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人民日报》和许多报纸杂志上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展开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三十多年来胡适 一派人所散布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学术文艺界和一般的知识界里，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很大的毒害作用。实用主义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向我们提出进 一步的任务：应该对实用主义思想进行一次系统的彻底的批判。

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 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东西，而只是被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它和欧洲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同样地都是属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在“五四”运动期间把实用主义贩到中国来，这时也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给中国人民来的时候。胡适非常深刻地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使他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根本不相容”(《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1页)，他幻想着以实用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来压倒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6页)胡适宣传“实用主义”，是一开始就和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联系着的。

胡适的希望是落空了，实用主义并没有压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30年来中国广大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它的指导下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而实用主义者胡适在政治上却完全破产了，作为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的帮凶者的胡适的反动面目，早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揭露无遗了。虽然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中曾有很大的影响，但现在也到了被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哲学思潮在近几十年内先后输入到中国来，并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实用主义。这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这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益积极和扩大、日益凌驾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向;第二，实用主义比其他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的“最新”哲学的伪装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一部分旧文化的批评活动和他的一些考据工作加强了这种伪装作用，使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相当多的人受到了迷惑;第三，旧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很多的人在阶级出身、文化教育和社会关系等等方面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能使实用主义畅销的市场。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科学”的假面具，第一是所谓“实验室的态度”。实用主义者假装自己的方法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 (《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76页)，胡适特别把实用主义改称为“实验主义”，并用“实验主义”来作实用主义的译名，使得人们在它的名字上也会引起一种很像科学的错觉。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第二个“科学”的假面具，是“进化论学说”。实用主义者自称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把自己的某些荒谬的观点硬说是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应用。实用主义哲学戴着这种新的“科学”的假面具，是使得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中相当大的一批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的一个原因。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仍然留恋着他的实用主义。尽管在事实上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却不能深信在学术研究上应该努力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坚决抛弃实用主义。

我们一般地都知道胡适是“五四”以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进行过认真的系统的批判，对于实用主义的影响的散布，不但熟视无睹，并且当青年的同志们自发地起来对实用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举行进攻时，反而有人加以阻抑。这不但是思想工作者本身的失职，而且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表现。这是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错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穿实用主义的“科学”的“最新”哲学的假面具，暴露它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真面目。实用主义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信仰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这些反动腐朽的观点与它所标榜的“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和“进化论思想”都是毫不相干的。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实用主义的这些腐朽观点和它们的反革命的反科学的性质，并指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

二、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派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一切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要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先有物质世界，后有精神现象，承认精神、意识、感觉、思想等等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唯物主义原理。唯物主义原理是一切科学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如果否认唯物主义的原理，而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原理，如果把精神、意识、感觉、思想等等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看做是最先存在的东西，而把一切物质现象认为只是这些精神要素的表现，如果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认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如果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原理，那就必然要得到与一切科学的成果完全相反的荒谬绝伦的结论。

我们说实用主义只是列宁所粉碎过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因此我们先就马赫主义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正如列宁所揭露过的，马赫主义，在实际上只是17世纪英国已出现过的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再版。这类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人的主观的感觉当做第一性的东西，他们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仅仅是由人的感觉要素所构成，而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们认为人的认识仅仅是感觉与感觉之间的联系，而否认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在人的主观里的反映。这类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会引导出怎样荒谬可笑的、与任何科学常识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呢?这在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就告诉了我们：1.自然科学证明世界是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证明人类和人类的感觉是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自然科学在这里正是符合于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客观世界在先，主观感觉在后这个唯物主义原则的。然而，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却说世界不能离开感觉而存在，那么，当世界上还没有人类或任何具有感觉的动物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呢?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是存在的，但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却是相反地不能不引出否认这个存在的结论。怎样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个尖锐的矛盾呢?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对这问题就用了一种强辩的办法，硬说只要我们“设想”自己是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的目击者，也就是“设想”那时也有我们的感觉，那时的世界就存在了。但强辩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这仍然不外是说，人类以前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只因为我们设想自己在目击着它，于是就由于我们的“设想”而凭空出现了这个世界!而且由此还可以推出更荒谬的结论：只要我们设想自己是天堂或地狱的目击者，那么天堂和地狱也应该存在的了!2.主观唯心主义在逻辑上必然要“走向唯我论”的结论，即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只是“我”的感觉的表现：除了“我”和我的感觉而外，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我周围的朋友，我的父母，也是我的感觉所产生的!难道这还不够荒谬么?3.自然科学证明：人的思想是人脑的作用。但是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来说，人的思想也不能算是脑的作用，因为脑的本身也无非是一种“感觉的复合”。在这个问题上，阿万那留斯竟把“头脑底思维”叫做“自然科学底拜物教”，公开地向科学宣战了。(以上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一章)

(二)实用主义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

实用主义哲学的反科学本质，与列宁所揭露的这一切并没有多少差别。实用主义同样不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而把它归结为感觉和观念的复合。胡适写过一篇《实验主义》的文章，对实用主义做了个全面介绍，这篇文章里说明了实用主义者是如何来看“实在”的。胡适根据詹姆士的话这样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 (A) 感觉，(B) 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意象”也可译做“观念”。) 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 (C) 旧有的真理”(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06页)。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实用主义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相反地却把实在看做仅仅是人的主观领域以内的东西。实用主义者所谓实在，原来是和马赫主义的看法一样，只是感觉，感觉(及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旧有真理”等主观要素的复合。(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真理，也是纯主观的东西，即“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这不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主义吗?

从实用主义观点看来，“实在”既然是感觉和观念的复合，它自然是人造的了。胡适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06页)他举了一些例子，如诗人的感觉和植物学者的感觉如何不同，一百个大钱可以有各种摆法等，企图使人相信他们那一套胡说。其实，无论诗人或植物学者，其感觉都是物质的客观实在影响于其感觉器官而后发生的，人们的感觉虽然不同，物质的客观实在却自有其本来面目，决不因人们如何感觉它而改变。一百个大钱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摆法，可是这些摆法，无非反映了一百个大钱这一客观实在所固有的各种数的关系，要多一种摆法或少一种摆法，都不是人所能任意造作的。

实用主义者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荒谬地认为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人的主观所“制造”出来的。胡适引用他的老师的话：“实验主义以为实在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 什么样子”，并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创造的实在论”(《实验主义》, 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07页)。我们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把“实在”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但也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所谓“创造的实在论”。

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客观实在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运动是依循着客观实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的，决不是像主观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由人的主观所任意“制造”出来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切事物的运动，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原理，而反驳着主观唯心主义。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的主观对客观实在的能动作用。我们是很重视这种作用的。人通过实践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能够发现客观实在本身所固有的运动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研究和揭发这种客观规律的学问。不但如此，人还能够依靠、利用这种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正是人区别于物的地方。可是，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和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说人能够任意地“涂抹”、“装扮”客观实在，任意地“制造”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是前提不同。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承认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的前提。而实用主义却相反。人的行为、行动，都是通过主观的，但人的主观，他的所见、所思、所欲，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却只有在人的主观的外面才能找到真实的答案。人的愿望、目的，要服从于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在客观条件所许可的限度内，才能够实现，或大体上实现;否则一定要在实际行动中碰得头破血流，一定要遭到失败。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主观唯心主义却不承认这些原理，要把客观实在任意地“涂抹”、“装扮”和“制造”。

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和马赫主义是同样的。不管他们怎样狡猾地躲闪，总是免不了引导出唯我论的和彻底反科学的结论来。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可笑的反科学的观点，是反映着一种极端反动腐朽的阶级实质的。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已是处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垂死境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了他们的必然灭亡的前途，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就是要依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它一步一步地送入坟墓。但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挣扎，以图苟延残喘。其方法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否认物质世界有其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硬说“实在”的变化是可以任人随便“制造”的。用这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其目的是想使人民看不清现实生活，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看不清残暴腐朽的反动统治者的必然灭亡前途，看不清人民自己的斗争力量就是打倒反动统治者以促进它的灭亡的决定力量，这样来图谋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然后又在另一方面，趁机制造种种花言巧语，来把“实在”加以“涂抹”和“装扮”,把十分丑恶和腐朽的反动派统治这一个“实在”“装扮”成纯洁无罪的漂亮女子，使它能够骗取人们的拥护，以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曾经用了最大的努力想使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发挥这样的反动作用的。他无耻地任意“涂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他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否认旧中国有封建势力的存在，硬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已经消灭了。妄图以此来欺骗人民，否定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实用主义用主观唯心主义来歪曲“实在”的真正的用意!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究竟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决不是可以任凭人的主观意志来随便“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只有认识了这些规律，依循着和利用着这些规律，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只有像原子物理学家那样揭示了原子能的规律，才可以使这种无比伟大的自然力量服从人的役使，使它变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只有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识了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才能领导劳动人民推翻俄国沙皇的统治，击败法西斯反动军队，打垮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在中国的统治，才能建设美妙无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反之，如果违背了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妄想依着主观的企图来倒行逆施，任意“涂抹”和“制造”客观实在，那么，最多也只能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造成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而这假象终归要被客观发展规律淹没得干干净净的。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宋人”用“拔苗助长”的方法想人工地使自己田里的庄稼快些长起来，结果一转眼间他的麦苗反而死掉了，这是说自然界的变化并不是那样“百依百顺”地可以任人随意“装扮”和“制造”的。中国古代的老子曾主张使人类社会恢复原始公社的某些状态，但原始公社终归一去不回。胡适死心塌地地拥护美蒋反动统治，但丝毫不能挽救美蒋的垮台。真麻烦，社会的“实在”竟是那样“顽固”，竟不肯成为胡适所幻想的那种“很服从的女孩子”!胡适并不是不曾苦心地努力来把他那主观上的“女孩子”“涂抹”过和“装扮”过，但是，真麻烦，胡适的纸上的“涂抹”和“装扮”竟丝毫也没有改变客观实在的本质，甚至于也不能改变客观实在的外形，中国人民始终看得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狰狞的野兽面貌，并且已经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人民并没有因为胡适的“涂抹”“装扮”而把它们误认为漂亮的女子。

(三)用“经验”这字眼来掩盖的主观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根据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在”这个概念，揭露了它和马赫主义是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于这一个事实，胡适的拥护者丁文江曾公开承认过，他在一篇叫做《玄学与科学》的文章里说：“……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皮尔生、杜威，以及德国马哈[马赫的异译。——编者注]派的哲学……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惟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并把这种唯心主义叫做“存疑的唯心论”(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卷，该文，第12—13页)。意思就是说这是对于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抱有怀疑态度的唯心主义。但是，胡适却不像他的徒党这样老实，他极力想掩盖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貌。他跟着他的狡猾的美国老师杜威假装说实用主义不谈唯物唯心的问题。他举了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作为例子，想证明杜威对于唯心唯物的问题是采取了“以不了了之”的态度，并且还借此大捧杜威一顿，说杜威能把这样一类的问题撇开不谈，可算得“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可惜，胡适对于哲学的历史未免懂得太少了。实际上杜威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大革命家”。以某种关于“经验”的见解为标榜来掩盖唯物唯心的区别的“大革命家”，在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的信徒中间早已出现过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这样写道：“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万那留斯及其一伙的人，他们以为经过‘经验’这个字眼就可以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底‘陈旧的’差别。"(《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6页)杜威也正是企图经过“经验”这个字眼的把戏来使人们相信他真是超越了唯物唯心的区别的。杜威真的超越了这个差别吗?让我们来仔细研究研究吧。据胡适的介绍，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有以下几条：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一个物观(应译作客观。——艾)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一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他的特性在于一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他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的分子的。一切联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联络，无数贯串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做绝对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一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一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11-112页)

胡适还引用了杜威的话，把这几条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说：“经验就是生活”，“经验不光是知识，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同上书，第113-114页)杜威的这些“见解”，乍看起来是很令人迷惑的。在这里，他把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过去、现在和未来，个体和周围的关系，以及思想等等，这就是说，一切的一切，像煮大杂烩一般地全部搅在他的“经验”概念的锅子里，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了哲学上唯物论的路线和唯心论的路线”(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5页), 就可以使人得到一个“以不了了之”的印象了。其实，杜威怎能掩盖得了?他又何尝是真的“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呢?他的这些“见解”里既然涉及到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之间的关系，既然把经验解释做“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关系，就不能回避那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问题：在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两者之间，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哪一方面是第二性的呢?如果杜威把人的主观或“我”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环境和“物”看做是必须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的东西，那么,不管他在表面上的样子是装得多么不偏不倚，而在实际上他仍然只是在唯心的路线上来解释经验，根本没有“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事实上恰恰就是如此。为要证明这一点，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对于“实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实用主义者既然把“实在”看做人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看做是任人随意“涂抹” “装扮”的“百依百顺”的“女子”，那么,他们对于客观“环境”或“物”(这当然是属于“实在”的范畴之内的)也就不会看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把它们也看做主观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所以，尽管杜威在表面上装得好像四平八稳地说经验是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的“相互关系”，似乎是把两者平等看待的，然而在实际上他终归是按唯心主义原则把人和主观或“我”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而把客观环境或“物”看做主观感觉和观念的表现。为要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让杜威用他自己的话来供出他是如何了解“环境”这个概念。杜威说：“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与个人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相互作用着以构成现有经验的任何的条件。一个人即使建筑 一座空中楼阁，他也是与其在想象中所构成的对象互相作用着。”(见美国拉特纳尔编《杜威的哲学》选集，1939年纽约版)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杜威没有把“环境”看做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条件，而仅只是在与人的(而且是“个人”的)主观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条件，它的存在是从属于个人的主观的;而经验则是与人的主观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在原则上相同的东西。这还不够明白吗?这不是主张客观环境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吗?这不是把人的主观或“我”当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环境或物当做第二性的东西，也即是当做感觉和观念的表现吗?这不正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站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吗?十七世纪的巴克莱主张“存在即被知觉”，阿万那留斯主张“自我和环境”是“不可分离 的”“原则的同格”(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一章第三节), 杜威的话和这不都是一模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吗?杜威何尝真的是“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何尝能超越哲学上的两种根本路线?他对经验的故作玄虚的“见解”，不过只是掩盖着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罢了。

什么是经验?对于经验这个概念的了解，哲学史上从来就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说，经验是人们从外界事物获得的感性知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肯定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外界事物的存在，从而指出经验只是这些外界事物通过人的实践过程在人的感性认识上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对于经验的了解，是完全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是一切真正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具有革命的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所必须承认的。与此相反，唯心主义者却说，人的感觉经验仅仅是人的主观范围以内的东西，人们决不能够经过自己的感觉经验来反映或认识任何外界的事物，外界事物的存在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人除了经验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 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的话;“在纯化了的‘完全经验’内没有‘物理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阿万那留斯反对唯物主义的宣言(以上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三章第一节)所以照唯心主义者的看法，经验纯然是人的主观感觉，并不是任何外界事物的反映，从17世纪末英国的巴克莱起，一直到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者，反复散布着这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上面所引的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虽然狡猾地极力避免明白讲出这种谬论，然而在它的第四条里，它反对“旧式的经验”把“一切联络和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这就终于露出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马脚。既然认为“一切联络关系”(当然包括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我”和物的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等等)都不是“从经验外面侵入的”，而只是经验本身内部的事，那么，包括在杜威的这些“联络和关系”中的所谓自然和社会环境，客观的事物，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等东西，就都只能是人们主观的内省经验的一部分，而不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外界事物了，这不又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铁证吗?杜威何尝“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陈旧的’的区别”，他最多只不过玩弄了一些名词上的新花样，而在实际上还是重复了两百年前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巴克莱的陈腐不堪的反对唯物主义的滥调!

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一)反映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前面说到对于经验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看法上的斗争，实际上已涉及到了认识论的问题。唯物主义不但肯定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且肯定物质是感觉、观念或意识的来源，而感觉、观念或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肯定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们所认识，肯定它们的可知性。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也叫做反映论的观点。这也是真正的科学所要遵循的认识论观点。凡是真正的科学的研究，不管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以这反映论的观点为认识论的基础的。科学的理论知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在他们热心地从事研究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就要深信自然界或社会的发展规律能够经过科学研究而为人所认识所掌握。我们之所以对于科学的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有可能依靠和利用这些规律知识，在自己的实践行动中，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等等的行动中获得胜利的成就。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向导，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就能够正确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正在逐步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以上所说的完全相反。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实用主义者把“实在”看做是由感觉和观念所构成，否认了在感觉和观念以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实在，认为对于感觉和观念以外的客观实在至少是应该抱“存疑”的态度，这就是说，至少要把它看做是我们的感觉所不能达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的真相是毫无所知的。这样，他们就不承认任何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杜威对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是毫不隐蔽地表示了他的敌对立场的。在他到中国来作的“五大演讲”中“思想之派别”一讲里，这样说：“照从前的讲法，把人人的知识看做一面镜子，把‘实在’照下来便是。”这样的“讲法”他认为是不对的，并且提出他的相反的主张，说：“知识并不是镜子，而是有用的东西，各方都用得着”，又说：“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思想知识……是应用的东西，不是照实在的镜子”。自然，杜威所说的那种“从前的讲法”，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当然有它的缺点。主要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注意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大作用，即没有注意到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所以人的认识决不是简单地像镜子那样静静地反映外物，而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反映外物。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这样的观点才是完全正确的，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说知识仅仅像一片镜子，则无疑地有缺点。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缺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镜子”的比喻，仍有它正确的一面，那就是承认客观事物在主观认识领域里的反映，也就是承认了反映论，只就这一点来说，却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同的。而杜威所反对的，正是这正确的反映论观点。实用主义者不但否认一般的思想知识是“照实在的镜子”，而且即使是科学知识，由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不是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反映，而只是一些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用的”工具。胡适说： “(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大家看看吧!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个字的实用主义者，却这样无耻地来糟踏科学!真正爱护科学的人，怎能忍得住不想狠狠地打这些用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来鱼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科学是什么?列宁曾经说：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的真正的写真。科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5页) 正如前面已说过的，科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所认识这一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在真正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立足的余地。斯大林说：

“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9页)

所以，科学知识决不是“人造的”和“假定的”，决不是主观的虚构，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这种确实的知识，是因为它经过了或者经得起人类社会实践的考验。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又指导我们的实践获得胜利，这就能证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恩格斯说：“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页) 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由于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就证明了它是反映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规律，反映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的规律，这是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斗争中已经反复地获得证明，并且以后一定还要不断地获得证明的。

(二)认识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所以，人类的认识，毫无疑义地是客观现实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自然，人类的认识也常常有错误的，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的真面目。只有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知识，才是能够全面地和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认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客观现实事物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的。认识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联系着的不断地发展的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自然界的知识;随着生产活动，阶级斗争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不断地获得更多的关于社会发展、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的知识。人类对于客观现实事物的认识既然是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因此人们的认识的内容，认识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的正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归根结底都要受到实践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就是生产发展的规模以及阶级立场等等的限制。例如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在生产还处在小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阶段，而没有任何大工业的时期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不能够顺利发展。又例如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对于社会的认识就不能不受到他们自己的剥削者地位的限制，就不能不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而产生种种偏见，就要错误地把剥削制度看做永久不变的制度，就要把剥削者的统治秩序看做天经地义。实用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使他们不愿意看见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向灭亡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使他们进而在哲学上捏造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企图抹煞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人们的阶级立场，是决定人们能否正确地反映、认识客观现实事物和推进自己的认识的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条件。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经常站在先进的地位，站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地位上的人，才能够对于周围的客观现实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和日益全面、日益深刻的认识。

感觉和理性都是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观现实的形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两个阶段。毛泽东同志说：

“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 毛泽东同志又说：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 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 认识的阶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所以，不论感觉和理性，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虽然反映的正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有种种情况的不同，但决不像实用主义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人们主观虚构的“应用的东西”。认识是要为实践服务的，但认识要能为实践服务，首先它必须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只有掌握了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知识，人们才能够为生产活动、阶级斗争、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实践行动规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计划、方案，才能够指导实践获得成就。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做什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6页)这是说，首先要有正确反映社会和革命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成为自觉的革命运动。感觉是人类认识反映外物的第一步，认识必须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即感性认识的阶段开始，但只有理性认识才能到达于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才能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行动指出明确的方向。所以，“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由认识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过程，是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出现，不断地服务于实践，并且受到实践的检验的，而人类的认识就这样永不停息地向前进步，向前发展。这一切，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一些基本原理。

(三)实用主义曲解实践和认识

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经验就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发生一种混淆不清的印象，以为实用主义好像也在宣传实践，并且也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地主张人类在实践中获得认识，因而模糊了它的主观唯心论的真面目。胡适介绍杜威的“知识论”时还说了这样一套话：“处处是‘行’，处处是‘知’;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2，第136页) 像这一类玩弄名词的把戏，对于缺乏科学分析头脑和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迷惑作用的。但这一切在实际上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毫不相干，相反地，这只是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这一套术语和中国四百年前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的说法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常常侈谈人类的行动问题和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这并不是从实用主义才第一次开始，哲学史上早已大有人在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所批判的那样，唯心主义哲学所涉及的人类行动的概念，“只是抽象地发展了的，因为唯心论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批判原则，也完全适合于实用主义。要注意，实用主义者讲到人和环境的“交涉”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一个活人”对环境的交涉，即仅仅看做个人的行为。实用主义者讲到“行”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应付的行为”，是“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人们的行为，把人的行为看做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应付环境”的活动。这里，实用主义者从人的行为的概念中抹煞了社会实践的内容，抹煞了关于社会生产，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知道，人们的生活都是社会的生活，实践是社会的实践，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决定条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反动的剥削阶级的行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则是推动历史前进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决定力量。超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和超乎一定的阶级斗争的范围之外的抽象的个人活动，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实践的正确看法。实用主义者和一切唯心主义者同样地从人的行为里排除了以上这些“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内容，因而就虚构了这样的情景：好像个人的活动并不是被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相反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倒像只是一件件个人的“应付的行为”的积累。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为一大堆个人的“应付行为”的偶然堆积，在历史里面就找不到任何必然的秩序，任何客观发展规律。其中一件件个人的“应付的行为”都成了纯主观的随意的活动。这些活动——就像胡适所介绍的詹姆士的说法那样——首先是由人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有了目标方才从已有的经验里面挑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器具和资料。”(《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2，第93页)个人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是第一性的东西。不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地位决定人的行动方向，而是个人的偶然触发的“兴趣和意志”引起人“的应付的行为”，这就是实用主义者对于人的行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这样的曲解把一切人的行为都笼统地叫做“应付的行为”，抹煞了人的行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抹煞了反动派的腐朽残酷的垂死挣扎行为和广大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革命的正义斗争之间的原则的区别，抹煞了不同阶级的人的行为之间的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这不是很明显地反科学的和反革命的思想么?

实用主义既曲解了“行”的意义，抹杀了它的社会的实践的内容，同时也就曲解了“知”的意义，否定了人的认识的客观内容。辩证唯物主义者说，人们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首先对于外界事物获得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再进一步又获得反映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实用主义者却说，人们只是作为个人在“应付环境”，而“环境”又仅仅是在与人的主观“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一些条件。在每一次“应付的行为”中，人们只是“挑选”了一些用来使主观的“兴趣意志定下的目标”获得满足的一些应用的“方法、器具和资料”，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实用主义也讲到“知识”和“思想”，甚至于也强调“知识”和“思想”的重要。但是，什么是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知识”和“思想”呢?实用主义者说，“知识”和“思想”也只是一件件人造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并不是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当胡适说到“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的时候，他是把“知”和“行”混淆起来，把“知”简单归结为“行”，归结为“行”的“工具”，而取消了人的认识。实际上实用主义者是在宣传蒙昧主义，是在向人类的真正的知识和思想进攻。实用主义者向人类的知识和思想进攻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首先以经验主义的面貌出现，假装做重视经验，重视“具体的事实”的样子来向理性进攻，来向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理论知识进攻。詹姆士把一切“通则哪，定理哪，范畴哪”，一概叫做“抽象的东西”，把这些比做“妖魔鬼怪的名字”, 声称要把注意之点移到“最后的物事”，移到“事实”和“效果”上面。杜威把“经验和思想看做一件事”，反对把一切推理作用看做“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主张“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思想乃应付环境的工具”。胡适把他的美国老师的这些反理性的思想贩运到中国来，标榜只应该注重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体”，“具体的主张”，而“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反对“多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理”和“主义”，反对人们学习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知识，并依靠这些知识来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反对科学理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阻碍人民走上自觉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实用主义者既在重视“经验”和“事实”的名义之下来把理性认识和科学理论知识一笔抹煞之后，又反过来对于“经验”和“事实”也给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把“经验”解释成主观的偶然的应付的活动，把事实硬说成可以任人随便摆弄，随便“涂抹”和“装扮”的东西，因而从经验里也找不到任何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仍然只剩下一些“人造的”和“供人用的”应付的“法子”。归根结底，一切的认识，不论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一切真正的知识，不论经验的知识或理论的知识，一概加以否定，一概曲解作人们依据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所选择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来向人类一切真正的知识和思想进攻的。这种进攻的目的非常明显，它不外是要想使人的认识混乱，分不清什么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正的知识和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及各种反动势力为着自私的目的“挑选”作欺骗人民和“应付环境”的“工具”的种种虚构和谎言，使人们容易把虚构和谎言误认为真正的“知识”和 “思想”，因而便利他们在“科学”的假招牌之下把一切思想的**拿到市场上任意销行。

四、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一)实用主义主张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明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它的内容通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是否能证明它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性。我们说：我们的革命干部的工作经验是正确的，这是说这些干部的经验如实地反映了一定部门和一定环境的客观事实情况和工作的情况，我们说实用主义所侈谈的“具体事实”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事实(例如，说旧中国之所以贫弱是由于自己的“祖宗造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依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目的(帮助帝国主义者来“应付环境”，掩盖它的侵略的罪恶),随便拉扯，随便摆弄出来的一些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事实”。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实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斗争的规律，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等。我们说实用主义者胡适认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都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完全胡说，这是因为他这种胡说完全违背了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规律。所以，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正确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是有着明确的、严格的客观标准的。人的主观认识能够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内部规律性，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凡是具有真理意义的知识，它所包含的内容必定是具有客观性的。只有客观的真理，没有主观的真理。这些原则，是一切具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承认的。

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恰恰和上述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把“真理”看做纯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一种知识是否具有“真理”的意义，就不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至少是怀疑客观现实的存在，所以也就完全谈不到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知识、思想能否帮助他们达到按照他们的主观要求来“应付环境”的目的。能够对于他们“应付环境”的主观目的收到“效果”的，他们就叫做真理，否则他们就认为是错误。这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他们把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胡适说：“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1页)又说：“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同上书，第82页)。 在这样一种反动腐朽的观点之下，科学真理的客观性也被抹杀了。科学的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没有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是人们在主观的应用上认为最方便的一时公认的假设。“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 是假定的，——这全靠他解释事物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 是适用的。……实验主义……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同上书，第77、79—80页)所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种思想是否科学真理，是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这一个主观的标准。按照实用主义的这些荒谬观点说来，科学知识和神话迷信以至于谣言诽语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且甚至可以互相等同起来了。神话迷信如果 一 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被人看做“应付环境”的“有效”工具，实用主义者就 一 定要把它当做“真理”看待。反之，即使是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种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企图有所不便时，他们就要厚着脸皮来 否认它的真理性。如果按照实用主义者的这一套谬论来看，那么, “指鹿为马”对于赵高有“应付环境”的功效，实用主义就要说把鹿当做马看待就是真理;詹姆士认为上帝存在的观念可以帮助反动资产阶级达到他们“应付”劳动人民的目的，于是上帝存在的观念也就被认为是真理;胡适说旧中国之不好，是由于自己凭空“闹鬼”，——即他所谓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我们走那条路》，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441—442页), 说这些鬼都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带来的，这些“假设”有效地取得了反动势力的垂青，所以也可以算是“真理”了。反过来说，一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真实情况的知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选择的目标”的实现有所不便时，那么，不论是经过千百遍实践证明的科学的真理也好，不论是小孩子也能懂得的明明白白的健全常识也好，实用主义者一概可以闭着眼睛不承认它的真理性。上面所举胡适对于中国政治的种种谬误看法以及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仇视态度，都可以作为证明，用不着我再重复，读者可以自己体会了。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者捏造这种抹煞客观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原来也正是为着要使它成为反动派用来抹煞革命真理，任意“涂抹”现实，任意捏造谎言这样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罢了。

(二)抹煞了科学真理和主观虚构的界线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曾十分狡猾地谈到了“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这样一个说法。这一个说法是颇有混淆和迷惑作用的，因为，如果仅仅把这一句话孤立起来看，而不进一步研究实用主义者对这句话的内容如何曲解，那就会觉得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好像也是合理的，并且好像和唯物主义的真理论很难区别。问题在于怎样叫做“实在”，怎样叫做“符合”。如果把“实在”解释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如果把“符合”解释为正确地“反映”或“模写”，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表述了唯物主义的真理论了。但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已经说过，实用主义者的所谓“实在”，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是主观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至于“符合”又怎样解释呢?胡适说实用主义者反对“真的意象就是实在的摹本”的说法，也就是反对把“符合”解释为正确地模写或反映，而认为“符合”“不是临摹实在，乃是应付实在，乃是适应实在”，所以，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把真理曲解做“应付环境”的工具，不但没有任何反映论的意味，而且是与反映论完全相反的。

为着更深刻地揭发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主观唯心主义面目，我们还应该把它所谓的“应付实在”或“适应实在”的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这一点，胡适曾介绍了詹姆士的一种解释：詹姆士说真理有一种所谓“摆渡作用”,又叫做什么“媒婆作用”。什么叫做“摆渡作用”呢?詹姆士说：“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连贯的满意，办理的妥帖，把复杂的变简单了，把烦难的变容易了，——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他便‘真’到这步田地，便含有那么多的道理。”(《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99页) 所谓“媒婆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说：“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个媒婆，他的用处就在能把本来已有的旧思想和新发见的事实拉拢来做夫妻，使他们不要吵闹，使他们和睦过日子。”(同上书，第100页)这个“摆渡作用”和“媒婆作用”的说法向我们证明以下几件事：1.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不过是经验与经验、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联系。按照实用主义的看法，经验也不过就是观念和感觉一类的东西，所以真理也无非是主观的感觉和观念之间的联系，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意思。前面第二章我们曾指出，杜威也讲到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并且说这些关系不是来自经验以外。这和詹姆士的说法正是一脉相通的。2.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任何一种感觉和观念之间的联系都是真理，而是说某种稍微特殊一点的联系才可以叫做真理：即能够“把复杂的变简单，把烦难的变容易”。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所批判过的“思维经济原理”或“费力最小的原理”的再版。马赫主义者把“思维经济原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他们宣称哲学应该是“按费力最小原理的世界思维”。他们把感觉当做惟一的“实在”，抹煞了客观事物的存在，抹煞了感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就是符合着“思维经济原理”，符合着“费力最小的原理”的。这也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是在于能否使我们少费一些脑力，少用些思索工夫，而不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具有真理性的思想就是尽可能少用脑子的思想——这就是马赫主义“思维经济原理”的古怪意义。实用主义者的把“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的说法，和“思维经济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但是，难道科学真理的任务真的只在于使我们的思维“费力最小”，只在于把“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看，列宁只简单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暴露了“思维经济原理”是如何站不住脚：“‘设想’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阳 电子与阴电子所组成的‘经济些’呢?”(《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 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8页)我们也可以向实用主义者胡适提出同 样的问题：设想中国自己本身凭空闹五鬼“简单些”和“容易 些”呢，还是设想这些鬼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 “简单”和“容易”些呢?很显然，只设想原子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比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所组成的更“经济”些，更少费脑筋些，但这更经济些的想法，并不就是真理。设想中国自己凭空闹“五鬼”，自然比设想五鬼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造成更“简单”和“容易”些，但这更“简单”更“容易”的想法却并没有“连贯”成真理。所以，这一些问题的回答，就完全可以证明什么“摆渡”和“媒婆”的怪论都和真理的本质是全不相干的。

3. “媒婆”的奇谈把真理的发现看做是新旧观念的调和，而不是新旧观念的斗争，这也证明实用主义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想把黑白扰乱，使人是非莫辨，真伪难明，并不想认真指明什么是科学真理。旧思想既是“本来已有”的，那么,在“新发见的事实”出现之后，就应该加以抛弃，为什么还要把两者“拉拢来做夫妻”呢? 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这种新旧调和论又具有着庸俗进化论的特点，在后面我们还要加以阐明。

实用主义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抹煞了真伪的客观标准，把科学的真理和主观的虚构混淆不分，并由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进而把科学真理曲解成为主观的信仰，由此建立起走向宗教迷信的桥梁。胡适说：“科学的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律例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在这里，实用主义者把已经被证明为客观真理的科学定律和尚待证明的科学假设混淆起来，又把科学的假设和非科学的主观虚构混淆起来。科学的定律，待证的假设和非科学的虚构之间，在实用主义者的眼中，并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仅只有程度的不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律例之为科学律例，并不是因为它已被实践或实验证明为客观真理，而只“不过是”因为它被“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这样的看法，的确是应用了主观唯心论的“思维经济原理”或“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的原理了。但是，这样一来，如果实用主义者听见过去的中国人说：我们“现在公认”“天圆地方”是“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或者听见欧洲中古时代的人说：我们“现在公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为“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他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些非科学的虚构也应该被看做科学规律了!胡适自己举了类似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见解，他提到古来的三种解释地球和日月的关系的“假设”，第一种是主张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第二种主张地球是中心，日月绕地球旋转。第三种是哥白尼的地球绕日的学说。他抹煞了前两种与第三种的本质区别，即非科学的虚构观念和多少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假设之间的区别，把三者都看做同样是“人造的假设”，而第三种之所以能成为科学规律，只不过是“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罢了。

(三)把信仰主义“装扮”为科学

这里我们找到了 一个似乎非常矛盾而难于解决的问题的秘密。为什么主观唯心主义者也竟然会表示赞成科学?为什么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的胡适，竟以科学的拥护者自居，甚至还敢于引述中国六朝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的言论，公开谈到无神论，反对灵魂不灭的思想，否认上帝存在的观念?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胡适还提出一套什么“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胡适文存》卷二，第27页)，说到“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同上书，第26页)。这一类仿佛是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言论，在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是能起很大的迷惑作用的，如果把这些言论的表面词句孤立起来看，而不注意到它从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口中说出来时所表现的真正实质，那人们也许会把胡适误认为唯物主义者和真正的科学的拥护者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那就大大地受骗了!原来胡适在谈到“无神论”，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等等的思想时，他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有神论、灵魂不灭等等思想从根本上划清界线，并没有把前者看做具有客观性的科学真理，而把后者看做宗教迷信的主观虚构，相反地，他把两者同样都看做仅仅是人的信仰，而后者仅仅是由于“现在”“证据”较多，更值得信仰，这就是说，这些“信仰”究竟是不是真理，还不能绝对加以肯定，如果一旦前者也找到了更多的证据，那也可以放弃后者转而相信前者的。胡适说：“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同上书，第15页)所以，实用主义者胡适谈到“无神论”等等名词时，并不表示他已坚决否定了有神论，正如他并没有真正肯定“无神论”是客观真理一样。

所以，当胡适在夸夸其谈地谈到无神论，谈到要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时，他并不是要拥护科学和拥护唯物主义，并不是要反对信仰主义和反对宗教。恰恰相反，他只是要借此取得一套科学的假面具，来“装扮”信仰主义，或者说，他是要把科学曲解成信仰主义，借此来偷偷地贩卖一种变相的、精巧“装扮”了的宗教。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他甚至于在字面上也毫不隐讳地说他所宣传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我们在后面还要指出，在胡适的这个“宗教”思想里，尽管表面词句上说到要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但实际上却隐蔽地宣传着另一套变相的、精巧“装扮”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存在的观念。关于这一点，现在暂时不谈，现在只想提请读者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胡适宣传他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时候，他十分羡慕中世纪宗教宣传的功效，妄想用他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种“最高的宗教”来统一人们的人 生观。他说：“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统一欧洲 (其实何止欧洲?)的人生观至千余年之久。假使我们信仰的‘科学的人生观’将来靠教育与宣传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在中世欧洲那样的风行，那样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谓‘大同小异的一致’了。”(同上书，第24页) 请看，标榜拥护“科学”的实用主义者，要把中世纪的“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的传播方式当做自己追随学习的模范。这就很够暴露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腐朽性、反动性了!

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的反动面目就是这样：否认客观真理，把“真理”看做纯主观的，说“真理”只是应用的假设，于是进而把“真理”变成了宗教信仰!——这是实用主义从它的反科学的出发点必然要达到的反科学的结局，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有科学头脑的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唯物论的真理观：真理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只有客观的真理，没有主观的真理。

(四)妄图取消绝对真理

还有，实用主义的所谓“真理”既然是纯主观的东西，因此也就同时是纯粹相对的东西。实用主义者认为，环境变了，新的事实被发现了，“真理”也要随时改变，但他们的出发点，在于把“真理”看做只是人们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最方便的假设。他们不承认“真理”的任何绝对的性质，而认为它是可以随着实用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主观“公认”与否而随意改变的。胡适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 ……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注意——艾)的这个真理。”(《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1页) 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是依赖着实用主义者的主观——“我”为转移的，“我”认为方便的才是真理，我认为不方便的，哪怕是科学上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法则，“我”仍可以抹煞它的真理性。“我”可以依着我认为方便与否这一主观标准来随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所必然要得到的逻辑上的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到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分不开的。

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有着相对性，这决不等于说认识内容的真伪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真理的相对性首先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对性。客观事物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又那么复杂、多样化，彼此之间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它们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而且，真理的相对性还由于人的认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客观上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在主观上是受肉体的和精神的组织限制。因此，“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但是，第一，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的真理性虽然是相对的，却仍是客观的真理。它之所以是客观的真理，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而并不是由于它是“我”认为方便的假设。真理与谬误决不是依“我”的主观为转移，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是非真伪的标准永远是在客观方面，这一点却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任何时候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者所能随便颠倒的。第二，真理的相对性既然首先是由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的相对性，因此，这里的相对性的意义，只是说我们的认识应该跟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不应该停顿在固定的一点上，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成就，不知道跟着新鲜事物的出现而努力求取新的知识，或者把对于旧事物的认识当做死公式来硬套到新事物方面，我们的认识就不免一定要发生错误。斯大林曾举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能否胜利这个问题的例子，来说明真理的过程变化发展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国家同时举行进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还在自由竞争时代的认识，在那时说来是正确反映了客观情况的真理。但是到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而得出了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说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473页)如果在列宁的时期人们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胜利的旧公式，那么，虽然这个公式本来是反映一定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客观情况的真理，在这时也要变为人们的认识上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一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革命实践互相结合起来，只知背诵书本上的现成原理，而不能认识具体过程中的特殊规律;就是因为经验主义者把只适合于一定环境条件的工作经验硬搬到不同的另外环境中去，不懂得随着新的过程和新环境条件的出现去努力寻求能够反映这些新的客观现实的新的原理原则和新的经验。所以，真理的相对性，决不能解释成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主观上认为不方便的时候就随便抹煞一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一种科学知识只要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某一具体过程，它之符合于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是任何时候也不容抹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就具有绝对的性质。我们只能说当具体过程已发生变化时，这种科学知识对于新的过程就不能适用了，或者说应该把它补充、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才是相对的。因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决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为它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之下不适用，就能否认它之作为正确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客观真理，就能把已被实践证明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知识，又叫做谬误的东西。“真理变成谬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道德及法、永恒的真理》章)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错误地对待这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当做死的公式乱套到不相适应的过程上的时候，就会在我们主观上造成自己的认识的错误。这里也不容许实用主义者来颠倒是非。第三，真理的相对性既然还由于人的认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我们应当不相信什么奇迹，不相信某个天才的思想家能够预先为他的子孙万代想好了一切现成的答案。但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发展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我们能够在自己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前进。例如，古希腊的思想家曾提出了物质构造的原子说，但那不过是种臆测，近代科学知道了物质可以分为极微小的粒子——所谓分子，而每一分子是由若干种化学元素结合而成的。在五六十年前，人们还只是把各种化学元素的原子看成不能再行分裂的物质构造的基本单位，而一种元素是不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但自从放射性元素发现以后，到现在人们已能用人工引起原子核的分裂，能使一种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元素，并利用核分裂时所放出的能了。当然，原子核本身还是一个无穷的谜，等待人们一步一步地去更深入揭破。但绝不能说过去在物质构造问题上科学家的贡献都是谬误，而只能说人们现在已把过去发现的真理修正得更精确了。对于将来，也只有如此推论，才是合乎科学史的事实和趋势。又如胡适在《实验主义》文中所举的“两派新几何学”等例，决不是像实用主义者所说的，把原有的科学真理，如欧几里德几何等，变成了“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而只能说这些原有的真理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有限的一面，也就是人们过去仅能认识到的一面。原有的科学真理中，反映客观事物不真实或不精确的部分被淘汰了，但正确的仍然保存下来，这是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却别有用心地歪曲这类事实。第四，一定阶段上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虽然是相对的，但作为无数具体过程的总和的整个宇宙，却是绝对的存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反映了这种客观情况，反映了一定的具体过程的认识虽然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反映总的宇宙的绝对真理。所以，与实用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的谬论相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也是存在的。相对真理中就具有着绝对的性质。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每一种相对真理，作为客观真理来说，它已经就是绝对的。并且它本身又是总的绝对真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不承认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3页)。但胡适所谓“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注意——艾)的这个真理”，却只是主观唯心主义而已。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里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这里是暗指马克思主义。——编者注]，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48—149页)这段话以及整篇的文章，目的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用的手法是把真理的具体性和真理的普遍性对立起来。不但如此，他还把真理的普遍性歪曲为抽象的真理—— 他说：“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同上书，第149—150页)

在真理面前，实用主义者胡适真是出尽了丑!

五、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

(一)生物进化论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生活

胡适声称实用主义是科学的进化论出现以后的产物，是进化论的成果在哲学上的应用，这是他用来迷惑人们的假面具之一。实用主义把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装扮成好像是符合于进化论学说的科学观点，标榜着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所以，在我们批判实用主义，指出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本质的时候，同时还必须揭破它假借生物进化学说的名义所制成的假面具。

我们知道，人类虽然也是一种生物，人类的出现虽然也是动物进化的结果，但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过程，决不能简单地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与一般生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类能制造工具，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与生产力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方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性质的主要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就会跟着发生变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更，全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都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一切发展变化的规律，都是动物以及任何其他生物的生活中所没有的，而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以，人类虽然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但已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或其他任何的生物。人类社会生活有自己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归结到生物的进化规律之内。实用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根本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抹煞了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性，但又骗人说可以用生物进化的学说来解释人类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上实用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是既曲解了人类社会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学说。他们挂着“生物进化论”的羊头，实际上是在偷卖“庸俗进化论”的狗肉。这种“庸俗进化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的生活曲解为盲目的“应付行为”，把事物的发展曲解为“一点一滴的进化”和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凑合，把社会简单地看做个人生活的连续和堆积，并从这些谬论中引导出一种变相的宗教迷信观点。

实用主义者把人的生活、经验叫做“应付的行为”，把知识、思想和真理等等看做仅仅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硬说这就是应用了生物界适应环境的科学原理。我们很容易看出实用主义者在这里是如何蛮横地曲解了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生活。我们知道，人类的认识是客观实在的反映，科学知识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人类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科学的真理，就能预见周围事变发展的前途，就能使自己的实践行动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行动，就能使自己的实践斗争——生产活动，革命斗争等等——战无不胜。人类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行动，和动物的生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用蜜蜂筑巢和建筑师建筑房屋的不同作为例子，来说明动物生活和人类行动的这种本质的区别。他指出蜜蜂的巢无论筑得如何精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页)。当然，人的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应以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人们要认识到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然后才能够利用这些规律知识来做出正确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如果人的行动违背了这样的原则，不去认识自然界或社会的客观规律，只凭主观的兴趣、愿望或各种虚构的想法随意行动，那就要犯错误，就要碰钉子，那就叫做主观主义和行动的盲目性。胡适一流的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否认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存在，否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把人的知识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这就是要把人引导到依靠主观妄想从事的盲目行动的错误道路上去。实用主义者把这种荒谬的看法硬说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学说的应用，也是不通的。这种荒谬说法仅只是反映了实用主义者自己本身的思想和生活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只能作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讽刺!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了一切反动派要走向灭亡，他们不敢正面认识，因此也就不敢承认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盲目的垂死的挣扎。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苟延残喘的“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实用主义者就替他们谋算起来，说可以把“经验”、“知识”等等当成这样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捏造了一套否认客观规律知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但如果把他们的这一套思想行为拿来和动物比拟，那也许连动物也要受了委屈。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运动，是要改变自己的有机体的性质来适应自然界的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自发地依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生物的适应环境的活动，决不会包含着实用主义者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妄想，决不会有那种想要把“实在”当做可以任意“涂抹”和“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企图。但实用主义者谈到“应付环境”的时候，却是抱着极端狂妄的主观唯心主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把生物进化论里“适应环境”的概念偷来作为自己的招牌，想借此把自己的各种冒险活动和捏造的谎言“装扮”成“科学”的东西，实际上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规律和实用主义者“应付环境”的主观幻想，是根本不相干的。

(二)社会发展不能片面地归结为“一点一滴的进化”

在阶级敌对的社会里，由于反动阶级利用政治统治的力量以及各种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巩固旧的生产关系，来阻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过程，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必须经过革命阶级由下而上地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爆发的运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完全是符合辩证法的规律的。由生产力的发展进到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一种社会制度内部的逐渐变化进到社会制度的根本的改变，由日常的进化运动走向革命的爆发，而这一切变化发展过程，是通过矛盾运动，通过新旧事物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实用主义者把人类的生活曲解为一件件个人“应付环境”的随意行为的堆积，于是就抹煞了上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抹煞社会制度由逐渐变化进入根本的质变，由进化运动走向革命爆发的辩证过程，抹煞阶级斗争和新旧事物斗争的矛盾运动。就在这样一种反科学的思想基础上，胡适散布了他所谓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和“不承认根本的解决”的改良主义谬论(见《胡适文存》中《新思潮的意义》等文),并且硬把这些谬论也假装作科学进化论思想，以此作为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反对改良，在革命原则之下的一定的改良措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也是容许的。但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改良主义，却是完全反动的。人们知道，胡适的这种臭名昭著的谬论，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散布出来的。而他所散布的这些谬论，在政治上始终是把反对的锋芒针对着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1919年他所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47—153页)，就是直接依据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来在政治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历史早已证明，在旧中国那种极端残暴腐朽的反动派统治下面，不进行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使历史前进;在那样的情形下面，口头上讲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的解决，就是在实际上不要任何真正的解决，就是实际上根本不要进步。胡适自己的全部行动，都足以证明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胡适在这些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上所提出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无非是叫人民不要进行阶级斗争，不要去触动反动统治，而只能向反动统治者去乞求“一点一滴”的改良，结局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反动统治者去宰割，就是要取消和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

旧中国的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事实上并没有依照胡适的公式前进，而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前进的，所以，实际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一点一滴的改造”,而是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并且随即又发展成为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在人民的革命声势面前，胡适害怕单只用“一点一滴的改造”这些口号容易遭到破产，所以有时也在一些文章中假装使用一下“革命”的字眼。在他的《白话文学史》的“引子”里和1930年写的《我们走那条路》里，居然也谈到解决问题可以有革命的和“演进的”两条道路，并且甚至于假装自己也是赞成“革命”道路的。然而，什么是胡适的所谓的“革命”呢?胡适在标榜自己也赞成“革命”之前，先在“革命”这个字眼上玩弄了一套诡辩的手法，把革命和“演进”之间的本质的区别抹煞了。胡适说：“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我们走那条路》，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446、447页)。这样一来，“演进”和革命的客观上的本质的区别，即前者是逐渐的变化，而后者是根本的变革，前者是属于量变的范畴，而后者是属于质变的范畴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就被实用主义者一笔抹煞了。在胡适的笔下，两者的不同就被看成仅仅是主观的东西：“革命”不过是“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已。这样的“革命”，在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这样来谈“革命”，有什么可怕呢?不过是“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已，这里面并没有包含着“根本的解决”的意思!胡适就是玩弄了这样一套诡辩手法，把“革命”这个名词解释成对于实用主义者和反动派不再有任何危险的字眼，于是就有了胆量来把自己称为“自觉的革命”的提倡者，并在“自觉的革命”的名义下来反对“暴力革命”，即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真正的革命。

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过程决不能片面地归结为不包含“根本的解决”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过程。说 “一点一滴的进化”和“一点一滴的改造”就是科学进化论学说的应用，并且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应用，这更是荒谬可笑。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着阶级斗争的运动，生物界的进化过程里则不存在这个运动形式，所以要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就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同时，生物界的进化也并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生物的种类变化在实质上仍是一种质的飞跃，仍然是一种根本的变化，虽然生物界的这种飞跃主要是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采取旧质逐渐消灭和新质逐渐积累的形式，但究竟也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观是既曲解了社会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规律，它并不是真正科学的进化论观点，而只是庸俗进化论的谬论。

(三)对于偶然性作用的极端夸大

胡适所散布的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与真正科学的进化论学说还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科学的进化论证明了生物界的运动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而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观，则把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

实用主义的这种偶然论的观点的荒谬性，在胡适论到个人的作用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胡适曾把个人的偶然行为的作用加以极端的夸大，想借此来取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也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6页)从胡适的这一段话里，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观点，不但抹煞了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由逐渐的进化到根本的变革的规律，并且否认了任何贯串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而把偶然性看做支配一切的东西。

“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不承认根本解决”的反动政治观点，是和这种偶然性崇拜论的胡说密切联系着的。既然我们生活中找不到任何贯串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必然规律，而只有一个偶然事件凑集起来的茫茫大海，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关周围事变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也就不可能设想要对周围事变发展的趋势做出任何的预见，也就是不可能依靠任何事物发展规律知识来给我们的行动规定明确的方针。这样一来，我们除了就“一点一滴”的眼前事件来作盲目的投机冒险活动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么，社会问题的根本的解决当然就谈不上了。而一切主张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学说”，都只能成为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了。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依靠着庸俗进化论捏造出反对人民革命的理由。

很容易明白，这种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学的观点，也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否认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都看做偶然的东西。同时，把世界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全看做偶然性的堆积时，就反过来又可以为不可知论——主观唯心主义作辩护。既然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偶然的，那么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规律的科学研究的任何希望都要落空了。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东西了!人们就仅仅只有依靠纯主观的意志和愿望来投机冒险，来盲目的“应付环境”这一条道路了!这样，实用主义者又依靠着庸俗进化论想把人引诱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

这种唯心主义的狂妄胡说是经不起认真的驳斥的。不论科学的研究或革命的实践都可以充分证明，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无数的偶然因素，并且对发展过程不断地给与种种的影响，但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过程的发展方向并不能起决定作用支配发展过程的东西究竟是必然的规律，偶然性在发展过程中只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它或者对必然规律给与若干阻碍，或者给与若干推动，但必然性总是通过了无数的偶然性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例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有一定的必然规律，人民一定要胜利和反动派一定要失败，就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之一。在这样的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就实用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情形来说，不要说他们吐一口痰喝一杯酒不会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适那样以个人毕生的力量来帮助反动派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因为违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结果还是要被革命人民所粉碎，就是现在还遗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响，也终归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净的。实用主义的这种偶然性崇拜论又不过是反映着接近灭亡的反动派希图依赖什么偶然奇迹来侥幸得救的那种盲目挣扎的绝望心理罢了。

(四)“社会的不朽论”——个人主义的宗教，变相的灵魂不灭思想

在这里，还需要对于胡适的这种偶然性崇拜论的反动性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胡适用什么理由来夸大个人的偶然作用呢?这种夸大并不是建立在什么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上面，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曲解的主要点就在于，否认社会的基础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把社会看做仅仅是个人的扩大，看做仅仅是“我”的扩大。个人被胡适叫做“小我”，而全人类社会则被胡适称做“大我”。“大我”就是无数“小我”的活动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不朽》，见《胡适文存》卷四，第113页)为什么胡适要说个人的任何偶然行为都是“不朽”的呢?就因为他把社会看做个人生活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的缘故。胡适说：“‘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过，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胡适把这一套胡说叫做“社会的不朽论”。

这种所谓“社会的不朽论”，包括着以下的意义：

第一，说社会、“大我”是个人、“小我”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这就是把个人、“小我”当做人类社会的基础，把个人的行动当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就是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主观公式来曲解社会生活。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学说所共同的早已陈旧了的观点。胡适——实用主义者正是妄想在“社会的不朽”观念的招牌下面来散布这种陈旧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据这样的一种陈旧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的不朽论”,它的实际意义就是在于把社会看做永远按照个人主义的原则所组成，就是在于把个人主义看做天经地义，就是要想使人相信：一切人都是同样的“我”，既然同样是“我”，工人阶级就用不着和资产阶级划分界线，劳动人民就用不着和剥削阶段划分界线，就用不着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新旧思想斗争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或任何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都只是一个“大我”，都是永垂“不朽”的，社会的根本变革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都是不能设想的。所以“社会的不朽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阶级剥削制度的不朽观念。马克思主义老早已彻底驳倒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指出人类社会不是简单的个人的集合。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不朽”或永久不变的东西，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制度由较低的阶段向较高的阶段发展，这是必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胜利，这也是必然的规律。一切阻碍发展，阻碍前进的陈旧的制度和思想，是一定要朽败，一定要在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新旧思想斗争中被消灭的。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推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生和使整个社会制度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决定力量，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反对社会腐朽势力的阶级斗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力量，就是克服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只有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参加在进步革命运动中的人们的活动，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留下或大或小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与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历史的前进运动没有联系的个人的偶然的行动，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发生任何重要作用的。反对人民和反对历史进步运动的任何个人的反动行为，也必然要被人民的力量所粉碎。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个人的一定的作用，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的进步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每一个劳动人民个人行动之所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和群众的集体斗争密切联系和完全一致的缘故。杰出人物的作用，是决定于他们的行动和思想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符合一致，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否有所推进，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是否能有所贡献，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大小，是以这些条件的圆满程度来衡量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与历史的前进运动背道而驰的人，决不会成为历史上的真正杰出人物，而只能成为可耻的小丑，这样的人也许在反动派的统治下面由于因缘时会偶尔也会声名煊赫起来，但很快就会跟着社会腐朽势力的失败而一同归于破灭。实用主义者胡适自己就是这类小丑的一个例子。所以，胡适的“社会的不朽”和个人的偶然行为“不朽”的“观念”，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完全不相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是为着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捏造出来的谎言。

第二，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不仅仅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谎言，而且是用狡猾的方法为宗教迷信开辟道路的谎言。我们说它是最狡猾的，是因为虽然胡适在实际上宣传着信仰主义和宗教思想，甚至于公开地宣告“社会不朽”观念是“我的宗教”，然而在表面上却又装出一套好像在反对迷信，反对“灵魂不灭”的观念，甚至于反对上帝存在的观念和主张“无神论”的姿态。胡适自称早年曾受过中国六朝时代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的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否定了旧的宗教迷信里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胡适的这一类狡猾的言论，迷惑了很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他真正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和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甚至于把他误认为唯物主义者。然而，事情的表面现象，不一定就直接等于它的实质，如果我们把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拿来作一番仔细的分析，就能够看出胡适只是在表面上利用了唯物主义者范缜的名义，在口头上装做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的样子，而在暗中却偷偷地制造了一种变相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上帝存在的观念。它与“旧”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上帝存在观念的不同，只不过是抛弃了封建时代的旧形式，穿上了资本主义的新服装罢了。什 么叫做“社会的不朽”?“社会的不朽”就是“大我”的不朽。而所谓“大我”的不朽的意义，在前节我们已经分析过，那就是说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不朽，阶级剥削制度的不朽。我们知道，一切宗教里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关于神仙不死或天堂净土的观念，都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神化和理想化的表现。在封建社会时代，天堂的制度，就是以现实的封建制度作为模型设想出来的，封建时代的上帝、神仙之流的形象，都是按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封建时代的上帝存在、神仙不死、天堂净土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化和理想化的表现，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社会的不朽”观念。胡适在口头上否认了上帝、神仙和天国，但当他进行关于“大我”的“不朽”和“社会的不朽”的说教的时候，却是在事实上把个人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偷偷地加以神圣化，偷偷地把这一切“装扮”成一种变相的上帝，神仙和天国。胡适在口头上反对灵魂不灭的观念，主张“小我是有死的”。但当他说到小我的一切细小的偶然行为——吐一口痰，喝一口酒——都“不朽”的时候，当他说“小我”的一切作为……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的时候，他又偷偷地在散布了一种变相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手法，从来的唯心主义都制造过这一类变相的灵魂不灭的虚构：人的肉体是虚幻的，所以才会死的，但个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会和普遍的理性、“绝对的精神”(即唯心主义的变相的上帝)等合一起来，胡适说任何一个“小我”死了都会把自己的一切言行永远留在“大我”中，正是这一种唯心主义虚构的改头换面的再现。唯心主义用这种变相的灵魂论要想来抹煞一个客观事实：即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一切社会进步运动没有联系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历史发展决不会发生任何重要作用， 一切反对进步运动的人们的反动行为都要被人民和历史的洪流彻底湮没。不仅如此，旧式宗教迷信有这样一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某个祖宗偶然做了一件错事，就要后代子孙代受惩罚。基督教的所谓“原罪”,也就是这一类的思想，由于人类的始祖偶然偷吃了“乐园”里的一个苹果，就使全人类子孙世世遭受上帝的惩罚。这种“祖宗造孽”的迷信思想，在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观念的基础上也改头换面地再现出来。对于旧中国所受的各种灾难，胡适就是用这种变相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来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 (见《独立评论一周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了我们的东北，胡适在一周年后所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不是认真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把谴责的锋芒对着自己的祖宗：“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胡适在政治上无耻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一口咬定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这种洋奴买办的民族自卑思想，原来是在他的“社会的不朽”的变相迷信观念里有着思想根据的。

自然，胡适在口头上是反对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观念—反对所谓“宿命论”或“定命论”的。在他的自传性质的《我的信仰》一文中，他宣称自己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在这里，胡适公开承认了他的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偶然性崇拜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是不是就真的和宗教迷信观念对立起来了呢?首先应该答复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偶然论”和“定命论”这两种观念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极端，实际上都建立在同一个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否认事物发展过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类能够认识和利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知识来改造世界和为社会谋福利这一种创造的能力。“定命论”要人们相信世界是由上帝和神灵所统治(不要忘记，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上帝和神灵就是按照统治者的面目塑造出来的神圣化的形象)，人在上帝和神灵的面前是完全无知和无能的，因此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去宰割，而实际上就是要屈从于剥削者统治者的意志。“偶然论”要人们相信世界是偶然性的茫茫大海，在这里面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规律，人在这茫茫大海中对于任何事物和任何行为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方向，因此就只好自叹无知无能，而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秘的偶然力量去支配，而实际上也就是要听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等反动统治者去支配。不论“定命论”或“偶然论”，都是对人类的知识能力的进攻，都是对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创造信心的进攻，都是导向宗教迷信、自甘屈辱的反动思想。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只有承认事物的发展具有着客观的必然规律，承认人们能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的世界观，才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斗争中的无比锐利的精神武器，才是真正能粉碎一切宗教迷信并指导劳动人民以满怀信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哲学思想武器。

未完待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