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鲸吞我国的野心，越来越疯狂地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它在使用武力征服的同时，也发动了思想和政治攻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玩弄“文力征伐”这一手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拼命抬出孔丘这具僵尸，妄图用孔孟之道这个“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之门。当时有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向日本政府献策说: “只要把孔子抓住，什么都好办……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这段话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利用孔丘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秘密。在对中国人民的整个侵略战争时期，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特地在东京等地新建了许多孔庙，并请了伪满洲国的儿皇帝和蒋介石的代表去参拜汤岛孔庙。日本帝国主义宣传说:孔孟之道是“中国固有文化之结晶”，孔子是什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宣称他们独霸亚洲、称雄世界，是为了“恢复孔子之教”。在他们侵占的中国沦陷地区，尊孔读经活动更是搞得乌烟瘴气。为了推行卖国投降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祭起了孔丘的招魂幡。1934年2月，卖国贼蒋介石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与这互为表里的是尊孔读经和复古教育。国民党反动政府“国定”了孔丘诞辰纪念日，发布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要人们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叫嚣要“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蒋介石也亲自跑到曲阜去“朝圣”，捧孔子为什么“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他又创办“复性书院”，雇佣一批反动文人，吹吹打打，宣扬孔孟之道。

鲁迅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洞察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此前他曾写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王道”的罪恶目的，这时，他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再给敌人狠狠一击，1935年4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这就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概括了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历史，彻底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治民众”的阴谋;鲁迅深刻地揭示出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及其阶级实质，从而粉碎了千百年来反动势力吹捧孔丘的种种谎言，戳穿了孔子的历史真面目。这是一篇总结思想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献，是讨伐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也是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历史社会问题的典范。

文章从现实斗争出发，一开头就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狼狈为奸的丑态揭露了出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工本地在国内盖孔庙，搞“王道”的欺骗宣传，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省主席--“何键将军”，居然主动迎合，路远迢迢寄去一幅自己珍藏的孔子画像!鲁迅抓住这一典型事实，寥寥几笔，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嘴脸已是昭然若揭。鲁迅又由孔子画像而谈到孔子的相貌，进一步作了发挥。虽然孔子的相貌不可考，儒者们又惟恐弄得不好会亵渎了“圣人”的形象，但为了树立一个令人尊敬的偶像，他们还是依据自己的想象给孔子虚构了一个“非常威风凛凛”的形象。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圣像”，和孔丘生前坐着简陋的车子、为了做官而颠簸奔忙的“行状”对照起来，却显然很不相称，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滑稽之感”。这一“滑稽之感”，生动地表示了鲁迅对孔子及其信徒们极度的轻蔑，把这个被剥削阶级用种种的“白粉”装扮起来的“圣人”，从那“吓人的高度”上给拉了下来。接下来，鲁迅通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顾，揭露了“拼命尊孔”的清朝政府的腐朽，以及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孔孟之道的没落。鲁迅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当时，儒家思想早已被推为传统的“圣道”，“四书”“五经”被定为人们必读的“经书”;儒者们心里只有周公、孔孟，愚味得连地球是什么形状都不知道。结果，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接二连三地打了败仗，中国一天天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于是，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运动相继出现，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开始传了进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到日本去留学的。文章写到这里， 鲁迅着重指出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监却命令他们这些“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中国留学生，去“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这是画龙点晴的一笔，把这笔“旧账”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大建孔庙的“新行”联系起来，就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更深入地揭示出:宣扬孔孟之道，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一向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的侵略手段。

鲁迅又由近及远，追溯了孔子成为封建时代的“圣人” 的历史，揭破了他之所以被剥削阶级推崇为“圣人”的秘密。其实孔丘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尊崇，成为“摩登圣人”的。“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孔子生于我国春秋末期， 他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拼命维护当时已经急剧崩溃的奴隶制度。但是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因此，孔子的境遇是很不妙的--四出传道，信者无几;众叛亲离，悲痛而死。他的学生号称三千，但中用的只有七十二个，而真正忠于他的只有一个仲由，可就连这个仲由也因传道遭到敌对者的反对，在一次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孔子到死了以后，运气倒是比较的好一点，“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最先是在他死后三百多年的汉，那时候，反动哲学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把孔子的“儒术”确立为唯一的“正统”，从此孔孟之道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此后，历代封建帝王又一再为孔老二加谥晋级，“给他来化妆”，从唐朝的“文宣王”起，什么“至圣文宣王”等，一级一级地往上加，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孔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时， 必须看到它的阶级的实质。鲁迅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讲尊孔这个问题时，总是运用阶级观点加以考察，指明到底是哪些人在尊孔。鲁迅说，过去每一县虽然都有孔庙，但老百姓“是决不去参拜的”;老百姓“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然而那是权势者逼迫他们说的;孔子作的《春秋》曾被视为“经典”，可它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丝毫没有地位!可见，孔丘在人民中的影响并不大，人民对他是十分冷淡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劳动人民为什么对孔子这样反感?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人又为何如此狂热地吹捧孔子?鲁迅告诉我们，因为孔子那一套是专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治民众”，简单的三个字，却鲜明地点出了孔孟之道的反动阶级本质。正因为可以“治民众”，所以，孔孟之道在当权者或想做权势者的人那里，就如“八股”文在封建文人那里一样，“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这帮人搞尊孔，乃是“怀着别样的目的”:还没有上台，即“想做权势者”的，是为了爬上统治的宝座;已经在台上的，则是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无非是以此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目的一达，即“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鲁迅举了“现代中国”的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的例子。袁世凯刚刚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就宣布“复学校祀孔命令”，公开提倡“祭天祀孔”，他还做了古怪的祭服，率文武百官到曲阜“朝圣”。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想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敲开“龙庭”之门，果然，“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处于“渐近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在烧杀抢掠、欺压百姓的同时，也演起尊孔的丑剧。一个恢复古礼，大搞“投壶”的复古活动;一个则“重刻了‘十三经””,并且找了个孔子的后裔做为自己的女婿。他们的目的何在呢?也不外乎是想敲开“另外的幸福之门”。

在这里，鲁迅给我们总结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复古思想，适应了一切剥削阶级的需要;一切反动势力总是要求助于孔孟的亡灵，利用儒家的思想来为自己的恶臭利益服务。而且，他们愈是处于“渐近末路”时，就愈是要这样做。“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是鲁迅揭示的另一条历史的规律。为什么门没敲开反倒把“砖头”给敲坏了呢?鲁迅讲得很辩证，很有说服力。他说:这班大搞尊孔的军阀官僚，“连字也不大认识”，却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却满口仁义道德。因此，人民对于“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的器具”这一点也就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下决心要打倒孔家店!!!鲁迅说得好:“问题的秘密就在于这些搞尊孔”的家伙“言行也太不一致了。”“时代不同了”，人类已经跨进二十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末日，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已经出现，新的革命正在进行，人民群众有了新的觉醒，他们的锋芒所向，不仅要粉碎孔孟之道这个几千年来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而且要彻底推翻孔孟之道赖以支撑的那个腐朽的社会制度!!!

鲁迅这段对历史事实的论述，既是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尊孔勾当的反动政治目的的尖锐揭露，也是对他们倒行施的严厉警告。为什么鲁迅对孔子及尊孔逆流能进行这么深刻的批判?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能把孔子的丑史揭露得如此深刻透彻，把历代统治者抹在孔子身上的种种“白粉”涤荡殆尽?这就在于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透过迷离混沌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反动派尊孔读经的阶级实质。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特点。本文写法上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历史批判与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鲁迅抓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是拿孔子作为“敲门砖”这一阶级斗争的动向，联系历史，着眼现实，触及时事，把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提高到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本质的政治批判。因而，看起来是在讲孔子，但实际上则是打在孔子及其门徒的身上，痛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心头。

鲁迅此文是批判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但是对于我们理解路线斗争，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的反动本质也有着巨大的意义。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旧传统思想是一种巨大的历史阻力，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为了复辟，必然要利用反动的传统思想。中国资产阶级总是从孔家店这类“国粹”中去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它敲开复辟之门的工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今后这种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换，但斗争的实质却是不变的。对于孔孟之道的态度，不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而且也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反动派都妄图用孔孟之道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腐蚀和毒害人民群众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