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先生们谦逊地宣布，他们发现了世世代代永远调节着生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

帕雷托先生所引证的托德教授预言说，谁不遵守这些规律，谁就要倒霉!就象不知道热的规律的孩子把烧红的煤抓在手里要吃苦头一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以自己的发现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经济规律和天文、物理和化学规律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自己关于什么是规律的错误想法。

经济学家们认为，规律先于现象，支配着现象，规律同警察局规定现象应如何进行并导致何种结果的强制命令相类似。创造了创世说神话的野蛮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出来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接着他命令：“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 《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编者注]

规律没有肯定的存在，它是理性的构成物，这种构成物使我们能够把类似的现象归并、分类和排列，说明它们的共同特点，认识它们的原因和结果，甚至有可能预见到，一当出现某种现象就必然会引起某些结果。如果我们在含有氧和氢的玻璃瓶里点着电火花，那么我们这样做是预先知道会产生出水来的。如果我们让资本家来选择：是愿意得百分之一的利润还是保证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那么，他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立即会按照火柴厂主的良好榜样行事。这些火柴厂主(法国的也不例外)不使用非晶形的磷，而主要使用天然磷，这样他们就可以损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而多挣几个铜板。

断言政治经济学规律同天文学规律一样很少变化，这就等于断言，经济现象的发展同宇宙世界的发展一样缓慢和不明显。宣布经济规律如化学规律、物理规律一样不变，这就是说，经济现象同物质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一样不变，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从史前时代以来就没有发展，将来也不会发展。这是在肯定明显的谬误。经济世界或者人为的世界(因为经济世界是人的创造)与自然界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经济世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例：起初劳动工具用木头、石头做成，后来用青铜、铁、钢;起初把它们用作工具的是手工业者，但后来从这些手工业者的手中摆脱出来并加入到由生铁和钢、由水、蒸汽或电推动的巨大的机体中。机器工具开始支配工人，把他们变成自动机，他们移动手脚只是为了跟上机器的运动。

因为经济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把现象分类并使之发生联系的规律也要经常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野蛮人个人所占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生产并使用的那些东西。那个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如此。原始人认为这个规律是永恒的。这个规律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人类理性直到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私有财产的辩护者还在试图证明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说，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劳动产品。当然，帕雷托先生不会要求恢复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因为帕雷托先生所心爱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会看到自己将失去他个人占有、但不是他生产出来并且也不是他个人利用的劳动工具。

罗马的农学家柯鲁美拉、帕拉迪等等以及在十六世纪也写过农艺学方面的著作的奥利维耶·德·谢尔，是小家庭工业的经济学家。他们把一切都得在家里生产而不到外边去购买规定为好的主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柯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财政总稽核(1665—1683)，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编者注]学派的“贸易平衡”理论归根结蒂无非就是这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结果。确实，中世纪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织布工场和马车工场，有制作武器的铁工厂等等。那个时代的一切乡村和城市都在自己的范围内生产满足其居民的很低的需求所必需的食物和工业品。我希望，帕雷托先生不致于为了证明自己对经济规律不变的信念而荒唐到要求农民纺自己的羊身上的羊毛，自己织麻单并建造收割机和脱粒机。

在中世纪由于交通困难而出现的家庭工业，转变为位于有利于发展贸易的地区(例如海岸、沿河两岸、商队经过的十字路口等等)的城市手工业。手工业又产生了被人们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法规。因为商品的销售市场有限，所以手工工匠就组织成行会，以使严格监督由于市场的有限性所产生的经济法规的执行。行会理事会的任务是不让手工工匠之间有任何竞争，——规定市场价格，限制每一个师傅所能雇用的学徒和帮工的人数，同时还限制每一个工匠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免市场上商品充斥。理事会还规定工匠必须使用的原料质量及其加工方法，以免损害城市产品的良好声誉。理事会规定工匠可以使用的工具，禁止他使用任何使他有可能压倒其他工匠的发明。这种过分的规定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可笑的，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交换条件却是必须得到遵守的、合乎逻辑的、必要的。

当美洲和经由好望角到印度的新通道发现以后，市场无限地扩大了，从地中海推进到了大洋。手工业的法律在这之前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却不可思议了，成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障碍。

无论如何必须清除这些障碍，宣布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为帕雷托先生所看不起的重农学派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英雄们在法国造就了一批实现这一经济革命的人物。

自由放任原则和竞争被吹捧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无可争辩的教条。在十八世纪末，一切都无条件地要求自由。农业的要求比工业更加激烈，它要求可以自由地把商品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农业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活动领域。随着限制某些谷物的播种，有时甚至禁止某些谷物的播种的封建法规的取消，人们迅速地开始到处砍伐森林、抽干池塘和沼泽，从而导致谷物的生产过剩，土地所有者则努力用关税来使自己避免谷物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把自己的经济法规宣布为不变的和永恒的保护关税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主在保护关税主义这个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谷物种植者和畜牧业者要求实行进口税，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则坚决地拥护自由贸易。波尔多酒占有垄断的地位。所有南方的酒经过波尔多城出口的都称为波尔多酒。这些酒在所有的国家都有需求。法国，而后是意大利、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克里米亚等等的葡萄种植业都有非常大的规模。各处的葡萄酒都运到波尔多，变成波尔多酒。南方的葡萄种植业者看到外国葡萄酒同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一样能获得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成了坚决的保护关税主义者。意大利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维护地产利益的经济学家，先前颂扬自由贸易，同样坚信不疑地开始颂扬起保护关税主义的功绩来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经济理论。

帕雷托先生会表示异议说：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仅仅以他们要保护的那个产业的私人利益为指导。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利益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唯一的指导原则?当社会主义者描绘工人群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时，善良的自由贸易的圣徒们会回答说：我们毫无办法，工业的利益要求他们受这些苦。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叫喊道：如果工资不降低到最低限额——工业就会毁灭。因此，宁愿工人受痛苦和憔悴而死，也不能让资本家少拿百分之一的利润;宁愿人类死亡，也不能让棉织厂和制糖厂垮台，宁愿牺牲掉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也不能让每百公升的谷物卖十二法郎，而每百公升的葡萄酒卖十八法郎或者地租下降一生丁。

力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但已经过时的规律的，不是社会主义者，面是经济现象。自由和竞争，这是自由贸易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伟大的神，而愚蠢则是它的圣灵。竞争是进步的父亲和母亲，完全同丘必特是神和人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竞争是任何工业发展和任何生产的永恒规律，必要条件。但是，在延续数千年的整个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时期内，人们生活和生产着，但并没有向这个上帝膜拜。

毫无疑问，要想借助工场手工业来摧毁手工业，而后又借助机器工业来摧毁工场手工业，那就必须展开竞争。

但是，自由和竞争所引起的机器工业会吞食掉自己的生育者，就象某些昆虫一样，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后就吞食掉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会缩小自己的活动地盘，限制互相竞争的工业家和商人的人数。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竞争摆脱了羁绊，以便摧毁小规模的手工业垄断，而在它一个一个地摧毁了这些手工业垄断之后，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垄断，使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例如，制糖厂的技术装备如此之昂贵，这些工厂的生产率如此之高，以致于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数量很有限的制糖厂。这些制糖厂的经理们按照彼此之间预先的协定确定糖的价格，就象当时行会的理事们确定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铁路公司使一切陆上的和水上的运输公司破了产，创造出了巨大的垄断组织，同这种垄断组织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利尔、鲁贝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商业局筹措自己的资金建筑了地方铁路网，同北方铁路公司进行竞争。公闭应战了，把自己的运价降低到成本以下，从而挤垮了商业局的铁路，按照废品的价格收买过来，接着又提高自己的运价，以便补偿自己受到的损失。

工业、商业、土地和金融的巨头把自己的股票持有人和亲信塞进议会，让他们按照彼此之间的协议投票通过只对他们所代表的垄断组织有利的立法，通过一切可能的补助、奖金、补偿、有保证的利息及其他见不得人的赠与掠夺国库。诚实的帕雷托先生对于矿山企业的代表、铁路公司、大土地所有者、大工业家以及金融资本的代表如此自私地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库表示痛心，但是他的哭诉以及他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愤不平都毫无意义，就象一个孩子因为不给他月亮而令人讨厌地哭喊一样。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工人的权利，但不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国家的权利，这简直不合逻辑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是根据强者的权利这样做的。

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象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必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自由贸易宗教的圣灵——愚蠢——使经济学家们失去理性，他们竟看不到那些使他们感到刺眼的现象，他们就象但丁的罪人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理性美德，不断地反复着同一个原则：自由放任主义万岁!竞争万岁!

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所引起的经济力量十分巨大，其威力无比，无论是在自己的正常表现中，还是在自己的冲突中，戏弄人们犹如戏弄稻草一样，并且从根基上动摇着社会。这些力量由人创造出来，但却反过来反对人，折磨着人。当饥荒使某个中世纪的城市遭到破坏时，那么这是歉收的结果，谷仓里没有一点粮食。但是当失业象引起饥馑的旱风一样迅速传遍各工业城市时，这时商店里却货物充斥，一片丰收景象。

丰收对于家庭手工业时代的农民来说是欢乐幸福的源泉，但在现代农民中间却散布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请听一听法国葡萄种植业者的叫声吧，他们之所以发出哀怨，并不是因为葡萄在开花时受到了严寒的摧毁，井不是因为冰雹打掉了浆果，而是因为1893年的少有的艳阳天气使收获增加一倍：他们的酒窖里堆放着一桶桶的葡萄酒，他们找不到这些酒的销路。帕雷托先生，请您试试用您的关于竞争的慷慨言词去安慰一下他们吧!

整个世界之所以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并不是因为银太少了，却是因为银太多了。在新的北美各州里发现了新的银矿，其矿藏的丰富空前未有;银的开采极其容易，结果是银价跌落，所有的银币贬值。这种银币按照帕雷托先生的成功的说法，是虚假的法定银币。请用效用理论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来对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其他谬论来解释一下这种贬值吧!难道自从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开采银以来银的效用就较少或者说较不适合于人了吗?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国政府在国际间达成了各种协议，要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给以帮助。这些人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在小册子中、在报刊文章中大谈特谈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但是他们丝毫想不出办法来消除由于银太多而引起的危机。

自从自然科学家研究了牡蛎的特征，弄清了它们繁殖的秘密，就有了可能大量地生产这些十分美味的贝类动物。而牡蛎的饲养者现在正是怕牡蛎太多。在养殖牡蛎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阿尔卡雄的工业家每年都消灭一部分人工养殖的小牡蛎。如果他们养大这些牡蛎，那么他们的牡蛎就会太多，从而不可能以有利的价格出卖它们。消灭财富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智慧。经济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实际上，为了在危机期间使企业运转、活跃工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商店里堆得满满的商品销售出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像荷兰人那样烧掉大量的糖，以便提高商品的价格，或者把商品运到殖民地，运到亚洲、非洲，在那里廉价拍卖出去，那就只得让商品毁灭，听任企业的闲置技术设备受到破坏。各种工厂关门，损失达到几十亿。不久以前由于从事过度劳动而精疲力尽的工人人口现在找不到工作，陷入饥饿境地，因为工人劳动得太多了，生产得太多了。

假仁假义的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对于盲目的经济力量降到我们头上的可怕灾难必须逆来顺受。社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不要这种东方宗教和基督教的宿命论。人过去能征服并驯服曾经把人当作玩物的自然界的力量，人现在也能征服并驯服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力量。

中世纪的行会师傅监督手工业的经济力量，迫使它们保证生产者的福利。当时的任务很简单，因为经济力量很不发达，而且它们的作用也仅限于城市范围之内。相反，今天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经济力量的威力巨大，它们的作用范围同世界一样宽广。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人的智力范围之外。当然，不管一个人多么有天才，他一个人不可能设想出社会制度。马克思知道这一点。他没有象经济学家固执地要求他所做的那样，设计出乌托邦，而是逐步地毁掉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研究了这些现象的起源，发展，指出它们必然导致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责任就是要掌握这个过程，迫使它为人类的福利和幸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