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以及当下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讨论中，“种族”是一个备受关注且难以绕开的话题，但对“种族”及其差异性的过分强调，却往往会掩盖阶级不平等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则通过聚焦列宁对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与阐释，戳破“文明冲突”“种族矛盾”的表象，直指其背后跨国阶级压迫的本质。从而清晰呈现了列宁作为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文明冲突和地缘政治问题的敏锐洞察：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才是民族压迫的根源，而被压迫民族与各国无产阶级的跨国团结，是打破这一枷锁的关键。

列宁以中国为观察窗口的辩证思考，不仅修正了“俄国忽视种族问题”的偏见，更对当代反思种族资本主义、平衡身份政治与阶级斗争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

初金一

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麦克米兰国际中心欧洲研究理事会和东亚研究理事会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士。研究方向为俄国现代主义、俄国诗歌、翻译研究、文学理论、中俄文化联系、社会主义文化等。著有Fin-de-siècle Russia and Chinese Aesthetics: The Other is the Universal(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日瓦戈医生〉出版记》等，另发表中英文文章二十余篇。 
 

文明冲突的本质是阶级压迫

列宁论民族压迫与中国革命
*本文选自《世界感：俄国文学与地缘政治》上编第四章《文明神话与地缘政治》，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文丨初金一

近年来，学界开始在全球反种族主义的框架下讨论苏联的国际主义，而直接参与和启迪国际主义实践的列宁却很少被纳入这个框架。一定程度上，这种缺席可归因于“种族”及“国族”在俄语中模糊的意义范畴。比起“种族”(раса或племя)，列宁倾向于使用俄语中的“национальный”一词，这个词的含义介于 “国族” 和 “族裔” 之间。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列宁缺席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在他的著述中，针对种族主义，基于解剖特征、文化特色，建构于个体差异和阶级的批评普遍存在。例如，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问题提纲初稿》等许多精彩的理论文本中，列宁就将现代种族主义论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定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及殖民地，因此不可避免会发展成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主义又会利用种族观念和文明冲突的必然性合理化其扩张行为。然而，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并非所有欧洲宗主国国民都平等地受惠于帝国主义，帝国政权必须首先加重剥削本国劳工以资助对外扩张与战争。因此，相比于白人资产阶级，被压榨的白人平民与被压迫的有色人种才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对列宁来说，种族主义并不只关乎歧视或道德意义上的不平等，更是跨国政治经济和阶级压迫问题。

1897年，列宁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部分成员合影

列宁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生动批判更早见于其关于地缘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对中国的评论。1900年前后，“中国问题” 已成为“国际上的当务之急”——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天朝，在短短数十年间沦为列宁所称的“半殖民地”(полуколония)。列强竞相逐利瓜分中国，面对英国、日本等国的竞争，俄罗斯帝国也不断从中亚和远东向南推进与清帝国的边界。此时的欧洲人已通过报纸头条了解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事件，列宁作为其时代最活跃、最犀利的思想家之一，自然不可能对清帝国这个分崩离析的帝国和日渐觉醒的国族漠不关心——从1900年到1924年过世之前，列宁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帝俄最大的邻国。

19世纪末，中国政治动荡，而俄国正筹建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大量中国劳工涌入俄国远东地区。俄国政府和民间媒体认为这些外来中国移民将扰乱社会与经济稳定，同时受美国加州排华法案的直接影响，它们也开始在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施行排华政策，依据肤色制定人口限额。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针对种族主义的大量论述，以及在其理念指导下的苏联国际主义实践，正反映出反种族主义在俄国国内的紧迫性。这可以修正某些认为“种族问题历来在俄罗斯不受重视”的观点。

无论在19世纪还是今天，俄国的种族问题之所以表现得不如西方国家那样重大或迫切，是因为不同于美国，帝俄的社会经济权力分配并不以明显的种族差异为基础。也因此，列宁对中国的观察是与众不同的。帝俄的官方宣传及主流保守媒体往往将俄国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的竞争及俄国的侵华行为描述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冲突，以俄国的亚洲性来正当化其在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西藏、东北地区的扩张。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即使没有那么直接的政治利益驱动，也将这一世界历史时刻视为无可避免的文明冲突。反对者往往分享这一论述的底层逻辑，积极提倡种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列宁则不然。他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试图将俄国关于中国的论述从文明神话转向阶级政治。

19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种族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并不保证一个人能自动克服种族主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面对德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奉行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评论道：“社会主义者若太快对遭受资本主义文明入侵的野蛮人伸出援手，无异于一种浪漫主义的倒退。”这种以进步和教化使命之名拥抱帝国主义的立场，实则是一种“社会主义种族主义”。与之相对，列宁认为种族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铲除，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铲除种族主义;反之，只有彻底终结了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他对中国的评论也旨在鼓动人们反对沙皇统治和帝国主义扩张，唤醒跨国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

1918年8月28日，列宁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

“列宁和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议题，不可能用一篇文章穷尽。因此，我选择细读列宁针对义和团运动(1900)、日俄战争(1904—1905)及辛亥革命(1911)撰写的三篇文章，通过分析列宁采用了何种论述策略，如何调动情绪，从而发现我们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的理论。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及时介入使列宁得以将理论转化为论战的具体实践。通过还原列宁论述所处的公共语境，我认为，列宁将种族主义视为一种全球阶级政治。在他看来，一方面，种族竞争和文明冲突的神话掩盖了阶级斗争话语;另一方面，阶级政治又被种族和民族问题复杂化了。同时，我希望力图避免全球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对列宁的箴言式使用——将列宁的话当作决定论的教条或对时代精神的公理性解释，而是将列宁看作晚期帝俄的一位大师级作家和独立思想家。

对外帝国主义，对内阶级战争

列宁首次深入探讨中国问题是在1900年的《对华战争》一文中，时年30岁的列宁刚从西伯利亚的三年流放中获释。同年，包括沙俄在内的八国联军(英、法、德、奥、意、日、 美)以保护各国公使免受义和团侵扰的名义出兵中国，占领了北京。“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意为“正义与和谐的拳法”，西方人因此称其众为“拳手”。义和团宣称靠练拳来抵御洋枪洋炮，宣扬“扶清灭洋”的仇外口号，由是成为西方人眼中不折不扣的“黄祸”的化身。

尽管最初对加入帝国主义联盟有所迟疑，俄国仍然从1900年的军事行动中获益巨大，甚至一度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加强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扩大了对东北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中国也因此成为当年俄国报纸头版的常客。
 

这次事件几乎是过去所有排欧事件的老调重弹，背后因素良多。与其说是经济因素使然，不如说是中国和欧洲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在历史进程中必然的碰撞与冲突。

——《新时报》对义和团的报道
 

《新时报》的表述体现了当时报道的常见逻辑，即将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从而直接否定了军事侵略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即“经济因素”：
 

两个文明发生冲突……其中一方必须退让……(中国市场开放)是眼下这场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针对这些论述，列宁写作了《对华战争》，试图透过中国问题提供一种对阶级-种族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同时示范了一种社会主义者批评种族主义的犀利的修辞策略。列宁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开篇，列宁首先反驳了一种常见论调，即认为这场战争是两个旗鼓相当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随着镜头拉近，我们发现俄国对华战争实际上是官方正规军对阵民间抗议者，是外国侵略者对付平民、强者残杀弱者。列宁的描写呈现了一个主动的、机动的、富有侵略性的俄国，以及相对的——一个被动的、静止的、逆来顺受的中国，从而调动起读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怒。至此，列宁已经揭露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色。列宁再进一步追问：即便不谈正义问题，单纯从现实利益出发，是否可以将“白人”视为战争的获利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列宁调整了讨论问题的群体性参数，从种族调整到阶级，将俄罗斯人从一个民族主体分成彼此冲突的两个利益群体。一个群体是压迫者，包括沙俄政府、军队及保守派媒体，他们“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另一个群体是被压迫的俄罗斯人民(народ)，他们要么被派遣到远东作战，要么在本国承担为筹集战争物资而加重的赋税——“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因此，这场战争压迫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俄罗斯人民。换言之，战争的敌我双方并不是两个种族或两个文明，而是两个阶级。俄罗斯对华战争的本质是一场阶级压迫。

1901年至1904年，俄国在旅顺强迫大批华工修军事工程，图为俄军在新修建的防御工事

“文明冲突”或者“种族矛盾”不过是通过转移矛盾，为战争的所谓“必然性”提供一种合理化解释。列宁以反犹主义为例指出， 因为“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沙俄政府“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人似乎不像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黄祸”论的大行其道与之类似，列宁在此处暗示中国人成了新的“犹太人”，在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里扮演种族替罪羊。

在列宁的时代，颇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论者试图将中国人所谓的仇欧情绪归结为对欧洲人的种族偏见。恶名昭彰的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Николай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就曾言“在中国……全民无差别地憎恶欧洲人。”

《新时报》的一位匿名作者曾试图平衡这种论调：“看看中国，并想想那些耶稣会士、教士、商人在那儿做了什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纠党结盟、选择暴力。”这种不痛不痒的解释在列宁看来仍然偏离了重点：

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

这种仇恨不是作为种族竞争的结果，而是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后果：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很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制度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

列宁的话可能是对普热瓦利斯基的直接回应。列宁指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以及“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

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使居民的起义风起云涌，使他们濒于饿死的边缘。

俄国人民并不会因为白种人的身份就分得半点好处。列宁将读者的注意力从“种族的胜利”上转移开，指出推动战争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市场的需求。

《对华战争》这篇短小的文章扎实地阐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52年前在《**宣言》中预示的工人阶级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状态。列宁认为，俄国对中国的战争不是宗教十字军东征、种族竞争或文明冲突，而是俄国专制主义者和资本家同时对中国和俄国工农发动的阶级战争。因此，他呼吁俄国工农阶级不应出于种族、肤色将俄国政府和资本家误认为自己的利益同盟，而是应该超越国界、文化或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携手对抗跨国资本主义。

列宁写作《对华战争》，起初只是为了将公众的观点从保守派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当时只是一种时政评论，他试图启蒙被官方宣传的“民族主义”蛊惑的俄国民众：“你们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为获取经济利益，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政府发动殖民战争，对内和对外同时实施阶级压迫：“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那种苦难。”中俄战争在列宁看来，实际上是一场同时指向中俄两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跨国阶级战争。中国问题的本质是被文明冲突神话遮蔽的跨国阶级政治问题。在1900年这篇时评短文中，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初见端倪。列宁将对中国事件的思考和对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A Study)的进一步研究，发展为一种更系统的理论，即“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在海外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最终在1917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先进的亚洲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从双边大陆竞争逐步转变为俄国同其他海上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亚洲的多边竞争。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法联军，俄国趁机夺取了中亚和远东地区大量争议领土。恩格斯甚至主张这次战争的最大获利者不是英法，而是俄国。

对于在远东的统治，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首先宣称，白种人必须统治黄种人。帝俄高级将领伊万·巴拉绍夫(Иван Балашов)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满洲人……就像他们的蒙古邻居和所有亚洲部落一样，都深信命运迟早会安排他们接受‘白沙皇’的统治。”这里的“白沙皇”(Белый царь)是俄罗斯合法化对东方的统治的一种常见说法：东方人等待着来自欧洲的沙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写道：

在这些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对白沙皇和他的剑不可战胜的信念逐日增强，并已蔓延到印度边界，深入其境内。

出于自身的欧亚双重身份，俄罗斯人自认为是唯一有资格统治东方的白种人。乌赫托姆斯基亲王(Эспер Ухтомский)曾强调，俄罗斯应将自己视为“亚洲的保护者和领导者”：“我们站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对我们(俄罗斯人)而言，亚洲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基于俄罗斯的亚洲传统，布尔亚特族政治家彼得·巴德玛耶夫甚至向亚历山大三世提议，称俄罗斯应吞并兰州以西的中国领土，包括整个新疆和西藏地区。

这种“文明统一”计划受到当时地缘政治的紧迫性驱动。俄罗斯不少朝臣认为，来自印度的英国人将威胁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可充当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巨大的缓冲区。在远东，这个缓冲区是中国东北。19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伊利亚·列维托夫(Илья Левитов)建议将中国东北定为“黄俄罗斯”(Желтороссия)，仅次于“小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我所说的‘黄俄罗斯’指俄国元素与黄种人混合的空间，尤其指从贝加尔湖至太平洋的区域 。”他甚至提议让俄罗斯人移民至中国东北，将当地的满族人、蒙古族人、汉族人变成哥萨克人。列维托夫小册子的标题《作为缓冲殖民地的黄俄罗斯》表明了科学种族主义在俄罗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效用。

日军鱼雷艇在旅顺港袭击俄军舰队(载于法国《小日报》副刊)

与此同时，日本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崛起为海上资本主义强国，成为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后，俄罗斯通过获得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的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以及在辽东半岛重要港口旅顺港修建海军基地，扩大了自身影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崛起威胁到了英、法、德，尤其是日本的殖民利益，所有这些地缘政治因素最终导致了日俄战争的爆发。1904—1905年，俄国和日本在大清领土上开战，时年冬天，日本占领旅顺港。在很多人看来，俄国此次败于日本，预示着欧洲在与亚洲的种族文明竞争中注定要衰落。日本与中国一起，成为“黄祸”的化身。

与对1900年战争的回应一样，列宁对日俄战争的评论也试图揭穿文明冲突的神话。《比利时独立报》将日俄战争描述为旧世界面对新世界冲击“难以补救的失败”。旧世界指的是文明的欧洲，日本则代表崛起的新世界——“一个神秘的，而且，从所有迹象看，还很年轻的世界，就在昨天才赢得了文明”。

在《旅顺口的陷落》中，列宁没有将俄罗斯战败视为欧洲“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他提醒读者，《比利时独立报》不仅是一份欧洲报纸，还是一份资产阶级报纸，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情绪”，因而不能代表全体欧洲人，只能代表与白种人资产阶级存在利益冲突的一个特殊群体：“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成就感到惶恐不安，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感到惊慌失措。”在列宁看来，日俄战争不是两个种族所有人之间的战争，而是跨国资产阶级两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因此，“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

旅顺口旧影(摄于1898—1899)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府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对外宣战，以实现阶级利益最大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常以国家利益之名发动战争(如日俄战争)，但这些战争实际上只是各国统治阶级内部(从中国)重新分配资源的暴力方式，与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如果战争发生在帝国强权与弱国之间(中日战争)，那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海外资源、剥削海外工人阶级。不论哪种状况，为了资助战争，本国劳工都是帝国率先剥削的对象。最终，战争激化的是阶级矛盾，而非种族冲突。《旅顺口的陷落》进一步阐释了《对华战争》中已初步成形的帝国主义理论：

专制制度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吏和巨头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摆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换言之，列宁提醒读者，俄国政府高举种族竞争的大旗对外宣战，实际上不会造福俄国人民分毫，反倒将唤醒俄国民众的阶级意识。而俄国注定战败，不是因为黄种人必将击溃白种人，而是因为新崛起的亚洲资本主义无疑将战胜虽更成熟但已经开始衰落的欧洲资本主义。

日俄战争中在旅顺港口被日军炮弹击中的餐馆

列宁将俄国的战败解释为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必然结果，而非许多同时代人所秉持的历史宿命论。历史宿命论者认为，中俄必然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是由文明、种族因素决定的，而非受到资本主义寻找新兴市场的欲望的驱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著名的诗作《泛蒙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是这种种族主义论调的典型表达。诗作征用拜占庭传统、中国万里长城的意象以及蝗虫的比喻，第八节更直接提到了“黄祸”概念：

噢，罗斯!忘了旧时荣耀吧

那双头雄鹰已被粉碎

你破烂的麾旗

只留给黄皮肤的孩子们取乐。

乍看之下，列宁对日俄战争的结果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和“黄祸”论者们相似的结论：亚洲将征服欧洲。但列宁采取的并不是文明-种族的分析框架，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型。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是进步的，而一旦社会形态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就成为反动的势力。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也终将由于相同的原因被社会主义取代。然而，没有任何统治阶级愿意将权力拱手让人，因此，资产阶级发动革命是为了从地主阶级手中暴力夺取国家机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日俄战争中被日军炸沉的俄国舰船

借用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9世纪欧洲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种“大分流”或“欧洲奇迹”无关种族优越性，而是因为欧洲抢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先机。欧洲对自身种族及文明优越性的迷信，始于启蒙运动之后。在此之前，“进步”不足为贵，复古才是理想。迥异于当时盛行的西方世界观，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отсталая Европа и передовая Азия)。他认为，在已经工业化的旧世界欧洲，资产阶级已成为落后、反动的阶级(俄国发展再不如人，仍是远东地区“旧世界”的表率)，而在农业亚洲，资产阶级正在崛起，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力。因此，先进的亚洲──此处指后来崛起的帝国主义日本——无疑将击败落后的欧洲。《旅顺口的陷落》是俄日两大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在题目中，旅顺是“陷落”了，文中却并未指明谁“丢失了”旅顺——表面上看，是日本从俄罗斯手中夺去了一块远东殖民地;事实上，是摇摇欲坠的清帝国无力保护自身的领土。在这一征服与被征服的链条上，俄罗斯超越了清，而日本又超越了俄罗斯，旅顺成了帝国实力的勋章。列宁的话并不只说给当时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无论是谋求阶级解放的左翼，还是试图巩固自身统治、散布“黄祸”论的右翼，都必须要认清，“先进”已不属于欧洲;同时，这也意味着，如果日本走欧洲的路，继续发展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那么“先进”迟早也将不属于日本。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要透彻理解列宁所说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理论，我们必须进一步检视他对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的评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终结了中国的帝制。辛亥革命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和地缘政治事件，对列宁而言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为列宁提供了观照民族革命及阶级革命间交互关系的契机。翌年7月15日，俄国报纸《涅瓦之星》刊出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的俄文译文，随附列宁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发表的1912年，终结沙皇统治的俄国二月革命还未发生。

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最初设想是发动一场民族斗争。作为汉人，他渴望结束满洲的统治，其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鞑虏”最初指来自长城以北的、以游牧而非务农为生的满人，“中华”对他而言一度指汉人居住的区域。这反映了自17世纪清朝建立以来，汉人对恢复政权念兹在兹的文化情结。然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孙中山对西方民主革命的认识很快拓宽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口号中“鞑虏”的指涉对象逐渐由国内的民族他者“满族”转变为外国侵略者，“中华”的观念则逐渐转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统一国族认同：他们一同居住在清帝国的疆土上，勠力同心地对抗外部的帝国主义以及内部的君主制度。如果说种族问题是孙中山思考革命的起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反满主义”则逐渐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

列宁高度赞扬孙中山“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пол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и «рас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到1912年，孙中山的革命已不再是各民族精英的主导权之争，而是一场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孙中山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非无产阶级的革命，但列宁仍视之为一场进步的革命。这种论点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在《旅顺口的陷落》中已经看到的对欧亚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判断。不同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欧洲，亚洲的资产阶级“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因此可以持续“解放”而非阻挠生产力。

1917年4月，列宁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然而，中国的状况又有别于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孙中山的革命虽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同时是一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革命，因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压迫阶级不仅包括中国的专制统治者，还包括外国侵略者。因此，孙中山的革命同时是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列宁认为，将资产阶级视为无产阶级永远的敌人，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他甚至将第二国际的破产归咎于教条式地坚持“阶级革命”绝对优于“种族-国族革命”。在《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一文中，列宁说：“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即使在‘自己’祖国的行为是为了奴役别人的祖国的时候，还是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列宁的立场并不矛盾。对列宁来说，最终的革命必定是阶级革命，由于国族/种族/性别压迫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只有消灭阶级压迫——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基础结构)——才能终结种族/民族压迫(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主张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然而，第二国际没能把革命条件放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背景下去解读，也没能认识到帝国主义使资产阶级追求跨国利润，而不仅仅是国内利润。

帝国主义的跨国主义衍生了“被压迫民族”(угнетенная нация)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中曾说：“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是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公民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将民族国家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殖民地，压迫者不仅是当地资产阶级，还有外国势力。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文中，列宁写道：“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革命的逻辑是受压迫群体反抗压迫者，因此资产阶级仍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

石版画《列宁在第二次共产国际会议》

正是在这一民族-种族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列宁才会认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来说，民族主义以民族利益之名肆意扩张，是反革命的;但对被压迫民族而言，民族主义是先进亚洲的革命力量。由此可见，列宁的分析是以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去把握马克思的乌托邦理想。

列宁对中国时事的评论中体现出的种族主义批判，直接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议题。列宁的目标在于抨击沙皇政权，因此他的立论始终围绕揭示俄国政府与人民的利益冲突展开。其对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反思当今的种族资本主义，以及徘徊于身份政治和阶级斗争两端、难以豁然即解的诸般论辩，有着极强的启示意义。当代种族历史学家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在《如何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者》中指出，“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者”即是认知到 阻碍个人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不仅仅是将一切原因 归咎于肤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并试图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来终结种族主义，无疑可以被视为一位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者。然而，这并不表示列宁认为种族问题无条件地次于阶级问题。相反，正如他关于中国的评论所表明的，列宁认为主要矛盾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条件下，种族、民族、性别和阶级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当务之急，而真正不变的永恒主题，是全球被压迫人民的跨国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