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一场瘟疫灾难

蔓延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至上，是Capitalism带来的一场大流行，它至少持续了两百年。很少人能免疫，绝大多数人少年后的一生就是患有工作瘟疫的一生(在过去以及如今的很多地方，甚至儿童也未能幸免!)。是时候终结这场人为的瘟疫了。

我们今天把双休视为正当或自然的(当然，还有待努力)，可实际上这是一项社会和历史成就。澳大利亚的石匠在1856年率先争取到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James Stephens和自己的同事受够了每天10小时的煎熬，他们在一次建筑工人会议上得出结论：是时候引入8小时工作制了!于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工地，向着贝尔维迪尔酒店游行，并且途中召集了其他建筑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他们在酒店举办了宴会，劳动者们纵情狂欢，庆祝他们收回了一天的工作日，并且联合在一起。经过数月谈判，雇主们发现有必要让步，他们的诉求被满足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支付与之前10小时的时候相同的薪水。

后来，1886年，美国芝加哥等城市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美国当局被迫宣布实施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次斗争，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将5月1日确立为国际劳工节。

所以，不要被骗了，劳工节不是用来庆祝劳动的，是庆祝终于摆脱劳动的！

歌颂工作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纳粹的集中营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教养的规训机构布道说：劳动最光荣!

休息——懒惰!这才是劳动者的伊甸园。

拉法格支持懒惰权：古代哲学家劝人轻视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会使自由民堕落;诗人颂扬懒惰是神的礼物。

1 减少工作时间：

为了人类的自由与繁荣

据说，我们打倒君主已经一百年了，可是工作这个暴君，以及它的人格化身，不是仍旧在工作场所乃至之外的时空对我们施加着暴政吗?

作为雇员，我们被老板相对不受控地支配着。这首先发生在工作场所中。我们的领导(经理)不是由ta们的下属挑选的，而是由ta的上级挑选的;我们被告知应该穿什么、头发应该如何、可以和谁说话;我们被严厉地监控着，以防止产生可怕的“浪费”。

而这些还通过远程工作与通讯软件侵入到“私人领域”。《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显示，只有15.3%的人明确表示拒绝下班后回工作消息，而84.7%的人仍会关注。《2023年轻人加班报告》显示，超过90%的人无法摆脱隐形加班。

加班也在可怕地耗尽我们。数据显示，95.7%的人在最近/现在这份工作中加过班，只有4.3%的人没加过班。而以最近一次加班为例，46.9%的人加班时长在3小时以内，属于短时间加班。51.2%的人加班时长超过3小时，属于长时间加班。智联招聘《2024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显示，44.6%的职场人休假5天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有32.8%的职场人全年无休。从行业来看，贸易/批发和汽车/生产/加工/制造业全年无休的比例较高，分别有超过38%的职场人在2024年没有休年假。

现代工作的压力、速度和监控不可避免地对工人造成不良影响。在安德普翰(ADP)公司的《全球劳动力观点2020》中，53%的人表示，ta们每周至少感受到一次来自职场的压力。ADP负责人对此表示：据统计，赛里斯每年因抑郁症引起的旷工损失、医疗开销等费用将近500亿RMB。而在大流行前影响的英国，工作强度也在上升，2019-2020年因工作压力、抑郁或焦虑而损失的工资日达到创纪录的1790万个，而前一年的损失为1280万个，增加了40%。(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与19世纪一样，工作时间是当今Capitalist生活的核心，我们的时间同雇主的角力从未消失。只要利润动机还驱动着企业的日常运作，生产力的重担就会落在员工身上——每一分钟都承载着更大利润的承诺。这就是我们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频繁的职业倦怠以及没有工作却又需要工作才能生存的痛苦背后无法回避的真相。

我们还明显发现，几十年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并没有逻辑地减少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今天反而深陷过度工作的泥潭中。技术的增长理应让我们自由，从而我们能追求自身的繁荣。可是如今，我们却感到技术成为了不幸的源泉。

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中，我们如何才能决定技术的使用?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解放的问题。

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经济活动的目的，这是一个严峻的伦理问题，它涉及我们的存在方式。

2 减少工作时间：

为了更多的公民和公共参与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维持生存的活动、制作手工艺品的活动、政治活动。在古希腊，只有自由民和奴隶主才有闲暇参与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它们将前两种活动丢给奴隶和工匠做，而ta们无法摆脱这种生活。并不难理解，闲暇是思考生命意义与政治问题的必需，昏天黑地的劳作，是精神成熟的障碍。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她分别将其命名为劳作(labor)、工作(work)以及行动。当然，阿伦特对卡尔·马克思有不小的误会，但是她敏锐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社会越来越被劳作统治，而公民正在消失，有的只是劳作生物。在《人的境况》这本1950年代写成的书中，我们能找到自己身处的新自由主义消费社会的政治冷漠与灾难的原因。

被困于工作伦理与消费选择中的人类，越来越将自我价值的完善与公共情感置之不理，或者通过商品消费的形式来假装满足。实现消费等级变成了人生的终极价值，为此出卖自己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路线，标志着人们同青年时代的浪漫幻觉分手。每个人只能沉浸在工作和消费的慰藉中，尽管ta可能在心里咒骂了客户、上司以及这份差事本身成千上万遍。

而在这样的境况中，那个使人成为人的公共性、独立的自我存在就消失了，因此阿伦特说：“在劳作活动中，人既不与世界在一起，也不与他人在一起，人只是与自己的身体在一起，面对着赤裸裸的维持生命的必要性。”这里的不与ta人在一起，并不是空间上不和人类同处一室，而是说，参与劳作与工作的人，ta们并不是以公共的公民身份来活动的，而这才是人类独立存在的显现。如今或许不仅是维持生命，还有维持消费等级的必要性。劳作中的人是孤独的，因为哪怕消费的感受也是孤独的，规范性的对与错不再是有价值的问题，共同体的未来是虚无缥缈的空想，而挣扎好眼下的一亩三分地是可见的必要性需求，这就足够了，毕竟它是如此令人“安心”;至于其它的，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或者那些“政治家”去吧。

政治冷漠是危险的，它是我们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灾难的直接推手。在“安全感”的驱使下，我们将一部分同胞视作罪犯、低等种族、非法移民，认为ta们活该被隔绝。然而ta们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一批受害者，而我们或许即将步其后尘。丧失公共情感的人们支持右翼政客挥舞着安全的大棒镇压ta们，但是犯罪率根本没有好转，经济还在恶化，社区还在崩溃。

既然如今的工作时间已经是不必要了，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高流动的临时雇佣就业状态与紧张的工作时间是统一的。不是忍受高度紧张的工作，就是没有工作!如果说过去的福利制度尚且能够提供部分的闲暇和稳定想象来支持着人们去制定反抗的计划，那么如今空虚和过劳的二元转换则成为了反动政治的温床。

我们需要关注我们同胞的境况，也就是ta人的境况，这必须要求我们将自我显现在共同体中，我们必须要言说，我们还要行动，我们要成为公民。这就需要我们拥有有保障的闲暇，为了公民生活，我们必须让闲暇和沉思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精神从新自由主义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3 减少工作时间：

为了性别平等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工作至上的世界里，但每个人的体验并不同。那些生活在Capitalism最险要之处的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在全球南方生活和工作的人，通常工作环境更加恶劣、收入更低，并且不成比例地占据着劳动力市场中更不稳定和不受欢迎的职位。我们都生活在不平等的Capitalist经济下，但一些人承受着更大的不平等。

女性的境况就是如此，她们在工作世界中承受的压力与性别规范总是交织在一起。自由时间成为珍贵资源，许多身处现代职业生活的女性无权拥有。

性别分工是父权制-Capitalism的固有特征。所谓的“生产性活动”在Capitalist进程中被转移到“工作场所”，并且被支付工资;另一方面，再生产劳动则被降级到了私人领域，成为被冠之以“爱”和“女性美德”之名的天然活动，并且不被承认是一种“工作”。

然而，这种不被承认的再生产活动是经济的根基。法国工人运动女先驱弗洛拉·特里斯坦在19世纪就说道：“女性在工人的生活中就是一切”。在《工人联盟》中，她从人的的生活场所出发，阐发了女性的不幸境地将如何给工人阶级后代带来灾难，以及揭露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父权制-Capitalism的性别分工下，“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以及成本被转嫁给了女性，被隐藏在了“家务劳动”中。而哪怕进入了20世纪，在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改善以前(当然它至今没有彻底胜利)，仍旧存在的“家庭主妇”理想依旧将这之视作女性的角色分工。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情况如何呢?在英国，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从1985年的29%上升到了2017年的44%。(在赛里斯则相反，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近三十年来， 赛里斯15-6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 年的68.57%。——《赛里斯女性职业发展报告 2023版》)全球范围内，女性目前占劳动力的近40%(The World Bank, 2020)。

然而事实证明，性别规范没有因此被动摇，女性在经济中承担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照护、清洁和情绪劳动。在英国，88%的护士、84%的教师和83%的护理工作者都是女性(ONS, 2020)。在赛里斯，2021年，女性从业者占比超过60%的教育培训业、专业服务业、制药医疗业仍然是性别薪酬差异最高的三个行业。同时，在教育培训行业，性别薪酬差异度达到52.7%，较2020年拉大近10个百分点，位居所有行业首位。(《赛里斯女性职业发展报告 2023版》)这些社会再生产劳动被系统性地低估了，照护工作者、托儿所助手、药房助理以及其它以女性为主地职业，平均工资都低于公认的贫困线(平均工资中位数的2/3)(Khurana and Kikuchi,Jobs at Risk Index)。许多女性化职业的价值被低估，这意味着女性面临着更高的职业不稳定和流动性。自由主义注重个体“进入市场”努力的解放路线并没有成功。不幸的是，很多“社会主义者”面对这个议题也只能单薄地向“劳动力市场”求援。

而且，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摆脱性别分工——过去的无偿家务劳动仍然没有流向别处——还让职业女性面临“两班倒”的困境，她被同时期望承担两个职能。2016年，英国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比男性多60%(ONS, 2016)在赛里斯，女性也是操持家务的主力军，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赛里斯女性职业发展报告 2023版》)

而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18年统计数据，就是在我们的21世纪，女性在无薪照护和家庭劳务上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2.5倍左右。如果女性的无偿工作被赋予经济价值的话，将占到GDP的10%-39%。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曾针对全国女性地位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赛里斯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务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偿劳动495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无偿劳动为154分钟，这个时间是男性的2倍。

显然解决这些不平等涉及到整个社会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改变我们工作的市场。这意味着减少现行定义里全职工作的时长，以便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之外还在进行着的工作。

减少所有人的每周雇佣工作时间可以打开一个空间，让所有性别都能更公平地分配家务：“第二轮班”的工作可以成为更公平地“家务平坦”。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改变工作场所和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过社会化家务劳动的措施，将这些再生产活动分配进社区，而不再集中于家庭里。

减少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的核心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在“劳动者”的定义中补充女性主义视角。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职场实现平等，那么就必须理解，职场不仅仅是办公室、仓库或工厂，还必须记住——我们的经济、家庭和生活是由通常未付薪或薪酬较低的照护劳动支撑的，而它们主要由女性在家庭空间中进行。也必须承认“两班倒”和“三班倒”的现实，并努力寻找重新分配工作的办法，以便所有人都能减少工作。

4 减少工作时间：

为了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未来

生态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迫切问题。最为宏观的异常气候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居住环境是我们情绪的底色，而没有洁净的饮用水与食物我们无法健康生活。我们过剩的生产系统在不断制造大量没用的垃圾，因此也就是在不断浪费资源，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星球不仅被证明是“圆的”，它还是有限的。

2022年，艾利丹尼森(NYSE:AVY)的全球调研报告《蒸发的数十亿：供应链浪费的真实成本》显示，有近8%的库存变质或被弃置，这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约为年利润的3.6%。其中，4.3%的库存在尚未上架前的供应链阶段就已变质，另有3.4%的库存由于生产过剩而被弃置，合计造成相当于价值1631亿美元的库存损失。而在农业方面，如赛里斯农科院的报告显示，“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禽类等在内的食物，2022年损耗浪费总量达4.6亿吨，造成的经济损失1.88万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22.3%。”而其中，生产流通环节食物损耗达3亿吨。若能挽回一半的损耗和浪费，即每年节约2.3亿吨食物，能满足1.9亿人1年的营养需求。

许多“环保政策”直接将浪费归咎于普通消费者，然而真实情况是，生产流通环节才是资源浪费的大头。而这不是由普通劳动者决定的，它们没有控制生产的权力，这些过程是由老板和高层管理员决定的!

简单来说，从环境的角度看，减少工作不仅必要，而且诱人。无限制的增长仅仅适应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它决不适应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经济的底层逻辑，剩余价值并不是一切，重点在于使用价值。

正如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乔治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总结道：

可持续的去增长，可以被定义为公平地缩减生产与消费，从而在短期和长期内同时提升本土和全球的人类福祉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并不意味着去增长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是指过渡/转型过程和最终状态在环境和社会方面都应该是可持续的。因此，去增长的典型主张是人类可以在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取得进步。

而去增长计划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减少工作时间。它不仅可以降低所需的大量资源，也可以降低与“工作和花费”循环相关的碳密集型消费的数量。经济学家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评估了27个OECD成员国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她得出结论：减少四分之一的工时可以降低多达30%的碳足迹。(Knight, Rosa, Schor 2013)对于每周最高44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而言，就是变为一周工作4天。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的家庭在生活中往往有着更多的碳足迹(Fremstad, Paul Underwood 2019)。这也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一致，早出晚归的生活方式导致依赖外卖，或者太累而没精力做饭直接将速食丢入微波炉，或者吃一份被塑料层层包裹的早餐。

然而，Capitalist制度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南北差距，它给极少数人带来富贵和无节制浪费的特权，并且给数十亿人带来匮乏。同时，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恶劣生活条件，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服务衰退，它们和消费主义宣传的社会消费等级一齐，助长了“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种观点。可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Capitalism发展到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灾难越来越多呢?然而，最富有1%人口的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50%以上，而穷人每年的碳排放却远低于2.3吨(这是碳中和进程在2030年需要达到的标准，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量)。Capitalism尽管不断地生产过剩，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社会的贫富分化。

总之，减少工作时间必须成为后碳经济中的关键元素：一、它是减少碳排放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工具;二、它将明显提升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三、它可以带来公正。在这个意义上，减少工作的绿色变革，既必要，又富有吸引力。

结语

星期五不上班之于21世纪，就像双休日之于20世纪工人运动的意义一样。然而，今天的斗争场所不再局限于工厂车间，而是必须在所有社会领域进行，例如重新认识和改变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现状，以及我们在校学生的未来。

通过传播和建立一种崭新的未来叙事——基于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人类繁荣，以及我们最重要的自由，我们的职业生活将迎来下一次重大变革。

——《星期五不上班：为什么我们需要更短的工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