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纵观百年西亚：从阿以冲突、库德族到伊朗核协议，历史纠葛与当代议题》第三篇，台湾商务，2020年

作者陈立樵，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自由评论网「伊朗与西亚世界」专栏作者、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中外关系与近现代中国之形塑」研究团队成员。从就读硕士班时开始关注伊朗现代史，同时也学习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曾待过德黑兰、在伦敦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主要研究兴趣为20世纪英国与伊朗外交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与西亚国家外交关系。

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由看似很「西化」的巴列维时期，转变成极度「伊斯兰化」的霍梅尼时期，让多数人觉得这个国家不愿意追求进步，大开现代化倒车，支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而且在一年之后，伊朗由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还想向外宣传反美意图，导致主流舆论批判这个国家破坏世界和平，造成国际不安。

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对于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就只有上述的看法吗?观察这场让伊朗历史与其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只能用负面的角度?是否我们已被某些主流观念遮蔽了视角呢?

巴列维、霍梅尼、革命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

一九七九年伊朗的巴列维政府覆灭，随后由革命人士巴札尔干(Mehdi Bazargan)成立临时政府，没多久后宗教人士霍梅尼全盘接收权力。霍梅尼的反巴列维立场，使得这场革命宛如霍梅尼与巴列维之间的对决。许多书籍封面都会特别呈现两人对立的气氛，霍梅尼批判巴列维让伊朗成为美国的走狗，也是许多研究引用的重要史料，甚至以「宗教」对抗「世俗」的角度来解释一九七九年这场革命。不过，这只说明了宗教立场，而忽略了整个二十世纪巴列维政府在伊朗发展历程中实际关注的层面。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七九年执政，是为第二任巴列维。其父为一战结束后，有如土耳其的凯末尔般风云一时的礼萨巴列维。他在一九二六年建立巴列维政府后致力改变对外关系，像是一九三四年出访凯末尔，一九三七年又与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签署《萨阿德阿巴德条约》组成西亚联盟，表现出不愿再受外来强权压迫的企图心。

直到一九四一年，二战时期英苏对抗德国，要求礼萨巴列维驱逐伊朗境内的德国专家与顾问。在伊朗不愿受英苏宰制之下，一九四一年英苏进军伊朗、占领德黑兰，礼萨巴列维被迫退位，由其子接任王位。二战后美国逐渐拥有世界影响力，接替了原先日不落国英国的地位，也竭力阻挡苏俄在欧洲、西亚、中亚、东亚的扩张。一九五五年英国主导成立的中部公约组织，由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成，便有围堵共产势力的意涵。一九六○年代巴列维所做的改革，也是在美国资金挹注之下进行。当时伊朗是所谓自由世界的一分子。

从这样的历史脉络来看，巴列维执政时期的伊朗，其实是受制于强权压力、做为西方国家在西亚抵抗苏俄势力的国家。尽管巴列维的伊朗有美国援助，但应当是从中汲取利益以求国家发展，必然没有要当美国走狗的用意。换句话说，美国的资助固然是伊朗稳定发展的基础，可是身为一国之主的巴列维肯定知道这样的关系看似友好，却也是难以承受的压力。未来若这层关系有所变动，伊朗绝对是受害者。霍梅尼或其他反美人士对巴列维的批判，只能说他们没有政治责任，也不理解伊朗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要是扰乱了政局，需要收拾烂摊子的还是巴列维。假设一九四一年是由霍梅尼执掌政权，在强权压力的气氛之下，一样也会与美国为伍。一九七九年后霍梅尼能推翻以往的对外关系，绝对是拜两任巴列维累积的能量所赐。

然而主流研究并不在意这一历史层面。对于巴列维的施政除了批判「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之外，就是强调他打压宗教势力、破坏伊斯兰传统，导致伊斯兰衰微;而最后伊斯兰凝聚群众的力量，推翻了这个不尊重宗教的「世俗」政府。可是，这只是以宗教角度、甚至是霍梅尼角度所解释的历史。巴列维在一九六○、七○年代的改革其实未曾忽视宗教，反而是在各地设置宗教团队，以国家力量推广宗教教育。巴列维本身也是穆斯林，伊朗并未因改革而变成别类文化的国家。各地宗教团队的努力必有成果，只是不为霍梅尼政府所认同，研究学者也没有以正面角度关注过。有些学者援引巴列维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回应历史》(Answer to History)里对宗教界的批判，象征他与宗教界的对立关系，但不代表那就是他自始至终的想法。这很有可能是他经历一九七九年革命后，才写下的批判言语。

有学者认为巴列维试图掌控宗教解释权，打造「巴列维化的伊斯兰」。可是，即使如此又何妨?霍梅尼在一九七九年建立政府后，不也是以自身的伊斯兰观念做为施政基础?不也是「霍梅尼化的伊斯兰」?霍梅尼以个人的伊斯兰理论独断政府的发展路线，宗教界与相关学者对他也有严厉批判。此外，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建立了宗教政府，使得多数学者在回溯革命前的巴列维时代，就都强调其过度世俗化、宗教衰微、传统没落，这样的说法缺乏对其他层面的观察。

人们总是谩骂自己不喜欢的政府「专制独裁」、「腐败贪污」、「贫富不均」、「社会动荡」，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无法谈论其他面向，以致于再多的讨论也没有新意。巴列维遭到推翻，让他的改革成了急迫躁进与漠视传统，就是一例。这常是人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只关注表象及政治宣传，对于遭到推翻的政权，总一味以负面角度予以批判，而未考虑到一国政府翻覆过程的复杂性，是难以由单一因素来解释的。往后若有更多一手资料公开，有关革命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才有可能有另一番的历史解释。

伊朗的复兴党

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复兴党之外，还有一个是一九七五年伊朗巴列维国王成立的复兴党(Hezb-e Rastakhiz-e Mellat-e Iran or Resurgence Party)。当然这个复兴党并不是叙伊那种要统一阿拉伯的政党，而是为了巴列维追寻伊朗的「伟大文明」(Great Civilization or Tamadan-e Bozorg)。但伊朗复兴党在一九七八年解散，极度短命。看来「复兴」两字还是少用，免得下场悽惨。

在二战时期被英苏强占的危机中，年仅二十二岁的巴列维于一九四一年九月登基，担下职掌国家的重责大任。但许多政坛老将的权力当然凌驾于这个年轻人身上，例如一九五一年的首相穆沙迪克。当时穆沙迪克推动石油国有化政策，是为了让伊朗脱离英国掌握，但这破坏了英伊关系，也不是巴列维所想要的结果。一九五三年美国中情局弄垮穆沙迪克，虽然消除了巴列维的心结，但巴列维可能也知道往后不会一路顺遂。

此后，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带给巴列维许多压力。一九五五年伊朗加入中部公约组织，遭到苏俄批判其落入西方帝国主义的陷阱，伊朗也只能回覆这是区域合作，不是要对抗共产势力。一九五八年，原本同为中部公约组织成员的伊拉克爆发革命，新建立的政府抱持反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隔年退出中部公约组织，接受苏俄援助，顿时让伊朗北侧与西侧都面临共产势力的逼压。这让美国更加强了对伊朗的协助，一九六三年巴列维提出的改革政策，就有美国的资金，称为「人民与国王的白色革命」(Enqelab-e Sefid Shah va Mardom)，即不流血的革命，包括了土地改革、选举法改革等等。然而，这却受到地方上既得利益者的抵抗。

在上述的动荡时期，伊朗存有不同政党的势力，主要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较无民众支持的基础，唯有充满共产主义色彩的「群众党」(Hezb-e Tudeh or Mass Party)比较贴近大众。一九五一年穆沙迪克时期成立的「国家阵线」(National Front)则开启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合作的风气，例如商人阶级，也因其强力批判过去伊朗与英国政治人物过于紧密，快速拓展了民众对政治的认识及参与。但穆沙迪克垮台后，巴列维力图建立他的权威性，让伊朗政局由政治高层掌握，动员社会的政党存在意涵不大。

直到一九七五年，巴列维宣布废止一切政党，并以复兴党领导国家。巴列维强调，「复兴党之成立，为的是摆脱近三十年来外国势力的压迫。」很显然地，就是指二战以来伊朗面临的外来压力：苏俄的威胁是压力，美国的友好也一样是压力。此外，伊朗政治已太过于老化，很多是旧时代的精英，巴列维政府试图改变这样的情况，遂主张既有的国会议员有一半以上不得参选，同时开放律师、医师等专业人士得以成为候选人，而且要求他们必须在选区有一定名望。对伊朗政府来说，这些人士可以代表地方上的意见。如此注重地方声音的政党，很符合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国王与人民的白色革命」原则。

看过巴列维自一九四一年以来的遭遇，其实不难理解他要主导一切、迈向一党政治的意图。这并不是什么邪恶举动，而是为了稳定国家。习惯了西方政治观点的人们总对一党zz充满敌意，但政治本来就可以有各国自身的特色，没有任何标准认定一党执政国家就会毁坏，两党或多党国家就比较幸福美满。在经历过险峻的政治局势后，复兴党若为巴列维国王想要稳定秩序的方式，那又何尝不可?一九七七年巴列维宣布「自由化政策」(Liberalisation Policy)，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也可见巴列维政策执行是按部就班的，无论是否要走西方制度，都可看到一切是有程序而非冒进的，也会参照过去的经验做调整。许多研究认为「自由化政策」是美国总统卡特推动「人权外交」(Human Rights Diplomacy)的结果，但没有确切的證据。不要把美国看得有多高尚。

然而，巴列维却在这样重视地方民众声音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九年丢掉政权。许多研究批判七○年代后期的伊朗经济成长过快，导致贫富差距太大、人民生活困苦，最终以革命收场。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贫富差距问题，且无论怎样都会有人生活困苦，并不能因为最终政府垮台，就完全以负面角度来看先前的事情。其实，这应是巴列维政府在积极变革的过程中，面临了更需要转型、更多人民声音的问题，导致巴列维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得解散复兴党，更于一九七九年一月离开伊朗。这些对整个局势来说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后来掌政的霍梅尼让一切「走钟」。复兴党与巴列维并不邪恶，纯粹是看后面的人用什么角度解释历史。

革命与霍梅尼

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后，最受国际注目的人物是宗教人士霍梅尼。霍梅尼原本居住在近伊朗中部小镇库姆(Qum)，六○年代初期因反抗巴列维政府的改革运动遭拘禁，后因再次参与反抗运动被驱逐出境。在一般的认知里，霍梅尼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后掌握政权，所以他就是革命领袖，且「向来」就受人民爱戴。于是，霍梅尼所说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什么时代，都为民众疯狂支持;一些他的反政府言论，例如批判「巴列维的亲美立场，让伊朗人连美国狗都不如」，都获得伊朗人认同;他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揭开秘密》(Secret Revealed)及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伊斯兰政府》(Islamic Government)中批判美国及巴列维，深受民众支持，也成为一九七九年的革命基础。若由此观之，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就是霍梅尼毕生努力的成果。

但是，观看一场事件若以单一角度、单一人物为切入点，就很难看到事件的其他面向。霍梅尼在六○年代初期被巴列维政府逮捕时，是较资深的宗教人士沙里亚特马达里(Ayatollah Shariatmadari)为他说情才获得释放，可见在六○年代，他不见得是多重要的宗教人士，资深宗教人士也不全都反政府。而且，他的反美、反巴列维言论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并不是把他的特定言论圈选、罗列出来，就代表那些言论在当时有影响力。即使霍梅尼在书中多次透露他对美国的不满，也不能代表全伊朗人的意见。此外，他的作品有多少人阅读过?也是可以质疑的。六○年代后期的霍梅尼不在伊朗，他的著作如何在伊朗广为流传?开玩笑地说，如果可以拿出一份当时的畅销书排行榜标示霍梅尼的书为年度前十名，或许还能勉强證明他确实拥有影响力。

当反政府运动开始扩大时，有很多革命人士付出心力。在这种气氛下，不在伊朗境内的霍梅尼，气势也连带水涨船高。一九七七年年底他的长子在德黑兰被暗杀，凶手身分未明，但霍梅尼支持者宣称是巴列维政府所为。一九七八年年初，有民众聚集的活动中高喊「让霍梅尼回国」，接下来的几个月也有类似的声援活动。八月，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的阿巴丹(Abadan)有电影院发生大火，传有数百人死亡，反政府人士也宣称这是巴列维所为，霍梅尼则见缝插针，批判往后会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十月，霍梅尼造访法国巴黎，当地的反巴列维人士让霍梅尼接受媒体访问，顿时让他成了新闻焦点人物。

受媒体关注当然可以视为霍梅尼在反政府时期的重要性，但不能因此将他视为是反政府的领导者。霍梅尼并未亲身参与革命，实际在德黑兰运作反政府活动的大有人在，例如一再批判政府罔顾人权的巴札尔干，他是自五○年代就活跃于伊朗政坛的人物，政治经验早于霍梅尼，努力也都多过于霍梅尼，霍梅尼比较像是在隔空喊话。然而，霍梅尼却因为在媒体曝光，就这样成了国际报导中的「革命领袖」。

巴列维国王于一九七九年一月离开伊朗，霍梅尼于二月回到德黑兰，回国后随即发挥他的政治手段，在一九七九年之后取得优势。当时虽成立临时政府，由巴札尔干担任首相，但霍梅尼也组织了「革命议会」(Revolutionary Council)，如太上国会一般监督临时政府。霍梅尼甚至介入了革命后的制宪过程。一九七九年六月，巴札尔干政府订立了一套宪法，但随即遭霍梅尼阵营驳斥，认为应该将霍梅尼的宗教理念做为宪法的主要架构。原先并无异议的霍梅尼，也在此时突然转向，反驳了临时政府的宪法。为什么霍梅尼会改变他的态度，现在没有明确资料可以瞭解他的想法。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里提到「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Velayat-e Faqih or Governance of Jurist)，由一个崇高的宗教学者掌管政治事务。这番话遂成为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伊朗宪法制订的重心。

霍梅尼的做法引发其他宗教人士的批判，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沙理亚特马达里，他不认为应该由单一宗教学者掌握政权。毕竟伊朗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人士掌政的先例，此时突然要以特定宗教人士的观念做为宪法骨架，会引发冲突也就不令人意外。这也可以看出，主流观点宣称霍梅尼思想是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另称为基本教义，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谁才是真正的基本教义，其实没有特定标准，并非宗教人士都持一致立场。霍梅尼所表现出的想法与作法，应用亚伯拉罕米恩(Ervand Abrahamian)的书名《霍梅尼主义》(Khomeinism)来形容较为贴切。

是以，我们现今所理解的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是一场以霍梅尼思想为主的革命，一场有著特定立场与史观的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其实有著许多面向，即使之后霍梅尼主导伊朗的政局发展，探讨革命也不应只围绕著霍梅尼一人。

伊朗特色：专家议会

二○一六年三月，伊朗举行了第五届专家议会(Assembly of Experts)选举，以及第十届国会议员选举。专家议会任期八年，国会议员则是四年。诸多舆论猜测，专家议会的选举结果，可能让伊朗的内政与外交关系产生新的面貌。

专家议会与伊朗精神领导人的关系，形塑了伊朗的政治局势。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后，宗教人士掌握政权，开创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精神领袖霍梅尼具有崇高的地位，连宪法都是以霍梅尼的宗教论述为基本架构。霍梅尼政府以自我断定的伊斯兰标准，铲除了他们视为毒瘤的前朝人事制度，不合霍梅尼阵营路线的政治人物也遭到批判与惩处 。

专家议会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每年有两次会议，得以遴选与罢免精神领袖，理论上其成员的政治立场足以影响新任领袖的人选。不过，伊朗的精神领袖在霍梅尼于一九八九年去世之后只换过一次，由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担任至今，专家议会还没有汰换过仍健在的精神领袖。如今哈梅内伊年岁已高，几年来已有不少传言他将卸任。一旦精神领袖换人，无论是任何原因，必然会有新的局面出现。

主流舆论总习惯注意伊朗的总统选举，然而精神领袖才是决定伊朗政策路线的角色。因此，尽管现在的总统罗哈尼是媒体喜爱的人物，但伊朗的内政与外交路线仍会因哈梅内伊在位，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下一任精神领袖由不同政治立场的宗教人士担任，才会让情势有所不同。然而哈梅内伊是否愿意卸下职位，或专家议会是否决定改选精神领袖，都是未知数，以致于伊朗未来的走向不太可能在此时就能看清楚。

当舆论都在期待伊朗会出现改变时，我们该问的是，为什么伊朗要有所改变?或者，伊朗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才能符合主流舆论的期待?国会选举结果若是由所谓的反美与强硬派出线，肯定会遭受外界舆论批判;若是所谓的亲美与温和派出线，那舆论肯定会说伊朗的春天到了。看来，反美与强硬就等于封闭与保守，亲美与温和就等于开放与自由。主流舆论已经设定了一个立场来看伊朗选举，也早就有一套标准来评断选举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众人最关注的伊朗与美国关系，并不会因为这两国某时某次的选举就改变。例如一九九七年当选总统的哈塔米(Ali Khatami)，外界认定他友善与温和的形象有机会改善伊美关系，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也愿意在非政治方面与伊朗对话。但二○○○年上任的小布什遇上九一一事件，就在两年后径自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也让先前双方的努力成为泡影。外在环境的变化，才是改变伊美关系的关键因素。

一九八九，伊朗是否真的一无所有?

一九八九年，东欧事变举世关注。约莫那个时候，在世界另一端的伊朗也发生了大事。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掌权的宗教人士霍梅尼去世，许多人哭倒在他的棺木边。整个一九八○年代，霍梅尼的伊朗打破了国际秩序，单挑美国、苏俄及伊拉克。无论是否有特殊的领导魅力，革命之后他确实成为西方阵营头痛的对手。霍梅尼去世，很多伊朗人肯定有失去一切的伤感。

尽管一九七九年革命后霍梅尼掌握政权，却不代表这场革命带有宗教性质，也不代表他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那时，革命人士巴札尔干的临时政府才是政治主体，却逐渐受到霍梅尼阵营的压力。霍梅尼主张「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也就是由单一宗教人士掌管政治，做为宪法制定的核心架构。但对许多宗教人士来说，这完全是创新论点，过去的政治没有这种形式，宗教界也没有这样的解释。最后霍梅尼胜出，反对人士遭到压制，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革命结果。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伊朗学生闯进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五十多名美国外交人员遭到绑架。虽然这不是霍梅尼主使，但正好符合了他反美的立场，而且霍梅尼也正打压著对美国友好的巴札尔干政府。美国人质事件发生后，巴札尔干辞去首相。十二月苏俄入侵阿富汗，成为伊朗东部边界的威胁。基于反美浪潮还有来自苏俄的压力，隔年霍梅尼发表言论强调「不要西方、不要东方」(Neither West nor East)，也就是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伊斯兰是伊朗唯一的道路。霍梅尼的言论，代表他拒绝臣服冷战时期的两大强权。

一九八○年九月，伊拉克进攻伊朗，两伊战争就此展开。英国的伊朗裔学者阿迪布摩格达姆(Arshin Adib-Moghaddam)认为，两伊战争期间「国际社会都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而他也自诩为伊斯兰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代表，对抗著万恶的什叶派伊朗人。」最后，两个不强大的国家，竟打了八年的战争。伊朗并未取得胜利，霍梅尼在国内的政治权威因而出现动摇，原就疾病缠身的他，在抑郁之中走向生命尽头。对广大的支持者来说，无论是国内政局或对外关系，这近十年的巨大变动都还没有得到解答就失去了领袖。固然伊斯兰还是主要路线，但下一步该怎么走，对美苏的关系要如何发展，新领袖与新政府肯定战战兢兢。

所幸，霍梅尼去世后至今三十年，伊朗力求与各国对话合作，迄今已有明显成果，霍梅尼的去世似乎成了改变的契机。只不过，一九八九年的伊朗人还不知道后来会有这样的发展。那个时代不只伊朗面对新旧秩序交接，没多久还有德国柏林围墙倒塌，苏俄共产主义摇摇欲坠。行笔至此，突然想起八○年代后期的两首华语歌：崔健的〈一无所有〉四处传唱，而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也正红，满配合时代气氛。那令人茫然的一九八九，对很多人来说，或许都曾觉得一无所有。

「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遮蔽下的「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 」

历来研究者探讨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时，观察角度都落在「霍梅尼」及「伊斯兰」等两大因素上面。很多人好奇，宗教人士为何能在革命中成为重要人物，以及宗教为何能够驱使革命成功。因此，霍梅尼过去反对政府的言论及行动，都被研究者一一撷取，成为奠定他一九七九年革命的基础。举例来说，许多研究提及霍梅尼成长的时代正值伊朗受西方国家压制，他的反西方思想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三年霍梅尼曾发起反政府行动，随后遭驱逐出境，也让霍梅尼得以被视为七九年革命的领导人，毕竟他已有反政府先例。至于他写的书，他的演讲录音带，研究者也能从中找出他反政府、反西方的立场，认为这就是他凝聚群众力量的来源。在这样的论述下，一九七九年革命宛如是霍梅尼主导的革命。

此外，多数研究也提到，伊朗的伊斯兰信仰在六○年代政府西化政策下衰微，但西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政治动荡不安、传统文化丧失，导致人民群起反抗，宗教成了人心寄托的对象，伊斯兰传统的复兴与重建成了革命的诉求。此外，研究者也提到，伊朗穆斯林激烈的反政府行动，跟伊朗什叶派的深层根基有关。部分伊朗的什叶派宗教人士倾向介入世俗政治，而霍梅尼就是这一派的人。从什叶派的过去来看，历任教主伊玛目(Imam)都有对抗逊尼派当权者的事迹，而伊朗自十六世纪开始以什叶派为政治基础，传承了抗争因子，也就让伊朗穆斯林能认同宗教抗争，甚至让宗教凌驾世俗政治，并认为这是伊斯兰世界的理想状态。是以霍梅尼政府成立后，这场革命事件就成了「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新国名也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然而， 这场革命并非只有霍梅尼一人值得一谈。就算革命的结果是由霍梅尼掌握政权，但其实整起革命事件霍梅尼没有亲身参与，反而是许多国内的政治组织或政党在主导反政府运动，像巴札尔干、衫嘉比(Karim Sanjabi)、巴贺提亚尔(Shapour Bakhtiyar)等人都曾与伊朗国王对谈过，是伊朗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于很多经历过伊朗革命的伊朗人来说，人们支持的人物不见得是霍梅尼，霍梅尼突然成为革命要角是令人意外的。更有人认为，就算霍梅尼拥有不少支持者，也不等于他应该在旧政府垮台后执掌政权，他该做的是回到他的家乡继续宗教事业。

伊斯兰因素也一样值得我们反思。宗教力量在遭到打压后再度兴起、凝聚人心，说明人们无法在西化过程中得到满意的生活，遂转而追求宗教的理想世界。以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或许合理，但从实际革命过程中可看到，伊朗反政府人士的诉求并不在于宗教。民众群聚清真寺抗议，也只是反映穆斯林的习惯，不见得就是为了伊斯兰。此外，旧政府的西化政策是否让伊斯兰衰微，其实并无标准可衡量，毕竟巴列维国王本身也是穆斯林，还大力推动宗教教育，无论如何西化，伊朗都还是伊斯兰国家。至于谈到什叶派对所谓世俗政治的立场，这也仅是宗教角度，不是革命分子的立场，也不是所有穆斯林的想法。革命事件的本质并不是伊斯兰，革命的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伊斯兰政府。

即使历史研究很难有明确定论，但跳脱被「伊斯兰」与「霍梅尼」遮蔽的观点，我们才比较可能对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有更多层面的理解。

伊朗与伊拉克的战争

不是只有战争的两伊关系

谈到伊拉克与伊朗，一九八○年代打得火热的两伊战争，大概是最受注目的焦点。但近年来两国相互扶持，例如都是什叶派政府，也共同对抗伊斯兰国。西亚原本没有伊拉克这个国家，而是一战后英国合并奥斯曼的三个省分摩苏尔、巴格达、巴斯拉(Basra)才出现。两伊关系其实不到一百年。一切得从近代奥斯曼与伊朗的边界关系，以及英国在西亚地区的政策谈起。

奥斯曼于十四世纪在巴尔干地区开始扩张势力，到了十六世纪初才有能力进入西亚。同一时期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建立，双方多次短兵相接，到一六三九年才勉强划分出彼此的势力范围。一七二二年萨法维王朝瓦解，直至一七九七年卡加王朝建立才让伊朗局势稳定下来。在卡加建立前，伊朗地区持续了近半世纪的混乱局面，以致于卡加要「收复失土」时，始终拿不出有利的文件来交涉，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边界纠纷中屈居弱势。举例来说，两国在波斯湾交界的阿拉伯河航道划分认定不同;邻近波斯湾顶端地区的酋长尽管效忠伊朗国王，但奥斯曼认为那个区域不属于伊朗;有些划归为伊朗的边界居民，却认为自己属于奥斯曼，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近代英国势力遍及全球之际，非常重视奥斯曼与伊朗南部区域的贸易，亦即波斯湾、红海、东地中海一带。对英国来说，确保本区的稳定，就等于其亚洲的商贸「基地」印度安全无虞。然而，北方的俄国自十八世纪以来对南方蠢蠢欲动，例如争夺高加索地区、扰乱伊朗萨法维与奥斯曼北方的稳定，也在黑海地区多次对奥斯曼发动战争。当俄国与伊奥有所冲突时，英国都「好心地」要维护这两个伊斯兰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毕竟一旦伊朗或奥斯曼崩溃了，英国在西亚的海上霸权就会受到俄国的挑战。

在这样的局势影响下，十九世纪伊朗与奥斯曼的边界问题，都有英俄积极介入，导致单纯的伊奥问题，成为英俄伊奥四国的国际纠纷。英俄曾合作派遣边界调查团，在一八五○年及一八六九年公布过调查结果，但伊奥两国并不接受。而二十世纪初期伊奥两国政治上的动荡，也都影响了各自对边界的认定。

此外，英国在一九○八年于伊朗西南方挖到石油，显示该区连结奥斯曼东南方一带都有丰富的石油矿产，让英国更铁了心要控制这个区域。一九二一年伊拉克建国，过去奥斯曼与伊朗的边界问题，在此时就转换成伊拉克与伊朗的问题了。一九三四年到三七年，两伊针对阿拉伯河纠纷签署新的边界条约。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德黑兰签署新条约之际，也与土耳其、阿富汗签订了《萨阿德阿巴德条约》，宣示相互协助，尊重彼此的边界安全与稳定，进一步摆脱强权束缚。

总而言之，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大致始于一九三○年代，也解决了许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国际间有许多问题就像打地鼠游戏机，一直会有地鼠从洞中冒出，差别就在于国际问题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绝对的赢家。两伊或许解决了奥斯曼时期的问题，但二十世纪的问题才正要开始。

两伊的革命之路

二十世纪的伊拉克与伊朗共同面对了许多外来压力，也都因为这些压力而引发革命事件。两伊在三○年代结盟，却不代表他们有机会决定自身的命运。英国的压迫仍如影随形，而二战后美国势力渗透西亚，两伊都被迫与美国站在反共阵线。随后，伊拉克与伊朗分别爆发革命，新政府双双走上抵抗西方的道路。但在西方势力仍较为强盛的情况下，抵抗西方就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怎么做都是「政治不正确」。

进入三○年代的西亚。伊拉克虽然于一九三二年脱离英国控制，也加入国际联盟，但英国仍拥有军事影响力。同时，伊朗继一九○一年对英国签署的石油利权后，于一九三三年与英国签署新的石油协议，除了伊朗可收取较多利润外，也限缩了英国开采石油的面积，但英国仍享有六十年的开采期。看似英国仍旧把持权势，但两伊并非软弱无力，而是此时在西亚仅有英国这个强权可以交涉，若完全排除英国，反而失去对外发展的机会。

在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与德国希特勒已对欧洲局势造成莫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后，法国于一九四○年六月亡于德国，一战以来国际联盟委任托管给法国的叙利亚与黎巴嫩也就落入德国的控制，德国还呼吁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对抗西方国家。一九八九年美国电影《圣战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的剧情设定在二战期间，主角与德军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争夺圣杯(Holy Grail)，便反映出这段德国势力深入西亚的历史背景。此时伊拉克欲与德国靠拢，英国当然不乐见，一九四一年五月出兵占领伊拉克，便是要切断当地与德国的联系。

同一时间，伊朗也有著类似命运。一九四一年，英俄都曾要求过巴列维国王驱离伊朗境内的德国顾问，但巴列维以伊朗是中立国为由拒绝接受。对英苏而言，伊朗的态度有破坏英苏利益的可能性，遂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领伊朗。这段时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Tehran Conference)，便是西方强权像小狗撒尿般在伊朗占地盘时留下的痕迹。战争结束后，驻扎在伊朗阿塞拜疆的苏俄军队不愿撤军，甚至支持当地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欲脱离德黑兰政府管辖，致使伊朗政府将这起纠纷告上联合国。这让伊朗没有与苏俄靠拢的可能性。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立即上演，两伊自然归属于英美阵营。五○年代之际，美国㳽漫在艾森豪总统时期强烈的反共心态，遂加强对共产势力的围堵。一九五五年成立的中部公约组织，伊朗与伊拉克都是成员之一，总部就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而，伊拉克的反英情绪未曾停止，掌权的哈希姆家族也被视为是英国的走狗，而此时叙利亚与埃及结合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盟，再加上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让埃及总统纳赛尔声名大噪，伊拉克的军方、反英、支持纳赛尔势力受到鼓舞，便于一九五八年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国(Republic of Iraq)，隔年退出中部公约组织。往后苏俄的势力进入伊拉克，让伊朗感到紧张，两伊对阿拉伯河航道划分的纠纷又再度浮现。

此时的伊朗仍是中部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在六○、七○年代更加是美国的西亚盟友，尤其是石油利益合作。美国在西亚的「双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与沙地这两个产油国为主角。美国总统卡特在一九七七年还称伊朗为西亚的「稳定之岛」(Island of Stability)，毕竟相较于六○年代以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还有一九七三年起沙地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与西方世界，伊朗在美国眼里是和善且稳定的西亚国家。问题在于，伊朗的发展也深受西方的影响，无论是敌对或友好，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也会累积不满情绪。像是美国的经济资助固然有助于伊朗的发展，会有不少支持美国的伊朗人，但也有反对势力批判巴列维国王的友美立场。一九七九年伊朗爆发革命，虽然事件的本质并非是反美而起，但这股情绪却在宗教人士霍梅尼掌握政权后突显出来。

我们可以从两伊的革命思考几件事情。首先，遭到推翻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及伊朗巴列维王室，难道都是完全不懂争取权益的西方走狗?难道都是不懂国内国外局势的蠢蛋?他们「亲西方」、「亲美」的立场，其实是时局所然，任何人处于那个情境，也会做出一样的事。

此外，一九五八年伊拉克革命与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都不受同时代以美国为首的主流国际社会所肯定。若观察两伊的历史发展，他们既受过西方压迫，也曾沦为列强的占领地;那个自一战以来的威尔逊「民族自决」理想，对西亚或其他受西方压迫的国家来说，更是最可恶至极的一种**话术。这是一种长时间累积下来的反抗力量。仔细考量这点就能理解，为何两伊的革命在不同时间点爆发，但结果却如此相似，如此地「政治不正确」。

三位一体的两伊与美国

八○年代，伊朗与伊拉克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战争。这场战争集结了不同因素，像是奥斯曼与伊朗的边界问题，还包括二十世纪美国这名西亚「新警察」的企图，例如对伊朗的关系变化、对波斯湾石油利益的关切，最后这些更构成了二○○三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原因。两伊与美国三位一体，难以切割。

奥斯曼与伊朗的边界问题自十六世纪就存在了。十九世纪伊朗的卡加王朝曾与奥斯曼达成协议，但后续英俄两国介入后画出的边界，伊奥从来没有承认过。奥斯曼瓦解后，边界问题成为伊拉克这个新兴国家与伊朗的问题。虽然两伊多次交涉，但结果总因某一方改朝换代而出现变局。一九七五年两伊签署《阿尔及尔条约》(Algeria Agreement of 1975)，要再次处理边界纠葛，签署这份条约者是伊拉克政府代表萨达姆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然而不久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发生革命，巴列维国王退出历史舞台，萨达姆在同年七月担任伊拉克总统。这场伊朗革命让两伊边界问题再添变数，最终导致一九八○年九月的两伊战争。

有些学者解释，两伊战争是阿拉伯人(伊拉克)对抗伊朗人(伊朗)、逊尼派(伊拉克)对抗什叶派(伊朗)，但并非如此。发生于八○年代的两伊战争，背后反映出的是自奥斯曼时期就未能解决的边界问题，人种及宗教的冲突只是事件的外貌而已。

另外，美国在二战后开始介入西亚，包括两伊战争及其后续发展，美国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以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来说，固然这不是一场反美革命，但最终由反美的霍梅尼掌权是不争的事实，且在同年十一月还爆发德黑兰的美国人质事件，美伊关系急速恶化。霍梅尼政府让美国错愕，连人质都不知道该如何救回来，甚至让卡特总统在一九八○年竞选连任失败。一九八○年两伊开战，美国自然是支持伊拉克那一方。即使一九八九年霍梅尼去世，随后的精神领导人哈梅内伊也没做什么事，甚至几任伊朗总统都想告诉世人「我们是好人」，至今也改变不了主流舆论强加给他们的妖魔化形象。

不过，在两伊战争之中，美国也玩弄两面手法，拉拢可能的合作势力。举例来说，当时美国同时在处理中美洲动荡，深怕部分国家例如尼加拉瓜(Nicaragua)左倾，因此意图金援尼加拉瓜的游击队(Contras)颠覆政府。列根政府想到的是卖武器给伊朗，以降低伊朗对美的敌意，让伊朗协助解决黎巴嫩美国人质的问题，还能把伊朗购买武器的钱转给尼加拉瓜游击队。刚好伊朗内部也有些人不愿与美国交恶，遂有私下跟美方购买武器的计划。隔年这件横跨美洲与西亚的丑事曝光，称为「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Affair)，Contra为西班牙文，指那些「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游击队。这让列根政府脸色无光，伊朗霍梅尼政府也惩处相关交涉人士。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二○一八年上映的电影《美国制造》(American Made)，就是改编自这个历史背景。

美国与伊拉克虽然在两伊战争中成为亲密战友，但两伊战争结束后，情况立即改变，这跟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复杂关系至为相关。十九世纪英国与科威特酋长关系密切，英国也认定科威特独立于奥斯曼之外，但一战后建立的伊拉克一再强调科威特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此后伊拉克不断有收复失土的企图，在科威特于一九六一年独立、七○年代英国正式退出波斯湾之后，更增强了伊拉克取回科威特的决心。两伊战争之际，阿拉伯国家借款给伊拉克，科威特是其中一国。战后在伊拉克难以偿还债务的窘困情况下，再搭配「收复失土」的企图，科威特就顺理成章成了伊拉克的攻击对象，一九九○年八月开启新一波的波斯湾战争。此时美国由老布什担任总统，而布什家族拥有庞大的石油企业，萨达姆让波斯湾动荡，就是挡了老布什的财路。因此，伊拉克在此次战争反成了美国的敌人，此后萨达姆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主流舆论说他屠杀库德族、镇压什叶派……总之，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老布什只做了一任总统，而苏俄在一九九一年解体，美国成了全球唯一的霸权，这让一九九三年担任总统的克林顿，就算再怎么被弹劾、再怎么跟助理做些台面下不可告人的事情，形象也不会太受影响。两伊就这样在国际社会中维持邪恶的形象。若维持也就算了，偏偏在二○○一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就任总统后，局势又大为改变。二○○三年，小布什强调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以民主解放伊拉克人民，便突然进攻伊拉克，并于二○○六年处死萨达姆。小布什这么一打，或许解决了布什家族与萨达姆之间的石油问题，但舆论指出，二○一四年以来弄得西亚甚至欧洲天翻地覆的伊斯兰国，就是二○○三年美伊战争时打出来的。

此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逐渐在政治中抬头，其中不少人在八○年代曾经受过伊朗霍梅尼政府的协助对抗萨达姆政府。乍看之下，教派相同是伊朗政府支持这些伊拉克什叶派势力的因素，然而政治立场，例如反萨达姆、反美国，才最为重要。再者，也不是所有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都想与伊朗合作，在二○一八年大选中胜出的，就是颇敌对伊朗的什叶派人士摩格塔达萨德尔(Moqtada al-Sadr)。往后伊朗、伊拉克、美国的关系会如三位一体般相互牵连吗?这或许需要等待下个世代的答案了。

霍梅尼的伊朗vs美国

美国恐怖主义压力下的伊朗

现在的伊朗总让人觉得是个恐怖主义国家。人民没有自由，生活困苦，政府只顾著在国外搞恐怖活动，例如支援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展核子计划、敌对美国与沙地阿拉伯。二○○二年之后，伊朗及北韩、伊拉克更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支持所谓的恐怖主义。

其实伊朗一点也不恐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游客在伊朗的旅游纪录，几乎很少人会讨厌这个国家。尽管长时间生活在当地后，会逐渐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但那只是个人习惯不同，或不了解当地社会运作的潜规则所致。那不是伊斯兰文化圈的问题，也不是伊朗的问题，而是任何人对异地都会有的水土不服，就算在生活品质较好的国家也一样。指责伊朗或其他国家是流氓国家、恐怖国家，都只是持主流国际社会那一面的立场而已。

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前，伊朗跟所谓的恐怖主义八竿子打不著边。一些西亚研究显示，五○年代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伊朗都是西方阵营的成员，美国在西亚推动的「双柱政策」就是以沙地与伊朗为主。但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出现的反美浪潮破坏了美伊关系，让伊朗瞬间成为国际社会批判的对象，甚至誇大抨击伊朗的种种作为。

例如，现在的主流国际社会不认同伊朗进行核子计划，但一九七九年的伊朗其实是可以发展核子武器的。二○一一年半岛电视台(Al-Jazeera)的节目「帝国」(Empire)主持人毕夏拉(Marwan Bishara)提到伊朗发展核子武器一事。他表示从八○年代以来，就有很多报导一再指出伊朗将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能拥有某种程度的核能科技，讲得绘声绘影，好像伊朗会破坏世界和平。为何是八○年代?那就是伊朗开始成为反美国家的时间点;只要是反美，任何国家都会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恐怖主义国家。但时至今日，无论伊朗的核子计划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没有看过伊朗实行任何政策破坏世界和平。

又如现在，伊朗与沙地的关系不和，看似呈现什叶派与逊尼派对立的局势，但其实一九七九年之前两国并无冲突。沙地于一九三二年建国，也没有与伊朗交恶。沙伊两国都因为石油而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但沙地没有像伊朗那般出现一九七九年的政局转折，仍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伊沙关系交恶不是教派不同所导致，而是两国对美国立场不同所导致。

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后，精神领导人霍梅尼有「输出革命」(Export of Revolution)的规划。伊朗要输出革命、宣扬对抗西方霸权的理念。但这有何不可?这几十年来美国不也是在做「输出民主」的事吗?美国在西亚、在世界各地的介入、侵略行动，不也是打著「维持世界和平」、「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口号?一样的事情，为何美国可以，伊朗却不行?站在美国或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不好;久而久之人们会知道，谁才是造成世界混乱的源头。

此外，现在人们也关注伊朗与以色列的恶劣关系，但一九七九年革命前没有这种情况，毕竟当时伊朗与以色列都属美国阵营。直到一九七九年伊朗反美，霍梅尼政府也就反以色列，站在巴勒斯坦人那一方。霍梅尼掌政之际，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还到伊朗恭贺;而国际不承认巴勒斯坦是个国家时，伊朗已经设有巴勒斯坦的使馆了。于是，虽然主流国际社会批判伊朗支持巴勒斯坦恐怖行动，但那仅仅是美国观点。抱持主流立场看世界，绝对会是人们理解伊朗的最大阻碍。换位思考，美国对于伊朗的批判与制裁，才是最恐怖的恐怖主义。

二○一五年伊朗核谈判

二○一五年，美国与伊朗进行核协议的交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严厉批判，诸多报导都论及美以关系降至冰点。内塔尼亚胡不满协议将可能让伊朗保有制造核子武器的能力，等于是对以色列在西亚地区生存的警讯。三月九日，一封美国国会议员对伊朗核谈判的公开信表示，威胁伊朗核谈判的结果在国会不会通过，就算通过后还是会撤销。

很多人不愿看到伊朗有发展核武的能力，可是问题在于，伊朗发展核武有何不可?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有，伊朗却不可以?国际规范、公约及组织或许有其存在的用意，但在某些情况中，确实也有干预他国发展之虞。对于以色列的批判，伊朗总统罗哈尼表示以色列从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公约」(Non-Proliferation Pact)，意指以色列自己不断拓展武力，却不愿他人有相同的发展。伊朗外交部长萨理夫(Mohammad Javad Zarif)也主张，伊朗发展核武并不是为了制造纷乱，而是为了国家科技发展，并建立国家尊严。反对伊朗的人听来当然刺耳，毕竟在既有观念里，伊朗就是破坏世界和谐、支援恐怖行动的国家。如同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一样，字里行间对伊朗表现出极度的敌意。

其实，无论有没有内塔尼亚胡及美国国会的抗议，伊朗核谈判要达成共识，本来就有难度。毕竟，伊朗的立场是要藉由核谈判来取得更多利益，并希望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然而，世界强权当然还是不希望伊朗能够发展核子武器，核能顶多是民生用电，而美国仅表示制裁会「逐渐」撤销，而非伊朗期望的立即撤销。此外，以色列的安全就是美国的安全。即使诸多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将使美以关系恶化，但美国还是需要以色列在西亚地区占有优势，不会因为内塔尼亚胡一人之言，而破坏了整体关系。伊美立场差异甚大，核谈判又是西方国家的游戏，伊朗想取得好处著实不易。

不过，从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国会的态度可看出，伊朗确实已经对美国及以色列的权力优势带来威胁了。若将伊朗跟西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相较，自二○一一年以降，北非有革命、叙利亚有内战、土耳其有塔克西广场(Taksim Square)事件、以色列不定时轰炸加沙、伊斯兰国势力扩散、沙地阿拉伯国王驾崩;反观伊朗，尽管有通货膨胀及货币贬值的情形，但内政与外交都没有太大动荡。更何况，伊朗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制裁与封锁。然而，无论美国在西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否减少，当前还是不太可能放弃插手西亚事务;但若要拉拢局势稳定的伊朗，短期内也不太可能。

之前伊朗的舆论已指出一些担忧。若谈判失败，一是罗哈尼改善经济的可能性降低，会打击他的声望;二是协议将继续延宕，伊朗脱离制裁的机会更加渺茫;三是美国内部反伊朗核子发展的势力，也可能造成谈判失败。这些担忧，至少第三项已经发生了。还没谈判前就有如此多的纷扰，美伊要达成共识确实困难重重。伊朗外交部长批判美国不可信，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批判美国的狡诈与欺瞒。而美国确实不尽然可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表面上释出的善意，必然不是对伊朗友好，而是要以国际规范来限缩伊朗的发展，用「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强硬」的政策。如此里外不一，更显得奥巴马极端可恶。

核谈判有解?

二○一五年四月二日，伊朗的核谈判有了结果。《洛桑协议》(Lausanne Agreement)成形，限制伊朗于十年内将铀浓缩的活动减少超过三分之二，而伊朗将以和平方式发展核子计划，不会进入发展武器的层级，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将撤除。 外界看好这项协议，意大利、挪威、澳洲、沙地阿拉伯、土耳其、黎巴嫩真主党都持乐观态度。伊朗的媒体报导道，国外公司已然看好伊朗市场将带来的庞大利润。从这样的结果来看，伊朗似乎在核谈判之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甚至可能是美伊关系改善的开始。

美国内部对此议题有不同的声音。总统奥巴马与国务卿凯瑞(John Kerry)对伊朗释出善意，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却不断抨击核子协议。奥巴马的民主党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有助于他们赢得二○一六年总统选举，是故全力支持;在野的共和党则认为，谈判失利将有助于他们赢得大选，因此倾全力反对伊朗核谈判。当然，两党的不同声音，也可能代表美国试图恩威并施，让伊朗难以应付。但伊朗不至于受美国政坛的影响，他们不断表现出愿意配合国际规则;假设协议破局，就是美国政治问题所造成的，责任不会在伊朗身上。

至于伊朗，从总统、外交部长到国会都一致强调：「达成一项好的协议是主要目标，不急于在截止日之前草率结束谈判。」这表示伊朗知道，谈判不可能如表定时间达成明确的结果;但坚持自身立场，例如撤销经济制裁，是相当必要的，不会因特定期限而任意放弃应有的权益。此外，国际原子能总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要求要进入军事基地进行检查及访问伊朗核子专家，伊朗也驳回此项要求，认为这完全不必要，外界应当信任伊朗。为了国家生存，就是要不计一切争取权益、抗拒外力钳制，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

谈判双方都有坚持，互不让步。奥巴马与凯瑞看似对伊朗友好，却是有其政治算计，不可能将好处完全让予伊朗，更不可能立即撤销制裁。而伊朗虽强调会配合国际规则，可是条件是要达到他们的基本目标。如此一来，到底谁要让步?就成了无解的问题。

伊朗外交部长表示，「若按照国际法，美国应该要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总统也说，「要撤销制裁，不是暂停制裁」。立刻撤销制裁绝非易事，但最后若没有撤销制裁，就会是美国失信。伊朗丢给了美国一项难题。不过，在相关报导与评论中，还是看得出这次核谈判里西方国家如何展现霸权。再怎么做，谈判仍然是西方的游戏架构。例如，伊朗得一再强调自己的核子计划是基于和平目的发展、不会藉著核子计划成为西亚地区的霸权，才能换得美国稍微友好的态度。奥巴马说伊朗若违反协议，制裁就会继续，这可看出美国总认为他国会违反承诺，而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正确、正义的一方。美国目前并不愿意松口撤销制裁，是否有违反协议之虞?而且，以色列对《洛桑协议》持反对意见，也必然会是美国决策的考量之一。伊朗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所以也声明若美国继续制裁，伊朗就会进行原有的核子计划。

另外还可反思一点：为何这样的谈判，会是美伊关系改善的契机?主流舆论没有提出任何解释。甚至，为何美伊之间需要友好关系?也没有人说明。当然，伊朗需要美国撤销制裁、改善双方关系，那样有助于突破伊朗的对外关系;然而美伊关系始终不佳，向来就不完全能阻挡伊朗的对外发展。且美伊关系若改善，仅是锦上添花，并不会是伊朗在核谈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对于谈判结果，其实各界都不必有太多期待，所有一切不可能藉著一纸协议就全然改变。就算谈判各方都取得应有利益，还是得看国际政治环境的走向如何。客观的外在因素，会比进行协议中的主观个体来得更有影响力。

美国退出核协议，伊朗秀才遇到兵

二○一八年五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自二○一五年以来对伊朗的核协议。许多担忧伊朗会强硬对抗美国、掌握西亚大局的言论接连出笼，认为这将「点燃西亚战火」。然而，美国都可以随处轰炸别人的国家了，伊朗若真握有优势、有所回应，有何不可?即使伊朗反击，也不过是国际社会上随时都在发生的事情而已。

二○一五年美国与伊朗进行核谈判时，有美国国会议员严厉反对，强调「总统会换人做，国会议员会重选，往后仍有机会否决对伊朗的谈判与协议。」但其实，所有的文件签署都没有任何有效性，一旦某一方不认同，几乎可以说否决就否决。前任总统奥巴马认为川普此举伤害了美国的信誉，这也过于矫情。奥巴马执政时没有比较高尚，宣称要自阿富汗与伊拉克撤军，但军事行动却没有少过;现在来抨击川普，只是反映出两个前后任总统政治利益不同。卸任者没有政治责任，嘴炮的空间当然比较大，也可以故意不谈自己曾有过一样的情况。

以往许多评论认为二○一五年的伊朗核协议是「德黑兰的春天」，这便是缺少对历史的理解，也是对国际局势不负责任的评论。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伊朗与美国，就如同两条平行线一样，不可能交集。就算伊朗有几任总统想改变局势，向美国与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不是坏人」，但有谁会接受?更何况，伊朗主要决定国家发展路线的是精神领导人;在现任的哈梅内伊还没改变方向、或还没换新的领导人之前，总统都没有太大的用处。至于美国方面，总统与国会有任期，改朝换代后也很有可能改变前任的决定。国与国之间已然恶化的关系，几乎不可能藉由某个文件、协议就能够改变什么，顶多只是签署的当下大家皮笑肉不笑握手拍个照，下个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没人知道了。

长久以来哈梅内伊都批判美国是不可靠的傢伙，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说法完全正确，川普自己證实了伊朗精神领导人的言论。这也代表总统罗哈尼向美国示好的外交方针并不务实，大概不会是往后伊朗外交的主轴。更何况一九九七年就任伊朗总统的哈塔米曾强调「文明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但二○○二年还是被美国小布什总统列为邪恶轴心。哈梅内伊对于向美国靠拢的政策从未抱持好感，现在看来他真是个智者。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伊朗(连同许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意涵。即使伊朗掌握区域地位又如何?一副伊朗掌握大局的话世界就要崩塌的样子，但什么都还没发生，又怎能断定伊朗会造成负面问题?若伊朗做了什么「激烈」的回应，也是因为美国言而无信的结果。

谁务实?谁强硬?

近期美国与伊朗的言语角力不断，一切都源自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嚷著停止二○一五年的核协议、继续制裁伊朗，导致伊朗总统罗哈尼也反击，声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才是让西亚陷入不稳定状态的主因。然而川普又继续向伊朗喊话，「call我啊!我们来公开对谈!」一来一往之下，美伊的紧张关系就如长寿的连续剧一样，又推出新一季的剧情。

许多报导与评论都会指出美国与伊朗是长久以来的对手，但两国关系的恶化始自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至今四十年左右，还不够称作是「长久以来」的对手。有些伊朗人说他们并不讨厌美国人，反而痛恨「更长久之前」在伊朗作威作福的英国人。美伊关系的恶化其实是个「意外」。然而，革命的目标原是推翻巴列维政府，反美只是其中一条路线。但巴列维离开伊朗后，宗教人士霍梅尼掌握权势，以国家精神领袖自居，并以反美立场来主导政局发展，才导致社会大众「有样学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不少学生与民众声称他们追随霍梅尼路线，包围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在突破之后绑架了馆内五十多名外交人员。这样一来，当然也让美伊关系瞬间破裂。

于是从八○年代开始，主流舆论持续批判伊朗、宣传伊朗的恐怖形象，宣称几个月或几年内伊朗就会拥有核子武器。诸多有关伊朗革命的著作则开始形容巴列维政府多么腐败、无能、触怒宗教人士，才招致无可抵挡的宗教反扑力量。众人也开始想破脑袋，去探讨为何宗教力量可以推倒政府，又为何这些杀红了眼的穆斯林如此痛恨自由民主的美国。对主流舆论而言，反美的霍梅尼政府被归类为存有邪恶企图的激进强硬势力;而在这样的政府与国家中，若有人稍微愿意跟西方与美国接触交涉，则会被归类为务实改革的温和派人士。

不同人掌握政权，该国家就可能走上不同路线。霍梅尼不见得全然反西方，而是因为他反对过巴列维政府的政策，后来遭到羁押、驱逐出境，而巴列维与美国关系不错，霍梅尼便把反巴列维与反美国甚至反西方划上等号。因此，这一切不是伊斯兰的问题：人们不能把霍梅尼这类特定人物的想法与行为，视为伊斯兰具有仇视西方、与西方格格不入的本质。况且，受到主流国际舆论批判的影响，八○年代霍梅尼政府曾表示会保持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或者与欧洲国家接触，这番言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有些学者认为，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伊朗摆荡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霍梅尼路线为「理想主义」代表，表态与外界对话则为「现实主义」代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霍梅尼去世后，精神领袖由哈梅内伊继任，并维持霍梅尼路线;同时新任的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表态要与外界对话，国际间也给予他温和与改革的形象。然而，哈梅内伊的「理想主义」远远强过于拉夫桑贾尼的「现实主义」，伊朗强硬派仍胜过务实派。而一九九七年就任总统的哈塔米，他主张「文明对话」，也被外界认为是温和改革派，但似乎没有改变外界对伊朗的观感。毕竟国际与西亚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动，九○年代以来美国少掉了苏俄的竞争，成为世界唯一霸权，加上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更让美国径自将所有不喜欢的西亚对手(其实也只有伊朗跟伊拉克)全丢进「邪恶轴心」的名单里。

这样的现象，也更加證明伊朗的「现实主义」很难说服「理想主义」去信任外面的世界。若二○○五年接任哈塔米之位的总统阿贺马迪内贾德的言论令人觉得很呛、很不切实际，那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展现，带有「反正外在环境都不客气了，我伊朗又何必客气」的意涵。但后来阿贺马迪内贾德跟哈梅内伊的关系不睦，也代表对精神领袖来说，要实践「理想主义」也该有一定准则，不能将敌对美国或外在世界的概念无限上纲。

不过，换个角度思考，为什么要跟外界对谈的就是「现实主义」、坚持霍梅尼路线的就是「理想主义」?又为什么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就是「温和与务实」、霍梅尼与哈梅内伊是「激进与强硬」?这些区别不过是国际间的喜好问题。况且，这些伊朗政治人物都有一样的目标，就是让伊朗富强、抵抗美国帝国主义，一九七九年以来至今伊朗的反美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对。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走什么路线，为何一定要与美国友好?跟美国呛声，不代表就会危害世界和平。既然如此，又为何要有「激进强硬」与「温和务实」的分别呢?

反过来看， 以伊朗的情况而言，自一九七九年以降的国家主流路线就是反美。即使多数人不见得反，但这路线才是国家的「现实主义」，一直想对外界友好的才是「理想主义」。想藉由与外界接触而拿到好处，就如同「请鬼开药单」一般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

伊朗与以色列的恩怨情仇

那一段未曾谋面的日子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恶劣的关系众所皆知，例如从上个世纪八○年代起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或是二○○七年伊朗总统阿贺马迪内贾德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wipe it off the map)，彼此火药味十足。然而，一九四八年才有以色列，而在这之前的犹太复国运动主要是与阿拉伯人冲突，并没有伊朗的戏分。两者未曾谋面，何以走上对立之路?这得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说起。

十九世纪以来，伊朗长期处于英国与俄国的压力之下。两强面对伊朗事务保有默契，要先行取得共识符合双方利益，才能作决定。到了一九○七年，英俄两强权藉由《一九○七年英俄协定》划分彼此在伊朗的势力范围。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苏维埃爆发革命，之后建立的列宁政府宣布退出一次大战，并声明放弃旧俄在伊朗的特权，例如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代表苏俄势力退出伊朗。一方既退出，《一九○七年英俄协定》自然失效，英国也就成为在伊朗甚至西亚地区的霸权，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得看俄国脸色。

约莫同一时期，犹太复国运动逐渐发展。一八九六年，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贺茨尔出版《犹太国》一书，主张选择世界上的某一地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而巴勒斯坦就是其中一个选项，这番说法逐渐获得一些欧洲犹太人认同。之后，在犹太复国运动领导者魏茨曼四处奔走之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英国外交部长贝尔福公布《贝尔福宣言》，表态愿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建立家园。无论贝尔福是否把犹太势力做为英国深入西亚的政治工具，还是真的想协助这项复国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终究获得庞大靠山，「合法地」进入了巴勒斯坦。

一战时期英国在奥斯曼的战场有阿拉伯人协助，但战后却与法国瓜分西亚地区，漠视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权益;反观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受到英国倾力协助，一九二二年国际联盟以「委任托管」方式让英国「合法」地统治巴勒斯坦，当然犹太人移入当地也由英国负责。相较于英国与犹太人的合作关系，一九二一年苏俄与伊朗签署了友好条约，正式放弃以前在伊朗的特权，此外苏俄也同时与阿富汗、安卡拉政府签署友好条约，一时之间苏俄成了西亚地区的好朋友。关系两相消长之下，备受欺凌的阿拉伯人逐渐将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视为敌人，苏俄也成为日后阿拉伯人对抗犹太人的潜在盟友。

至于伊朗，一九二六年巴列维政府建立，也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是英国。三○年代中期伊朗与纳粹德国逐渐友好，聘用了不少德国的工程师及顾问。由于伊朗与德国同为亚利安人(Aryan)血统，使得纳粹德国与巴列维伊朗之间更有著文化方面的连结。原先，其实伊朗境内有不少犹太人，虽然巴列维国王不乐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伊朗运作，但对犹太人与伊朗人仍一视同仁。但当伊朗与德国的关系越走越近时，犹太人与伊朗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紧张了，更出现不少反犹太的言论。然而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战争爆发，德军势如破竹，造成英国莫大的压力，一九四一年德国也进攻苏俄。吃紧的战事催促英苏走上同一阵营，却也造成伊朗的厄运。

由于伊朗与德国关系紧密，英苏为了防范德伊结盟，遂要求巴列维国王结束对德籍顾问与专家的合作，也要求他们离开伊朗。巴列维在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不理会英苏的要求，使得一九四一年八月底英苏进军伊朗，九月中旬首都德黑兰遭占领，国王被迫离开伊朗，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登基，伊朗进入第二任巴列维时期。英苏的强硬作法，新任的巴列维国王无力抵抗，更让犹太复国运动得以在其国内发展，尤其逃离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便可进入伊朗，再转入巴勒斯坦。伊朗并非对犹太人特别友好，而是在被英苏绑架的反纳粹情境下，才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据点。

二战后，美国成为西亚地区的领导者，犹太人与伊朗人都寻求合作。 对犹太人来说，原先掌事的英国在二战前早已力不从心，难以处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以致于不少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往美国寻找新的机会。而美国的犹太人在政经方面已有势力，对那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来说是无法忽视的群体。在美国主导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公布第一八一号决议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人居住区与阿拉伯人居住区。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正式建国。

至于伊朗，二战结束后苏俄支持的左派势力在伊朗西北方的阿塞拜疆省主张独立，也让伊朗选择与美国求助。一九四六年一月联合国成立，伊朗政府随即在安全理事会上控告苏俄，美国要求俄军退出阿塞拜疆。隔年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更发表「杜鲁门主义」，用资金与武器支援同样受苏俄势力逼迫的土耳其与希腊。至此，伊朗与以色列都成了美国阵营的一分子。

在二战前，伊朗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共同之处，便是都受英国掌控，也都与德国有一段特殊关系，只是双方处境完全相反。在二战后，伊朗与甫建国的以色列在未曾谋面的情况下，就这样进入了接下来与美国一同对抗苏俄的日子。

那一段血、泪、汗的日子

伊朗与以色列在二战后成为美国阵营的盟友。当美国的对手是苏俄时，伊以两国理所当然也是围堵共产势力的一员。而除了冷战的国际局势，西亚地区还得加上阿以冲突的因子。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时有苏俄协助，尽管以色列有美国协助，也未在战争中挫败，但还是有许多血泪汗的历史。至于伊朗，虽未爆发对外战争，但同时面对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也是小心翼翼寻求平衡。 对以色列与伊朗来说，这都是一段不轻松的日子。

一九四一年英苏占领伊朗后，曾协议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从伊朗撤军。但战后苏俄却没有撤离，致使伊朗在一九四六年初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两者自然不可能合作。至于以色列，原先在一九四八年建国时，苏俄曾有意拉拢。尽管一九一七年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列宁曾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挂勾，但一九四八年英国狼狈地退出巴勒斯坦后，英国在西亚的地基缺了一角，看在苏俄眼里再开心也不过了，隔年更支持以色列进入联合国。不过，以色列并没有因此与苏俄靠拢。日后围堵局势对苏俄越发不利，导致苏俄也难以支持以色列。

一九五○年爆发的韩战改变了世界局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激化，无论是哪一方有意先开战，彼此间的猜忌与质疑已不可能消退。在美国本土，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强化了五○年代艾森豪总统时期国内风声鹤唳的氛围。一九五五年英国主导下成立中部公约组织，成员有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四国，做为围堵苏俄势力南下扩张的防线 ;此外，部分西亚国家如沙地也自三○年代后期就与美国交好。至于以色列，更是与苏俄保持距离。这样的情况，让苏俄在西亚地区难以施展拳脚。

不过，并不是所有西亚国家都站在英美那一方。一九五五年印尼举办万隆会议，集结了许多亚非国家，埃及就是其中一员，会议主要精神就是成立美苏之外的第三势力。然而，埃及的纳赛尔致力于反英，也反对以色列的存在，使得纳赛尔转与苏俄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建立军事合作，与埃及关系紧密的叙利亚也跟进。尽管纳赛尔批判美苏冷战分裂了阿拉伯世界，但为了对抗西方势力，免不了还是得选边站，与英美的敌人苏俄合作。在五○年代的西亚世界，埃及与叙利亚是对苏俄友好的一方。

伊朗这个西亚大国虽未宣告支持以色列 ，但身为美国阵营的一分子，难免成为埃及等国批判谴责的对象。伊朗无意与阿拉伯国家交恶，但美国大力给予伊朗经济支援，也带有伊朗应协助以色列的用意。因此，伊朗在一九五七年协助以色列铺设油管，以色列也买了伊朗的石油。此外，苏俄势力也很可能藉著支持埃及与叙利亚，持续加强西亚的左派力量，是故伊以两国合作成立情报单位，伊朗称为「国家安全与资讯局」(Sazman-e Etalaat va Aminiyat-e Kashvar, SAVAK，中译为「萨瓦克」)，而以色列则称为「情报与特别行动机构」(HaMossad leModiin uleTafkidim Meyuhadim, MOSSAD，中译为「摩萨德」)，监视著当地左派的一举一动。

到了一九六七年， 伊朗的对外态度有所改变。该年埃及与以色列交战，以色列大获全胜，这样的结果反而使伊朗警戒，因为这有可能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也转移到伊朗身上。于是伊朗希望美国管束以色列，尤其是对占领行动要有所节制，伊朗的发声让埃伊关系和缓。一九七一年巴列维国王举办伊朗二千五百年庆典时，也没有邀请以色列出席。时值英国决定放弃对波斯湾的控制，美国正陷入越战泥淖之中，都无力控管伊朗的脱序行动。随后，一九七三年在新任总统沙达特的领导下，埃及再度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这次伊朗转而给予阿拉伯国家协助，甚至在非官方的名义下，让苏俄的军事补给经伊朗进入埃及。但对以色列，伊朗仍旧保持两国石油利益的来往。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寻求平衡还是两面手法，对伊朗而言，以色列过于强大，或阿拉伯国家完全压制以色列，都可能成为往后伊朗的威胁。对任何一方过于友好，都对自己的发展造成困扰。

一九七七年年底，西亚局势大扭转。埃及总统沙达特主动出访以色列，愿意以和谈方式来处理阿以问题，这让当时美国总统卡特放了一百二十颗心：美国在西亚的小老弟以色列，暂时不会受到埃及的威胁。此时，埃及与苏俄的关系也不似六○年代紧密了。一九七八年十月，卡特邀请沙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比京一同谈了《大卫营协议》(Camp David)，隔年签署和平条约。看样子伊朗不再需要讨好两方，毕竟大家背后的「老板」都是美国，过去跟以色列的合作关系也能有新的开始了。然而，所有人都想不到，同时间伊朗出现的反巴列维政府势力，竟在隔年催生出反对美国的新政府。西亚局势也就此天翻地覆。

现今势不两立的日子

一九七九年伊朗变了，巴列维国王离去，随后政局逐渐由宗教人士霍梅尼掌握。巴列维政府的垮台原因众说纷纭，主流说法是霍梅尼领导什叶派穆斯林推翻贪污腐败的巴列维国王，整场革命相当地「伊斯兰化」。霍梅尼就这样扮演革命的领导人，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反美、反以色列的立场，也就成了至今伊朗与以色列交恶的源头。

以往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虽友好，时有些许纠纷，却不至于怒目相视。人们一定会问：「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伊朗与以色列究竟发生什么事?」霍梅尼的立场是最关键的因素。霍梅尼在其演说与著作中将美国比喻为「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他认为美国与巴列维都像埃及法老王一样邪恶。而霍梅尼批判以色列的言语，也应该来自《古兰经》里批判犹太人的经文。但仔细想想，美国与以色列先前并未有过敌对霍梅尼的言论或行动，所以这不是什么伊斯兰的问题，纯粹只是霍梅尼个人情绪的问题。

原先一九七八年伊朗反巴列维运动并未视反美、反以色列为主轴，而是一九七九年霍梅尼主导政局后才开始。一九七九年二月，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前往伊朗与霍梅尼会面，尽管当时霍梅尼尚未掌握政权，但两者同样敌对以色列的立场，就足以做为会面的理由了。一九七八年美国刚获得埃及与以色列和谈这份大礼，美国总统卡特笑得开怀，没想到霍梅尼引发的反美情绪，竟然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酿出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美国使馆遭包围一事，还扩大为四百四十四天的美国人质事件。一九八○年卡特政府的伊朗救援行动失败，该年底总统连任竞选也失败，便有舆论认为这都是一九七九年人质事件害的。

除了与美国交恶，霍梅尼路线是否真的对以色列造成国安危机，这点值得商榷。例如，主流舆论都说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是八○年代以色列为铲除巴解而入侵黎巴嫩后，由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反以色列团体。对主流舆论来说，真主党是恐怖组织，支持真主党的伊朗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但若如此，一九五三年美国曾动用中情局力量在伊朗弄垮了首相穆沙迪克政府，岂不比恐怖行动还恐怖?中情局的能力恐怕还在恐怖组织之上。若立场反转，假设一九五三年的行动是由叙利亚政府主导，弄垮了英国首相或法国总统，并换上符合叙利亚利益的政治人物，那叙利亚肯定让美国打成蜂窝。反观美国在伊朗的同等行径，以及二○○三年无缘无故攻打伊拉克，却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用兵。伊朗支援真主党并不需要谴责，那只是世界上某一国支持另一国某个反对势力而已。美国与以色列肯定也在台面下支持不少敌对国的反对势力，只是新闻不讲、没人骂而已。

此外也有人认定，伊朗前总统阿贺马迪内贾德说过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但阿贺马迪内贾德那次的发言，他的波斯文原文其实只是引用了霍梅尼在八○年代的话：een rezhim-e ishghalgar-e qods bayad az safheh-ye ruzgar mahv shavad，中文翻译约是：「这个占领耶路撒冷的政权必然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整个句子没有「地图」也没有「抹去」，更没有「以色列」。可见英文译者对阿贺马迪内贾德的言语加了油也添了醋。再者，考量到过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战经验，一定也有不少阿拉伯人想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种声音绝对不亚于阿贺马迪内贾德。这位伊朗前总统若真的讲了那句激烈的言论，可能很多阿拉伯人还觉得轮不到他这个伊朗人来说，他只是来刷存在感而已。

整体来看，伊朗与以色列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敌对关系，主要还是取决于伊朗反美国的态度。不只以色列，美国在西亚的盟友还有坐拥石油利益的沙地，连带著伊朗也跟著敌对沙地。以色列与沙地是美国在西亚执行霸权的合伙人，伊朗对他们产生敌意，目的都是为了打击美国的优势。

时至今日，伊朗与以色列处于势不两立的阶段，但是，世界发展至此并不是终点，伊以两国如果哪天又成为好朋友的话，那又该怎么定义伊以关系呢?不看历史脉络，会以为事情就是那样子，但看清了历史脉络，又会觉得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涵了。

伊朗的圣地日

「圣地日」(Quds Day)，是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在斋戒月(Ramadan)最后一个星期五，支持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的一天。一九七九年是伊朗革命的一年，是伊朗现代史的重大分水岭，也是伊朗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开始，更是伊朗敌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年代。伊朗何以有这样的转变?巴勒斯坦问题原本的性质是什么?这些事情是否往后还会有新的面貌?

Quds是阿拉伯语「圣地」的意思，也就是耶路撒冷。从上个世纪来看，巴勒斯坦问题源自于英国政府协助犹太人移入，造成阿拉伯人的愤怒。耶路撒冷虽是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圣地，但在七世纪后也是穆斯林的圣地。之后，耶路撒冷除了十一世纪欧洲人曾短暂地再度拥有之外，其间一千四百多年的时间都属于穆斯林。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在这里建国，导致隔日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沙地等国对这个万恶的犹太国家发起讨伐战。这不是伊斯兰与犹太宗教问题、也不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族群问题，而是阿拉伯人生存权益受威胁的问题。

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各自的立场不同，即使如叙利亚与伊拉克盛行「泛阿拉伯主义」，将团结阿拉伯人、打击英国人、敌对犹太人划上等号，但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契合。叙利亚与埃及、沙地关系较近，但都因为一九五六年之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太过于强势，导致沙叙两国有所顾虑，而停止与埃及合作。六○年代开始，阿以之间的战争都是以色列胜出，阿拉伯国家难以让巴勒斯坦脱离以色列的掌握。

在这个时期，伊朗对以色列并无敌意。二战期间，伊朗被英国与苏俄占领，从中立国被迫成为「反法西斯」(Anti-Fascism)阵营的成员，战后又受到苏俄在高加索与阿塞拜疆地区的施压，因此无论是否「心甘情愿」，都得向英美等西方势力靠拢。也因为伊朗属于反法西斯阵营，所以成为逃离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过境地。以色列建国后双方维持合作，例如以色列的摩萨德与伊朗的萨瓦克，会互通情报之有无。美国也给予伊朗诸多经济支援，拉拢伊朗对以色列友好。

谁也没有想到 ，一九七九年伊朗发生革命事件，随后霍梅尼大声疾呼支持巴勒斯坦人、声援巴解，更订立了「圣地日」。霍梅尼的反美立场，让革命成了「反美革命」，也让往后伊朗的立场完全转向「反以抗美」。就这样，伊朗与美以两国交恶持续四十年至今。

与伊朗相比，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执意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反倒在一九七七年埃以和谈后，就逐渐减少对以色列的压力。以沙地为例，伊朗的反美情绪导致一九八○年到八八年的两伊战争，在这期间美国支持伊拉克，连带加强与沙地的军事合作，伊朗与沙地的关系也在这样的局势下恶化。沙地原本反对以色列的存在，也不满意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到了九○年代，因对美关系更加密切，对以的态度也跟著和缓，顶多是不与之建交罢了。

今日当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时候，阿拉伯国家都相当冷漠无力，反而是伊朗积极地抨击以色列。伊朗的媒体都称以色列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显示伊朗并未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然而，伊朗的「积极」其实也只停留在政治人物的喊话，不如过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实际军事行动。至于以色列，虽然一再强调自己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但看来也没有谁对他们造成严重影响，反而只见他们对最弱小的加沙施以最残酷的暴行。

这四十年来，伊朗革命不只改变自己，也改变区域与国际局势。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两件事。第一，观察某一议题并没有绝对不变的立场，世界局势是流动的，今日看到的现象固然重要，但很多事情并非只是现在的面貌;即使以往不是如此，以后也可能有超展开的剧情。第二，阿以、伊以问题最关键的因素，除了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那些定义为宗教、族群冲突的论述，就打开窗户直接丢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