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一份名为《申报》的报纸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社会关怀，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其中，对人力车夫群体的描绘尤为触目惊心，为我们今天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切片。

1930年代，《申报》曾发表社论，对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沉痛描述。文中写道：“有人焉，蓬首垢面，胼手胝足，衣仅蔽体，时时匍匐于骄阳烈日疾风暴雨之下。载重曳远，而作牛马走。” 这段文字如同一幅写实的画卷，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艰辛与屈辱的群体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身体因长期的超负荷劳动而变得粗壮变形，皮肤被烈日炙烤，被风雨侵蚀。他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城市这部巨大机器中一个被磨损、被消耗的齿轮，其生存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是为了满足城市中上阶层的出行需求，如同牛马一般被驱使、被奴役。

01 在贫困线上挣扎

黄包车夫群体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天灾人祸等原因，中国农村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无法在农村生存，被迫涌入城市谋生。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也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可是，城市并没有为这些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不识字、没有技能，只能从事最底层、最辛苦的体力劳动，黄包车夫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农村破产和城市化是黄包车夫群体形成的主要推力。

民国时期，黄包车夫的收入水平因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交通需求以及行业内部竞争状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社会学家李景汉在20世纪20年代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当时一个普通车夫的日均收入大约在0.4到0.8块大洋之间。

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并不算太低，因为一块大洋可以购买相当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例如数斤大米或小麦。但是这种看似“可观”的收入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首先，这份收入并非净收入，而是包含了必须支付给车行老板的“车份钱”在内的毛收入。其次，这份收入极不稳定，受到天气、季节、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北京这样的北方城市，冬季的严寒会大大减少乘客的数量，而夏季的暴雨则会让车夫无法正常出车，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收入的锐减。

相比之下，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其人力车夫的收入水平理论上应该更高。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乐观。根据30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人力车夫的月均净收入甚至不足9元。这个数字远低于一个五口之家每月16元以上的基本生活开支，意味着车夫们即使终日劳作，依然无法摆脱“入不敷出”的困境。

广州作为南方的重要商埠，其人力车夫的收入状况也大致相似。虽然具体的日均收入数据难以精确考证，但从当时的社会调查报告和报刊文章中可以看出，广州的车夫同样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和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不仅要与同行争抢客源，还要应对来自电车、公共汽车等新兴交通工具的冲击。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黄包车夫的收入都普遍处于社会底层，仅仅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而无力改善生活或应对任何意外风险。其实，普遍性的贫困是民国时期城市底层劳动者共同的命运写照。

在民国时期，黄包车夫的工作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拉包月”和“拉散座”。这两种模式不仅决定了车夫的工作方式和收入来源，也很大程度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稳定性。

“拉包月”指的是车夫与固定的雇主(如富户、公馆、公司或旅馆)签订长期合同，按月领取固定的薪水。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收入相对稳定，车夫不必每天为争抢客源而奔波，也不必担心因天气等原因导致收入中断。

对于那些有幸为富裕家庭或高级场所服务的“包月车夫”来说，他们的收入通常要高于“拉散座”的同行，有时还能获得雇主提供的一些额外福利，如食宿或衣物。可是，“包月”的机会毕竟是少数而且竞争激烈，对车夫的个人素质要求也更高，需要他们为人老实、技术娴熟、服务周到。

对于大多数车夫而言，“拉散座”才是他们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拉散座”指的是车夫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等人流密集的地方等待乘客，根据乘客的需求随时提供短途或长途的运输服务，收入按趟计算。

这种模式的收入极不稳定，完全取决于当天的运气和市场需求。在生意好的日子，一个“拉散座”的车夫或许能赚到比“包月车夫”更多的钱;但在生意清淡的日子，他们可能连“车份钱”都挣不回来。

此外，“拉散座”的车夫需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体力消耗。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潜在乘客，就要迅速上前招揽，甚至不惜与其他车夫发生争执。同行是冤家，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老舍笔下的祥子最初就是一名“拉散座”的车夫，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攒够钱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从而摆脱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黄包车夫的收入不仅微薄，而且极不稳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季节性和天气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原因。在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由于天气恶劣，出行的人减少，车夫的生意也随之清淡，收入自然会下降。

而在节假日或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庙会、集市等，由于人流量增大，车夫的收入可能会有所增加。

此外，社会动荡和战乱也会严重影响车夫的收入。在《骆驼祥子》中，祥子因为贪活在城外军阀混战时拉客，结果连人带车被兵痞扣下，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车夫自身的身体状况也是决定其收入的关键因素。一旦生病或受伤，不仅无法工作赚钱，还要支付医药费，这对于本就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所以说，黄包车夫的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无法预知明天的收入，也无法为未来的生活做出长远的规划，只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听天由命，勉强度日。

对于民国时期的黄包车夫而言，微薄的收入与高昂的生活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使得他们常年挣扎在贫困线上，入不敷出是常态。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一个普通的城市五口之家，每月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开支至少在16元以上。

这笔开支主要包括食物、房租、衣物、燃料以及少量的日常杂费。在食物方面，车夫家庭的主食通常是价格低廉的粗粮，如玉米面、高粱米，很少能吃到大米和白面。副食也极为简单，多以咸菜、豆腐、青菜为主，肉类更是奢侈品，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偶尔见到。

由于营养不良，车夫及其家人普遍面黄肌瘦，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在居住方面，他们大多无力承担正规的房屋租金，只能栖身于城市边缘的棚户区或简陋的“滚地龙”里。这些住所阴暗潮湿，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是各种疾病滋生的温床。

在衣物方面，车夫们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们身上的衣服往往是捡拾别人丢弃的旧衣，或是用粗糙的布料自己缝制。在寒冷的冬季，许多人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只能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根据学者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他们每月在食物上的花费大约占到总收入的60%到70%，而房租和衣物的开支则少得可怜。极度压缩的消费结构反映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窘迫，他们必须将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食物，而无力顾及居住、穿着等方面的基本尊严。

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黄包车夫都没有自己的车，他们必须向车行老板租用车辆，这笔每日必须支付的租金，被车夫们称为“车份钱”。“车份钱”是压在车夫头上的第一座大山，是他们最主要的支出项目之一，也是车行老板剥削车夫最直接的方式。

根据当时的调查，在北京，一辆普通黄包车的日租金大约在0.2到0.3块大洋之间。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对于日均收入仅为0.4到0.8块大洋的车夫来说，却占到了他们毛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

这意味着车夫们每天辛苦劳作十几个小时，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为车行老板“打工”。他们必须首先挣够“车份钱”，才能开始为自己和家人赚取当天的口粮。

沉重的租金负担让车夫们的生活充满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敢生病，不敢休息，因为一旦停工，就意味着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倒贴“车份钱”。

在恶劣天气下，即使明知出车会损害身体，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街拉活。车行老板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往往还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增加车夫的负担。

例如，他们会要求车夫支付高额的押金，以防止车辆损坏或丢失;他们还会在车夫退租时，以各种理由克扣押金。一些黑心老板甚至会故意提高租金，或者将破旧、难拉的车辆租给车夫，从中牟利。

车夫们虽然对老板的压榨心怀不满，但由于缺乏资本和议价能力，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使得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彻底沦为城市资本链条中最底层的一环。

在入不敷出的困境下，许多黄包车夫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生计，很多人由此陷入了债务的泥潭，难以自拔。由于收入不稳定，他们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只能向高利贷者或私人借贷，利息往往高得惊人。

除了高利贷，车夫们有时还会向车行老板借钱，但这往往是以更高的租金或更苛刻的条件为代价的。有些车行老板甚至要求车夫在拿到车之前先交上半年的租金，这对于囊中羞涩的车夫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恶性循环之下，车夫们不仅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反而会因为债务的累积而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他们朴素的梦想在沉重的债务面前显得如此遥不可及。

02 在烈日与暴雨中“作牛马走”

黄包车夫的工作环境可以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他们的劳动强度之大，远远超出了现代人所能想象的范畴。每天清晨，当城市还在沉睡时，他们就已经拉着车出门，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时，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一个普通车夫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0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全年几乎没有休息日。他们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日复一日地奔跑在城市的街道上，用汗水和体力换取微薄的收入。

无休止的劳作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去陪伴家人，去思考未来。他们的生活，被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循环：拉车、吃饭、睡觉，然后再拉车。

高强度的劳动不仅体现在工作时长上，更体现在工作的性质上。拉车是一项纯粹的体力劳动，需要车夫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不仅要承受自身和车辆的重量，还要拉动乘客的重量。

在平坦的道路上奔跑已经十分吃力，遇到上坡或路况不佳的路段，更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许多车夫为了多拉一趟活，常常是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汗水浸透了衣衫。长期的超负荷运动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他们的腿部肌肉异常发达，但关节却严重磨损;他们的心肺功能虽然强大，但心脏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的第十八章《在烈日和暴雨下》中，对黄包车夫在恶劣天气下的艰辛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烈日下，

“祥子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从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就喘不上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明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祥子在酷热天气下拉车的痛苦，他不仅要忍受高温的炙烤，还要承受体力透支带来的不适。在暴雨中，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的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湿裤子裹住他的腿，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和背，横扫着他的脸。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像要立定在水里，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

这段描写则展现了祥子在暴雨中挣扎的绝望，他不仅要面对狂风暴雨的袭击，还要忍受乘客的冷漠和催促。这些文学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黄包车夫在恶劣工作环境下的悲惨遭遇，他们如同牛马一般，在烈日和暴雨中艰难地求生。

民国时期的城市，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市政建设普遍滞后，道路交通状况十分混乱。对于黄包车夫来说，每一次出车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当时的城市道路，大多是狭窄的石板路或土路，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在这样的路面上拉车不仅费力，而且极易发生意外。车夫们需要时刻注意脚下的路况，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绊倒或滑倒，导致车辆倾覆，不仅自己会受伤，乘客也可能受到惊吓或伤害。

此外，随着汽车、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逐渐增多，城市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和危险。黄包车作为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在与这些“钢铁巨兽”的竞争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车夫们在马路上穿梭，既要躲避疾驰而过的汽车，又要小心避让轨道上的电车。他们常常需要在车流和人流的缝隙中穿行，精神高度紧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往往归咎于车夫，他们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还可能面临乘客的索赔和警察的罚款。

在那个缺乏完善交通法规和社会保障的年代，车夫们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他们就像城市中的“高危职业”，每天都在与死神擦肩而过。许多车夫在事故中受伤甚至丧生，他们的家庭也因此而陷入绝境。

黄包车夫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劳动。长期的负重奔跑，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全方位的、不可逆的损害。首当其冲的是他们的下肢关节。膝盖、脚踝等部位，在日复一日的重压和摩擦下，极易患上关节炎、滑膜炎等慢性疾病。

许多老车夫到了中年以后，腿脚就变得不灵便甚至无法正常行走，这就是长期拉车留下的“职业病”。除了关节损伤，他们的脊椎和腰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们在拉车时必须长时间保持前倾的姿势，这使得他们的腰椎和颈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和颈椎病。

更为严重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他们的内脏器官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长期超负荷的运动，使得他们的心脏必须加倍工作，以供应全身的血液和氧气，这大大增加了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同时，由于饮食不规律，营养严重不良，他们的消化系统也十分脆弱，胃病、肠炎等是常见病。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人力车夫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车夫被透支的生命。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最终却被疾病和贫困所吞噬。他们的身体，就像他们拉过的黄包车一样，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破旧不堪，最终被无情地丢弃在历史的角落里。

03 城市底层的边缘人

在当时的阶层结构中，黄包车夫无疑处于最底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常常被视为“牛马”而非“人”，遭受着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歧视与偏见。这种歧视首先体现在对他们的称呼上。

在当时，人们常常用“车夫”、“车夫佬”、“拉车的”等带有轻蔑意味的词语来称呼他们，很少有人会尊重地称他们为“先生”或“师傅”。语言上的不敬，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他们根深蒂固的轻视。

在许多人眼中，车夫是肮脏、粗鲁、没文化的代名词，是城市中最不值得尊重的群体。无处不在的偏见，使得车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去商店买东西，可能会被店主嫌弃;他们去饭馆吃饭，可能会被其他顾客驱赶;他们甚至在街上行走，都可能被衣着光鲜的“上等人”随意推搡。

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使得车夫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为了拉到生意，他们不得不低声下气，讨好乘客。在乘客面前，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得罪了客人，失去生意。在《骆驼祥子》中，祥子为了多拉几趟活儿，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每一位乘客，即使遇到不讲理的客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与警察、官员等权力阶层的交往中，他们更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警察可以随意对他们进行盘查、罚款，甚至殴打或敲诈勒索，而他们却无处申诉。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深刻地描绘了祥子在社会歧视下的精神痛苦。他渴望得到尊重，渴望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但现实却一次次地击碎了他的梦想。最终，他只能在麻木和沉沦中，接受自己“牛马”的命运。

黄包车夫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微薄的收入，往往要养活一家老小，承担起整个家庭的生计。这种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他们生活中另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许多车夫来自农村的破产家庭，他们进城拉车，是为了让家人能够活下去。

他们将自己在城市中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一点点地寄回老家，或者用于维持在城市中的家庭生活。然而，由于收入实在太低，他们即使终日劳作，也常常无法让家人吃饱穿暖。一个五口之家，每月的基本生活开支至少需要16元，而车夫的月均净收入却不足9元，这意味着他们每个月都有将近一半的“赤字”。

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缺口，车夫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也不得不加入到劳动大军中。妻子可能会去给别人家做佣人，或者在家承接一些缝补、浆洗的活计;孩子们则可能在街头巷尾卖报、擦鞋，或者在工厂里做童工。整个家庭，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他们的居住条件也极其恶劣。由于无力承担高昂的房租，他们只能挤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住在用破木板、旧铁皮和茅草搭建的“滚地龙”里。这些地方阴暗、潮湿、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是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未来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只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在贫困和愚昧中度过一生。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之后，黄包车夫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走向了麻木和认命。他们不再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他们不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幻想。

他们变得沉默寡言，眼神呆滞，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不再去思考未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未来就是今天的重复。他们不再去争取尊严，因为在他们看来，尊严是“上等人”的专利。他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机械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直到生命的终结。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范本。祥子，这个来自乡下的年轻小伙子，带着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踏入了北平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城市。

他选择成为一名人力车夫，因为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至少给了他一个凭借自己双手和汗水改变命运的机会。初到城市的祥子，身上洋溢着一种质朴的、近乎倔强的生命力。他勤劳、肯吃苦，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甚至不与其他车夫闲聊，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拉车这一件事上。

他的梦想简单而纯粹：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黄包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一分一毫地积攒着买车的钱。老舍先生用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拉车的场景，那些文字不仅仅是环境的渲染，更是对祥子坚韧生命力的礼赞。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这个善良而勤劳的年轻人。他辛辛苦苦攒了三年钱买来的新车，被军阀的乱兵抢走;他好不容易攒下的第二笔钱，又被孙侦探敲诈一空;他与虎妞的婚姻虽然让他再次拥有了车，但也让他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每一次，当他以为生活即将好转时，现实都会给他沉重一击。最终，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之后，祥子彻底崩溃了。他从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洋车夫，堕落成一个“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

他的梦想破灭了，他的精神也垮了，最终只能在城市的角落里，像一条狗一样地活着，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尾 声

黄包车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逐渐走向了衰落。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和普及，黄包车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这些新式交通工具速度快、运量大、效率高，逐渐取代了黄包车，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力。

黄包车行业的衰落，使得车夫们的生计更加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放下车把，去工厂、码头寻找新的出路。黄包车行业的兴衰，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

黄包车夫是民国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命运却是如此的悲惨。他们“终日劳作，牛马不止”，在贫困线上挣扎，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在社会底层备受歧视和欺辱。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共同的悲剧，也是社会不公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