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过一篇与易中天先生商榷的文章，主要是想请教先生何以认定英国人两次侵华不是侵略。易中天先生鲜明地站在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把屎盆子一股脑儿地扣给了中国，这是让中华儿女不能容忍的事情。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读《易中天中华史》，读得脑袋直疼，读得血压升高，有时读得青筋浮现，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当然，我们钦佩易中天先生的才华，这个并非历史专业的学者是有些才华的，有些跨界的才能，准确地说是具有网红特质的，是有说书人特点的，但讲到历史专业问题，他的短板暴露得非常明显，这分明是不按规矩的“暴力拆迁”呀。

如果仅仅是学术资质不行，用不着我们下这么大的气力和决心来与之商榷，重要的是易中天先生的屁股坐的位置有点偏，有时偏到太平洋对岸去了，偏到英伦三岛去了。

关于汉族3000年无信仰，进而汉族缺乏道德底线的这种论调，单论演讲才华，单论剧场效果，单论写作技巧，单论语言幽默，易中天先生几乎每一场都可以打满分，然而，越是演出效果热烈，脱口秀一般有黏性，他的文化立场越是没有办法接受。歪曲事实，辱没祖宗，诋毁汉族(中华)文化，到了如此扒皮抽筋的地步，哪个有些许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国人能够接受呢?

《易中天中华史》系列著作及公开演讲中抛出的“汉族三千年无信仰，缺乏道德底线”论断，横着看，竖着看，绝非单纯的学术观点分歧，而是披着“文化反思”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其观点的荒谬性与极端性，不仅违背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事实，更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立场背道而驰。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的当下，无论易中天先生本人的主观动机是什么，这种论调极易成为别有用心者解构民族精神的工具，对社会共识、青年价值观乃至文化自信造成不容忽视的危害。

诸位如果没有读易中天的那一大套一大堆书，或许不知道易中天他有多么学术，硬着头皮读过之后才发现，易中天写作的时候原来不过是复制粘贴，密密麻麻加入易中天十三香，其行文深具爽文的特点，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恣意戏谑调侃，现买现卖，现场抓哏，对中华文化的根本点时时流露出不屑。

尽管易中天以说书的方式，想哪说哪，即兴发挥，并不遵守学术规范，我们要反驳他的观点，却不能不以规范的学术论文的方式加以论述。对其观点正确引用，而不是歪曲引用，较为全面引用，而不是零散引用，这是讨论问题的诚意，也是弄清事实的关键。

本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

汉族3000年到底有没有信仰？

如果没有易中天所定义的那个信仰，道德底线是怎么被易中天论述没了的？

中华民族没有了易中天所说的那个信仰，同时没有了道德，那么这个民族文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换言之，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民族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心，同时被易中天们解构掉了，中国人民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

或者把问题更集中一下，易中天及其拥趸们，应当回答我们更简单的问题：

易中天依据什么标准说汉族3000年没有信仰？

易中天照本宣科、手把文书反复掂量摆弄的那个标准从何而来？

这个标准是易中天独立发现的吗？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从西方哪个师傅那里舶来的？

拜请读者依据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起来走近易中天，看看他如何自信地弄丢了中华民族3000年之信仰，又是如何删除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

此文写作过程当中，与院里的一些朋友网上网下做过探讨。有人说，易中天独辟蹊径搞学术研究挺好的呀，你们应当宽容啊，应当包容啊，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一样怎么啦?跟中国历史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有分歧，又怎么啦?

如果贩夫走卒，菜市场大爷大妈，就关于历史问题这么争论，使用这样的语言，认识达到这个高度已经足够雅致了，但是在严肃的历史问题的探讨当中，这种提法只能用来插科打诨，类似说法本质上是不愿意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或出于复杂的原因，某些人乐意看到易中天提溜着一根棍子进到历史科学研究领域来搅和一番。

易中天的问题并不是易中天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认识偏差的问题，而是一种折射出五颜六色光晕的“易中天现象”。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那些年月里，易中天异想天开信口开河，说书人一般地弄出了《易中天中华史》，谬误流传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出版社怎么会公然出版呢?不但出版，而且还大力推荐，而且写了那么多肉麻的顶级的推荐词，我们的史学界怎么能够熟视无睹呢?我们的社会科学界怎么能容忍他暴力拆迁式地搞学术研究如此恣肆汪洋呢?

请注意，易中天并非仅仅是写了一套书，他以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批判家的身份到处去演讲，从线上到线下，他走到什么地方，总能掀起郭德纲年终巨献相声专场的轰动效应。武汉大学2025年校庆，易中天又被请了回去。

易中天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写了一本书，而是写了一套书。这一套书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全部囊括进去。他以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身份，全面修改中华历史，客观上拐着弯地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毫不犹豫地一刀一刀消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其一本正经地胡说，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已经引发了思想混乱。

易中天的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打着研究历史、重新解读历史的旗号，实际上构建了覆盖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经济学在内的相当庞杂的体系。易中天教授极端自信，他以掌握“终极真理”“普世价值”自居，在书中时时对标中国现实问题，包括社会主义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中国政党问题、中国政府问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遭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就是说，表面上是在讲历史，事实上是说，新中国的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后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所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易中天先生都巧妙地涉及了。他留下了一堆学术垃圾、荤素段子、幽默谐梗。易中天先生野心勃勃的新学说，不是简单的出名欲望所带来的创作冲动，而是裹挟着名人光环与效应的历史虚无主义集大成。

一、易中天相关观点的核心论述摘录

为精准驳斥易中天的错误观点，首先依据其《易中天中华史》系列著作及公开演讲文本，摘录八条核心论述，明确其出处与具体表述：

1.《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章节“因此我们无信仰”，第151页：“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

2.《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第30页：“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信仰则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

3.《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88页：“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

4.厦门大学95周年校庆演讲(2016年)：“什么是信仰?信仰是用来解决终极问题的，因此信仰一定是唯一的和超功利的。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中华民族没有。”

5.厦门大学95周年校庆演讲(2016年)：“中国人也相信一些东西，比如信神性、佛性、风水。但是有三大特点：第一，没有标准……多信仰即无信仰，这叫仰而不信。第二，实用主义……‘信则灵’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灵则信’……如此功利，也好意思叫信仰。第三，容易动摇……信与不信，全看有没有用，这就是中国人的所谓信仰。”

6.访谈文章《中华文明三千年无信仰?易中天犀利解读》：“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正是‘三千年无信仰’。中国人讲的‘道’(如天道、人道)，是自然之道或世俗之道，并不超越自然和世俗。天命等概念也同样如此。”

7.访谈文章《中华文明三千年无信仰?易中天犀利解读》：“民间信仰呈现出‘多神共存’的局面，神龛中可能同时供奉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关公、妈祖……这种‘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的状态，被易中天概括为‘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8.《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第44-45页：“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

二、易中天相关观点的荒谬性与极端性：双重标准下的历史歪曲

易中天对汉族信仰体系的批判，建立在以西方宗教为唯一标尺的双重标准之上，其论证逻辑充满主观臆断与片面解读，荒谬性与极端性贯穿始终。

其一，窄化信仰内涵，陷入“唯宗教论”的认知窠臼。易中天在《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第30页将“信仰”严格定义为“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并以“上帝或真主”为范例(论述2)，在《国家》第88页进一步将宗教与哲学、科学割裂，强调宗教专属“超自然神秘存在”的信仰属性(论述4)。这种定义完全无视信仰的多元性本质。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信仰是人类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内核，其形态受制于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传统。西方的宗教信仰是“神人二分”的外在超越模式，而华夏文明的信仰则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模式：“天”并非人格化的神，而是宇宙法则与道德本源的统一体，“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不是外在的束缚，而是与天道相通的内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是功利性的算计，而是实现个体与天地共生的终极价值。易中天刻意将这种独特的信仰形态排除在“信仰”范畴之外，在《青春志》中反复强调“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论述1、7)，本质上是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裁剪华夏历史，是典型的文化霸权思维。

其二，混淆概念边界，制造“实用主义=精致利己=道德失范”的伪逻辑。易中天在厦门大学演讲中，将汉族民间“信则灵”的信仰表达歪曲为“灵则信”的功利主义(论述5)，在访谈中进一步将多神崇拜解读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论述7)，并在《奠基者》中把道德简化为“聪明的自私”(论述8)，构建起“实用主义→利己主义→道德失范”的错误逻辑链。这一逻辑的极端性，在于完全割裂了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内核的关系。不可否认，华夏民间信仰确实带有一定的世俗诉求，但这种“实用”的背后，始终锚定着“崇德尚善”的道德前提：百姓祭祀天地，是敬畏“天道酬勤、善恶有报”的伦理准则;士人践行儒家之道，是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这种实用主义，是“以善为用”的价值理性，而非“唯利是图”的工具理性。而易中天故意混淆二者的区别，将华夏民族的生存智慧曲解为道德缺陷，甚至将三千年文明史描绘成一部“缺乏底线的利己史”，其极端性在于无视历史事实——从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坚守，到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信仰。这种全盘否定式的批判，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沦为对民族精神的恶意解构。

其三，漠视历史语境，陷入“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易中天在《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第59页将宗教信仰与政治、道德对立，认为“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暗示信仰只能依附于超自然存在(论述3)，在演讲中更是明确宣称“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中华民族没有”(论述4)。这种极端化认知，完全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事实上，西方宗教并非天生“纯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恰恰暴露了其世俗化的权力诉求;而华夏信仰的世俗性，也并非“缺乏超越性”的证明，反而体现了文明的包容性——它不排斥神灵崇拜，却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它不追求来世救赎，却更重视现世的道德实践。易中天无视这种历史语境的差异，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评判两种文明，其观点的极端性不言而喻。

三、易中天相关观点的危害：解构民族认同，消解文化自信

易中天的上述观点，绝非无关痛痒的“学术一家言”，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其论调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式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稳定、文化传承与青年成长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

第一，消解民族文化认同，动摇精神根基。民族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凝聚人心的纽带。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正是因为“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信仰内核，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文化记忆。易中天在访谈中宣称“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正是‘三千年无信仰’”(论述6)，本质上是在否定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当一个民族被判定为“天生缺乏信仰与道德底线”时，其历史传承的合法性就会被消解，其文化自信也会被摧毁。这种论调极易让民众产生文化自卑心理，认为本民族的文明“先天不足”，进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最终沦为文化上的“无根之人”。

第二，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社会共识。近年来，部分公知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其核心手段就是歪曲历史事实、解构民族英雄、否定传统文化。而易中天的“无信仰论”，与这种思潮高度契合——二者都以“西方标准”为圭臬，都以“全盘否定”为手段，都以“解构传统”为目的。在公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背景下，易中天作为知名学者，其在著作与演讲中反复强调的“有崇拜无信仰”“道德即聪明的自私”等观点，相当于为虚无主义提供了“学术背书”，让虚无主义论调披上了“文化反思”的外衣，更具迷惑性与煽动性。当这种观点广泛传播时，会混淆公众的历史认知，让人们对民族的过去产生怀疑，进而侵蚀社会的主流价值共识，破坏国家的文化安全。

第三，误导青年价值取向，扭曲成长认知。当代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直接影响其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易中天在演讲中将汉族信仰概括为“仰而不信”“信而不仰”(论述5)，在著作中把道德简化为“自私的智慧”(论述8)，极易让青年产生“民族文化劣等”的错误认知——他们可能会将传统伦理视为“封建糟粕”，将实用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进而放弃对道德信仰的追求，陷入“精致利己”的泥潭。更严重的是，这种观点会让青年丧失对民族未来的信心，认为本民族的文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力量，难以应对时代挑战。这种价值取向的扭曲，不仅会影响青年个人的成长，更会影响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

第四，背离社会发展现实，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仁义礼智信”的伦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修身齐家”的传统助力家庭文明建设。而易中天的“无信仰论”，完全无视这种现实，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否定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种观点会阻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四、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科学史观与虚无主义的对立

易中天的“无信仰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立场，二者在历史观、方法论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历史观层面：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是由其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从不将信仰等同于宗教，而是将其视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承认信仰的多元性与历史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华夏文明的“天人合一”“儒家伦理”等信仰形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适应中国大一统社会发展的精神成果，其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而易中天的观点，则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他在《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中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将“超自然存在信仰”设定为唯一标准(论述2、3)，用抽象的“信仰标准”评判不同民族的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认知。

其次，方法论层面：实事求是与主观臆断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强调“实事求是”，主张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华夏信仰体系，会结合甲骨文、金文、先秦诸子典籍等史料，分析“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理念的起源与发展，考察儒家伦理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易中天的研究，则缺乏严谨的实证支撑——他对华夏信仰的批判，大多基于表面现象的观察与主观的价值判断，如在演讲中以“广东人拜文昌菩萨担忧其懂英语”为例(论述5)，用个别案例以偏概全，忽视了大量能够证明华夏民族具有深厚道德信仰的历史事实。这种主观臆断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实证精神背道而驰。

最后，价值取向层面：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的反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价值取向，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当代社会服务。而易中天的观点，则充满了文化自卑的色彩——他用西方宗教标准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信仰(论述1、5)，全盘否定华夏信仰的价值，其本质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倡导的文化自信完全相悖。

五、易中天相关论述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的作用：推波助澜的“放大器”

在公知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语境下，易中天的“无信仰论”绝非孤立的学术观点，而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放大器”与“合法化”作用。

一方面，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学术包装”。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往往因其片面性与极端性而难以获得公众认同，而易中天凭借其“知名学者”的身份，将虚无主义观点融入“中华史”的叙事框架中(如《青春志》《国家》等卷册)，使其披上了“学术研究”的外衣。这种包装，让原本赤裸裸的历史否定，变成了看似“深刻的文化反思”，极大地增强了其迷惑性。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尤其是青年群体，会因为对学者的信任而接受其观点，进而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自觉的传播者。

另一方面，强化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逻辑。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逻辑，是“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历史，以局部现象否定整体文明”。而易中天的“无信仰论”，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他用西方宗教信仰的标准否定华夏信仰体系(论述2、3)，用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现象否定整个民族的道德追求(论述5、7)。这种逻辑上的契合，使得易中天的论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理论武器”，被他们反复引用，用以佐证其“华夏文明劣等论”的观点。

此外，扩大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范围。易中天的《中华史》系列著作销量可观，演讲视频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其观点覆盖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受众。相较于公知们偏激的网络言论，易中天的论述更具“亲和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这种广泛的传播，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突破了小众圈层，渗透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其危害也随之扩大。

六、结语：在批判与重建中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

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从未远离意识形态的战场。易中天“汉族三千年无信仰，缺乏道德底线”的论断，是这一幽灵在文化领域的最新变种。其危害不仅在于学术上的谬误，更在于它试图通过否定民族信仰，来瓦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根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武器，坚决予以回击。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早已深刻揭示：评价一个民族的信仰，绝不能脱离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土壤。华夏文明“敬天法祖”的信仰传统，“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凝聚而成的精神内核。这种内核，虽不表现为西方宗教式的“彼岸崇拜”，却以其强大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支撑着中华文明历尽劫波而薪火相传。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更需要从历史的深处汲取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科学辨析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伪装;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讲清楚“天人合一”“仁爱礼义”等核心价值的时代意义，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在学术上辨明是非，更要在舆论上揭露其危害，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文化观。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站稳脚跟，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让华夏文明在新时代的星空下，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文章写到这儿，我们把这个谜底索性就说明白吧：

易中天先生信誓旦旦汉族3000年无信仰。又因为无信仰，所以就无道德底线，其所有的理论根据，不过是一面西洋镜，被他藏在西服上衣口袋里。洋人这么说了，易中天把洋人的说法拿过来，以洋人的标准为标准，用洋人的标准格式化中国文化，于是他便有了这份超级自信。

说白了，易中天先生的学术底色不过是食洋不化的二道贩子。

西方学界、西方文化关于宗教信仰的定义，凭什么要格式化中国文化?洋人什么时候获得了关于中国文化的终极解释权，而易中天又凭什么替西方的那些老爷们来对着中国文化指手画脚?

当易中天先生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惹得满场都是尖叫声和嘘声而自鸣得意，满脸堆满了褶皱的时候，易中天先生不认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羞辱，对于他自己的祖先和他本人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吗?

参考文献：

易中天. 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易中天. 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易中天.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易中天.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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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易中天解析中国人无严格信仰却坚守祖宗圣人的精神支撑[EB/OL].https://www.iesdouyin.com/share/video/7163815556473212191, 202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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