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第六节 第三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条件：广义对抗化的战争条件形态

广义格式化战场时代

作为工业革命军事化的最根本的历史性变革就是战场的变化。

人类战争行为需要各种存在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具体体现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战场环境当中。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使得人类军事战场走向泛社会化与泛空间化。人们借助工程技术和社会文明成果，持续不断地把自身存在的环境改造成适宜战争的环境。这个进程，在近些年高歌猛进，人类所有的空间和领域都不能置身于外。所的地面、所有海域、所有空域、所有近太空、所有地区国家、所有社会领域正在被改造、被感知、被控制、被利用、被占有、被剥夺。所有人群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塑造。

工业文明从来没有如此迅猛地改变着战争的内涵、形态。仅仅经过一个多世纪，作为战争主要要素的国防工业部门和主要装备已经成为战争的绝对主导者。他们本身越来重要，就越造成他们的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关系。而且战争的要素。一夜之间，似乎就成了过剩的资源，于是，需要不断的制造战争来维系自身军事工业的生存，维系自身主战装备的发展。这样的结果是，军事工业将整个社会经济绑架到难以自拔的地步，同时，也窒息了军事科技自身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军事联合体成了军事革命的最大障碍。

作为工业革命军事化的最根本的历史性变革就是战场的变化。目前，世界上人类生活所到之处，人类生产所及之处，产业链代表的生产关系所连接之处，战争所涉及之处，人类物质能力所及之处都在变为战场。战争进行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自然条件、战场条件，正在被全面地格式化为广义战场。

地球陆地总面积为1489亿平方公里。在近乎全部人类史中，70%以上都没法作为战场，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海拔太高，极端寒冷或者太没有水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法展开。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争，但是，在人类第三形态战争时代，全部地球表面的陆地和海洋、全部地球的大气层、全部地球的近太空、全部地球海洋的下面都成了战场，而且正在被格式化为第三形态战场。

在今天人类生存的环境，看不见的有各种电磁波;脚踩的地面之下铺着各种管线;在任何一个道路下边，有无数个管线。在每一束管线当中又有很多的光纤，在每根光纤当中同时传达着成千上万路的信号。如果你不注意它，它们似乎并不存在。但是它们的各种组合随时变成左右人类生存状况，甚至剥夺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力量。

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空前地改变着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为此，本书认为：战争也史无前例地步进入“格式化战场时代”，即：人类主要的战争空间是很大程度地被人类“预先构造”，各种战争要素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预先准备”。整体地看，人类的战争要素、战争理念、战争行为，乃至主要的战争形态自然会发生“进化”。无论愿意与否，战争的一切内涵与外延都无法抗拒地接受历史浪潮的洗礼。这沧海桑田般的洗礼，是内在矛盾的爆发遇到外在环境的突变，是量的喷发伴着质的飞跃，是人类军事史千年尺度上的大跃升。

过去的一、两个世纪是装备统治人员和战场的时代，其特征在于：新装备对旧装备的不断替代，即：大的代替小的、快的代替慢的、远的代替进的、复杂的代替简单的、昂贵的代替便宜的。现在的时代是毁伤网统治人员和装备的时代，其特征在于：嵌入广义战场的毁伤网对装备的不断吸纳与整合，即：体系的代替单元的、跨界的代替领域的、跨尺度的代替单尺度的、多周期的代替单周期的、协同的代替孤立的、统一的代替独立的，军民跨界的代替非军即民的、常态的代替战备的。
 

第七节 第三战争形态理论的历史传承与演进：军事理论与军事家

本书是按照军事形态演化的逻辑顺序展开，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先后。为此，本书评价历代主要战争，是从战争的四个存在前提方面具体展开，并综合考虑。

在东西方军事历史中，都有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思想能够跨越具体历史的局限性，各自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军事实践与见解。

在战争的第三种形态阶段，战争的总体战略与全部战术具备前所未有的相一致前提或条件，战争存在前提的四个方面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相一致。在战争的第三种形态阶段，一旦战争的一方面获取了广义战争能力的主导权，即，军事广义毁伤网与国家广义抗衡网的主导权，那另一方就已经没有这个对抗的必要了，因为在战争发生之前，广义对抗能力的胜负结局已经形成。当然，这不等于就没有对抗。而是对抗的形式内化到整个社会性的人类冲突范畴。

在人类战争史当中，有很多历史时期是多种战争形态交织的时期。战争形态的构成，尽管物质方便很重要，但归根到底是政治组织方面、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足够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政治力量能将旧的战争形态升级为新的战争形态，能将每一种战争形态的能力发挥到它的极致，能面向未来构建所需要的战争形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感慨道：“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译本第四版)的批注》P445)。其实，他本人手中的笔和所指挥的枪杆子完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游击战争》(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论持久战》等政治军事学著作为标志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人类军事理论史中，首次从人类战争存在的前提出发系统地揭示军事问题的规律，将军事主体、军事目的、军事力量及军事条件，即全部军事存在的前提，切实地形成一个整体，统一了每一个指战员的意志与意识、能力与行动。这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军事哲学思想与其他军队。使得整个军队统一了立场与方法，统一了组织与部署，统一了感知与协同，统一了自主行动与总体目标。

在军事哲学与军事理论历史上，是毛泽东首先全面彻底地从军事存在的前提出发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提出：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可见，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人民军队是为着实现人民的政治目的，才能最彻底地实现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相一致，军事战略与军事战术相一致，战争存在前提的四个方面全部相一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以最先进的军事哲学思想与军事理论为指导，通过建立最先进的政治组织与军事力量，用第一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战胜了第二形态的武器装备。

从存在论哲学的唯物史观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一切从战争存在的前提出发去认识战争的一切，并让这样的军事思想在指导军事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检验并丰富发展。

真理并不是建立在逻辑自身思维的本性上，真理不在感情世界之外，真理只在人的实践之中，实践不以认识为前提，把理论当真理，真理就成了对人的征服。所以，第三种战争形态是广义毁伤网与广义对抗网主宰战场的形态，所有人必须面对这个抉择：要么是所有人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共同主宰战场，要么是所有人被对抗体系所主宰。

主宰战争的是大多数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需要，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因此，这不是个人的需要，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存在的需要。而这个社会存在的组织形式，现在是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是众多的小封建主。在中东是宗教的力量，或者文化的力量。因此，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指的是当时他所在的众多封建组织与国王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人们是分散的，生活在众多的小领地上，本领地的封建主有能力组织军事力量，与其他封建主和国王展开军事斗争。彼政治概念不同于现在的政治概念。因此，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其实指的是能够支撑一个独立的军事力量的社会组织的主导力量。而当时只有法国率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军队变为国家的军队，参军打仗变成每个公民的义务。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把战争看作终极手段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其逻辑来源于他身处德意志体系之内，他希望得到体系的重视，从而获得对军事力量的参与权。因此，把战争看着终极的、被动的、消极的、静止的手段。而且只是从所谓职业军人的角度，即他出身的德意志军团的角度来定义军人。完全忽视了整个社会其他阶层对军事的参与。包括准军事人员。而且并不清楚政治哲学与军事哲学在人员方面的不可分割性。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军事人员的组成物理化和最小化。二是并没有将战争对人的屠杀伤害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其将绝对战争认为是大决战式的、单纯军事手段。这样也就将各个军事要素孤立起来，甚至于瓦解掉了。

于是，在方法论上看，他试图就纯粹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纯粹的军事问题，而不清楚他提炼出的纯粹的、理想的军事问题或者是绝对战争，其发展与变革的动力并不在本身，而是人类不断发展的、日趋交融的人类社会生活本身。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解释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明，战争的力量来自于政治，从而来自于经济的综合力量，而经济的综合力量又是人民大众的社会存在的力量。从而，归根到底，战争的最终能力取决于人民大众的意志的充分表达。《论持久战》所领导的运动，是一个改变中国军事存在前提的运动，是在统一的哲学思想组织与领导下，全国人民形成的统一感性活动。主观能动性就是感性活动的主体性。

哲学家认为：真理性是指对象性的，这不是个理论的问题，是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所以，归根到底，《论持久战》所提出的思想是一场战争领域存在论的哲学革命，其主导了战争领域的思想革命、感性活动革命与对象性活动的革命。

只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曾经领导过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民族打赢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联合体，只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建设过、组织实施与运用过跨代的军事演化类型。从井冈山的梭镖的第一代，到建国后机械化军事力量，到原子武器时代的装备体系。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战胜了同时代最强大的敌人乃至联合起来的敌人。

基于欧洲古典哲学，克劳塞威茨率先提出的军事方法论及其理论体系是空前的创新。“克劳塞维茨认为，由于战争是一个由有各个要素、部分或环节紧密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应以现实的战争整体，而不是其各个孤立的要素、部分或环节，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认识的起点，应根据战争整体，而不是根据其各个孤立的要素、部分或环节研究战争。他所说的作为战争的研究对象和起点的现实整体是唯物主义的，它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夏征难《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P65。

而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与其他军事哲学相比，在战争的整体性、全局性与发展性等各个方面开辟了全新的历史篇章。毛泽东军事哲学和军事思想通过官兵一致、军民一心、支部建在连上、主观能动性等等，对军事力量的精神方面及其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方面，达到了人类军事思想与军事哲学的全新高度，并且，终于成功地指导了壮阔的军事斗争实践。

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 ，阿拉伯军队四处扩张，让人震惊之处在于，他们的军队也有精兵强将，凭借与宗教信仰相一致的独特的军事哲学与军事思想，发挥他们装备和作战技能的特点。阿拉伯文明本身的信仰给他的战士带来了圣战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在于，阿拉伯信仰在军队占领之处，也将手上的人口纳为自己的受众，因此，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基础。这是与其同时期文明根本性的不同。所以，阿拉伯文明是宗教经济与战争合为一体的。特别是有些入侵的土地上，生活着对阿拉伯文化有认同感的人群，自然会主动投奔。

人类第三种战争形态的两条道路是对立的。以人类共同命运为使命的战争体系及其能力，应该承担起为人类免除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的共同责任，应该为全体人类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安全保证。未来的战争能力应该用于有效预防和战胜各种风险的行动上，战胜文明危机、政治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地质危机、生化危机以及未知技术带来的所有威胁与灾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