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的文章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接上文），文中主要侧重讲了去实践的重要性。

有同志在看完那篇文章后，提出了一个严肃、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你这样强调实践，是不是在弱化理论?

甚至把它与那句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起来，暗示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个提醒本身，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它之所以会被反复提起，正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已经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但也正是在这里，我必须作出一个极其重要、却被有意无意混淆的区分：

此实践，非彼实践。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任何关于“实践”的讨论，都会陷入概念偷换，最终要么被右转话语劫持，要么被空洞化、去政治化。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我所说的“实践”，从来不是反对理论，更不是用实践去否定理论。恰恰相反，我所反对的，是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的那种“假理论”，以及脱离群众、只在抽象层面自我循环的“空理论”。

我所说的实践，是号召同志们深入到群众中去，融入群众之中，用理论去观察现实、分析现实、总结现实，而不是把理论供在书架上、屏幕前，用来进行脱离生活的辩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一套可以脱离现实自动运转的“正确答案”。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断进入现实、解释现实、并在现实中被检验、被补充、被丰富。这个过程，必须通过群众，必须发生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

如果离开了群众生活，理论再“正确”，也只能变成自说自话的装饰品。可能是我写的还不够好，但把“深入群众”理解成“抛弃理论”，属实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现实斗争、现实组织、现实变革的科学。它之所以强调实践，不是因为不重视理论，而是因为它清楚：理论一旦脱离群众，就会迅速蜕变为意识形态装饰。

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理论”，而是：你有没有把理论带进群众生活?你有没有用理论去解释群众正在经历的现实?你有没有在实践中补充自己对理论的理解?

如果没有，那你守着再“纯正”的理论文本，也只是在自我循环。因此，当我强调实践时，强调的不是“少说多干”，而是“理论必须落地”。

落到哪里?

不是落到文件里，不是落到口号上，而是落到群众的生活世界中。篮球场的扩建翻新，本身并不是什么“伟大工程”。它的意义，不在规模，而在过程：群众被动员起来了，问题被具体化了，矛盾被暴露出来了，协调被迫展开了，组织能力在实践中被检验和提升了。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带着理论去观察，就会清楚地看到：生产关系如何制约公共事务;原子化如何瓦解集体行动;外部资源为何会成为“拐杖”;群众为何既有热情，又有局限。

这些认识，不可能只靠阅读获得，它只能在实践中生成。所以，我反对的从来不是理论，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理论自嗨”。

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变群众的生活;理论如果不能进入实践，就只会变成争论中的标签;理论如果不能在群众行动中被检验、被发展，就必然走向僵化。

那句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语境中的“实践”，从一开始就不是群众实践，而是一种高度精英化、官僚化的实践。它的主体，从来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少数掌握决策权的人;它的检验标准，也不是群众生活是否改善，而是抽象的数据、效率和增长曲线;它的运作方式，是“先行试点、逐步推广”，而真正承担风险和代价的，恰恰是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广大群众。

这种“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替代群众的实践。它不需要群众的主动参与，也不要求群众的自觉组织，只要求群众服从结果、消化后果。理论在这里之所以被反复贬低，不是因为理论脱离现实，而是因为理论本身——尤其是阶级分析、生产关系分析——对这种实践构成了根本威胁。

而我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反复书写的“实践”，恰恰处在完全相反的位置。

它的主体不是精英，而是群众本身;它不是由上而下的试验，而是群众在现实条件下的自我组织;它不是为了验证某条路线是否“成功”，而是为了让群众在共同劳动中重新获得行动能力、协作经验和集体信心。篮球场的扩建翻新，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组织问题：土地如何协调、意见如何统一、劳动力如何调配、资金如何筹集。每一个环节，都是群众关系、群众意识、群众组织能力的现实呈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实践”，并不是要把理论放到一边，而是恰恰相反：是要求理论回到它原本应当站立的位置---回到群众之中，回到现实关系之中。离开了群众实践，理论不但不会“更纯粹”，反而会迅速变成一种自我循环的语言体系，最终只能服务于解释失败、合理化无力。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对标题“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感到不安的人，真正怀疑的，往往并不是这句话在逻辑上是否成立，而是它在现实中是否仍然“允许成立”。

真的能吗?群众真的还有这样的力量吗?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抽象层面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但历史已经给过我们清晰而残酷的答案。

当年，毛主席正是把一盘散沙般的群众组织起来，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算不算“改天”呢?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正是依靠群众组织起来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修建了红旗渠，修建了全国八万多座水库等等，改变了无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结构。这算不算“换地”呢?

这些成就，从来不是精英设计的奇迹，而是群众被组织起来之后，所释放出的历史力量。没有群众的参与，没有集体劳动，没有高度的组织动员，这些工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完成。

所以，当有人说“当年可以，现在不行”时，问题从来不在于群众本身，而在于：组织群众的机制，被系统性地拆解了;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通道，被不断压缩;群众的实践经验，被一次次切断、否定、遗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次哪怕极小规模的基层集体实践，都显得格外刺眼。因为它在事实上证明了一件事：群众并没有消失，群众的能力也没有消失，真正消失的，是让群众行动起来的条件和意志。

一个篮球场当然改变不了世界，但它能改变一个寨子的公共生活;一次集体劳动当然撼动不了结构，但它能让参与其中的人重新感受到“我们在一起能做成点事情”。

而这种感受，恰恰是最稀缺、也最容易被消耗掉的东西。

所以我才会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相信文字本身有多大的力量，而是因为在群众已经行动起来的时候，思想如果彻底缺席，实践就会被切断历史的联系，只剩下孤立的经验;而一旦这些经验无法被总结、被传播、被看见，它们就很难继续生长。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什么立场，那也只有一个：不把理论供在高处，也不把实践当作挡箭牌;不神话群众，也不轻视群众;不否认现实的困难，但拒绝把“无力感”当作最终结论。

把群众组织起来，确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件极其艰难、漫长、充满挫败感的事情。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次真实发生的尝试，哪怕再小，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被认真记录。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从“已经准备好”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从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行动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改天换地，从来不是一句浪漫的口号。它的前提只有一个：群众能不能被重新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