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血吸虫病曾遍布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血吸虫病患者有1100余万，受威胁人口达1亿。其危害，我们可以从那时的民谣窥见一斑：“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女不生育男怀胎，十人身体九人衰，田地荒芜无人种，鬼哭狼嚎遍村寨。” 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绝户村并不罕见，“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侥幸活下来的，无论男女老幼，个个“肚大如冬瓜，体瘦如丝瓜，面色如南瓜”。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1950年4月，卫生部即向华东区、中南区下发了《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1953年，沈钧儒老先生在太湖时，发现这一带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他便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毛主席的回信中有这么一句：“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夏，毛主席安排工作人员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生活情况，当得知“大肚子病”仍在困扰群众时，他与对周边省份领导部署了调研任务。不久，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6年2月，毛主席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可以说，全国性的防治血吸虫病，离不开他老人家的高度关注、调研与部署。

消灭血吸虫病，就全国范围而言，有两个高潮时期：第一个是，1956年初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各地成立血防领导小组，一直到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一次，主要是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了群众性的灭螺运动。其成果是喜人的，当年6月底，《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毛主席欣喜不已，彻夜难眠，写下了不朽诗篇《送瘟神》。他还提笔写到：“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第二个高潮则是1964年开始的“农业学大寨”时期。这个时候，此前不脱产的血防员已经成熟起来，群众性的整治工作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反复查灭螺继续。

更为重要的还有两个：一个是依托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逐渐成型，赤脚医生及三级诊疗体系发挥重要作用。以江苏昆山为例。当地组织干部、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前后花了一个多月，对存有的8400多名晚期血吸虫病人逐个进行了访问。同时，因为当地公社、大队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都有所提高，于是一改以往全部送到县里治疗的做法，做到因病制宜，分级治疗，一年多就完成了普治任务，而照此前县里一年只能治七八百病人，需要十多年时间才能把现存病人给治一遍。当然，这种分级诊治工作，有一个健全的医疗业务辅导网进行支撑，一年多时间，当地县、社两级就举办了50多期训练班，30多次经验交流会。

另一个是依托人民公社的水土整治工作，有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消灭钉螺相结合的群众性运动。这里头少不了的是中西医的结合。早在1956年之后，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比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老虎草”、安徽的乌桕jiù树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等。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之后，锑剂与针灸结合使用运用了许多年。

无论是反复的查螺灭螺、水土整治，管粪改厕、不打湖草、管水、还是防护、查病治病，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并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批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的专业队伍。这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真实写照。

最后，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群众广泛深入的参与，还是干部、群众、专业人士的结合，亦或是重视调研与实践、抓住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都离不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离不开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