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南街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崛起探秘⑦

2026-01-14 新闻

第七章伤心太平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悄悄地把土地分包到户，在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搞起了生产责任制。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包产到户的热潮。历史一下子拐了个弯，农村经济从公有制变成了承包制，或者说变成了“准私有制”。

在承包的大背景下，全国只有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是个例外。周家庄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加之历史上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和较高的组织管理水平，其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均较周边地区更为优越。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保持集体化的经营模式，认为这样更能保障大家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稳定。

雷金河作为周家庄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公社的文化礼堂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会场内挤满了来自村里的3055户家庭的代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全社人民共同决定，是继续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像其他公社一样实行分家单干。

会议上，社员们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围绕着是否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有少数人提出了分家单干的想法，认为这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更直接的经济收益，但更多的社员仍然倾向于保持集体生产。

随着讨论的深入，雷金河提出了用“不分家协议书”来确认大家的决定。他展示了一张巨大的白纸，上面清晰地印着协议的内容。协议书的内容简明扼要，核心是保持集体化道路，共同努力提高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水平。接着，村中的男女老少都纷纷走到前面，每个人都将自己沾满红墨水的手掌印在协议书上。

尽管周家庄全体社员在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不分家协议书”，选择继续走集体化道路，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全国范围内，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潮已经势不可挡，雷金河带着全体社员的期望，怀抱那份满是手印的“不分家协议书”，开始了他向上级政府求情的旅程。

雷金河的第一站是县里。县里的领导对中央的政策相当重视，他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是大势所趋，任何地方都不应例外。县里的干部对周家庄的坚持感到困惑，也有些犹豫不决。雷金河详细向他们解释了周家庄的现状，强调村里的经济水平和社员们的生活条件比周边村庄都要好。尽管如此，县里还是没能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建议雷金河继续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情况。

接下来，雷金河走访了地委，带着周家庄全体社员的请求，他希望能在这里获得更有力的支持。然而，地委的态度依然谨慎。他们承认周家庄在集体化道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面对中央的政策，他们也不敢轻易表态。几次求情后，雷金河仍未得到明确的回应，只能继续奔波。

历经一番周折，雷金河终于把目光投向了河北省委。他知道，如果省委能够理解和支持周家庄的选择，事情就有了转机。于是，带着“不分家协议书”，他来到了河北省委书记李尔重的办公室。

李尔重是个务实的领导，对于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听完雷金河的汇报后，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你能保证，如果保留公社，社员们的收入能增加吗?工农业生产能有所提高吗?”这两个问题直接击中了周家庄的核心——如果坚持集体化，是否真的能够比分家单干做得更好?

面对这些直击要害的提问，雷金河没有丝毫犹豫，拍着胸脯作出了明确的承诺。他向李尔重保证，即使周家庄不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社员们的收入也一定能高于那些分家单干的农民。雷金河详细解释了村里的生产情况，展示了周家庄通过集体力量在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并提出只要继续维持集体化管理，村里的工农业生产绝不会落后。

李尔重看到雷金河态度坚决，言辞恳切，便作出了支持的决定。他表示，既然周家庄的情况特殊，如果他们有信心保持集体化，并且能够让社员们生活得更好，那么就允许他们继续保持集体经营。

在李尔重和雷金河的共同推动下，周家庄得以在改革浪潮中保持其

集体生产的模式。虽然全国上下都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村庄纷纷转向单干，但周家庄却在各方的努力下保留了集体经济的框架。尽管体制上从“公社”改为“乡”，但本质上，周家庄依然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社区，依旧维持着原有的集中耕作和统一分配的生产模式。

在全国上下大搞分田到户的大背景下，王宏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搞分

田单干，但也毫无办法。他不能成为雷金河第二。1981年，南街村也实行了分田到户。分田到户后，一平如镜的大块丘被人为搞起来的小田埂切割成了破碎的小块田。原来大队的大型机械化没法用了，也没法卖了，白送人也没人要了。村民们一个一个地把小农具拿回了家，看到大的机械化农具没法拿，拿回去也没有用，便拿着锄头、铁锤、石头狠狠地砸，砸得乒乓作响，砸得火星四溅，砸得痛快淋漓。砸烂之后，村民们便轰的一声奔过去拣地上的烂铜破铁，送到供销社去换烧酒喝。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呼呼大睡，到下午两点多才起床。有一个二流子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真爽啊!没有队长管我们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自由了。我到城里贩卖老鼠药去，不比干这农活赚钱?大队书记也管我不着了。”

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大多感慨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着大块大块一平如镜的农田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看到集体的机械化设备被砸成破铜烂铁成了二流子换烧酒的钱，王宏斌的心在滴血。然而，他毫无办法。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承包是改革的产物，尤其在当时，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单位，搞不搞个人承包就是体现出你这一级领导干部搞不搞改革，就这么严肃地去对待。”

其实中央的政策黑纸白字：“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为什么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一刀切呢?而且连县委、地委都不敢不分，到了省委这一级，也只有李尔重保住了一个公社。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国人喜欢一窝蜂呢?而是地方没有按照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办事呢?

分田到户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确实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让农民多打了粮食。但从全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分田单干之后，随着沿海地区大量引进外资企业，需要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的青壮年农民甚至农村少年涌向沿海地区打工。打工远比耕地赚钱，于是造成了大量农田抛荒。八十年代期一些地方政府大量出售“国家粮”指标，即所谓蓝印户口，许许多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得到的只是一个所谓的“城镇户口”。其实就是三无人员，无土地，无工作，也不再有统销粮。很多蓝印户口人员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成了两脚无靠的四不像。其中很多成了“问题人员”。

随着分田单干的持续，许多的农村成了空巢，只有老弱病残在留守。留守妇女则成为村霸和村干部长年强奸的对象。流落城市的少女有很多进了红灯区。

分田单干事实上也不利于机械化大生产，不利于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不利于粮食品种的大范围改良和推广。要么把大量的劳动力困守在土地上，要么让各种脱离土地的人不得不把土地抛荒。

分田单干30年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行“土地流转”的新问题。

南街大队离城较近，从名称来看，它就是县城的一部分，是县城的“南街”。笔者去南街采访过，今天的南街村确确实实是临颍县城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漂亮的一部分。

因为距县城近，经商做小生意的多，做生意做手意都比种地赚钱得多，群众根本不把那人均6分地放在心上，不少农户把土地租给别人种，或转给亲戚。有的干脆种上果树、苗木，一是不需要耕种，二是城里正在搞绿化，机会来了可以卖大钱，比种田强得多。而那些租种农田的，该管理不管理，该施肥不施肥，恶性耕种，土地质量一年比一年差。几年下来，南街的亩产量大幅下降，抛荒的更是占了一半多。更糟糕的是，分田单干后，坡上的树也被砍光了，水土涵养越来越差，几年后，原来打的土罐井再也摇不出水了。直到“两山”理论指引后，山上才重现树木，河水才逐渐变轻，土罐井才再次可以打出水来。

集体耕种的土地承包了，集体的企业要不要承包呢?土地都姓私了，企业能姓公吗?

很快，南街大队的两个集体企业：红砖厂和面粉厂，也承包给了村里的能人。

承包了，大队干部也“轻松”了，不要再开大会小会，不要再管农民的农业生产，土地撂荒也不关大队干部的“鸟”事了。大队干部也是农民，也要和农民一样种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要晒的像只黑虾公一样风里来雨里去，也要挑麦子挑大粪累得汗爬水流，也要把庄稼种好不比别人差，要不然就要被人笑就要挨饿。

大队干部也没有以前那么威风了。村里的能人多了起来，个子大的力气大的，有亲戚当干部当老板的，或者有亲戚在台湾在海外的，甚至有子女在广州深圳赚大钱的，在村里就格外威风，讲话的声音也很大，势力也大，敢于当众甚至当着长辈当着干部欺负弱小的人，欺负家里死了男人的女人和孩子，欺负家里男丁少的人。

大队干部没有威信了，生产队干部没有威信了，年纪大的辈份高的没有威信了。地痞恶霸横行，弱小百姓敢怒不敢言。

承包了，公社和大队干部只有一件做，就是抓计划生育。农村里可以生两个，但如果第一胎生了男丁的，就只能生一个。第一胎生了女儿的才能生第二胎。不准超生，超生的要罚款，罚款一定要到位，没有钱怎么办，人逃走了怎么办?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走了拆房子。把家里的猪、牛牵走，鸡、鸭全部拿走。

一定要预防，信息要灵、要准。一旦发现有人怀孕的，立刻抓到乡政府去结扎。

一九八三年，公社已经改为了乡，大队已经改为了村。乡村两级的中心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但是，农村是个最重视传宗接代的地方，农村是个撑不开的土船。村民们想生个儿子，当村干部的能瞒还得瞒一瞒，如果真的如数报上去，把人家的媳妇引产了，让人家绝后了，农民是可以拼命的，是可以半夜三更带着刀杀到你家里来的。

但是农村人又最讲公平。你瞒了这个，暴露了那个。那就人家也要吵场伙，也要吵得你大队干部不得安生。有人说，大队干部是根吹火棍，两头受气。

南街虽然是个农村，但毕竟靠近县城，传宗接代的观念相对较弱。计划生育这方面的事，倒也没有让村干部太为难。只是人心散了，各管各家，乡村没有权威了。以前说开会，只要发一个通知，不管开多少的会，都会准时参加。现在呢?开一个会也没人参加了，与其说是发通知，不如说是去请人，去请客。人来了，得赶紧请座，装烟、倒茶，不敢怠慢，像招待客人一样的。虽然是开会，也没有什么权威，没有哪个说了算，只要一个人有了不同意见，会议就卡壳。一个个朴实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刁民，只要他的意见来，他说会闹。如果说要他顾全大局，他就会瞪着眼睛反问你：你说的就是大局，我说的就是小局吗?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的会议，人家还爱来不来。也不学毛著了，偶尔提一下精神文明建设，他就说，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这也是现实，白天大家都百无聊赖，无精打彩的。要么三五几个聚到一起打牌。为了输赢为了争牌规吵闹不休，晚上钻到县城的录相厅里看香港的黄色录相，三级片不过瘾，还要看顶级片。刚看不过瘾，还要招个路边女边看边实践。录相厅的椅子很高很深很宽大，两个人陷在里面根本不显眼。况且大家都心知肚明，也都这样。

村干部走在路上，遇到了村民，也没有人尊重，人也不会主动跟你打招呼，不会叫你一声支书，或叫你一声某某干部。就像看到陌生人一样，正眼都不瞧一下。

对这些丑恶现象，村党支部根本管不了，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能完全当作自己眼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否则，随便拿一年事都可以活活把你气个半死。

以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家家要装防盗网。单位的围墙越筑越高，还要在围墙的顶端安装碎玻璃或者钢丝尖。就是这样，失盗的事还是经常发生。早上一醒来，大家一起站在晒麦坪里，述说着昨天晚上哪家又失盗了，大家都惊叹盗窃手段之厉害、之恶劣、之残忍。

王宏斌干完自家农活之余，也习惯性地到村里各地去转转。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丑恶现象令他莫可奈何，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都是生闷气躺下，一句话也不说。妻子杨兰菊以为他病了，到床前探望，却见没看到他生什么病。

终于，有一件事他不得不管了。承包红砖厂和面粉厂的两个老板，承包三年了都不交承包款，也不给工人发工资，又偷税漏税，工伤事故不断。村民贴起了大字报。说村支部贪污承包款，说村支部和承包老板狼狈为奸，瓜分集体财产，欺负农民、剥削农民。村民把大字报贴到了村委会门口，贴到了王宏斌家门口上，有的还贴到了县委院子的墙上。王宏斌撕也撕不完。每天早上起床，王宏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屋门口，到村委会，到县委院子看看有没有贴新的大字报。一天到晚心惶惶。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说的不完全对，当一个人不断地被误会、被污陷时，人也是可能会崩愧的。

妻子杨兰菊看到王宏斌到处受谗言的狼狈想相，心里也充满了怨言：“你当这个书记有啥意思啰，净瞎操心，多生气，这样下去只怕人都会短命的。你还年轻，崽还不大，你还是别当那个书记了，多活几年好些。搞不清情况的，还以为你这个书记是个官，有什么油水可以捞呢!

一天，家里来了远客，妻子做了几个好菜。为了体现主人的热情和礼节，王宏斌还请了一个叫王国宾的人做陪。国字辈比宏字辈大三辈，按辈份王宏斌得叫他爷爷。请这样辈份高的人作陪才显得主人的热情好客有面子。那天晚上，几个人推杯换盏，王宏斌拿出来的又是家里最好的酒，喝了个痛快。王宏斌好久没有这痛快过了。很晚，才撤席上茶上水果。

酒醉心里明，酒醉胆子大。王国宾他很久没有跟王宏斌一起说话了，那天，他仗着酒劲，把好久没有说出来的话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

王国宾说：“斌啊，你当初不当工人当农民，我看是个错误的选择。”

“怎么是个错误的选择呢?”

“你当工人当不好只害了你自己，你回来当书记没当好就害了一村子的人。”

王宏斌的酒一下子就醒了，他双眼清楚地望着对方：“怎么害了一村子人，你给我说清楚?”他不自觉地起了高腔。

“你回来办了两个厂，是你干的好事吧?”

“办厂不好吗?为村里增效益，农民可以在家门口当工人?难道不好吗?”

王国宾说：“村里有效益吗?效益在哪?村集体没得一分钱，那是你贪污了啰?村民当工人?村民领工资的吗?白干，还伤的伤，死的死……”

王宏斌面色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啊。

王国宾续说：“坡地原本好好的，你建成了砖厂，把地也全弄坏了，真是害不钱呢!”

王宏斌心里窝着火，他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你爷爷不爷爷的，发起火来：“你胡说!土地烧了砖，还可以复耕，根本就没有弄坏。死伤的事是经常有的，国家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库，不也炸死人吗?难道因为死了人就不修了吗?”

……

相骂没好嘴，相打没好手。本来是一件吃喝的开心事，弄成了一件曝真相、揭丑和护短的闹心事。本来是一件私事，却变成了为公家的事而争论对错的公事。

“你给我出去!!!”

气极了的王宏斌粗鲁地对这个自己请上门来的爷爷辈的客人下起了逐客令。

那一夜，王宏斌血压高涨，通宵未眠。

天一亮，王宏斌登上村里那坡地，看到被挖得坑坑洼洼的地，看着远去冒烟的砖窑，他想，如果这一切不是为全体村民造福，而是给了个人发财，难道不是造孽吗?如果是集体依规操作，怎么可能一次性出现一死四伤的惨剧?王国宾没有说错啊。他是来作客的，但我是村里的书记，怎么能不谈到公事?村民的事没有小事，何况村里确实是出了大事啊!这，这，这一切叫我如何是好?

王宏斌感到痛苦，感到无可奈何。承包是大势所趋，我王宏斌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一个人掰不过牛角啊!

1984年，县委书记刁文与郏县县委书记对调。新来的书记叫马万令。马万令到临颍县两年多，王宏斌也没有去见过面。这几年王宏斌心里堵得很，新书记来了，也不知汇报些什么。马书记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了，临走前专门召见了曾经在县里当红的村支书王宏斌。马万令说：“我一到临颍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你是在全县15个乡镇作过巡回演讲的先进，可是现在呢?你是被告状最多的村支书，而且事态越来越严重，告状信告到了我这里，大字报贴到了县委门口，你回去仔细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倒是要亲自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先进典型?”

从县委回来后，王宏斌的心情十分沮丧。

他晚饭也不吃，披了件衣就往外走。正是大寒过后，中原大地寒风呼啸，下雪了，鹅毛大雪的前奏往往是沙雪，一粒一粒的河沙一样粗的雪随着寒风扑到他的脸上，扑进他的脖子，他的双手冻得冰凉冰凉的，他的心也是寒到了极点。他不知要向哪里去，不知要走多远，他望着茫茫的天空，望着那迎着风雪的枝楞楞的树干，和那在风雪中仍飞来飞去的不要命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王宏斌觉得自己就像那在冷风中流浪的鸟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要作什么，不知前路在哪里。

他漫无目标地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往事像放电影一般涌向他的心头。

当工人那会，自己那么大的决心要回来务农，村支书和全队的社员开拖拉机来接，老贫协会长在队品迎接，殷殷嘱托，那时候，自己是多么意气风发啊。

回来再当队长那年，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带领社员打机井，打土罐井，烧土杂肥，硬是种出了全县最高产的地，那时候，自己是多么意气风发啊!

高产地种出来后，被树为全县的典型，戴着大红花，被前呼后拥着到各个乡镇做演讲，介绍经验，到处都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到处都是欢迎的标语，到处都是热情的笑脸，那时候，自己是多么意气风发啊!

……

而现在，我到底是怎么啦?我还不到三十岁，还那么年轻，太阳刚刚出山呢，难道我就落后了?难道我就沉沦了?难道我就自甘不如人了?

王宏斌怎么也想不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搞了承包?承包是上面的政策啊，又不是我王宏斌搞出来的。难道承包搞错了?

王宏斌身上打了一个激楞：我怎么能怀疑上面的政策呢?我这是犯什么傻劲呢?

王宏斌发现他早已走出南街村了，到了别的村子。他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屁股上顿时湿冷湿冷的。他也全然不顾，感冒也好什么也好，他顾不得了。他像一个精神垮下来的人，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行尸，他需要想一想，他像需要重新从大地母亲这里获得力量的安泰一样，他要安安静静地、“冷冷”的想一想。

突然，王宏斌发现了不远处居然有一头黄牛，不知是谁家的孩子那么懒，这么冷了也不把牛牵回牛栏。

但刚刚好，不正好有一个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