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咱们北方，今天就是小年了。街面上年味儿渐浓，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祭灶、扫尘，吃灶糖，期盼着来年的平安喜乐。

可是，每当这种万家灯火、辞旧迎新的时刻，我的心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酸楚，紧接着就是无尽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他在九十四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他是怎么过的。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万众欢呼，相反，他正处在人生极其灰暗、艰难的时刻。他正孤独地住在一座古庙里，遭受着误解、排挤和冷遇。

今天，在这个小年夜，我想和同志们聊聊这段往事，聊聊193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聊聊瑞金城外东华山古庙里的那盏孤灯，聊聊我们的毛主席。

一、辉煌后的“寒冬”：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把时钟拨回到1931年。那一年的11月，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日子。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20日胜利闭幕;25日，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从那一天起，“毛主席”这个称呼，就开始在红土地上流传，后来响彻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那时候的瑞金，到处红旗招展，人们沉浸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喜悦中。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辉煌的背后往往紧随着阴霾。当人们还在欢庆“毛主席”的当选时，一场针对他的政治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2年1月中旬。瑞金叶坪，一场气氛凝重、甚至可以说充满火药味的会议正在召开。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

当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碎了东北的宁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他那穿越历史迷雾的敏锐眼光，在会上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他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

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

同志们，请注意这句话。在当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世骇俗、多么具有前瞻性的论断!在那个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在那个唯“本本”是从的氛围里，毛主席已经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正在上升，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必须服从于抗日救亡的大局。

可是，他的这一真知灼见，换来的是什么?是赞同吗?是支持吗?

不，是劈头盖脸的指责，是上纲上线的批判!

当时中央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拿着从国外背回来的教条，趾高气扬地指责毛泽东。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

在他们眼里，谁要是看不到“保卫苏联”这个“中心任务”，谁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日本鬼子都打进中国家里来了，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了，我们的任务不首要是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反而是要去“武装保卫苏联”?但在当时，这就是“政治正确”，这就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毫无道理的批评，毛泽东同志是什么反应?

史料记载：毛泽东一言不发。

这“一言不发”四个字，看得我心如刀绞。

这不是理屈词穷，这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无奈，这是看着战友们把大好局面往火坑里推的痛心，这是真理被教条强奸的悲哀。会议的气氛僵到了极点，连记录员都无法再记下去。最后，会议中途甚至更换了主持人。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实际上被剥夺了话语权，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他在刚刚当选“主席”仅仅两个月后，就陷入了极其困难的政治处境。

二、古庙凄清：也是腊月二十三

会后不久，毛主席病了。

这种病，既是身体上的透支，更是精神上的折磨。看着党和红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很快就“同意”了——对于那些急于推行“左”倾路线的人来说，毛泽东的“休养”或许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

1月下旬，正是隆冬时节，寒风刺骨。毛主席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一身的抱负，悄然离开了瑞金的政治中心叶坪，来到了城郊的东华山古庙。

那是一座怎样的古庙啊?青灯古佛，四壁萧然。没有了会议的争吵，没有了文件的批阅，只有山风呼啸，松涛阵阵。

住进古庙没几天，就迎来了1932年的春节。

那是1932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要送灶王爷上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老百姓哪怕再苦，这一天也要想办法弄点糖瓜，求个吉利。

这一天，苏维埃政府总务处的同志想到了毛主席。虽然他在政治上受了气、靠了边，但在广大干部战士心中，他依然是那个带着大家打胜仗的“毛委员”、“毛主席”。

总务处的同志专门跑来看望他。带来了一个月的津贴费，除此以外，还特意带来了几条纸烟。

咱们都知道，毛主席爱抽烟。烟，是他思考时的伴侣，是他焦虑时的慰藉。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纸烟可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红军战士们，包括毛主席在内，平时抽的纸烟，主要来源只有一个——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如果没打胜仗，如果没缴获，那就只能忍着，或者抽旱烟。

此时此刻，在东华山古庙，在这样一个凄清的小年夜，看到这几条纸烟，对于一个“烟瘾”很大的老烟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诱惑?更何况，这是组织上送来的，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收下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毛主席是怎么做的?

他看着那些纸烟，眼神里或许闪过一丝渴望，但转瞬间就被坚定所取代。

他深知这些纸烟来之不易。前方的战士们在流血拼杀，缴获的一点点物资，那是用命换来的。

他把纸烟轻轻推了回去，只收下了津贴费。

他对总务处的同志说了一番话，这番话，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纸烟应该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去，他们比我们艰苦得多！我这里还有不少旱烟叶子，用报纸卷着抽就蛮好了。”

总务处的同志急了，连忙解释：“主席，咱们红军反‘围剿’胜利了，缴获了敌人很多纸烟，仓库里有，战士们不缺烟抽，这是专门给您留的。”

毛主席听了，笑了笑。在这个寒冷的小年夜，他的幽默感依然没有消失。他说：

“少抽点烟，不是更有利于健康吗？”

最后，总务处的同志拗不过他，只好把烟又带了回去。

三、一支烟里的公心与境界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小年故事。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张灯结彩，只有几条被退回的纸烟，和一位在古庙中卷着报纸抽旱烟的领袖。

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是**人的本色?什么是领袖的境界?

这几条烟，抽了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按理说，享受几条缴获的香烟，算得了什么特权?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毛主席不这么看。

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天平。一边是自己的享受，一边是战士们的疾苦。这个天平，永远向战士们倾斜，永远向人民群众倾斜。哪怕是在他自己受排挤、受委屈、身处逆境的时候，这个天平也从未发生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移。

他说：“他们比我们艰苦得多!”

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在井冈山，他穿破旧的单衣，说战士们也冷;在长征路上，他把马让给伤员，说自己能走;在延安，他吃黑豆，说要把细粮留给前线;到了北京，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肉，腿都浮肿了。

这种“同甘共苦”，不是作秀，不是演戏，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阶级感情。

反观现在，咱们有些干部，还有这种感情吗?

现在的某些人，满嘴的主义，满脑子的生意。还没干出点什么成绩，待遇就要先跟上去。特供的烟、特供的酒、特供的病房……他们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如何享受人上人的生活。

毛主席当年在东华山，为什么宁愿抽呛人的旱烟叶子，用满是油墨味的报纸卷着抽，也不愿意碰那几条纸烟?

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搞了特殊，如果自己比战士们享受得好，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那他就和国民党的官老爷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是在用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在守卫着**人的纯洁性，在守卫着这支队伍的灵魂。

四、被误解的孤独者，最清醒的引路人

回到1932年的那个背景。

毛主席拒绝香烟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精神的孤独。

他明明看到了正确的道路——那是农村包围城市，那是武装夺取政权，那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可是，教条主义者们却死死抱着苏联的“本本”不放，非要去攻打大城市，非要搞“纯而又纯”的阶级斗争，非要把中间势力推向敌人一边。

他想呐喊，可是没人听;他想阻拦，可是被剥夺了权力。

他只能躲在这个古庙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在脑海里反复推演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那是何等的寂寞啊!

这种寂寞，不是文人骚客那种“独上高楼”的闲愁，而是一个革命领袖眼看着战友流血牺牲却无力回天的悲怆。

但他并没有消沉。在东华山修养期间，他依然在做调查研究，依然在关心群众生活。他没有因为自己“下野”了，就对革命事业撒手不管。他在积蓄力量，他在等待时机，因为他坚信：真理，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教条主义者们把红军带入了绝境，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湘江战役血流漂杵。直到遵义会议，直到全党全军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醒悟：只有毛泽东能救中国。

而这一切的转折，在1932年那个落寞的小年夜，还只是浓重黑夜里的一点微光。

尾声：2026年的小年，我们为什么怀念他？

同志们，今天是2026年的小年。

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起1932年，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不再需要用报纸卷旱烟，我们也不再需要为几条纸烟而推来让去。我们的超市里琳琅满目，我们的餐桌上鸡鸭鱼肉。

可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怀念毛主席?为什么每到这种节日，只要一想起他，我们就想流泪?

因为我们发现，物质丰富了，有些东西却丢了。

我们怀念的，是那种“干群一致、官兵一致”的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我们怀念的，是那种“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压不垮的铮铮铁骨。

我们怀念的，是那种“纸烟应该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去”的朴素情怀。

我们怀念的，是那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这个资本横流、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有些人恨不得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做座右铭的时代，毛主席当年在东华山古庙的身影，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人性的高地。

他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活得高尚的；人，是可以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是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享受的。

今天，我们过小年。也许你会喝上一杯酒，也许你会点上一支烟。

当你点烟的时候，不妨想一想94年前的那个小年夜。想一想那位用报纸卷旱烟的伟人。

他把纸烟让给了战士，他把真理留给了历史，他把一个新中国留给了我们。

现在的我们，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围剿”——是帝修反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围剿，也是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对我们灵魂的围剿。

面对这些，我们能不能像毛主席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能不能像他那样，守住自己的底线?能不能像他那样，永远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不要歌颂什么盛世繁华，不要沉迷于什么纸醉金迷。看看那些还在底层奋斗的劳动者，看看那些依然为了生计奔波的“战士们”。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享受，那我们就真的对不起毛主席当年退回的那几条纸烟!

同志们，小年快乐。

吃饺子的时候，别忘了，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他在苦难中为我们嚼碎了最难咽的苦果，才换来了咱们今天这点遗泽之甜。

以此文，纪念毛主席，纪念1932年那个不平凡的冬天。

子珩墨

202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