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教育发展，以中共十八大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新世纪初，提出了教育发展的新规范。如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务院批转《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0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际上，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体制的大框架(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大的组织格局与秩序)已经初步确定。新世纪教育改革，主要是教育内容构组方面的改革和现代化，是教育体制特别是各方面具体体制的深入改革和现代化，综合的体制改革表现在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教育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进一步改革，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进一步扩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等。其中，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方面， 如2003年国办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格局。201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实施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项目、普遍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2000年，在园幼儿数量2244.18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35.00%，民办园占总幼儿园数量比25.20%;2010年，在园幼儿数量2976.67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56.60%，民办园占比68.00%。[1]2001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义务教育向均衡发展过渡。农村学校布局大调整，学校数减少过快，一批寄宿制学校建立。2004—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2005年教育部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前后大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到2011年底所有县和省全部通过“两基”验收，完成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任务。截至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约为1.45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1.8%。高中阶段，21世纪初，职业教育发展滑坡，随后赶上，超过四成，普职教育并进发展。重点高中学校进一步强化。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实施教育资助政策。2000年，高中阶段在校学生2447万人，毛入学率42.8%;2012年，高中阶段在校学生4595.28万人，毛入学率达85.0%。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水平。[2]

高等教育发展方面，首先是跨世纪的高校大扩招。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生34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9.8%。从1999年大扩招开始，前七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年均增长56万多人，年增长率47.4%—12.77%，到2005年本专科招生504.46万人，研究生年均扩招速度还快。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3]但这高校大扩招带来的问题是相当严峻的，如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涌入门槛低，生师比高，教学质量不保等。[4] [5]由此，决定了教育的规模(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源大国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主题，而扩规模变成了第一。虽然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加大高教经费投入，补齐办学条件，加强教学教材建设，加强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如2001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200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颁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比例首次达到4%等。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数量1022所;到2012年，普通高校的数量是2442所，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2391万人，高等教育总规模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0%。同时，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也由原来的本科教育“一方独大”，发展到2012年在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比例分别占1.11%、5.60%、55.67%、37.62%。[6]高校发展还存在同质化及分层加剧、分类不足，在国际上，其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和科研人文服务的结构及水准)还是比较落后的。[7]

职业教育发展方面，1997年后中职教育出现矛盾和危机，1999年高校扩招出现“普高热”等，带来了职业教育发展连续几年下跌。2002年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和高职扩招，建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职业教育逐步回升。[8]2002-2008年间高职教育招生规模略高于普通本科，随后其速度减缓。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等重大项目。到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达13177所，在校生2197万人;高等职业学校达1280所，在校生744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9]此期，职业教育基本没有突破大学专科层次，形成了以政府主办(公立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格局。

民办教育发展方面，随着高校大扩招和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民办教育得到快速和广泛发展。虽然新世纪初期其发展出现了某些泛滥(如公办名校办民校、校中校)和波折，但各级民办学校的在校生总数大都是快速增长的。2006年底国办发《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是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向“扶持”转变等重要界点，并启动了民办教育综合改革(如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试点工作。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总之，民办教育获得多方面发展。如全国民办小学及在校生数分别从2003年的5676所和274.93万人，变化为2012年的5213所和597.84万人;全国民办初中学校数及其在校生人数分别从2003年的3651所和256.57万人，变化为2012年的4333所和451.41万人;全国民办高校学校数及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分别从2003年的173所和81万人，变化为 2012年的707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约为28.95%)和533.18万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约为22%至25%，不包括其研究生)。[10] [11] [12] 总之，民办教育在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占比较大。

教师队伍发展方面，进入新世纪，城镇化加快发展，教育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义务教育向均衡全面发展过渡，高校大扩招(胀文凭)，高级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快速发展，出现了教师队伍发展新走势：规模扩张——提高质量——专业化发展，农村和落后地区教师队伍和高校(尤为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两个焦点。新世纪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到2011年间呈断崖式下降。针对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教师队伍状况，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国培计划”等，大力加强了其教师队伍建设。而大学扩招后，高校教师队伍发展远跟不上大学生队伍发展，1999 年颁布的《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与现实之间已经有较大距离，如现实中大学教师涌入庞杂，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差，生师比居高不下。[13] [14]针对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现状，政府发文，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培优建设，启动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活动，建立“两国级培训中心——六大区中心——省培中心——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等四级高校教师培训体系，注重校内青年教师的入职和在职培训等。但因为高校中缺失“固基实学”(巩固教学基础，达到实学真才)的多校间全员参加的比赛考评活动，缺少大学同学科同专业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基本过关过硬的多校间大型统一培训考试活动等，大学教学教师质量值得忧虑，其测评难以达到类似中高考测评效果。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建构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和大中型企业参与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同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总而言之，2001—2012年间总的教师队伍还是有大的发展，专任教师规模由1176.41万人发展到1462.88万人。其中，全国幼教专任教师由54.62万发展到147.92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队伍由998.61万发展到2010年1065.9万人，后五年小幅增长;高校专任教师由53.19万发展到2012年144.03万人。[15] [16] [17]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也有所发展。[18]

总之，该阶段，整个教育现代化(包括其“硬件”“软件)都有所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在新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如2015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稍后国办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1年新修订《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4年第六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这些政策法规在总体上规范和影响着本阶段的教育实践。其中，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方面，大力加强城乡普惠性幼儿园等建设。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改变民办幼儿园份量过半格局。到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达到27.44万所，在园幼儿数4092.98万人，专任教师303.37万人，毛入园率达到91.1%，基本保障了适龄幼儿入园需求。同时，继续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加强城乡和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建设等。如2015 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2018国办颁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不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和班级，县域重点高中招生部分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兼顾其下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到2021年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均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2023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到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已有19.58所学校、1.6亿人在校生、1073.94万名专任教师，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而高中阶段的教育，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如201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此后，招生改革多层多方面展开，教育部分五批指导29个省份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2019年国办颁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2023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它们加力高中教育发展。到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达1.54万所，在校生达2803.63万人，专任教师达221.48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19]

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十八后的发展初期还较平缓，但2019年又重启高校大扩招，高教发展波澜不断。[20] [21] [22]如2015年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重点高校建设换新。201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的高校分类管理框框架。2019年开始高职百万大扩招(胀文凭、三年)，社会类成人考生批量进入大学。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启动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会后教育部等部委颁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胀文凭、快博士)。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学校评估改革方案》。2025年本科大扩招开始(胀文凭)等。因为高教世界高校之间缺失“固基实学”的普及性全员参加的比赛考评制度及活动(可三四年一轮)等，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多水份难以挤出。但总体的说，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量上有大的发展，在质上有提高之处，在国家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教育界有所影响。如到202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74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42所，本专科高职学校1580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其中，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49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有134.55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有3.08万人，高职(专科)学校有68.46万人。[23] [24] [25]

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如2014 年第七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相衔接和终身教育理念等。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显沟通，“1 X证书”制度，“职教高考”制度等。它们加力了职教发展。2019年开始了高职三年大扩招，出现高职教育的对象(包括多类社会成人)、考试形式和培养形式的更加多样化，但职教质量提升滞后。2019年3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提出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同年底公布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共计197所，其中高水平职业高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141所。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产教融合试点，校企合作模式等广泛发展。总之，职业教育实践得到拓展，其规模仍处世界第一。到2023年，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7085所，在校生规模为1298.5万人，专任教师规模达73.48万人;职业本专科学校1580所，本专科在校生规模达1740.4万人，专任教师规模达71.54万人，中高职专任教师合计比2012年的111万人多。[26] [27] [28]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非学历的技工学校(院)的技工教育体系，如2019年全国技工学校共有2392所，技工学校在校生360.3万人，技工院校教师27.2万人，[29] [30]后几年它还在扩大。

民办教育发展方面，变化比较明显。但其与公办教育之间，已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了，它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办学主体(是否政府公办)和它的劳动制度(是否属于国家雇佣劳动与事业编制)不同，及其教育商品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同等。民办教育发展同样受到政府相关教育政策的重大影响。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其中规定对民办学校实行非营利性、营利性分类管理，同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由此，民办教育政策在鼓励其发展的同时又注重对其分类规范和新监管。2021年4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颁布。同年5月中办国办颁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了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等政策。这些进一步规范着民办教育发展。概括地说，十八大以后，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其在校生)占比经历一个继续上升和转而下降的过程(转折点在2021年);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占比继续上升;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占比呈现出升降明显的循环变化，但整体有所上升(2022年是其近几年发展的相对高点)。到2024年，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42.08%，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占比例为3.70%(不含政府购买学位)，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比例20.14%，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比19.86%。[31] [32] [33]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在2023年达26.34%。[34]今后，民办教育发展还会扩大。

教师队伍发展方面，如2014年中央编办和教育部等下发《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解决教师编制的“城乡倒挂”等。2015年国家正式实施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教师资格证考试实行全国统考，不区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拓宽教师来源。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等部委颁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教师教育体系和教师培优先计划进一步扩大，通过“公费师范生计划”“优师计划”“国优计划”实施，向农村和中西部等地区输送大批教师。开展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等等。总之，十八大以来，教师队伍规模有了大的发展，到2023 年全国专任教师规模达1891.8万人，比2012年多400多万人，其中全国中小学(非高校)专任教师1684万人，2022年和2023年分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任教师规模的高点，教师队伍素质(学历)都有大的提升，但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堪忧。[35] [36] [37] [38]

总之，该阶段教育现代化(包括特殊教育等)都有明显地发展，如2023年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2年的约12.4年提高到14?年，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有较大发展等。

新世纪中国教育发展，还包括其教育商品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公平性演变历程等。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的商品市场化，并根据教育的经济(企业化产业化)效益(而非主要的教育效益)等组织教育活动。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活动，不是为着某种交易，教育不应当产业化，仅教育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延伸部分可产业化，如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但这不是教育本身的产业化。在当代中国，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如其学生上学自费和毕业生自主择业)出台至1999年是教育产业化的兴起阶段，从1999年高校大扩招起，教育产业化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现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已经普遍发展，如义务教育已经半产业化(其多因而来的量上的考分“硬核”还在)，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已经似产业化。在基础教育阶段，学费越来越高，非公共教育投资因素明显地影响甚至左右学生求学和教育态势，如握有不同资源的人们站在不同的教育起跑线上，付费包括课外补培付费不同而教育受益不同，对贫困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大量存在，就说明了教育非公益性的某种(弥补性)存在等等。[39] [40] [41]在高等教育阶段，市场竞争已成为大学筹集办学资源的重要渠道，高等教育市场之间的竞争表现多样，如大学排名、学科评估、“生源大战”、就业竞争、 人才引进、竞逐科研项目、募集社会资金、专业设置、学位点申报、学历通胀等等，所有这些竞争交织在一起，彼此强化，促使大学办学趋向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新机制。从本质上来讲，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政府管控因素不断减少，而市场因素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竞争不是立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毕业生的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教学质量核心地位)，而是将竞争目标锁定于追求学术声望和争取更多资源等。[42] [43] [44]其民办教育基本实现了政学分离，它的市场化资本化色彩更浓。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全面和过快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发展也进入普及化阶段，数量扩展渐步尽头，大学生失业问题早已严峻。[45]同时，教育公平问题等教育矛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教育公平，简即教育活动的公共平等或平等公共，包括教育条件公平(教育资源条件，包括教育物质设施投入和师资及其学校状况)、教育过程公平(指向教育宏微观进行时)、教育结果公平等三大方面。教育的社会条件，包括其经济社会发展、阶级阶层和家庭状况。教育起点公平、教育机会公平、教育权利平等;教育形式公平和教育实质公平等都可以融入前述教育公平三大框架中。[46] [47]教育公平，包括其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教育客体向度公平是基础，教育主体向度公平是依归。教育公平客体向度发展，是一个客观性较强的历史演变过程，见前述的教育发展和改革过程，目前仍然存在教育的区域、城乡和校际之间发展的大差异。教育公平主体向度发展是一个选择性较强的历史演变过程。教育公平主体向度的指向首先是学生，是不同区域、城乡和学校的学生，是不同阶级阶层和家庭里学生。教育公平涉及其各个学段和类型。在基础教育阶段，随着教育普及化程度深化，主体向度教育公平的重点逐渐由教育机会(数量)公平转向教育质量公平(上好学、争好成绩的公平)，并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中阶段;随着教育(包括教育产业化)发展，出现了城乡和阶层等教育公平主体向度差距日益扩大化趋势。对此，已有多方论及。[48] [49]如薛海平2015年证实了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对义务教育公平的严重挑战。“影子教育”到2021年才有所削弱，但至今难以根治。[50]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数量)公平(教育起点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公平享有)问题都特别突出。如许长青等人以国内39所“985”高校2016年招生计划指标的实证研究得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区域(主体向度)不平等问题突出，如每万人(报考人)录取机会：天津、542.33人，北京、459.64人;而贵州、108.08人，河南、114.82人。可见，录取机会多与少双方差距很大;同时，在“985”高校聚类分析结果及其教育基尼系数值上，一类“985” 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3所)教育基尼系数是0.433(超过0.4警戒线)，非常不平均。[51]2023年，詹宏毅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证明： 高校扩招政策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方面的公平，但在质量公平方面却呈现出了马太效应，而下层群体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多地集中于专科学校;对于高等教育和本科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发挥显著作用;而对于以中央部属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而言，则是资源转化模式发挥显著作用。[52]这践行的基本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贯例。其实，在高等教育公平主体向度上，有些是可以率先做好的。如在现实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分省定额”(招生指标名额)上，完全可以通过统筹达到：以各省(区市)的高教适龄人口及其高考参加人数为基数，公平分配各省高校招生指标和重点(优质)大学招生指标，并根据教育公平补偿原则对农村及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下层阶层学生的两层次招生指标进行微调(如改善现性专项招生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