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崛起，在很多国家，这种运动具有群众性，同时，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和领导群众广泛抗议运动和民众起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鉴于这些斗争的范式与之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以及这些斗争与大规模国际动员的其他进程同时发展，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目睹新一波妇女运动将长期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要求，特别是在女性主义妇女罢工这一新工具中。

一、背景

2020年，Covid-19大流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背景，突出了局势的基本特征。我们在2018年举行的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强调了当今普遍存在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危机。这场大流行充分表明了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以及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无力应对随之而来的健康、社会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动荡。

经济和卫生之间的突发情况制造了紧张关系，以便在当前阶段文明危机的严峻和深入上混淆和误导大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大流行导致经济危机的想法已经传播开来，而事实上，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正在寻求重组，同时躲在大流行的背后。因此，针对大流行的社会影响而提出的措施被称为“特别措施”，应尽快让位于“常态”政策。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场大流行起源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在2007、2008年之后依然无法克服由Covid-19造成的大规模隔离和特定隔离造成的综合危机(金融、社会经济、环境、地缘政治)。

这些持续的相互关联的危机尤其影响到妇女——这一点因大流行的影响而加强——并正在引发对通常被称为“最长革命”(longest revolution)的普遍与强烈的反对，“最长革命”促进上个世纪妇女权利的增加。

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他们所处现实状况不断恶化之间的矛盾，是妇女动员新崛起的基础，也可以解释经常出现的斗争平台的综合性和女性主义妇女罢工的发展，及象征着拒绝整个体制的在当地土地和社区中的经验作为行动方法。

（一）Covid-19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是潜在的生态和社会危机交叉的产物：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崩溃、野生动物贸易、工业化农业、动物和食品生产中的基因操纵)，以及受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政府无力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健康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也是全球在获得医疗保健和资源方面的不平等的鲜明例证，例如，90%的可用疫苗已分配给全球北方国家。

各国政府采取了压制性的封锁和宵禁，由于卫生服务已被削减且无力应对疫情，随着大流行的继续，这些封锁和宵禁常常以不连贯和不合理的方式实施。即使在第一波疫情之后，也没有注入新资源来防备不可避免的第二(或第三)波。这也为“病毒是人为制造的”阴谋论和反疫苗运动提供了机会，这些阴谋论本身开始威胁某些国家公共卫生。

妇女首当其冲承受着这场大流行的社会代价。大流行清楚地揭示了谁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人类生命延续所必需的那些人，例如卫生和护理人员、清洁人员、食品分配和生产中的工人和农民、教育中的教学和行政人员、运输工人。女性在受封锁和宵禁影响的行业中也占主导地位：酒店、商业以及非正规部门。所有这些部门都高度种族化，并且往往拥有高比例的土著工人。这些发展也对LGBTIQ社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必不可少的或不稳定的部门。

当学校和托儿所关闭时，女性的家庭负担会增加，她们面临着确保学童接受在线教学(如果能提供)，并拥有足够的必要设备和条件的压力和焦虑。相关资源不足导致辍学率增加。妇女照顾病人和老年家庭成员的责任增加了。

在优先考虑Covid-19患者的同时，限制其他医疗服务会影响许多人，包括癌症患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需要定期护理的其他人，例如艾滋病毒感染者和需要定期服药的跨性别者。孕妇还需要在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定期医疗护理。这种情况尤其影响需要立即获得医疗帮助以终止意外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

对于数亿处于极端贫困线以下的女性来说，极度依赖债务生存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2.5亿小额信贷客户中，超过80%是非常贫穷的女性，她们承受的通常是高利贷。

许多移民，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包括成千上万从事家庭佣工和纺织业的妇女，已被赶出他们在疫情前工作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迁徙，首先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而且由于大流行导致经济收缩，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他们通常留在农村社区，毫无生计。

封锁还对与施暴伴侣或家庭成员在一起的妇女构成了额外的威胁，在这些问题加剧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发生率显著上升。一些国家在第一波疫情浪潮中采取了措施，使妇女能够报告此类事件并找到其他住所，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而且是短暂的。许多LGBTIQ人群，尤其是年轻人，被迫回到出生家庭，这往往导致暴力和对他们的更广泛的压迫。

虽然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压制性和专制措施来应对疫情，但在地方一级——而且通常是在妇女的倡议下——建立了支援网络，打破了封锁和在家工作所造成的孤立。他们承担诸如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购物或制作口罩等任务，以及在人们担心病毒会杀死他们或他们所爱的人时提供情感支持。农村妇女生产者支援当地和城市的粮食生产。

这场健康危机凸显了女性社会再生产工作的中心地位，并呼应了重新评估照顾行业的要求。危机还突出表明，在获得医疗保健和资源方面需要国际团结和正义。

（二）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和生产线的日益国际化降低了政府为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帝国主义国家仍在努力确保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全球资本比以往更加独立地运作。1996—1997年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政治、社会和结构——包括债务爆炸、有组织犯罪的复兴，甚至人类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大型私人银行已着手通过小额信贷向数亿人放贷，尤其是向没有银行账户的女性放贷，从而征服新市场和新客户。

失业、待就业和不稳定就业及基础服务(住房、教育、福利等)的大幅减少，以及农业危机，严重冲击了数百万人的生存能力。

由于全球化、不受监管的资本增长、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以及大量人口的贫困，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参与者。有组织的犯罪不限于**走私和销售，还扩大到以性剥削和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人口作为其第二大赚钱工具，此外还包括非法武器交易，这些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加入其行列，并给社区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暴力。

所有这些都对从事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女性产生了特别影响。更多妇女只不稳定就业，在非正规部门或失业率飙升的地区就业，而被拐卖者大多是妇女。服务工作的削减增加了家庭繁衍所需的家务劳动——这些不成比例的劳动落在了女性身上。

（三）极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威权主义、反“性别观念”等崛起

极右翼、威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潮流的兴起，虽然往往相互关联，但并不全然相同，不过都给女性带来特定的灾难性后果。

极右翼的复兴加强了旨在破坏妇女和LGBTIQ人群权利(堕胎权和生育权、家庭法)的反动推力，并引发针对LGBTIQ人群的政治迫害。

一些运动公然攻击女性和LGBTIQ人群，经常将同性恋和LGBTIQ权利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还有一些人则以保护妇女和LGBTIQ人群为借口，反对移民和/或穆斯林，声称要通过禁止戴面纱或戴头巾来捍卫妇女权利，指控移民和/或穆斯林是强奸犯，或声称伊斯兰教反对同性恋。结果是，极右翼可能会在两部分人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一部分人以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为其观念基础，另一部分人将妇女和LGBTIQ权利工具化，以服务于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偏见。然而，事实上它们是在互相加强而已。

宗教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单位和性别角色的分离，将压迫性的权力关系强加于女性的身体，危及女性的生命。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经常禁止女性进入工作场所，特别是工厂工作。

其他极右翼派别在所有“大型”宗教(或“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如犹太复国主义极右翼)中，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它们影响美国和巴西这样重要的政府，并在一些东欧国家起核心作用。无论是在福音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中，极端的基督教浪潮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肆虐，它们实行针对妇女的极端反动政策——尤其是在堕胎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上——而一些LGBTIQ人群持反“性别观念”，力图支持传统的男女两性角色，并攻击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尤其是跨性别的权利。穆斯林世界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方面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有伊斯兰国(IS)或塔利班等“跨境”运动。神权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系统的性暴力——主要是强奸和性奴役的形式。他们用这些形式来招募成员并与其他团体作战。

旨在加强父权制家庭的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极大地增加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除了肇事者有罪不罚之外，对遭受这种暴力的人的物质支援的减少创造了一种鼓励男性暴力的社会环境。

（四）气候灾害

预测会发生在未来的气候灾难已经出现在全球许多地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水危机、环境种族主义、跨国公司在领土及其资源上的推进、榨取主义——为了利润而开采自然资源——以及“生活金融化”是当今全球南方国家现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著族群、农民和青年处于环境斗争的最前沿，妇女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她们遭受特定的压迫，而不是因为她们的生理性别——正如非本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父权社会将与“照顾”直接相关的社会职能强加给女性，并将她们置于环境挑战的最前沿。

妇女生产了南方国家的大部分基本食物，因此她们直接面临气候变化、榨取主义和农业综合企业的蹂躏。同样，他们承担了大部分育儿和家庭维护任务，因此直接面临环境破坏和中毒对社区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气候灾难受害者的自我组织及其防御是气候斗争的一部分，社区中的妇女是这些动员的核心。

（五）大规模移民

人们大量流离失所，现有25亿国际移民，7.5亿国内移民，人们移民往往是由于结构性经济改变，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战争和有组织的犯罪暴力以及现在的气候变化，会导致永久性流离失所。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生活在具有相当发展水平的国家。

妇女在国际和国内迁移，是为自己和家人谋求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有人是为躲避政治迫害，或为躲避战争和地方暴力或家庭暴力而移民。在此危机的背景下，移民增加了剥削妇女的压迫和影响。她们忍受极端贫困并丧失权利，面临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剥削。妇女也遭受了“新型”工作的压迫，这些工作类似于奴隶制：监禁，卖淫和被拐卖。

工业化国家需要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移民劳动。然而，移民经常成为排外运动的目标和敌人。限制移民的压迫性法律使移民家庭破裂，要么当男性家庭成员在外移民打工时，由女性承担照顾家庭的唯一责任，要么相反，迫使女性成为移民工人，为家人谋生。移民链条给这些移民妇女的女性家人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负担，因为她们要照顾留在原居住地的家人。

（六）再生产危机

资本主义必须一直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没有劳动力再生产，资本主义就无法运作：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本增值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养家糊口的工资”概念强化的父权资本主义家庭形式，将再生产的责任交给家庭中的女性，使资本主义能够确保劳动力再生产至少能偿付自己的支出。

这是一个不平衡过程，不仅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于全球的某些地方，而且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当资本主义需要广大妇女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时期——它被迫依据不同力量间的关系和当地经济的确切性质，通过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一些服务：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儿童保育等。由此产生的有偿工作被视为女性的工作，因为它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相对应，这些工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低收入工作，而且绝大多数由妇女来做，且通常是由少数族裔和/或移民妇女来做。

但随着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它被迫通过紧缩政策来攻击这些服务和权利。其目的是既要留住女性劳动力，同时要进一步降低她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增加了许多妇女的负担，使她们被迫从事以前国家承担的工作。它们还将许多妇女赶出劳动力市场，或者让妇女从事更加不稳定的工作。他们进一步创造了对收入更低和更不稳定的女性(包括无证移民)来做这类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使其他女性能保住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