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集体经济的效率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集体经济的学者，大多是从管理者、管理对象(人、财、物)和管理规则这三个要素来分析，尤其以规则为中心。从研究出成果的角度说，这估计是因为规则看得见、讲得清，便于分析和写作;但更为根本的恐怕是，今日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大多“目光向上”，将群众视作“规则的接受/参与者”，而非能够自我改造、组织起来的主体。

本文作者老田认为，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里，管理制度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评判集体经济组织好坏的唯一标准。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规则并不是固定分工、各守其位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彼此塑造的关系之中。真正发挥治理效能的事实上并不是“规则”本身，而是一个平等、活跃的公共领域。正因此，理解集体经济的效率需要一种不同于当前管理学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看到革命的王道政治建设对官僚制度的超越。

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让自上而下的管理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而是要培养劳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参与生产生活与政治生活，形成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作者|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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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管理对象(人财物)、管理规则，被称为管理三要素。可能知识人比较重视的方向，是各种管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因为这个可见度高，而且容易从管理规则出发，联系管理事务的各个方面，前后一贯地排列论据、推理过程和结论，这是一种学术生产的要求与再生产需要。

在革命者那里，管理三要素还存在，但是，解决与排列顺序大为不同。毛教员走上井冈山之前，搞三湾改编，强调的是改造被管理者，在被管理者中间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这是党代表的党建业务的努力方向。然后改造管理者，要求其放弃垄断管理事务和管理权的惯习，构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努力塑造全新的管理规则。在这个努力方向上，士兵群众的觉悟与自组织能力是第一努力方向，破除管理者垄断管理权和管理事务的私人领域惯习，塑造新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及其行动方向，这些比管理规则更为重要。

陈永贵，中国第一个“农民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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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根据地中间，也是领导权建设先于管理规则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要求。首先是寻找与激活农民中间的先觉悟者，先觉悟者成为组织核心，积极分子人数超过临界点之后，地主富农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失效了，新的权力运作模式与规则才能够出场。长冈乡、才溪乡的乡村苏维埃的高度执行力与权能扩张【编者注：参见毛主席于1933年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的调查】，其基础正是在于政治领导权，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行政管理的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与三湾改编的两个努力方向一致。

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能够完成高度的自组织，这是革命时期的管理学革命的关键点。这个努力方向上，如何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关键少数如何作为组织核心起作用，这个“可见度很低”的领导权方向，才能够构建各种自下而上的执行力或者管理效率基础，实现王道基础上的霸道最小化;因为可见度低，写论文不容易说清楚，相关的证据链和执行力逻辑，就不够明确和有力，所以，往往被嫌弃或者遗忘。

在农村环境中间，在相对平等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网络里，规则与管理权力的作用不那么突出;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变化和自觉协调作用，这些，恰好缺乏写论文所需要的明确规则与权力作用链条。

与管理规则明确起作用的相关理性化标准，是不是肯定就在农村社会起到决定作用，这肯定是可以商量的。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间，费孝通看到了礼俗传统与长老权力，无讼的追求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农民的传统与理性化的管理规则有“内在不睦”。如果只讨论明确的管理规则，舍弃管理规则赖以起作用的更为基础性的各种社会条件，这样虽然有利于把论文写得清楚明白，但不一定能够准确揭示乡村社会的管理实际。

乡村熟人社会 | 图片来源：凤凰网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间，自认为是应用福柯后现代的弥漫性权力理论做研究的。其实，这种权力缺乏理性化运作链条的现实，反映的是前现代农村的权力实际。毛时代的农村社会与管理也肯定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温铁军认为农村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恰好也在另一个方向上提示，乡村社会的各种交易与管理事务，在既有的理性化思考逻辑中间，其上限是不高的。在温铁军所揭示的两个失灵的反面，是革命时代所实现的对农民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动员效果，以及在上限之上的组织执行力与管理效率。非如此，革命就无法在农民的自觉支持下，压倒优势敌人而获得胜利。这个管理效率及其政治基础，显然长期是落在知识人的认知框架之外的。当然，这个路数，要以明晰的论文论证模式加以叙述，困难还很多。

孙中山谈王道霸道 | 图片来源：facebook

霸道是自上而下地、少数人驱策多数人的管理逻辑，属于单方向的技术与行政统治模式;王道就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支持与自组织能力。

如果说王道就是劝服，不战而屈人之兵，寻求同意;那霸道就是武力。在效果上，让人心服就是儒学所称的王道，但与革命政治分析比较，还有原则性差异。劝服，可能与布洛维的制造同意有关系，可能仅仅意味着霸道的柔化，与政治上的劳动人民领导权建设效果，还不是一回事。

革命时代的王道政治建设，基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效果，在基本群众中间发掘和激活关键少数，去联系和引领多数，同时要求打开管理权力和管理事务的封闭性，实现公共化与群众化，是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基础上的行政管理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个相当于王道基础上的霸道最小化。

基于革命时代的群众动员经验，王道政治建设造就的执行力与管理效率，远大于霸道能够达到的上限。

在阶级社会里，可能只剩下霸道起作用的条件，王道所要求的群众觉悟与自组织能力，与统治秩序具有不兼容关系。在非阶级社会里，如果不创造和运作王道政治的条件，本身就可能基于管理权的不平等和劳动者在管理体系中间的工具化改造，而实现向阶级社会倒退的复辟趋势。

所以，公有制社会中间，如果不搞王道只搞霸道，那就是走资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