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发展与建政史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胜利并建立新中国的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在纵向上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研究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把它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完整的概念来看待。从这个视角看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苏区时期根据地是初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是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收获及结束时期。

苏区时期根据地是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1930年建立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成立以来创造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把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认识上来，论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总结。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有一部分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针对一些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思想，回答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指出红色政权存在的五个条件：一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时存在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便使得若干小块**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二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了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三是红色政权的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四是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是**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确。是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实行军事割据，产生小块红色区域的原因，除了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这个客观条件以外，还需要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这是主观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以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能力。在实行军事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思想建设，论证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并提出“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的思想都是流寇思想。毛泽东给红军下的这个定义，是中国历史上军队出现以来首次被赋予这样的政治任务。1930年，毛泽东还专门论证了**必须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必须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必须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建立全国政权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的思想，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条新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还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的理论。这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思想，是为党的工作完全打开新局面的思想。这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探索思路。

毛泽东虽然开拓性地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还处在初创时期，还需要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积累，更为主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承认这种创造，批评这种创造，仍在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的城市中心理论。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不顾中国国情，运用城市中心论，处处碰壁，以至于把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弄丢了，给中国革命力量造成重大损失。

初创时期，革命根据地得不到中央的肯定，而且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存在过“左”倾向。如土地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压制工商业政策，变小资产为无产;等等。还有，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苏维埃土地法》又改为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没收;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这些表明，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最核心的土地问题上，当时还处在一个探索过程中，尚未取得并形成较成熟的经验。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熟时期

为什么说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熟时期?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成熟了，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创建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了实践经验并已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但由于当时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压制，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未得到中央支持。遵义会议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情形有了改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路线的转变，鉴于日本侵华、民族危机的实际情况，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引导、推动全国抗战民意，推动全面抗战。1937年9月，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发表谈话，表示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毛泽东立即提出，抗日战争存在着正规战和游击战两种战略区分，八路军负担游击战任务，游击战作为辅助，起着战略配合作用。随即在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

服务于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有抗日意愿的人，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可收租，农民要交租;支持工商业，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团结民主人士，有抗日意愿的民主人士可进入政权机构;等等。

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权，历史上从未有先例，这个任务只能落到中国**肩上。毛泽东极为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在讲到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对全国的作用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1940年3月，在总结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并将其作为党内指示，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这个指示一开始就说明，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是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这种政权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指示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必须保证**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还应避免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以达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

其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或者内部指示中均强调，各级政权机构要贯彻“三三制”。“三三制”在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为各抗日根据地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调动各方的抗日积极性、民主建设抗日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关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以“五体投地”来表明他对这一原则完全拥护。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相继实施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战积极性的一系列措施。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执政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抗战结束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中国**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成为指导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成为影响中国前途的政治军事力量。

说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熟时期，至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根据地已经壮大了，已经形成包围城市的力量了，初步取得建立国家政权机构的必要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收获及终结时期

抗战胜利了，中国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了重庆谈判纪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挑起了内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了解放区。解放区仍然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继续，理论根据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目的是夺取城市，创建新中国。

解放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比抗日根据地更壮大了，更有力量了，也更加成熟。在原有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广大的东北农村很快形成了解放区，对东北地区各大城市形成了包围态势。华北各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以及其他地方根据地也逐渐从小块连成大片。老解放区包括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纷纷进行土地改革，有的地方甚至平分了土地。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发出了“五四指示”，明确指出，“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该指示提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并要求在解放区政权稳固的中心区，必须支持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群众运动，特别提出注意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各解放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结合各地实际，推动了土地改革进行。根据有关资料，到1946年底，晋冀鲁豫全区已有2000万农民获得土地，苏皖已有1500万农民获得土地，山东全区有1500万农民获得土地，晋绥新区宁武等13县有5万余户农民得到土地，东北解放区有2600万亩土地分给农民。

为了统一各解放区对土地改革的做法，经中共中央同意，1947年7—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后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原则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这个土地法大纲，丢弃了土地革命时期不成熟的经验，纠正了“左”的和右的倾向，使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全面推行，使1亿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使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获得了最大的物质保障和人民支持。

这次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的第一次土地会议，《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是2000多年以来第一个处理全国土地问题的基本纲领。中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成功，标志着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只有这个条件具备了，人民解放战争才能够大踏步胜利进军，才能够实现夺取大城市的成功，才能够实现创建新中国的成功。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举行，标志着中国**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也是国史研究的源头。

总结起来讲，第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各解放区，包括1948年华北各根据地完全统一后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这是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收获的阶段，也是它的终结阶段。第三个阶段时间很短，但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国性胜利，特别是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极为重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战略重心转移”的新论断：“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新论断，是我们开展根据地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理论论断。以往的学术研究，重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战略重心转移”重视不够。两者都重要，都是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后者更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