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已经熟悉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如何支撑并放大了住房金融体系，而与之功能相近的“学贷美”( Sallie Mae)对中国读者而言则相对陌生 。事实上，高等教育早已形成一套与住房高度相似的制度结构：由国家背书、金融机构参与、以个人长期负债为基础，维持一个持续扩张的高成本体系。只不过，与住房不同，学生贷款所绑定的不是不动产，而是个人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收入。

目前，美国学生贷款总规模已接近1.7–1.8 万亿美元，涉及4200–4500 万名借款人，是家庭债务中仅次于住房按揭的第二大类别。更关键的是，违约和长期逾期的借款人数量已逼近千万级别，约占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四分之一 。

随着疫情期间的还款暂停结束，联邦政府已恢复将逾期记录报送征信系统，并重新启动工资扣缴、税收退税抵扣等追缴机制。换句话说，学生贷款不再只是“账面上的债务”，而是正在重新变成一种 可以直接扣工资、扣退税的强制性义务 。与此同时，还款方案在立法与诉讼中反复调整，本身就构成了一套高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压力已经开始直接挤占基本生活开支。调查显示，约四成以上的借款人不得不在偿还学生贷款与支付房租、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之间反复权衡。当学生贷款开始与“能不能正常生活”正面冲突时，它就不再只是教育融资问题，而成为一个劳动力再生产问题。

本文关心的，正是这一结构性转变：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高等教育是如何从一种公共品供给机制，转变为一套以学费和债务为核心的资本化运作体系?大学为何越来越像一家以收入增长为目标的组织，而学生则被优先视为消费者和现金流来源?学生贷款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将未来的劳动时间提前纳入资本运行轨道?下面将依次讨论：学术资本主义如何重塑大学的组织逻辑，公立大学在竞争压力下的具体表现，以及学生债务如何成为连接教育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关键环节。

01

学术资本主义：大学运行逻辑的转变

理解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化，关键在于大学自身运行逻辑的系统性转向。正如 Sheila Slaughter 与 Gary Rhoades 在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中所指出的，所谓“学术资本主义”，并不是大学被动地被企业化，而是大学主动转向市场化、类市场活动，以获取持续性的外部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不再主要以公共服务机构的身份运作，而是越来越被组织为一种需要不断扩大收入来源、管理现金流并应对竞争压力的制度形态。

这一转向并非凭空发生，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前置条件之上。Christopher Newfield 在The Great Mistake中强调，公立大学之所以逐步失去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并不只是因为政府削减拨款，而在于高等教育自身逐渐接受并内化了一种新的正当性叙事：教育被越来越多地表述为一种私人投资，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职业回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上。当“公共收益”的语言退场，大学争取公共资源的制度基础也随之削弱，市场化运行由此被视为一种更为现实、甚至更为理性的选择。

在这一叙事转变之下，“竞争”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常识性前提。大学不再主要围绕公共供给展开协调，而是主要通过排名、生源、科研经费和社会声誉不断竞争。一旦资源被理解为只能通过竞争获得，市场纪律便不再是诸多选项之一，而是被内化为一种默认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前提下，大学是否“像企业一样运作”不再是价值判断，而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组织逻辑。

在这一运行逻辑下，学生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学费在大学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学生与家长逐渐被引导，以“投资回报”的方式理解教育选择：读什么专业、进入哪所学校，被视为一项需要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的经济决策。大学则通过品牌化(branding)、商标许可(licensing)以及校友网络的运作，将学生纳入一个长期的制度关系之中。学生不仅是教育服务的购买者，也成为大学品牌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其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在毕业后仍以多种形式得以延续，构成一个可以持续动员和变现的“市场社区”。

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稳定运作，还依赖于高等教育资助方式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联邦与州政府逐步减少对大学的直接拨款，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地通过助学金和各类学生资助项目“随学生流动”。在这种“券票化”的资助模式下，学生成为携带公共资源的流动主体，大学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竞争。学费由此不再只是补充性收入，而逐渐成为大学最可控、也最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一变化为大学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关键制度前提，也为后续一系列资本化实践奠定了基础。

02

公立大学的资本化实践：竞争压力下的制度适应

面对不稳定的公共拨款、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以及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公立大学被纳入一个以竞争和收入为导向的制度环境之中，并在其中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应对路径。

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非教学性投入的系统性扩张。为了在招生竞争中保持吸引力，公立大学越来越将资源投向体育设施、健身中心、学生公寓以及各类娱乐空间。这类项目往往具有高度可见性，能够在校园导览、招生宣传和排名比较中迅速转化为“竞争优势”。与教学楼或实验室不同，这些设施通常以准商业化方式运作，通过住宿费、服务费或专项收费回收成本，在预算上被单独核算为“自我平衡”的收入单元。其结果是，资源配置逐渐向能够直接改善“学生体验”的领域倾斜，而教学与科研则在内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就像在校园导览中，学生宿舍、体育中心与餐饮空间被反复强调，图书馆与课堂反而逐渐退居次要位置。

与硬件投入同步扩张的，是行政与管理体系的持续膨胀。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公立大学需要不断处理招生规模、学生结构、品牌形象、合规风险以及与外部机构的复杂关系。这推动了一整套管理性部门的发展，包括战略招生管理、学生事务与支持体系、职业发展服务、市场推广以及合规与风险控制机构。这些部门并不直接从事教学或研究， 而是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消费体验、塑造学校的市场形象，并提升其在竞争中的可见度。随着管理职能的专业化和细分化，行政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相关支出在大学整体预算中的比重也随之上升。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以竞争为导向的资本性支出逐渐常态化。在既定制度环境中，公立大学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只有通过持续投入、扩大规模和提升市场表现，才能在资源分配和声誉竞争中不被边缘化。这一假设反过来塑造了决策逻辑——即便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压缩投资也被视为高风险选择，而继续投入则被理解为“维持竞争力的必要代价”。由此，资本性支出不再是周期性调整，而成为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运行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学费逐渐凸显为公立大学最可控、也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与专项拨款或科研经费相比，学费具有用途灵活、可预期性强的特点，能够被用于覆盖行政扩张、市场推广以及各类非教学性支出。当公共财政支持缺乏稳定性时，学费自然被推至预算结构的中心位置。大学之间的竞争因此并不体现为通过降低价格争夺学生，而更多表现为通过扩大招生规模、强化服务供给和提升可见度来支撑不断上升的运行成本。

因此，公立大学的资本化并非源于个别管理决策的偏好，而是一种在竞争压力下逐步固化的制度性适应。当绩效评估、排名比较和生源竞争成为主导性约束时，公立大学只能在既定规则中行动，其结果是成本结构的持续上移与运行方式的深刻改变。

03

学生债务：再生产成本的金融化解决方案

在前两节中可以看到，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一种高度依赖学费的运行结构。然而，一个始终存在的现实约束是：大学对收入的需求持续上升，而家庭的即时支付能力却长期停滞。学生贷款体系正是在这一结构性缺口中，被制度性地确立为“解决方案”。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学费上涨与债务扩张的同步演进上。进入 2000 年代后，美国四年制高校学费持续攀升：私立大学年均涨幅约为 3%，公立大学更高，约为 5.6%。到2010年末，私立大学学费累计上涨约 27%，公立大学则接近 46%，个别公立系统甚至在十年内实现了学费翻倍。与此同时，大多数家庭收入并未出现可比的增长。单纯从学费与收入的对比，已经足以解释支付压力的上升，但这并不能解释学生债务为何会出现爆炸式扩张。

真正的转折点，在于联邦学生资助结构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共支持逐步从直接拨款和助学金，转向以学生贷款为核心的资助方式。其中，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长期是美国面向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主要、也是最核心的非偿还性联邦资助项目，其制度功能在于直接降低学生对借贷的依赖。一个关键指标是：1970 年代末，佩尔助学金尚可覆盖平均学费的大约一半;到 2010 年前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联邦资助中助学金与贷款的比例发生逆转——从 1990 年代初“助学金为主”，转变为此后长期维持的“助学金与贷款各占一半，甚至贷款占优”。公共资源并未退出高等教育，而是以贷款形式被重新组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生逐渐成为“携带资金的个体”。当公共补贴随学生流动，大学之间的竞争不再体现为压低价格，而是体现为如何争夺这些可以被即时兑现、却由学生在未来偿还的金融资源。贷款在这里并不是对学费上涨的约束，而是使学费上涨不再立即表现为需求崩溃。高等教育的支付问题，由此被延后并个人化。

这一逻辑在学生贷款机构的金融化过程中进一步固化。以 Sallie Mae (学贷美)为代表的学生贷款机构，逐步从承担政策性中介角色，转变为深度嵌入资本市场的金融企业。2000—2005 年间，其管理的贷款规模增长约 80%，但手续费与相关收入却增长超过 200%。此后十余年，净利息收入与催收、罚金等相关收益持续快速上升。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学生贷款几乎不适用破产保护，违约惩罚具有累积效应，使得未来劳动收入可以被高度稳定地预期和征用。对金融体系而言，学生贷款由此成为一种 现金流高度可预测的资产形式 。

学生贷款对教育供给结构的塑造，在营利性高校的发展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集中。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人数仅占全体学生的约一成，却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学生贷款违约。数据显示，四年制公立大学中约 40%—50% 的学生需要借贷，而营利性高校中这一比例超过 90%;其毕业生的平均债务水平，也显著高于公立体系。更重要的是，相关调查表明，这些机构将大量资源用于招生营销和利润分配，而非教学本身。贷款在这里不仅是支付工具，而是直接重塑了教育供给的激励结构。

从宏观结果看，学生债务的扩张已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2008—2013 年间，美国学生贷款总额从约 7300 亿美元上升至 1.2 万亿美元，增幅超过 60%;在金融危机后，学生贷款成为唯一持续上升的家庭债务类别。对多个毕业年级而言，违约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这一体系并非暂时性失衡，而是建立在持续债务化之上的常态结构。

因此，学生贷款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扩大教育机会的中性工具。它更像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用以解决大学收入扩张与家庭支付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通过贷款机制，教育成本被跨期化、个人化，并以债务形式嵌入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学生债务由此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一部分：它既支撑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金流，也将未来的劳动时间提前纳入金融回路。

04

结语

回顾美国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而连贯的逻辑链条：大学运行逻辑的转向，使学费成为核心收入来源;在竞争压力下，公立大学通过非教学性投入和行政扩张来维持可见度与地位;当学费不断上升而家庭支付能力受限时，学生贷款体系被引入，以金融化方式弥合这一结构性缺口。教育并未脱离公共领域，而是以新的制度形式，被重新嵌入资本主义的运行结构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学生债务并不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意外副产品”，也不仅仅是金融部门扩张的结果。它更像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用以将原本应由公共财政或当期收入承担的再生产成本，转移为跨期的个人债务。通过这一机制，教育成本被推迟、被个人化，并最终以还款义务的形式，嵌入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种转移并不意味着教育机会的真实扩展，而是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新分配。大学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现金流，金融机构获得了可预测的资产，而个体则需要以未来劳动时间为代价，来消化不断上升的制度成本。再生产问题并未消失，而是被“技术性解决”，并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持续发挥约束作用。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教育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结构中的一个切口。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正在以不同形式重复类似的路径：当公共供给不足、成本持续上升而收入增长受限时，金融化机制被引入，用以维持体系运转。理解学生债务问题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而在于看清这一更广泛的制度趋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讨论教育问题不应停留在“学费是否过高”或“债务是否公平”的层面，而应进一步追问：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如何组织劳动力再生产，其成本由谁承担，又通过何种机制被分配。这也正是后续讨论住房、医疗等议题时，需要继续展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