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是中华玉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早年海外收藏到辽西牛河梁遗址的考古突破，这些造型超前、特征鲜明的玉器逐步揭开神秘面纱。其以透闪石河磨玉为主料，凭借片切割、减地阳纹等精湛工艺，塑造出各类动物形、勾云形等经典造型，更形成“唯玉为葬”“藏玉于冢”的独特葬俗。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红山文化玉器不仅承载着史前先民的精神信仰，更在南北文化交流与东西方文明互鉴中留下深刻印记。

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

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可分为收集品和发掘品两种。收集品包括早年收集、地区收集、地点收集、遗址收集和墓葬单元清理收集等，以考古调查为主、逐步揭示红山文化玉器真相的成果。

海内外收集品中最早见于著录的，是1911年美国收藏家巴尔（A.W.Bahr）收藏的一件斜口筒形玉器。美国华盛顿弗勒尔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飞兹威廉博物馆、日本京都大学博物馆、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等，国内的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原国家文物总店（从历年天津口岸收缴，现藏国家博物馆）以及傅忠谟等私家，都有早年收集品收藏，年代均定到商周甚至更晚。但现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鸟于1968年被韩复思（Howard Hansford）推定为新石器时代。

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辽宁省文物店不断收购到这类年代不明的玉器，收购地区集中在辽宁朝阳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敖汉旗，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林西县，以及通辽奈曼旗等各旗县。1973年翁牛特旗收集大玉龙一件，地点在该旗赛沁塔拉村北山坡；同年在辽宁阜新收集到玉龟、鸟、勾云形玉器等一批玉器，地点在该县化石戈公社胡头沟村的牡牛河东岸，是当地村民从河断崖被洪水冲出的一座石砌墓葬中取出的。1979年秋调查试掘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县三官甸子遗址，均发现玉器。东山嘴遗址在地层中出土双龙首玉璜和绿松石鸮各一件；三官甸子遗址的玉器出土于一座石砌墓葬，其中随葬玉璧2件、勾云形玉器1件、玉鸟1件、斜口筒形器1件、玉环、镯4件，共9件玉器，此墓葬被年代较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叠压打破。此前，20世纪40年代，佟柱臣先生于凌源县中学工作时曾在三官甸子附近牛河梁下的村民家看到过一件勾云形玉器（此件玉器后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由于这批工艺、造型甚为先进的玉器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所未见，虽已有考古调查试掘介入，仍需取得更可靠的证据，于是寻找这批玉器明确出土地点就成为那一时期辽西地区田野考古的重点课题。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勾云形器（N2Z1M27:2）

1981年4月，辽宁第二次文物普查在建平县开展，得知该县富山公社马家沟村村民家收有玉器，于是顺藤摸瓜，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清理的一座墓葬中，于墓主人头顶左侧置一件玉环（此墓后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M1），这是考古发掘首次明确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同时又在马家沟村村民家收集到斜口筒形玉器和双联玉璧各一件。

1981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后，苏秉琦先生观摩东山嘴遗址出土玉器后肯定其属于红山文化。1983年夏，辽宁朝阳“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会前，诸学者考察东山嘴遗址并观摩东山嘴、三官甸子玉器，对其时代和文化所属已无疑义。1984年8月，牛河梁遗址发掘正式开始，在第二地点一号冢第四号墓出土了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两件玉雕龙与一件斜口筒形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的年代与文化所属遂“一锤定音”。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玦形龙（N2Z1M4:2）

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特征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人（N16M4:4）

红山文化玉器的工艺技法，除有新石器时代玉器经常使用的线切割和锃钻孔以外，多见的片状器，非线切割而使用片切割技法。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M27随葬的勾云形玉器，是先以片切割作成长近30厘米、厚仅0.6厘米的玉坯。饰纹则十分审慎，除动物五官、鸟的羽翅外无过多额外饰纹，通体光素，且饰纹除少数阴刻外，多使用更为费工费时的减地阳纹。特别是一种瓦沟纹，凹槽及托起的细棱线，既多变化又均匀流畅。片切割和减地阳纹，技术含量更高，为后世制玉工艺所长期沿用，其始于红山文化时期。

造型是红山文化玉器特征的集中体现。可分为环璧珠、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动物形玉器等四大类。动物形玉因高度抽象而对其原型多有讨论，如玉雕龙原型非猪而为熊，玉蚕原型非蝉而为蚕，且多为蚕蛹等。红山文化玉器造型中尤以同类或异类动物甚至人与动物的结合体制作技术要求更高，如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M23出土的龙凤玉佩，在高、宽不过4—10厘米的平面上，安排一龙一凤，采取突出头部、简化身体的手法，且一横一竖，设计之巧妙，令人惊叹。龙与凤头部形象神态特征之成熟程度，已与后世无大差别。至于玉器组合，由于包括大型墓葬，每座墓葬随葬玉器数量较少，种类变化却较大，组合的规律性不易掌握。已有线索，如半拉山M12随葬的三件玉器，一石钺下压一大型玉璧，旁紧置一玉龙，组合关系明确；第十六地点M14墓内随葬一壁一龙，墓旁发现一件石钺。这种“钺璧龙”的组合，恰与良渚文化墓葬中普遍共存的“钺璧琮”遥相呼应，故可视为红山文化的一种固定组合。还有第二地点一号冢M21所葬10件玉璧，似有列璧排列线索可循，也可作为红山文化玉器组合的又一实例。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龙凤佩（N2Z1M23:3）

这样，可以将红山文化玉器归纳为四大特征：选透闪石河磨玉为主料；选淡绿透黄为主色调；以片切割与减地阳纹为主工艺；以动物型为主造型。

红山文化玉器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玉器的埋葬习俗。原归纳出“唯玉为葬”，近发现红山文化还有“藏玉于冢”的葬俗。“唯玉为葬”是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发掘时被确认的。在该地点四号冢的下层积石冢，虽然有随葬品的墓多见陶器，但只葬玉器的现象已露端倪。到上层积石冢时，只葬玉器不葬石器和陶器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四个地点出随葬品的上层积石冢墓中，只葬玉器的墓占到97%。牛河梁以外诸遗址发现的积石冢，目前发现都属于上层积石冢阶段，所见也都只葬玉器。特别是包括中心大墓在内的大型墓葬，全部只葬玉器。这说明“唯玉为葬”有个发展过程，但在晚期发生突变而终成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葬俗。

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墓主人手各握雌雄玉鳌）

“藏玉于冢”是近年敖汉元宝山积石冢发掘的重大成果。多数玉器出土位置在近于冢的界墙处，发掘者参考陕西石峁龙山—夏代城址有玉斧钺类插于城墙石缝的习俗，称为“藏玉于墙”。联想到此前在东山嘴、牛河梁、建平东山岗、半拉山积石冢，近年发掘的河北宣化郑家沟积石冢，都有在冢内墓外出土玉器的情况，原以为是墓葬被扰动造成的。受元宝山发现的启示，知红山文化有在冢体形成过程中投入玉器的习俗，可称“藏玉于冢”。这些冢内墓外所出玉器多为小件，多半成品或玉料，但也可见成形的玉器，如环、璧、斧、钺类，也有勾云形玉器，甚至玉雕龙、玉仿贝等重要玉器。可见这是红山文化玉礼葬的又一重要形式。由此可以推断，红山文化积石冢，除埋葬或祭祀墓主人并有祭祖活动以外，还有其他祭祀功能，主要是祭天。

这里还要提到许倬云先生的有关论述。许先生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提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多玉，是祭神用玉，中原仰韶文化少玉多陶，是祭祖用陶。祭神由巫者主持，祭祖则不用巫作媒介，直接由子孙祭祀，所以祭神与祭祖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各为一套。对比牛河梁第一地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新近的历年发掘，祭祀先祖的女神庙所用祭器都为陶器，女神庙所在的山台也多有祭祀功能强烈的“塔”形器和可能与裸祭有关的大型陶器发现，至今未见有玉器出土，而玉器全部出土于与祭天有关的祭坛和积石冢。祭祖与祭天作为上古时期最主要的祭祀形式，其间确有明确界限，虽为两套，但彼此又非孤立存在，而是配套成组合。尤其是牛河梁第一地点从女神庙与山台到第二地点祭坛积石冢，南北相对，具备北庙南坛的布局，更为追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中轴线布局的源头提供了重要实证。

红山文化玉器发达的背景

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属于东北文化区。多年考古调查发掘证明，玉文化在东北地区出现时间甚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被确认不久，在辽宁阜新查海和内蒙古赤峰敖汉兴隆洼遗址，连续发现距今在七八千年早于红山文化的玉玦、玉匕形器等玉器。虽器类、造型、室内葬等与红山文化有所不同，但透闪石玉料、管钻法、线切割、磨光等技法都为红山文化所继承，被视为红山文化玉器前身。近年来，更在嫩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白城双塔和后套木嘎等多处遗址，发现近万年甚至上万年的玉器。其中小南山遗址已发现玉器200余件，选料以透闪石为主，线切割技术普遍使用，磨制甚精，类别有环、璧、玦、珠等，中国古代玉器传统已基本具备，被誉为“中华玉文化的摇篮”。从而将红山文化玉器的来源大大向前延伸，说明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集大成者，在当地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我们曾根据东北地区史前人类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业模式，遗址少、文化堆积薄而玉器出土频率高，以及渔猎人因发明使用讲究石料质地的细石器，从中辨别出具有中性特征的玉，是渔猎人依赖、敬畏尊重大自然，沟通天地神灵的理想工具。进而通过玉器与细石器在用料、制作工艺、功能上区别所见玉石分化，提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有关。此论正在不断得到新的考古发现的支持。

文化交流是红山文化、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产生的重要推动力。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与东北新石器文化南北交汇的产物，具体到红山文化玉器，它与来自仰韶文化的彩陶是质地、技法、题材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它们在红山文化中的共存共融，是红山文化高度包容性的表现。彩陶与玉器的具体关系，有如由卷勾组成作为神权象征物的勾云形玉器，可能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勾连花卉纹的启发，或可称为“玉雕玫瑰”；彩陶龙鳞纹则在斜口筒形玉器上出现。

思维观念的文化因素在文化交流中往往较为活跃，这以玉器最为突出。玉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广而深远。就红山文化玉器来说，在其被确认之初，就提出与良渚文化为南北两大原生型玉文化的观点，年代较早的红山文化玉器，影响到良渚文化玉器，如良渚文化的龙形玉器。新近红山文化连续发现玉琮形器，是否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渊源关系，也已引起关注。近年史前玉器的南北交流的讨论，又集中于红山文化与大约同时期安徽凌家滩文化玉器的比较，总的趋势是相互影响而以红山文化玉器对凌家滩玉器的影响为主。此外，红山文化一些代表性玉器如玉雕龙和勾云形玉器在后世时有出土，特别是如殷墟妇好墓、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等高的等级墓地，这应该是红山文化玉器传播影响的延续。

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文化交流对红山文化玉器的作用。中国古文化可以分为面向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东西两大块。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正处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与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交汇地带。红山文化玉器多动物造型，就同西亚地区发达的动物题材不无关系。而环太平洋地区从东北亚、中南美洲和南洋诸岛都喜用玉器，出现时间最早的东北地区处于起点位置，形成由北向南的海上玉石之路和“玦文化圈”。

红山文化玉器与中华文明起源

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被确认的同时，学界就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课题。张光直先生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以沟通天地神灵取得政治权力进入文明社会，这是不同于西方以发展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的“连续性”文明道路。我们最初提出以红山文化玉器中龙的起源与礼的萌芽为依据论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就是遵循了这一研究方向。

龙一直被视为帝王与国家权力的象征，其起源由夏商时期提前到5000年前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将动物在写实基础上神化为龙，是作为巫者沟通神灵的助手和工具的生动例证。亦可知龙是在通神过程中出现并发展演变的。8000年出现有摆塑龙和浮雕龙，为文明起步阶段；5000年成熟，以玉雕龙为主，为文明起源阶段。

礼制是中华文明道路与特点的最主要内涵。红山文化玉器与礼的关系，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刚确认时，以各类玉器特别是动物形玉器十分抽象又高度统一的特征，推断背后应有思维观念制约，称为“礼的雏形”。后从王国维先生释“礼”字创字的初意为“以玉事神”与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契合，考证红山文化玉器已具礼器性质。费孝通先生倡导从古代玉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以玉通神推论礼的内化自觉本质，论述“以玉为礼”与“以玉比德”，都是中华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体现。

重提“玉器时代”与古史重建。玉器时代的提出，是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两大玉文化中心发现以来，学术界重提东汉《越绝书》所引风胡子的古史分期法，以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到三代的考古阶段的划分，应在石器时代之后、铜器和铁器时代之前，增加一个玉器时代。这一建议首先见于红山文化玉器研究。1983年孙守道先生根据辽西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提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概念。此后1986年张光直先生依据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上下贯通所具备的通神功能，提出“玉琮时代”，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二位对此有更全面论述。由于玉器时代专指距今5000年前后跨进文明阶段之时，金属铜虽出现但数量甚少作用甚微，玉器却在各地纷纷出现并空前发达起来，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自身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西方又将人类进入文明的这一阶段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单列出来，称为“铜（金）石并用时代”，以突出其时代特征和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上，以玉器时代替代铜石并用时代，顺理成章。

红山文化玉器与古史传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现红山文化在燕山以南的分布，近年更在河北宣化洋河南到赤城发现大规模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玉雕龙等典型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人群越过燕山驻足的桑干河流域，与古史传说炎黄交汇于涿鹿，在时代和活动地域上高度吻合。红山文化的熊崇拜也同黄帝有熊氏的记载相对应，《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虽有泛指，也得以实证。还有红山文化卷体玉雕龙发现消息传到台湾学术界时，高去寻先生惊叹其与殷墟玉龙的相似并回忆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商文化起源于东北的观点。可见红山文化玉器在复原古史中也担当着重要甚至主要角色。

红山文化是渔猎文化在同农耕、游牧、海洋文化交汇中催生出的渔猎文明，玉器的超前性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玉器的不断发现，先红山文化玉器的鲜明特征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流传影响，在古史重建中的作用，其中所体现的原生性、创造力和连续性，都在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为中华玉文化之源。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专家，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