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一个小厂是怎样年产五百辆汽车的?——江西井冈山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报道里说，那个厂造汽车大梁，没有压力机怎么办?工人抡起大锤，把一块五米二长、五毫米厚的钢板往铁砧上一放，喊着号子，一锤一锤愣是砸出来了。有个老工人手都震麻了，耳朵嗡嗡响，嘴里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今天有些人一提起那个年代，就是“穷”“落后”“瞎折腾”。我就想问问：一个用大锤砸出汽车大梁的民族，一个在废墟上白手起家的国家，凭什么被你们说得一文不值?

今天笔者就跟各位就正儿八经聊一聊——毛泽东时代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干出来的?

一、1949年的那句大实话，扎心也提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段大实话，今天读起来心里还跟针扎似的。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

这话听着扎心，但说的是实情。

那时候中国有多穷?全国钢铁产量，如果分到每个人手里，还不够打一把菜刀。老百姓用的钉子叫“洋钉”，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连点灯的油都要进口。街上跑的车，清一色外国货——美国的道奇、苏联的吉斯、日本的丰田，就是没有中国自己的。

毛主席不光说了大实话，还憋着一股劲儿。早在1949年底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参观斯大林汽车厂，看着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就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

这话说得轻巧，干起来可不容易

1950年，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1953年，国家把建设汽车厂列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同年6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一个工厂的建设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为什么这么重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这是新中国能不能挺直腰杆的事。

1953年7月15日，长春西南郊孟家屯，在一片荒草地上，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了奠基典礼。毛主席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几个大字，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

有人提议叫“毛泽东汽车制造厂”，听着多气派。但毛主席没同意。他说：“我们很快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 ”

这就是毛主席远大的战略眼光。他看到的不是一辆车、一个厂，而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子孙后代的家底。

二、6亿元和两万人：全国人民一人一块钱，硬是垒出一个汽车厂

得先弄明白一个道理：在旧社会，为什么中国造不出汽车?不是因为中国人笨，是因为那个社会压根儿就不想让中国人造汽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买办阶级当道。他们把洋人的汽车直接贴个牌卖进来，赚得盆满钵满，谁愿意投钱到又苦又累的制造业里?工人是被剥削的“臭苦力”，技术是洋人的“专利”，国家是列强的“市场”。

建一汽花了多少钱?6亿元。当时全国6亿人，相当于每人掏了一块钱。这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人的组织，中央从全国抽调了上万名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一汽。上海的“老法师”，一纸调令，二话不说带着工具箱就往东北跑。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打起铺盖卷就去了长春。还有成建制转业的解放军“建筑五师”，两万多人成了工地的主力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最优秀的脑子、最巧的手、最硬的骨头，全都拧成一股绳。

笔者查阅党史资料里看到一段记载，让我特别感动。那时候长春的冬天零下三十度，塔吊冻得打不着火，司机就半夜爬起来用炭火烤，硬是烤热了保证早上8点能干活。路面结冰，大吊车走不动，工人把自己家的草垫子抱出来，一张一张铺成路，为了给巨大的厂房取暖，铁道部从全国各地调来8个蒸汽火车头，开进厂房旁边，锅炉烧得通红，蒸汽管道往里送热气。外面冰天雪地，厂房里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上，工人们穿着棉袄干得满头大汗，给他们供暖的是本该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

这不是科幻片，这是1953年的中国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下装配线。那天全中国都轰动了。首批12辆解放牌卡车参加了当年的国庆阅兵，从天安门前驶过，接受毛主席检阅，那一刻，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正式结束了。

三、两条路线的斗争：到底是“等靠要”，还是“自力更生”?

那个年代的所有建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用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这是“阶级斗争在工业战线的反映”。

武汉柴油机厂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厂1957年就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受到各方赞扬。但后来厂里有些领导干部觉得，咱设备差、技术低，不找国家要钱、要人、要设备，就干不成大事。他们抱着“贪大求洋”的思想，伸手向国家伸手。上级让他们去上海学先进经验，去了五次，总觉得人家没啥好学的。

结果呢?越搞越不争气。1963年跟别厂协作“试制”六台样品，搞了一年多才勉强弄出来。老工人们气得直骂：“领导拖懒了，工人拖疲了，设备拖垮了。”

1963年底，上级派来了新班子。新党委一上台就组织学解放军、学大庆、学上海。副厂长带着老工人去上海学习，回来觉悟了：搞革命搞建设，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们制订了一个技术改造规划，准备靠群众自制专用机床，结果这规划遭到厂里某些领导干部的反对。人家还是想买新的通用机床，不想自己动手。这就闹起来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在党委会上正面交锋。

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还是喜新厌旧、贪大求洋?是吃大苦、耐大劳，还是消极等待、坐享其成?新党委的大多数同志坚决批判了那种重技术不重政治、看不见人的力量、在困难面前精神不振的错误态度，规划向群众一直布，工人就干起来了。有个技术员叫赵海音，开始关在设计室里查资料、算数据，想搞个自动的、液压的、全新的“象样”设备。结果老工人提出用三台旧设备拼的方案，他一听，觉得这才是切实可行的。他放下架子，跟工人结合，边设计边改造，三个月就用旧机床拼出了一台新机床。原来一个孔一个孔地干，现在八个刀杆同时进刀，工效提高三十多倍。

后来厂里组织技术人员学毛主席的《实践论》，很多人检查说，以前搞“三结合”是把老工人请上楼来结合，让老工人翻资料、算数据，脱离实际。这回他们明白了：“三结合”必须以生产现场为阵地，以工人为主，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是谁是企业的主人的问题，是技术路线走哪条道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要不要跟工人结合的问题。

四、从“东风”到“红旗”：工人阶级的创造力，能顶一万个专家

1956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间插了一句话，特别有人情味。他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领袖这句话，底下人听在耳里，记在心里，1958年2月，毛主席到一汽视察，在劳动条件最艰苦的铸造车间三线落砂组，他跟工人们握手，勉励大家“好好干”。就这么三个字，工人们当天就装出59辆车，第一次突破了设计生产能力。

他还问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

这句话成了动员令。一汽立即开始研制国产轿车。

当时是什么条件?“四无”——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怎么办?靠借、靠巧。底盘参考法国“西姆卡”，发动机以德国奔驰为样机，整个车身全靠手工敲打成型。不少人吃住在车间，有的干脆把行李搬了进来，更绝的是他们的组织方法——搞“赶庙会”，张榜招贤。把轿车两千多个零合件列成清单往墙上一贴，各个车间、各小组能干啥自己来领。不到几小时，任务被“抢”光了。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打破框框、不信邪的精神。

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东风”牌轿车试制成功。车头镶嵌着一条腾空的金龙，车标是毛主席手写的“东风”二字——取自他“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这车拉到北京，停在怀仁堂后面。5月21日下午，毛主席亲自绕着花园坐了两圈，十分高兴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

后来要迎接建国十周年，他们憋着劲造高级轿车。没有冲压设备，就一锤子一锤子敲，硬是用榔头把钢板敲出流线型车身。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诞生——最大功率200匹马力，最高时速185公里。

1960年代生产红旗的装配台，简陋得让人心疼。就是个锈迹斑斑的大铁架子，粗糙的夹具，纯手动的控制柄。“在这个装配台上两个班一天只能生产一辆车。”79岁的老职工于丰年后来回忆说，“我们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工人造出了自己的高级轿车。

大家看看“红旗”是怎么造出来的：领导干部在前面顶着压力，技术人员趴在图纸上算数据，老师傅抡着锤子敲钣金。三股劲儿拧在一起，拧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精气神。

五、横向比比，纵向看看：什么叫“后来者居上”

咱们跳出故事，站在历史长河里看，毛泽东时代这二十年，到底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先横向比比

跟我们隔壁的印度比。印度独立比我们早，英国人走的时候还留下了铁路、工厂，还有一套“文官制度”。尼赫鲁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美苏都拉拢他，但印度走了什么路?走了“混合经济”的路子，虽然也搞了公营企业，但没搞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照样骑在人民头上。

结果呢?1950年代印度也能造汽车了，但大多是跟外国合资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还是捏在外国人手里。印度的工业化，是在保留旧制度前提下的“买办式”工业化。

而我们呢?我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我们不只造出了解放牌卡车，还造出了自己的越野车、高级轿车。更重要的是，围绕着一汽这个“母厂”，我们建立了全套配套体系——造轮胎的、造玻璃的、造钢板的、造电瓶的，全是咱们自己的厂子。到1970年代末，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这就叫造血机制，不是输血瓶子。

再纵向比比

有人说，那个年代汽车产量那么低，有什么可吹的?咱们得讲道理。

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到1960年代中期，解放牌卡车跑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的“解放”车，军绿色，方头方脑，看着笨重但皮实耐用，不挑路不挑油。它拉过备战备荒的物资，拉过支援三线的机器，拉过知识青年的行李，也拉过大寨的石头、大庆的石油，后来为了备战备荒，国家在“三线”地区建起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这标志着中国已具备独立开发载货汽车、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设计和装备大中型汽车厂的能力。

更可贵的是地方小厂也干起来了。江西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原来只是个六百多人的汽车修配厂，1969年硬是造出516辆汽车。他们自己造专用机床97台，占全厂设备的45%，超过“反修防修”前全厂设备的总和。

工人们怎么说?“一个好的革命战士，不能依赖上级发武器，要从战场上去夺取武器!”

听听，这话说得多硬气!

到了改开前，我们已经有了一批骨干企业，有了一支产业大军，有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因为有了这个底子，1978年以后搞合资、搞引进，我们才有谈判的资本，才有消化吸收的能力，有些“伤痕文学”把那个时代写得一团漆黑，好像除了穷就是斗。那是他们瞎了眼。他们看不到一锤一锤砸出汽车大梁的工人，看不到火车头底下冻裂的双手，看不到三天三夜不睡觉攻关的技术员，看不到那种“宁愿自己再吃苦千遍，也不能让国家麻烦半分”的骨气。

党史专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说得很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改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创业”，哪有后来的“家底”?

六、我的结论：那一代人，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打赢了工业化的战争

聊了这么多，最后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咱们看毛泽东时代的汽车工业，不能只盯着产量数字，要看三条：

第一，看政治挂帅

那个年代搞工业，首先抓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工业战线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武汉柴油机厂的“贪大求洋”思想，井冈山汽车厂的“等靠要”思想，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不跟这些思想斗，不坚持自力更生的路线，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这话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如果丢了政治方向，只顾赚钱、只顾引进，最后必然变成洋品牌的附庸。

第二，看群众路线

那个年代搞技术，不光是专家的事，更是工人的事。“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特优势，江西井冈山厂搞技术革新，工人们不会画图就用纸板剪、用泥巴捏，提出十几种方案。这种创造力，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专家想不出来的。

那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从一汽到二汽，从解放到红旗，从大厂到小厂，贯穿始终的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字，有了这个精神，我们才能在苏联撤走专家时不垮，才能在西方封锁时挺住，才能在后来改开时有底气。

今天咱们的汽车工业年产销几千万辆，是世界第一。那些跑在路上的解放重卡、红旗轿车，它们的根都扎在1953年的那片荒原上，扎在抡大锤砸大梁的汗水中，扎在“赶庙会”抢任务的激情里。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底子，没有那一代人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打赢工业化这场硬仗，我们今天谈什么民族品牌?谈什么汽车强国?恐怕早成了洋品牌的万国博览会了。

那一代人，是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历史，而历史，也真的让他们创造出来了，咱们这代人，得对得起他们。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