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

我们不回避表明态度

最近，我所属的一个团体要求署名反对批准新安保条约。事先声明一下，我说的这个团体当然不是这个宪法问题研究会。在这次署名过程中我倒是长了不少见识，其中之一就是有人提出了下列意见：作为个人我是反对批准新安保条约的，但这类问题在小圈子内征集署名，类似一种思想调查，在这一意义上我没法赞成。

我想这个意见倒是含有很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里确实包含某种真实，当然就具体的运动来说，参与这一运动的人也好，征集署名的范围也好，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比如我们请某人当发起人当然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发的意志，我不参加，或不署名，作为其个人的意见是应该尊重的。马上就给人家扣帽子说那人倾向保守、反动等，这类常见的贴标签式的气氛，我想在这个团体里还没有。但是尽管如此，公平地想想，这种署名运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多少都带有一些思想调查的意味，这点我还是无法否定。像安保问题这类现在尖锐对立的政治问题，无论定什么调子，什么内容，总之是要有一个结论，就此表态回答是或不是，不管你再尊重对方的自发性，再努力勉为其难，作为结果，仍是无法避免被问者对现实的政治问题的一定的态度表明。

原则上说，就某一具体问题，回答是否赞成当然如此，就连要不要回答本身都应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谁也没权利说非回答不可。然而，越是在这种小团体做这事，不管出自什么善意，里面难免都有一种强制心理在起作用。仅看这一点就不能不坦率地承认这类运动中总是伴随着一种侵害良心与思想自由的危险。

但是，再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上述的意见都对吗?我想未必。至少遗漏了问题的一个重大侧面。

归根结底，我们要碰到的根本问题是，现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从结论上来说，通过我们每天的言行，在单位也好在地区也好，我们始终处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调查的网络之中，这就是当今的现状。决不是说我们的内心世界、良心世界在平稳的环境中得以安宁，而只有署名运动才会激起波澜。思想调查这个说法如果有太强烈的旧帝国治安维持法的色彩，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叫忠诚审查或诚实测试(royalty-test)，后者在美国，麦卡锡主义①的狂风席卷时非常有名，在西欧的民主里，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以各种形式加以制度化。另一方面，在中国说得最多的是思想改造，其中也是含有对良心的心理强制问题。现在的日本，很幸运还没有什么忠诚审查法之类的特别法，但大家都知道公安调查厅实质上是在搞思想调查，而且企业的进公司考试和工会对策也都通过警察搞思想调查。只不过不管好坏，行为的主体及目的也都很清楚。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光在这种现行制度下接受思想审查，在任何单位、任何集会，当今不经过明确的手续，而且也不清楚谁是行为的主体，我们不都在不断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调查和忠诚审查吗?这当然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但我们没法否定这一现实。那些主要是通过我们自己构成的一种意象，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要动辄就说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就连单位里发生那些问题，你的发言你的意见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给周围人传递自己的看法或倾向，这种印象是无法回避的。围绕相互之间的言行可以有无数往来，但其中还是比较强的印象沉淀下来，加以充实和固定。对这种观念的塑成起最大作用的因素可以说是你对该集团迄今持有的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也可以说是对其价值体系的赞同程度。

比如在日本，无论是地区还是工作单位，传统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你要是所作所为与其精神风土不符，那就会被视为“赤色”，这一印象并不意味着你信奉共产主义，比起这种深奥的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更多的是意味着你有反抗精神，缺乏协调性。再举一个别的例子，比如某团体是倡导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你要是不与周围的主流动向和想法靠近，那就会给你扣上别的帽子，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托派啦……当然这种情况好坏还有一个理论或思想准则，不同于前面那种莫名其妙的非合理的“赤色”形象，但实际观察一下就知道，意识形态没有比自己想象的那么合理，总之，我们是处在形形色色的漩涡之中，不管你是否喜欢，每天都被看不见的匿名的影子审查着你的忠诚，调查着你的思想，这就是现今的状况。

这一事态，我们刚才用思想调查或忠诚审查这一被动态来表述，同样的事如果用能动态来表述会是怎么样呢?我们认为每一个社会行动都具有参与一定倾向的意思，这里的行动也包括静观，也就是不作为。比如某一团体或区域，大凡对于社会上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习惯于不做积极的表态或不采取行动。但这种积极表态特别具有敏锐参与政治的意义。相反，在那些对政治问题当然要采取共同步骤的区域或团体里，这一气氛笼罩之下，你保持沉默、不作为，这本身就明显是某种政治态度的反映。但是我们如果超越其团体或特殊的区域，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来看的话，那么，你做也是参与，不做也是参与，没有单方面的参与。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团体的一般倾向采取相同的步调，本人或他人都不会强烈意识到这种参与。而且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属的团体是多层面的，问题就越发复杂些。比如，知识界的一些小团体中，有的人不愿意协调一致，认为自己独立思考行动;但在别的更大的社会语境中，他又很少与广泛的社会趋势唱反调。这类例子很多，一方面警惕来自正面的忠诚审查的倾向，为避免之所采取的行动却把我们拖进另一种来自背后的更大的忠诚审查的网中，而且本人常常不会意识到这点。所谓出身也好，同流合污也好，脱离了针对什么问题，针对任何势力或倾向，一般就很难断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天天，不，时时刻刻要在众多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方向性中选取一项。所以，回到刚才的署名问题上，如果仅对这种“倾向性”做出敏感反应的话，那么那个人下次对别的潮流也会有反应。而且，对于政治的焦点问题，回避选择与决断的态度正是日本精神风土中的传统行为，是与之步调一致的行为。

不偏不倚意味着什么

现在逼着我们表态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且这些问题与过去不同，十分巨大同时又很复杂，想要认识清楚问题的全貌并非容易。我们作为研究者主要要保持客观的头脑，在具体问题上当然尽可能做到全面丰富的认识。而且在另一方面我们时时刻刻都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也就是对一定的动向有所参与。认识事物是个无限的过程，看上去很简单的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如果要将其所有构成因素都提炼出来，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再穷尽其动态的所有可能性，那几乎是永远的课题。只想想这点就知道无论多么完美的理论和学说，其自身是没有完结的。所以，不是说学术分析没有意义，反倒是没有完结之处才有学术的进步。正因为认识是假设和验证的无限重复的过程，所以，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理论不断地怀疑，是做学问不可缺少的精神。要区别学术态度与教条的态度，首先就要有这种怀疑精神，不断地检讨自己内藏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自己的理论也总是持有保留余地。

但是，另一方面，该做出决断就是将这无限的认识过程在某一时段切断，只有这样决断才能产生出行动来。当然决断、选择的结果又放回认识过程中去，从而进一步丰富认识。但在每一决断的时刻，都要放弃更完美、更丰富的认识。就是说这里面永远存在矛盾或二律背反。认识当然是尽可能越充分越好，但决断就是将之切下一面。比如，对政治上有争论的问题做出的决断，不仅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认识的一个层面，而且其价值判断也只能是单方面的。人说小偷也有三分理，在认识层面上要承认一方的三分之理，但作为决断还是要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否则就没法做出决断。

歌德说过∶“行动的人从来就是残酷无情的，除了旁观者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良心。”(Der Handelnde ist immer gewissenlos)我们只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这句话永远是真实的。把没有完全弄懂的当作懂了的来付诸行动，或对立的双方各有优点和缺点，但决断时要倒向一方时，都是没有良心的。尽管这样，我们只要生存下去，每天对无数的问题要做出决断，或不得不这么做。能站在纯粹的旁观者立场的只有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神才是完全有良心的。

我们的社会是由无数个行动的网络或行动的组合形成的。只要社会是由我们的行动关联所构成的话，我们通过行动或非行动对他人也就是对社会负责。在这一意义上，纯粹"旁观"的立场，歌德所说的有良心的立场，实际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立场，所以在这一点上神也是最不负责的，生活在认识与决断的矛盾之中才是我们人类的宿命，而不是神的。我们作为人生存下去就要积极地接受这一宿命就要对其结果负责。在行动关联越发复杂的现代，才越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自觉到这种宿命。

世上总有些独断主义者，他们自己蒙上眼睛不愿看到认识过程的无限性，忘记理论的假设性;还有一些肉体行动主义者，他们压根儿就蔑视认识的意义。但反过来看，事物又不是凭简单的是或不是决定得了。一般认为学者的态度总是回避下决断，美其名曰∶再好好研究一下否则说不准。或是对于互相对立的政治论点，认为这也对那也对;再不然就是正相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结果就具体的论点所采取的态度始终是回避给出明确的方向。不少评论家或新闻工作者还认为那些人是有学识的，不偏不倚。我们再引歌德的一段话∶“我能保证做到诚实无欺，但不能保证不偏不倚。”刚才说的世上所谓的有学识的人是不是将对他者的公平公正混同于哪边都不靠了呢?

话讲得有些抽象生硬了，我们来扯点闲话。有本叫《世界政治手册》的政治年鉴，非常方便，我也常用，里面按国别标注出元首的姓名、政治制度的概要、内阁阁僚、政党种类及势力、议会的构成及势力分布等，一目了然。而且其中还收录有各国主要报纸的名字，旁边还有发行数量和政治色彩的栏目，即保守的，进步的，还是偏颇的。那么日本的报纸是怎么写着的呢?每年都不变∶朝日，独立;每日，独立;读卖，独立;产经，独立;等等，连主要地方报纸的名字都列举出来，全都是清一色的“独立系”，很少见所有的报纸都是同一倾向的。我真是感到奇怪∶这么多独立的报纸汇集在日本，怎么就不见日本的外交政策打出独自的方向来呢?我倒是衷心期望日本报纸的这种独立性可不要成为刚才那种结果∶哪边都不靠，回避决断，尽量逃避参与，将政治责任搪塞一净。

我们的认识不是从无开始的，我们事先在旁边准备着一个整理对象的抽屉或者盒子。一边用它一边增强认识。概念和定义就是这类抽屉的一种。而且这些抽屉未必经过合理的反思，社会上蓄积起来的形形色色的观念几乎不加咀嚼地进入到我的体内。人们常说要正视现实，但现实这东西不管我们意识与否都通过观念这一厚厚的滤纸重新整理，以选择的方式成为我们的意识，问题只是我们要不要重新设定一下自己的过滤纸。有些人认为只有自己可以不直接用抽屉就能看清事物，但那往往是不加反省地依赖于其社会通行的成见。而且我们都处在行动关联的网中，我们看对象不是从空中看地图那样，也不是从观众席看舞台那样，而是站在舞台上一边演出，一边从自己的位置上按远近透视法去观看。由此，我们的认识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偏向，毋宁说不经过偏向就无法认识一切社会现象。这里的问题不是带不带偏向，而是多大程度上能自觉到自己的偏向，并将之理性地控制在内。

我自己是学政治思想史的，看看西欧优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著者在分析批判对象时都要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自己是奉信自由主义的，自己偏好休谟的经验论等等，也就是自己通过这一偏向或喜好来认识事物的，认识的结果和批评的方法受此影响，所以读者要注意。我自己也是自觉之并试图尽量达到客观，这才是对社会现象真正公正而诚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反倒更应注意那些标榜“排除左右偏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的看法，现实中其实是常常隐瞒自己的偏向，或者就是作为回避社会责任的借口。

不作为的责任

前几天看了一个意大利电影，叫《罗维雷将军》②，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讲的是二战时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的抵抗运动的故事，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讲解剧情了。其中有一个场面印象最深。监狱里关押了不少人，有战争中的黑市商人、抵抗运动者、犹太人等，马上就要判刑了，或是死刑，或是劳改，或是送回德国。就在这紧要关头，那商人对着同室的犯人愤愤不平地说∶我什么也没干反遭这般罪，既不是犹太人，也没从事过抵抗运动，为什么要遭这等罪?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他只是一个劲儿歇斯底里地喊叫。这时，原来是银行员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平静地对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但什么也没干才正是你的罪，为什么你什么也没干呢?战争都打了五年了，你竟然什么也没做。那商人反问道∶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位抵抗运动者说∶我也没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只是想尽点义务，如果大家都各自尽了自己的义务的话，恐怕我们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这里面的内容虽短，却尖锐地触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不作为的责任问题。不干什么仍然意味着朝一定方向推动现实。因为不作为，那个商人排除某一方向选择了另一方向。我对两人的对话感触极深的是，银行员出身的抵抗运动者对于自己豁出命来的行为，一点儿没有陷入那种英雄陶醉之中，只是淡淡地说∶自己只做了些琐事，平凡人不过履行了平凡的社会义务而已。

今天当然不是那个电影背景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跟那时简直没法比，但我简单谈的话题对生活在当下的所有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些每天都面临死亡的抵抗运动者，都要履行平凡的社会义务，而我们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每天所做的决断和行动，渺小得连几万分之一都抵不上，如果我们连这点社会义务都不去尽的话，那不作为的结果就会越积越厚，很难说不会出现比那个电影更惨的悲剧。

比如说最近的请愿活动。我总听人说，单个人的请愿怎么也成不了事，那样做根本推动不了现代的政治巨澜。的确，单个人的请愿其自身的比重或许很轻，但如果认为那样做也没意义，结果大家都不去做的话，那么，这一什么也不做的现实会越积越多，其本身就会将社会推向一定的方向。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对于巨大的国际规模的当今政治现实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管看上去多么细微琐碎的小事，尽可能多数人的做与不做，会产生极大的差别。习惯的力量就是如此。

大家不要以为政治行动这种说法，好像是在普通人够不着的云彩上的特殊组织内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所做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们放弃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完全跳进了一个别的世界。我们在极为平凡的每天的工作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持续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也就是习惯将它看作极为平凡微小的社会义务履行的一个部分，这才是民主的基础，它比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多么形式具备的制度都要重要。希腊的城堡国家的直接民主制的传统或许是我们国家欠缺的。但我们的思想传统里有“在家佛教”这一想法，把它翻版一下就是一种非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政治行动并非不“出家”到政治领域就干不了的，如果将政治活动仅限于直接以政治为目的的人，或政党那种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团体，那么即刻民主就死掉了。就像宗教只是和尚的事的话，也就失去了其生命力。民主的发展从这一观点来看，就是由职业政治家构成的特殊世界，通俗地讲就是由政界垄断的政治状态下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因为民主含着自相矛盾。亦即本来应该是通过不以政治为职业，或不以政治为目的的人的政治活动，民主才能保持新鲜的生命力。议会政治也决不例外。议会政治绝不意味着议员政治，更何况国会大厦巍然耸立并不证明议会政治的健全。战争期间没有民主，国会不照样每次都开成了翼赞议会。

大家可能知道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吧，他是英国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我没弄错，是保守主义的哲学家、政治家。他说：

如果这些议员通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法令或重大的改革来践踏法律的栅栏，并肆意行使权力的话，无论何时，人民这一团体(The body of the people itself)自身就应该介入。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什么方法能让议员们始终对公共利益予以关注。人民的直接介入其实是最不愉快的救济法，但是，除此之外，显然不能保证宪法的真正原则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之。

这就是奠定了英国议会政治基础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说的话，也就是议会政治的常识。人民“任何时候”都可采取行动并不是突然就能实行的，人民要每天不惜寸暇地监督自己的代表们的行动，只有这样才可做到。打个比方来说，只有到了葬礼时才想起的宗教是死去的宗教，他们的庙宇是在与民众生活相隔离的特殊地带。

今天是宪法纪念日，说是拥护宪法，并不是说崇拜其中的文字。为何说拥护宪法属于政治活动，这时候我们应做出什么样的态度呢?拥护宪法不是只认为宪法崇高，而是要生活在其中。反过来说，改正宪法(常说改恶，法律上并不认为正就是对的，这里用之)并不是从政府正式发表宪法改正案，或将之交付国会审议那天开始的，如同日本国宪法也不是自成立的瞬间就起作用一样，修改宪法是每天已经开始的过程，在这一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能够切实地生活在宪法保护的我们的权力之中，是否每天都做出行动，这才是拥护宪法的实际行动。

我们应该站在哪边?宪法九十七条是大家知道的：

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

今天我们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这些规定是多少无名的不在历史舞台登场的人们努力的结果，在身后留下了他们漫漫的足迹。我们只是沿着这一足迹昂首挺胸迈步向前而已。

时间短暂，意犹未尽，但就此打住。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