁说更多的是围绕对现有政体之认同程度而生成的“左”“右”之争在台海议题上的呈现与投射。虽然并非皆是如此，但这些人士谋求达致“和统”的主要现实抓手便是“惠台”。然而，在整体不愿被统一的台湾民意基本盘之掣肘下，各类事无巨细的“惠台”举措当然有其必要性，但其所带来的边际效应正日趋衰减。原因大体有二：其一，鉴于多数惠台政策无法对岛内民众施加直接影响而需要“折射”才可实现，所以，主张两岸互不隶属进而可能长期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更会采行各种话语刻意歪曲此类政策，进而使得台湾民众愈加不愿改变现状，内在倾向于以维持现状为核心表征的“独台”。其二，政治认同乃至国族认同的建构，既然统一前难以通过“惠台”充分实现，那么，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如此执着，而完全可以着眼于统一之后。毕竟，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台湾地区，过去的历史早已证明，一旦被强力“收回”，民众政治效忠的转移会如冬去春来般自然且迅捷。

余论

通过梳理过去五年各场合、各层次的涉台论述，秉持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我方仍旧秉持以“道”为整体基调并辅之“策”“术”两翼予以拱卫的所谓“铁三角”政策模式。作为“铁三角”顶端的“道”，指大陆方面追求和平统一的大道，“和平统一”与“非和平手段”乃辩证关系，保留“非和平手段”的本质亦是维护和平统一前景。在这一政治基调下，采行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策”、以反分裂反干预斗争为“术”两者并行的对台战略。一方面，所谓的“策”主要体现是立足于“惠台”来实现“促统”。面对彼方为求生存发展企图在“一边一国”的定位基础上确立“既要又要”的两岸关系，传统的“交流合作”早已难以济事，只有形塑出打造“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理念，藉由谋求两岸人民福祉、两岸同胞携手共圆中国梦的思维，通过所谓的“融合发展”来实现经由“和平发展”迈向最终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与谋求融合发展的“策”相较，“术”则主要表现在借助“反独工具箱”来造就“反独”“打独”之效果。面对“台独”与外部干涉的双重挑衅，解放军的回应模式已从“被动反应”转变到了常态化的“主动塑造”。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从军事、司法、行政执法等多维度推进的“链条越勒越紧”式的治权接管行动，正在不断压缩“台独”的生存空间，重塑台海的战略格局。

这一整体对台战略有力应对了“台独”和外部势力发起的重大挑衅，卓有成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进程，颇值肯定与长期坚持。然而，在台湾问题不可继续无限期地“拖”下去的大情势下，此等刚柔相济战略仍似乎将自身成效更多地系于内在倾向“独台”的蓝白阵营及最广大的台湾民众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掣肘我们自身应有的战略自主性。有鉴于此，为有效因应这一问题，未来更好地为“收台”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下述三点核心认知：

首先，基于“铁三角”政策模式设定，惠台与围台甚至攻台之所以并行不悖，原因就在于政策指向的受众截然不同。然理论上的明确设定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可堪实现精准切割。由此，我们需要妥适拿捏“软”“硬”各自力道，必须确保两者能够相反相成，政策效果不能相互干扰，更不能相互抵消。

其次，切不可再对蓝白阵营有朝一日重新执政后的积极促统作为抱持太多太大期待。在台湾主流民意不赞成统一的情势下，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民进党更易获得选民青睐，而担心被“抹红”的国民党为赢得执政机会在两岸议题上会刻意迎合此等民意而变得愈发“民进党化”，但又因无法做得更为彻底，同时又难以找到其他更好的竞选理念，加之派系众多，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自然难以与实现相对有效整合的民进党分庭抗礼，逐渐会被边缘化，沦为当地基层民众所戏称的一个“要死不死的老头子”便在情理之中。

最后，过往台海安全秩序由美国主导，其核心是“战略模糊”与“军事威慑”。借助一系列着眼于“主权治权化”的政策组合拳，最近几年我方开始逐渐“接管”对台海秩序的主导权。现今，“随时到台北”的“军事威慑”虽然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无法逃避的现实，但对于何时“收台”却仍旧呈现出一种变相的“战术模糊”。为此，在“新现状维持论”难以继续维持的情势下，我方不妨因势利导自行设定“收台”的具体日程——无论是2027年、2035年还是2049年。虽不可能明确敲定具体的时间，但最低限度至少要达致一种“战术模糊”前提下的一种相对的战略确定性，令台湾地区民众至少获取一种终极预期，感受到时不我待的现实迫切性而选择有所作为。质言之，就像踢足球那般，我们不可继续再不温不火地来回无甚效率的传球，而应具备善于捕捉时机临门一脚并确保一击即中的魄力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