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人民公仆李尔重》我们进行了9讲，今天第10讲，讲讲李尔重文集第四卷中的介绍李尔重青少年时代的文章，因较长，分段来讲，今天讲讲第一部分：勤奋求学少年时，家乡生活二三事，先看看原文。

一

我于1913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下中农家庭里。六岁，初知人事，母亲就去世了。当时，我的大姐只有十六七岁，大哥不到十二岁，二姐不到八岁，妹妹刚过三岁，一个弟弟才满月。年过六十岁的寡祖母，接了拉扯这一群无知无识的孩子的重担。她比我们哭的还沉痛。我们只知道把妈妈一埋进土，再也看不见了，并不了解别的将要到来的困难。只有祖母知道，埋葬了媳妇之后，便开始了她的挑起生活重担的艰难历程。她逢人便流泪，哽咽地诉苦:

“留下这一群孽郎疙瘩，可叫我怎么办哟!”

从此以后，搂着我们睡的是她，黑夜督促我们撤尿的是她，喂那个小弟弟的是她，抱柴、做饭、打狗、喂猪的也是她。我们只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里知道她老人家每天耗费多大心血呢?

没有三个月，只会哭不会说话的弟弟死了。祖母失去了一个孙子，这对她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你是前世造下了罪，今生才托生到这苦命的家;你是讨债的鬼，你是…唉!我可说你什么哟!”

虽然我们是中农家庭，虽然一年到头，锅里勉强有米可煮，可是一到歉年，我父亲一条壮劳力也顾不上这七张嘴吃饭。到了青黄不接时，要籴粮食吃。籴粮食当然要买贱的，那就是口小米——即口外(泛指长城以北)出的小米。这种米生长期短，没有油性，煮稀饭不“烂锅”，煮干饭没香味，吃到嘴里如同嚼蜡。我的祖母为着使我们吃得顺口些，总是采摘些“人绊菜”之类的野菜，用开水烫熟，拌上点盐，有时点上一滴香油，算作一碗好菜用来佐食。

邻家的墙边上有一棵枣树，秋季枣红了时，风常常吹落几个红枣，落到我们院里。我的祖母把它们收起来，等我们这群“小燕”到齐了，一个人几个分了吃，她自己却是从来不沾口的。

老人家累了，常常抱住我，一面拍着，-面又是鼓励又是安慰自己地说:

“快长大吧!长大了能挣钱了，好好孝敬孝敬你这苦命的奶奶。”。

她一边理着自己的鬓发，一边看着这些无知而幼小的孩子，也感到自己所盼望的，不过是一个缥缈的幻影:

“怕的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福分，等不到你们长大了。”不久，我父亲娶来一个继母。

自从继母来了之后，多了一个干活的，也多了一个麻烦:婆媳不和，家庭争吵。一家分成两派之后，我们当然都站到祖母的一边。我们都是没嘴的葫芦，除了跟着奶奶流泪之外，什么也不会干。

沉重的劳动，家事的折磨，使祖母慢慢地瘦弱下来。大秋打场时，簸簸箕的活她干不了，常常叫我的大姐:

周长“你替奶奶做点吧!”

但她老人家六十六岁时，还并未服老:夏天要给我们做单衣，冬天要给我们缝棉衣，一年四季要给我们“排船”(她老人家认为做鞋象是造船，是一项艰苦工程)，白天要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夜晚还得纺线，天一明，她就要招呼喂猪。她老人家真是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息，日夜难得个清闲。

二

我六岁的时候，村里成立了个私塾，只要花半斗玉米，就可以念一期冬学。家里便把我和哥哥送进了私塾。祖母愿意我去上学，但又怕我磕着碰着，或者挨大孩子欺负。我那时也能看出老人家的意思，决心念书念出个“样子”给奶奶看。

我上了私塾，开头学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因为老师认为我年龄小，不但没有学四书五经的条件，连学《四言杂字》的条件也不够。当时，我还不知道计较高低，我只想:我一定要比别人学得好。这个“学得好”的标准是:学得快、背得熟。老师按这个标准来考核，果然很快地发现我很“不凡”。他原来的打算是一天让我学两行《三字经》，共十二个字。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是很可以的了。殊不知，那种鹦鹉学舌的学习方法，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两行十三个字，有一个钟头，就可以给老师背个烂熟。在私塾读书，是“包产到户”的办法:老师教你的部分，你能早点背熟，老师就早往下教;背得快的，可以多学一些。可是也有一条，你要是背得过快，超过了老师愿意多教的限度，老师也不于，因为老师怕缩短了教学时间，下一冬你不来，收不到半斗玉米。两行十二个字，老师分两次教我。但第一天我就学了三行十八个字。老师很夸奖了我一番，同学们也说:“大脑袋真灵!"(我当时个子小，显得脑袋大)我觉得喜滋滋、晕乎乎的。

之后，我不但一天能学三行十八字，还想学四行二十四字。老师有点不耐烦了:“别贪多嚼不烂!”

老师不肯多教，我只好翻来复去地念老条条:“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

盘着腿坐在炕上，不动位子的念，实在难受。摆脱这种痛苦的办法，就是多跑几次厕所。跑多了，老师要干涉。不得已，只好扬着脸，望着标条瞎嘟哝: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但发音和心里想的完全脱节。这个动作也只能偶尔一试，多了，老师会发现。学生们憋很难受，就变着法子偷着玩，不规矩的事，时有出现。私塾的老师没有戒尺，用烟袋锅子代替，几乎没有一个同学没有尝过这个味道。

起初，我还是个例外。为了不自讨没趣，在炕上坐得还很象个样子。时间久了，我也实在不能不破“戒”了。我左边的同学学的是《论语》，右边的同学学的是《大学》。我的《三字经》念厌了，就偷着跟左边的同学念“子日”，稀里糊涂地我学了若干何《论语》。还听人家说:《大学》开头的一大段，是能避邪的，比《玉匣记》上画的符咒还灵。要是走夜路，走到“乱葬岗子”——没有主的坟地，老百姓说，这地方鬼最多--的时候，头发茬子都支楞起来了，你就赶快念“大学之道…”,保险碰不上“鬼打墙”。我很相信这个，于是我便跟着右边的同学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老师看我念得很带劲，至少在一个月时间内，他没有发现我在捣鬼。有一天，我正在念《论语》念得高兴，脑袋上突然挨了一下，很快地在后脑勺上鼓起一个包，我边用手摸，边流眼泪。老师很不客气地说:

“我以为你是个老实的呢，原来是个蔫坏。以后不许这样!‘教不严，师之惰'，我的烟袋锅子可不认人!”

这一冬，念下来了，我认了一堆字。乡邻们送我一个绰号:“二先生”-这里边有戏弄小孩之意，也有褒奖之意。

三

我的堂伯父和堂兄是当小学教员的。生我的时候，正进人民国年代，兴学堂，不兴科举了。堂伯父和堂兄也开了脑筋，认为孩子应上学堂，不应上私塾了。七岁上我便进了学堂。

学堂跟私塾大不一样，那里不是十几个学生，而是上百的学生;老师也是好多个。上课的课堂里，有桌子板凳，不坐炕，而且窗子上都安的是玻璃;念的书，是洋书;商务印书馆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书上有字还带画，虽然那些画也是带古板味道，比较起来，还是洋气居主要地位，比如“头顶倒丧盆(礼帽)，手拿哭丧棒(文明杖)”的人物，在书里是常有的。

这些对我都是新鲜的、陌生的。最使我高兴的是:孩子们多了，玩起来热闹。学校里还种着一些花，是我们家里没有的。最初听老师讲课，总觉着老师“撇腔”，不论说话的内容或腔调，不但跟我们家里人不一样，也跟私塾老师不一样。比如我们家里惯用“列个”或“昨儿个”，老师总是说“昨天”;家里说的“列个后晌”，老师总说:“昨儿晚上”;“相好”不说“相好”，说是“朋友”等等。慢慢地我也学的带了洋气。

老师们脸上时常出现笑容，这是跟私塾老师不大一样的。私塾老师最讲究“君子不重则不威”，老师都是君子，君子就得一天板着个面孔。起初，我以为这些新老师是好说话的，可以不挨打了，没有过上一个月，我发现了老师们除了笑脸之外，还有一付阎王爷的面孔。并目还有一根特别的类似阎王爷见玉皇大帝时拿着的笏板——戒尺。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把一个同学的小手的拇指向下一搬，手心向上，老师右手拿的板子狠狠地向手心上一拍，那个孩子咧开了大嘴，第二下一拍，那孩子流下了眼泪，第三下一拍，那孩子哇地一声哭了。我的脸伏在桌子上，不敢看了。

从此，我知道这老师也不是好惹的，便格外小心，表示勤奋读书。我在冬学里已经学会了一堆字，到学堂里念的是共和国文第一册，开头是第一课:人，第二课:手足，第三课:刀尺…，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小玩艺儿。老师很快地发现了我“很聪明”。我也真的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不少，于是表面装得勤奋，肚子里却想着许多玩的点子。我不敢明着玩，“蔫玩”。我有一个本领，用手一挥，可以抓着一个苍蝇，用一个小纸条放到苍蝇肚子上一捏，黏住了，再把苍蝇一放，负痛的苍蝇便带着白纸条飞起来，惹得大家发笑，我却低头看书。为着这个，曾使几个同学蒙冤受责。

日子久了，老师终于发现了我在捣鬼，把我的手心打肿了，并且罚站一点钟。

写字写得不好，老师很教训了我几次。我发现只在仿纸上照着仿影描，总是写不好的，便给自己增加了业余练字的一课。业余练字要用纸，想去多买纸，又没有钱，我就在几张纸上重复地写来写去，把纸都写黑了。写字一课逐渐得到了好评。

不但这一点，在作文上我也加倍地下了功夫，就是下力地背书。我能背的东西多了些，写起作文来也就有了色彩，老师对于这点是喜欢的。

我从小孩时起，就认为背书是增加知识，锻炼思考的一个手段。比如把《三字经》里的“教之道，贵以专”，当作顺口溜念的时候，把“贵”字理解为“跪”字，“专”字理解为“砖”，以为教学生就是得罚他“跪砖”。日子久了，学的多了，也就慢慢知道这六个字的真义了。

四

上小学低年级时，我岁数小，个子也小，家里是不叫我参加劳动的。哥哥首先当了爸爸的助手，跟着爸爸于活去了。

爸爸和哥哥每天累得够呛，到了吃饭的时候，本来应让他们吃得好些;实际上，奶奶爸爸都特别照顾我。平常的饭食:早晚吃稀粥，萝卜咸菜，大家都一样，中午的时候，吃高粱米、小米干饭或玉米面饼子，也是咸菜，夏天加上大葱蘸酱，或加点凉拌豆腐。豆腐，在农民家就是高级菜:“来客别马虎，打酒拾豆腐”，说明豆腐是待客的上品。一添了这类的菜，连奶奶姐姐都不愿意伸筷子，想叫爸爸哥哥多吃些，爸爸和哥哥却总是要我多吃些。

老百姓有一个习惯，过生日总要煮一个鸡蛋吃，图个吉利。平常谁也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因为一个鸡蛋可以卖两个铜板，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爸爸是一家之主，又是我们家劳动主力，对于他老人家要优待;过生日时总是给他煮一个熟鸡蛋吃。他仔细地剥掉蛋壳，一点一滴蛋肉也不能留在壳上，他看了又看，小口小口地咬，品尝鸡蛋的滋味。奶奶事先再三嘱咐，不许我去要，也不许我站在爸爸旁边去看;可是我总是想弄点吃，免不了在爸爸身边走一趟，又走一趟。爸爸很明白我的意思，还是要分给我一口吃。

一来二去，我在全家之中就有了个特殊地位，大家把我摆得高，我自己也觉得高了。

再加上，在学校期考的时候，我得过两次第一，全村都说:“二先生高才”，我爸爸也特别高兴，我就更走起矫步来了。

庄稼人家，天天都要打水、喂猪、垫圈、打扫牲口棚，这些活都由爸爸和哥哥干了。我慢慢长大了些。有时哥哥要我帮他抬抬粪筐，把扁担的三分之二让给我，他抬短头，我不好不去抬，可是抬上几次，肩头上火辣辣的，这玩意真不如念书自在。慢慢地我就生着法儿躲开劳动。

爸爸看出了毛病，常常跟我说:“别光想着念书，咱们家念书，无非是为了认几个字，看个文书不上当，贴个对子上下联不弄背就行了;到时，咱们还是要靠土里刨食吃，该学的庄稼活，还是要学。”对于这一点，我不大愿意接受，“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这个思想越膨胀，越不想劳动，把爸爸惹烦了，发脾气骂我“没出息”，催我在农忙时去拔苗、割草、采猪菜。

第一次学割草，我哥哥很关心我，教我怎样磨镰刀，怎样抓草，怎样割:“要注意把镰刀放平，直着往后用力，不要斜着拉，一不小心，就会砍破了脚!”其实，凡事都要经过实践，光用理论教是教不会的。开始割草时，手也割破过，脚也割破过，慢慢地也学会了。不过，伏天，割满一笆拉筐草，背到背上往家里走，走到家里，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成水了，我可真的尝到劳动的滋味了，总想摆脱它。

再看看爸爸哥哥，一年到头，不分春夏秋冬，风里雨里，总是手脚不停，自己当个旁观者，也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供-这是我上了十岁以后的事了。

这时候，我从书本上学到了“孝道”。我觉着我应该尽一些“人子之道”。于是，我咬着牙跟着爸爸哥哥学锄地、耕田、拔苗、打场之类的活。虽然从心眼里觉着不好受，总还是咬着牙干了。

这里学到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别人认为不堪忍受的艰难，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平常事。

儿时的劳动，还给我增加了不少的农业知识。到后来，我曾入过北平大学农学院，其中有一门“作物学”，那里头讲的是选种、育种、中耕、锄草之类的科学。那时，我已参加了革命，没有时间好好上课，到暑期考试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题目:“中耕有何作用?”书本上是怎样说的?我不知道，我便把我爸爸教我的一套，写到卷纸上了。爸爸给我说过:“锄是一张宝，出水出火又锄草，旱天锄深地发湿，地湿浅锄干的早;庄稼佬耍好一张锄，壮地发苗跑不了!”我爸爸不知道“中耕”二字，他可是深通“中耕”的奥秘。我的卷子居然得了个不错的分数。

五

平常，在表面上我是一个不大说话的老实孩子，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育，脑子也就日益活跃起来，什么都想试一试。我哥哥和他的同伴们有一种爱好:一到夏天就到河里去玩水，顺便还摸几只螃蟹。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可是，我的奶奶最怕我掉到河里淹死，严厉地告诫我的哥哥，不许带我到河里去玩水。所以，他们总是偷偷地溜走。我就想办法对付他们。我知道哥哥吃完中午饭，要是不躺下睡觉向外走时，准是去河里洗澡。我想跟他去，也不能明目张胆的走，便想办法骗过奶奶，我提着一个小罐头筒去告诉奶奶，我到井边去提凉水喝;实际上我走在哥哥的前头，在村外等着他。只要发现他走过来，再撵我也不走了。

有一天，真的出了一次险。哥哥带我到河里，嘱咐我:“就在这浅水里玩，不许到别处去，我给你摸个螃蟹去!"他走了。我在浅水里瞎扑蹬，不知深浅地溜进了深水处，一下子没了顶。亏得哥哥及时发现了，赶忙把我从水里抱起来，我已经喝了几口痛快的水，哇哇地哭起来了。哥哥也吓坏了，好容易把我弄得不哭了，拉着我回家。在路上一再嘱咐我:“千万别说。说了，咱俩都要挨揍的!"

我也不敢说，可是别的孩子把这个秘密泄漏了，我挨了一顿捶，我哥哥挨了两巴掌。

我们家的北边是压虎山，山很壮观，巍巍插天。离山近的孩子们常说山上如何好:一上山可以看见海;山上有狐狸，有兔子，有野鸡;至于大枣、苹果、柿子，简直满山都是，随便吃，不要钱。我多么想上一次山呀!

其实，山看来很近，实际上离我的家还有十五里路的距离，成年人走个来回，再加上爬山，也还是吃力的。我跟几个孩子商量了一下，认为可以去一趟，“登高望远，一览天下”。何况还可以不花钱吃大枣呢!就这样决定了。

在一个星期天，我偷偷地拿了一个玉米面饼子，对家里说:今天学校里补习功课，便和约好了的几个孩子“远征”了。

一股子劲催着我们走到山下，又一股子劲催着我们上了山。爬到半山腰上，吃了干粮，再往上爬，腿真的不听使唤了。没到山顶，怎么好说二话呢?爬!有的同学坐下了，一口一口地喘气，有的同学喘了半天气，说出了心里话:回去吧，要不，天黑前咱们就回不到家了!”我还想再硬一下，也硬不起来了。

我们下山了。在山坡上，走进了一个枣树林子。秋天的红枣，象珠子似地挂满了树，那股子水灵劲，使喉咙里已经冒了烟的我们恨不得一口气吃个饱。我们到底还是学生，不敢做偷窃的事，只把落到地上的枣子捡起来吃，又甜又解渴，吃得很高兴。

“嘿!你们是哪里来的?随便吃枣呀?”

看林子的一个老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了。我们这才知道“吃水果不要钱”是假的。可是，我们谁也没有一文钱，只好向老人家说好话。老人家却也通情达理，不但没有骂我们，反而和气地说:“吃吧!别吃太多了，会拉肚子的，口袋里再装些走，不要紧。”

我们每个人在口袋里装了一些，高高兴兴地下山了。太阳已经压到西山头上了。等我们到村边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

天越黑，我越怕，我不是怕鬼，怕的是回到家里不好交代，谁知道爸爸该用巴掌还是用脚来对付我呢?

我低着头，走到了村边。村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我的祖母常常站在这棵树边，望着一条漫长的路，等待着迟迟不回家的孙子。今天，天已大黑了，我想她老人家总不会在这里等我了，我快步地走过了这棵树。后边发出了一个混合着优怨、期望的叫声:

“二头!是你回来了么?”

“是我!奶奶!”我已经流出了眼泪。

“跑到哪儿去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一家子都急的我知道奶奶也流泪了。

我的爸爸，看到奶奶一再打手势，把为我准备好的一声劈雷，压下去了。他扭转身，用背对着我，什么也没说。姐姐、哥哥都直着两眼看着我。我低下了头。

我一直对这次旅行感到满意，因为我真的体会到了山是高的:鸟确实在我的下边飞;山下的人和牲口，是看不清的;眺望远处，天地混一，微茫一片，那真是大海之所在了。这股子兴致种下之后，青年、壮年、直到老年也未减弱。我登过南岳衡山的祝融峰、中岳嵩山的太宝少室;我曾于六十四岁的时候，踏遍了西岳华山的五峰;六十八岁登上了恒山，爬上了峨眉山的金顶;五岳之中，只剩下泰山没上过，我决心要登上玉皇顶。

同志们：李尔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河北丰润县即现在的唐山市内的一个下中农家庭里长大的，少年的他非常聪明，但他对四书五经非常厌倦，时常爱好登山下河。

谢谢聆听，下期接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