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科部队是周恩来亲手创办的，长期以来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工作;特科部队在长期的工作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无以量计的。

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是特科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贺家光的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捕。周恩来想尽办法营救，但终因叛徒的当面指认，一口咬定，营救没有成功，罗亦农牺牲。贺家光的存在给党的危害太大了，为了减少损失，周恩来指挥特科的同志迅速采取非常手段，将叛徒贺家光打成重伤，彻底丧失继续危害党的能力。

1929年8月，由于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变节投敌，设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遭到破坏，正在那里开会的领导干部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全部落入虎口。

消息传来，周恩来心急如焚，当即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当从内线得知敌人准备将彭湃等人转押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确切消息时，便决定在途中劫车营救。周恩来亲自带领特科人员埋伏在刑车必经之地枫林桥附近。参加营救的同志都化了装，有的扮作拍电影的，有的扮作路边小贩，还准备了装满大米的卡车，用来挡住囚车。但最后，由于负责武器的关键人物"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此人于1931年叛变)因故来迟，且他的事先准备又粗枝大叶，十几只全新的驳壳枪膛里一层厚厚的黄油未曾清除，根本不能使用，营救未获成功。

叛徒带来的沉痛的血的教训，使周恩来深深懂得，不处决罪大恶极的白鑫，中央机关工作无法进行。周恩来要求特科的同志想尽办法摸清白鑫的活动情况。终于在白鑫准备逃往海外避风的那天，特科在上海霞飞路一条弄堂内，将他处决，使敌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保证了党的工作的正常进行。

1930年4月，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在上海沪东老怡和纱厂门前被捕。由于他机智地把脸抓破，又身着工人服装，因而敌人没有给予重视，未识其真实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得知此事，立即动用一切力量组织营救。周恩来指使陈赓打通江苏省高等法院的关系，使恽代英得以减刑。

1931年4月24日，一件更严重的叛变事件发生了。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途经武汉时，疏忽大意，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因经不起考验，变节降敌。

顾顺章长期担任党中央机关的保卫领导，了解党的秘密工作，对党的机密非常熟悉，中央在上海的各个机关，各领导人的住址都了若掌指。他的变节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由于这个可耻叛徒的出卖，武汉地下组织被破获，损失惨重。被囚在狱中的恽代英同志身份暴露，壮烈牺牲。为了邀功，可恶的叛徒

又要求面见蒋介石，企图将**的一切秘密机关破坏，将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时，武汉国民党特务为了争功，不顾叛徒的劝阻，当天即向南京发了6封急电，所幸被我著名地下工作人员钱飞截获。钱不顾深夜天黑，立即派人连夜乘火车赶往上海，报告李克农。

由于26日当天不是向中央汇报的接头日子，李克农先设法找到江苏省省委，再省委找陈赓，最后向周恩来汇报。这时，顾顺章已由武汉乘专轮解往南京，一两天即可抵到。为此，必须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妥善安排好机关的转移和干部的撤离，真是千钧一发，令人为之心惊。

此时，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周恩来没有丝毫慌张，他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工作。接到情报后，周恩来邀集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负责人共同商讨策，采取了一系列迅疾的措施：将大量机密文件就地销毁，通知党的各负责人立即转移，将他们身边为顾顺章所认识的人都调往安全区，以防泄密;将顾顺章所认识的干部和他所熟知的地下联络人员撤离上海;掐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一切关系;将顾顺章所知道的暗号废止，改变以往的机密工作方法。在周恩来的细密安排下，当天夜里，所有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安全转移。终于赶在敌人之前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

27日下午，顾顺章被押至南京。紧接着，根据顾顺章所提供的情报，上海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对全城进行大搜捕。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四壁肃然的空屋，他们的搜缉对象在城内连个影子也见不着，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处理这一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不仅纵览全局，而且还亲自上门通知同志们转移。据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朱月倩回忆，那天晚上，她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发现是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她顾顺章已叛变，要她马上转移，并和她商量如何才能使霍步青(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的丈夫)不落入国民党的魔掌。原来，霍步青受中央军委委派，前往武汉公干，此时正在开往武汉的轮船上，而武汉的联络机关早遭破坏。人在船上，如何联系?据黄绍竑后来回忆，为了赶上轮船，周恩来派交通员乘坐飞机飞往九江。当轮船到达九江码头时，交通员早在此候个正着，将霍步青硬是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周恩来以超人的冷静，果敢的变机智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事后，同志们都这样称颂："一身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