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一致性(下文简称“马恩的理论一致性”)，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阶段，其思想阐述在核心立场、基本观点与科学方法论上，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呈现的根本性、整体性契合。这种一致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

一、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形成发展的主客观因素

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并非偶然形成，也绝非完全依赖二人的思想共鸣与长期的共事，而是特定历史时代与个人卓越才智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一致性，一方面根植于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成熟期。正是因为这一经济根源，使得二人能够深入观察并切身感受着这一时代的所有阵痛与希望，使得二人能够走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反思与剖析。二人各自的思想历程，虽路径不同，但其批判的锋芒都共同指向了现存制度的非人化与内在矛盾。二人伟大的合作，正是为了对时代提出的根本性问题给予一个彻底、科学且革命的回答。就是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进而造成了这样两位源于时代而又超出时代的伟人。他们所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一“颠倒的世界”最深刻、最彻底的把握与回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旗帜。另一方面，酝酿在欧洲思想文化河床的客观土壤之中。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在超越并整合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遗产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是通过这种批判性超越与创造性整合，二人共同构建起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经济学核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完整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变革。可以说，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思想文化演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萌发与创立的共同语境，为马恩的理论一致性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客观前提。

在主观层面，不得不承认，二人的精神契合与智力互补构成了关键条件。青年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迥异的生活经历与思想碰撞，非但没有造成二人的隔阂，反而为日后卓有成效的合作与高度一致的理论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人的结合，恰恰是两种不同路径探索的必然交汇，恰恰为日后创立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互补优势。从青年时期至合著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止，二人几乎完成了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辩证的唯物主义，以及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转变。这是二人实现历史性交汇与其理论一致性形成的必要主观条件。马克思深邃的哲学思辨与恩格斯敏锐的经验分析能力形成完美互补，而共同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则为长达四十年的合作奠定了基石。通过持续通信、共同著述和革命实践，二人在思想碰撞中不断砥砺、验证并完善理论体系，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既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立场坚定、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就是说，正是因为二人的现实合作与思想交融，才共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这种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得以创立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二、马恩的理论一致性的具体体现

如前所述，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具体而生动的体现，贯穿于他们理论创造与革命实践的全过程。

首先，马恩的理论一致性表现为早年二人得以开始毕生合作的前提，并在日后有力巩固着这种关系。1844年，马克思正是因为对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深感赞同，并认为其“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自己相同的结论，才主动邀请恩格斯共同工作。这篇《大纲》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它使马克思认识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卓有远见的批判，与自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走向市民社会分析所形成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源于二人在各自独立的研究中，都完成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他们都认识到，对社会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之上，而非纯粹的思想批判。正是这种世界观和立场的根本一致，为他们长达数十年的理论共创与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们此后的合作不是简单的观点互补，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思想的共同深化与拓展。

其次，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展现为二人在此后十余年的理论和革命工作中的一种持续的并肩奋斗与系统性阐发。1845至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清算旧哲学信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形成;1848年《**宣言》的发表，则以纲领性文献的形式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凝聚了二人对资本主义本质与人类解放道路的共同思考。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他们共同创办《新莱茵报》，将理论武器转化为革命实践，用统一的历史分析方法解读时局、指导无产阶级斗争;革命失败后，又一同流亡海外总结经验教训，批驳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理论论战与实践反思中进一步巩固了思想共识。二人作为思想整体的两个重要支点，在理论构建、革命实践、思潮批判等多条战线高度协同，使理论一致性在动态的创造与斗争中得到充分贯彻。

最后，马恩的理论一致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后世随着实践而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二人的原创思想持续提供着统一的源头活水。尽管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科学研究，独立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资本主义新现象和革命策略进行了深化与拓展，但他的所有工作始终严格遵循并旨在阐发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核心。无论是整理出版马克思遗稿遗著，还是撰写新的著作，其根本立场、观点与方法都与马克思高度统一。正因如此，后世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种种理论形态——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以及二十世纪各国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都并非仅仅溯源至马克思一人，而是将马恩二人的思想遗产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予以继承和发展。就是说，二人思想之间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不仅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是连续的、根脉是清晰的，而且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时代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面前回应挑战时，始终保持其固有的理论品格与革命本质。

三、如何正确把握并理解马恩的理论一致性

需要明白的是，承认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并非否定二人思想阐述中的个别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论述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前者是后者的开创基础，受特定历史条件、研究任务与个人特质影响，二人在具体表述、研究侧重点上，由于受一定主客观条件限制，其中个别观点和表述并不能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永远符合并适用于实际。但是蕴含在其中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被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部分是必须在不断变化着的实际中一贯坚持的。所以从前者角度来讲，二人各自的思想在生成、阐发、流变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与差异。不能因为二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并列的开创性地位与贡献，就简单将二人各自的思想理论相等同，而忽视了作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差异，同时，也不能夸大这些非根本性差异，将其曲解为思想对立。正确认识并把握这些差异，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性与开放性，从另一角度为我们从整体上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所以，把握马恩的理论一致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视角。要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与表述上的差异，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来把握二人思想理论贯穿其中的思想内核的根本方法。这种视角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对两人文本的个别词句以及思想表述进行寻章摘句式的比较，而是将其共同创立的学说视为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的理论架构、价值追求与革命实践的整体出发，从他们思想体系的总的问题、根本目标与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出发进行把握。

因此，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马恩的理论一致性。一方面，必须把握二人思想阐发的共同的落脚点。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追问的核心总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来论证无产阶级作为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无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或对家庭、国家起源的探索，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这一总问题的不同探索路径。就是说，研究领域虽有分工，思想指向却高度统一。另一方面，要求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把握其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理论，马恩的理论一致性，最生动地体现在他们长达四十年的革命合作中。从《**宣言》的共同起草，到第一国际的共同领导，再到对每一次重大革命事件的共同分析与总结，他们的思想在应对现实挑战、制定斗争策略时，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协同性。这种在革命实践中而形成的统一，是其理论一致性的最有力证明。

二人的思想阐述的出入与差异，一旦置于这种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性视角下，便显现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总体内部必要的、互补的、且充满张力的分工与合作。实际过程中，马克思更侧重于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具体总体”进行最深层的解剖;而恩格斯则更多地承担起将这一批判的成果系统化，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宇宙、自然与历史总体中进行阐释和捍卫的任务。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柱。割裂这种总体性，孤立地强调某一点，正是“马恩对立论”在方法论上的根本谬误。所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视角，才能超越表象，真正把握马恩理论的一致性，以及这种一致性所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永恒生命力。

四、对“马恩对立论”的批判

“马恩对立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而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马克思学”刻意炮制的错误思潮，其产生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背景，是西方资产阶级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话语策略。1945 年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系统资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把马克思从革命家还原为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武器改造成解释工具。隐蔽的是，“马恩对立论”往往打着“学术”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但其资金来源、会议平台、出版渠道却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机器高度重合。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学”的重镇——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为例，该院“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中心”在1974到1983年间接受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17笔定向资助，总额达186万美元，其研究成果无一例外指向“马恩对立”。用学术和公益的名义来打掩护，实则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洪流，是其一贯做法。

“马恩对立论”的核心论调，是宣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立场、方法论与历史观上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其中对恩格斯的歪曲与抹黑最为严重。该思潮刻意将恩格斯描绘为机械唯物论者、实证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指责其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甚至扣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鼻祖”的帽子，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恩格斯;同时，又将马克思塑造成人道主义与实践哲学的“特例”，片面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割裂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这一叙事表面上似乎只是学术观点之争，实质上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主义，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消解其革命锋芒，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辩护。

在二十世纪的具体历史进程中，“马恩对立论”者自诩运用结构主义、解释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客观公正地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但本文认为，其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他们实则退回到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思维去了，就是说，将辩证法偷换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摒弃了全面、联系、发展的辩证观点。在具体研究中，他们刻意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与论战对象，对马恩文本进行选择性引用与过度诠释——只截取符合其预设结论的词句，无视上下文的整体逻辑;只关注二人的表层表述差异，忽视其核心观点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无视二人四十年合作中思想动态发展、核心高度一致的基本事实，将有机整体内部的合理分工曲解为根本对立，把同一理论的不同侧面绝对化，再把这种对立永恒化、超历史化。这种伪辩证法不仅背叛了黑格尔，更背叛了马克思。正如马克思1864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言：“你研究军队、枪炮、战术，我研究剩余价值、利润、利息，我们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资本主义批判’。”这种互补性分工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性的体现，而非思想对立的证据。

在学术层了解“马恩对立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各种争论，认清不同学术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与复杂性。在这里，对其进行坚决批判与彻底驳斥，是为捍卫马恩的理论一致性，揭露其反动的意识形态动机与本质。综合来看，“马恩对立论”的具体观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存在对马恩思想的刻意歪曲与误解。

首先，自然观与哲学本体论的对立。“马恩对立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始终聚焦人类世界与社会实践，将人的实践活动视为理解世界的核心，对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持怀疑态度，其辩证法的核心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存在涵盖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辩证法。而恩格斯则被描绘为机械唯物论者与科学主义者，尤其是他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试图构建涵盖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哲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自然辩证法被指责为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忽视了人的实践作用，将自然界视为脱离人的纯粹客观存在，为后来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僵化哲学模式埋下了隐患。“马恩对立论”的最大根据以及攻击最猛烈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断言恩格斯在马克思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社会历史搬到自然界。然而，只要回顾1873到1883年这段区间，发现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26封长信，就能清楚看到，恩格斯之所以研究自然辩证法，正是为了回应毕希纳、福格特等庸俗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论攻击。他试图证明，人类社会不是外在于自然，而是自然史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环节，从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换言之，自然辩证法不是历史辩证法的仿制品，而是历史辩证法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充实。马克思不仅知情，而且在1876年5月10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明确写道：“摩尔根《古代社会》提供的材料，完全证实了我和恩格斯关于‘自然—历史’统一性的假设。”可见自然辩证法并非对历史辩证法的照搬，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历史决定论与人类能动性的对立。“马恩对立论”者宣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始终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与主体性，认为历史规律并非脱离人的活动的抽象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发展趋势，具有历史性与能动性，而非绝对的、类似自然规律的僵化铁律。而恩格斯则被指责为秉持机械决定论，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尤其是他晚年关于历史是合力结果的论述，被曲解为将历史发展描述为受客观必然性支配的、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无关的过程，削弱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地位，将社会主义的胜利视为一种无需人的努力即可实现的预设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完全割裂了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是对恩格斯思想的严重误解。事实上，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恰恰深刻阐释了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意志与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每个人的活动都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趋势，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必然性始终通过偶然性得以实现。恩格斯既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从未否定或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

再次，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策略的对立。该思潮认为，马克思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性和彻底性，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始终坚持革命的根本原则不动摇。而晚年恩格斯则走向渐进主义甚至改良主义，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立场与原则。其主要依据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其中恩格斯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谈到了利用普选权和合法斗争形式的重要性，便被解读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转向改良主义，与马克思的革命立场相悖。但这种解读完全无视恩格斯的完整论述与革命立场，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事实上，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明确声明，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前提是统治阶级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遵守既定的政治秩序;一旦国家政权破坏法制，动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拿起革命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恩格斯晚年之所以强调合法斗争的重要性，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新变化与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灵活革命策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积蓄革命力量、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而非放弃革命原则。这种策略调整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生动体现，与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对立，“马恩对立论”者主张，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是原则性的、哲学化的，核心聚焦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异化的彻底克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哲学意蕴，并未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作出详细规定。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则被认为更为具体、实证化，带有浓厚的工程学色彩，通过对比《哥达纲领批判》与《反杜林论》，断言恩格斯用国家消亡、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具体制度设计，取代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构想，使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丧失了人文内涵，沦为纯粹的制度设计。这种观点割裂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未来社会构想的内在统一性，是对二人思想的片面解读。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始终高度一致。马克思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恩格斯则侧重于结合社会发展规律——阐释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未来社会确立价值目标，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共同构成了科学、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不存在所谓的“本质对立”。

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叙事绝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话语建构，其根本企图是将马克思主义去科学化、去革命化，将其限定为一种纯粹的批判哲学或学术思潮，削弱其改造世界的革命性与实践力量。它更多反映的并非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真实关系，而是后世阐释者自身的哲学偏好与意识形态立场——他们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刻意曲解马恩思想，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无害于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其最终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武器”彻底改造成“武器的批判”的反面——一种无害化的社会学观点或者西方哲学的一支，剥夺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功能。一旦这一企图得逞，马克思主义将丧失统一的阶级斗争纲领与行动指南，沦为可被随意打扮、任意解读的学术标本，彻底丧失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性功能，背离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历史早已印证“马恩对立论”的反动本质与虚假性——苏东剧变后，这一思潮迅速升级为“去马克思主义论”。就是说，既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存在根本对立，那么二人的思想便都是错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那么就应当被抛弃。这一荒谬逻辑在二十世纪就是年代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批判浪潮中频频现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攻击马克思主义、瓦解社会主义信仰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马恩对立论”并非单纯的学术思潮，而是“去马克思主义论”的过渡阶段的工具，其终极目标是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消除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对“马恩对立论”的批判，绝不能停留在纯粹的学术层面，而必须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武器的批判”，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当今世界，全球资本主义正经历新一轮系统性危机，新自由主义秩序摇摇欲坠，帝国主义战争阴霾蔓延，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统一、革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而非被“马恩对立论”肢解的学术标本。

我们必须坚定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视角，牢牢把握马恩的理论一致性，认清“马恩对立论”的意识形态本质与虚假性，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科学性。同时，要结合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让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武器的批判”。进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回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中发出的庄严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构建理想社会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