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让剧中主要角色之一朱枫(朱谌之)更加广为人知。机缘巧合的是，几年前，笔者开始研究三联书店的创办者之一、出版家、经济学家、财经专家、隐蔽战线工作者、**人徐雪寒的过往经历，偶然发现他与朱枫居然有诸多交集。1990年，朱枫就义40周年之际，徐雪寒撰写的回忆文章——《一位老战友 一位女烈士——悼念朱枫同志就义四十周年》，记述了这一段往事。

一

徐雪寒和朱枫相识于1938年春夏间。当时，朱枫在故乡浙江镇海沦陷前被迫离家，辗转来到战时首都武汉，经徐雪寒的老同事、朱枫的亲戚朱执诚介绍，二人得以相识。徐雪寒了解到，朱枫“打算去湘西某地分娩，放下身上这块包袱后，再上抗日前线”。他打量着朱枫，看她“满面风尘，像一个中年世俗妇女，但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朱枫“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实际上就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徐雪寒深感“对于我们这家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持岗位工作的士气”。实际情况是，新知书店得以开办，是徐雪寒等同人靠个人微薄的资金凑起来的，书店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因此，朱枫的捐助真可称得上是“雪中送炭”。由于朱枫当时只是途经武汉，逗留时间很短，徐雪寒与她交流并不多，当时除了内心感谢她的资金投入外，对她并没有更深的印象。

徐雪寒

随着武汉会战的连连失利，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武汉沦陷前，徐雪寒决定将新知书店总管理处迁往桂林，由副经理华应申主持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的工作，自己则前往重庆分店常驻，以便于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凯丰等的领导，同时办理编辑、出版、发行及筹款等事宜。同时，为了协调工作，徐雪寒几乎每年都去桂林住几个月。后来，徐雪寒陆续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朱枫生产后举家东返，把老小安顿在浙江省云和县，自己则到金华参加党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工作。不久后，朱枫和丈夫朱晓光又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办随军书店，并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时期。了解到朱枫的近况后，徐雪寒欣喜地认为：“这位大姐终于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来了。”

1940年九十月间，徐雪寒由重庆到桂林，彼时恰好朱枫已转移到桂林新知书店工作。那段时间，徐雪寒同朱枫有了较多接触，逐渐了解了这位同乡的身世：朱枫出身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培养，写得一笔好字，能画几笔国画，熟读唐诗，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且和宁波早期女**员陈修良是同窗好友。不同的是，陈修良去了上海念大学，一直献身于革命事业，朱枫则结婚生子，过着旧式妇女生活。

时隔两年，徐雪寒发现朱枫有了很大变化。她衣着朴素，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物质生活。徐雪寒还观察到，在工作中“她懂得爱护集体，待人亲切热情，善于团结同事，绝没有孤芳自赏，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习气，大家自然而然地称她为大姐(她是我们全店最年长的一个)。她在分店干邮购业务，能完全主动负责，胜任本职工作，但凡有所需要，她总乐于支援别人。她对外有相当交际能力：轮到在门市部站柜台时，逢到官方检查人员，能应付裕如，对进步读者，能很好照顾，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对书籍的要求”。徐雪寒感慨：“经过抗日战火的燃烧，激发起爱国主义的思想，绕了一段小弯路，她终于也走到党所指引的光明大道上来了。这就大大增加了我对她的理解和期望。”

二

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军部、主力部队及附属单位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伤亡惨重。突围过程中，人员四散，在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的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俘，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丈夫生死未卜，朱枫非常着急，但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沉着冷静，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桂林期间，朱枫还从所余不多的遗产中拨出部分，第二次捐献给新知书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观察及实际工作的考验，徐雪寒和华应申都认为朱枫不仅是一名合格的书店店员，更是一名勇于为革命奉献的战士。1941年三四月间，新知书店开始“分散、隐蔽、转移”，徐雪寒离开桂林转移去香港、上海时，决定把朱枫留在桂林坚持工作。

徐雪寒转移到上海，开办了泰丰公司和远方书店。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上海租界，泰丰公司和远方书店失去半公开的工作条件，才决定疏散存货，撤往根据地。次年年底，大部就绪，徐雪寒决定留下汤季宏负责未了的工作，自己则于1943年年初前往地处淮南的华中局工作。

次年秋天，徐雪寒到上海执行任务，得知朱枫已在新知书店的一个对外作掩护的商行工作，有机会再次与她见面。这次见面过程中，徐雪寒了解到朱枫近期的经历：她曾去上饶集中营探访过丈夫朱晓光，后来朱晓光成功越狱。朱枫去浙江接应朱晓光，夫妻二人经过桂林来到重庆，参与经营新知书店开设的副业—珠江饮食店。后来发现有暴露的危险，他们又经武汉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夫妻二人分别，朱晓光奔赴八路军鲁南根据地，朱枫则留在上海工作。

1944年10月，新知书店的贸易机构混入汪伪特务，机构遭到破坏，大部分同志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徐雪寒了解情况后立即赶到上海，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营救。在狱中，朱枫经受了残酷拷问，但她从容应付，敌人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信息，加上混入店内的汪伪特务不认识朱枫，没有她反日的可靠证据，于是很快将她释放。之后，朱枫还冒险在晚上从店后的小窗口爬进店里，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等取出，用来接济尚在狱中的同志，并为陆续获释后去根据地的同志提供路费。

1945年年初，徐雪寒和史永决定介绍朱枫加入中国**。庄严的入党宣誓后，朱枫的组织关系归华中局情报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负责人张唯一直接领导。但在一定程度上说，徐雪寒也是朱枫的领导，更是她革命生涯的领路人。

1946年四五月间，华中局根据中央命令，派徐雪寒去上海筹建一批完全公开合法的企业，并领导一个采办物资和运输的秘密机构，这一机构由汤季宏、陆明具体负责。到上海后，由于徐雪寒的工作人手不足，张唯一就把朱枫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徐雪寒，朱枫接受徐雪寒的调遣，但在业余时间仍为张唯一兼管一些经济事务。徐雪寒将朱枫安排到一个纱布公司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在这段工作时间里，徐雪寒认为“她在公司里是恪尽职责的”。

1947年大年初四，徐雪寒得到警报：不要回住所，尽速离沪。经朱枫安排，徐雪寒在康泰食品公司的股东兼总会计师吕逸民家中暂避。吕逸民虽不是我党同志，但具有正义感，其夫人是朱枫的同窗好友，住处相对安全可靠。在此期间，徐雪寒把上海的一摊子工作移交后，由朱枫办妥手续，订好去香港的船票。此时的朱枫，俨然是徐雪寒的工作助手。

1947年冬，留守上海的秘密运输机构负责人汤季宏被捕，他伪装成商人，应付得法，终获保释。但心思缜密的徐雪寒怀疑敌人是想以汤季宏为诱饵寻找更重要的线索，他又得知汤季宏主管的机构有船只被敌人扣押，部分人员被捕。由于担心汤季宏去做善后工作风险太大，徐雪寒决定亲自去上海处理。到上海找到汤季宏后，他指示朱枫办妥手续，将汤季宏送上了去香港的轮船。朱枫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多年后，徐雪寒与汤季宏重逢，二人共同回忆起当年那段危险的经历。其间，汤季宏向徐雪寒讲述了一件小事：朱枫送汤季宏上轮船时，汤感到寒冷，哆嗦不已。朱枫径直到女厕所脱下自己的厚毛衣，让汤穿上。对此，徐雪寒由衷地感慨：“她对同志就是这样恳切真挚。”

1948年春，徐雪寒奉命去山东根据地，途经上海时曾与朱枫见过面。但徐雪寒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随大部队进入上海，参与上海的接管工作，这时他才得知朱枫已调往香港工作。六七月间，徐雪寒接到朱枫的来信，信中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愿望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以后就没有再得到她的信息”。9月，一度转移到香港的徐雪寒夫人朱光熙，带领一家老小由香港回到上海。朱光熙告诉徐雪寒，朱枫已奉命前往台湾，临行前将两个男孩托她带回内地。徐雪寒对慷慨领命的朱枫由衷地敬佩，“默默祝祷她工作顺利，平安归来”。

1949年10月25日，朱枫赴台前一个月，寄自香港的照片

直到1950年7月间，徐雪寒突然收到华东局联络部送来的一包资料，都是从香港报纸上剪辑的有关朱枫不幸被捕、与吴石等一起在台北就义的报道。徐雪寒内心备受打击，“除了立即通知她的亲友外，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爱人和老母。我们一家为她在心中默哀致敬”。

30余年后的1983年，中央主管部门几名工作人员向徐雪寒调查询问朱枫的历史以及她就义的情况，徐雪寒就自己所知如实向组织作了汇报。徐雪寒的汇报，为有关部门对朱枫作出正式结论起了很大的作用，组织上最终确认，朱枫是一位为党的事业献身的英勇烈士。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被迎回大陆

注释：

[1]徐雪寒(1911—2005)，浙江慈溪人，老一辈革命活动家、隐蔽战线工作者、出版家、经济学家。早年与薛暮桥、钱俊瑞等共同组建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出版《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后又创办和经营新知书店(任经理)，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多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负责我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1981年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2]史永(1910—1999)，原名沙文威，生于浙江宁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1934年，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37年，在大哥沙孟海介绍下，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担任参事室主任朱家骅的干事。1941年加入中统局。1945年日本投降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1949年，任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调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秘书处处长。1961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王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