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学家正在为殖民、帝国和后殖民研究中迅速增长的文献增添特定的学科特色。他们特别热衷于在有关帝国的历史文献中添加解释性说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率先将殖民地作为历史形态进行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相反，社会学家坚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动态交往，询问这两个群体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与当代后殖民学者一样，社会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究，海外殖民主义和殖民移民是如何重塑宗主国的。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对殖民地研究的讨论相呼应，当前关于后殖民社会学的讨论质疑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并询问社会学本身是如何被帝国塑造的。当前对帝国的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六组因果机制：(1)资本主义;(2)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3)文化表征与主体性;(4)被殖民者的抗争与合作;(5)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6)殖民地国家中心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妥协。

关键词：帝国主义、领土和非正式帝国、驻领殖民地 、内部殖民主义、去殖民化

作者：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密歇根大学Charles Tilly社会学讲席教授。

译者：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校者：马天航，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来源：原文载Steinmetz G. 2014. “The sociology of empires, colonies, and postcolon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77-103.本译文已征得原作者授权。译稿发表于《清华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期。

一 引言

在过去的四千年中，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国史或者一部关于帝国的历史”(Darwin 2008a：491)。民族国家是一项晚近的发明。例如，法国只有在1962年“放弃了其帝国结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成分阿尔及利亚”，才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Cooper 2005：156)。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像美国这样表面上非帝国的民族国家，其实一直是非正式的帝国(如Mann 1986-2012，vol.4)。

最近一份仅涵盖大英帝国的文献目录就长达1000多页(Porter 2002)。本综述并不试图调查这片浩瀚的学术海洋，而是聚焦于社会学学科自身。正如麦克伦南(2013)所建议，社会学有可能在帝国研究中加入一些特殊的内容。至少，亦如凯勒在一个世纪前(Keller 1906)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和帝国可以对社会学有所贡献。社会学家无法回避帝国，即使是那些关注当下和本土的社会学家。对于历史和跨国社会学家来说，帝国和殖民地无处不在，尽管它们可能会随着知识时尚的变化而时隐时现。

社会学对帝国的研究姗姗来迟，只因其成为一门学术科目的时间相对较晚(Goudsblom and Heilbron 2004)。但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851[1929]：128-34)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2001)以来，社会学家对这些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工作的学术社会学家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殖民研究(Steinmetz 2013a)。社会学家在研究去殖民化后出现的关于发展和欠发达问题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社会学家是最早对殖民地进行比较历史研究的一批人(Balandier 1955，de Dampierre 1967，Hermassi 1972，Wallerstein 1959)。这一故事的最新阶段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社会学(Steinmetz 2013b)以及自称为后殖民社会学(Magubane 2013，Reuter and Villa 2009，Steinmetz 2006)的出现。

在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随着公众舆论和共识转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社会学家对其学科参与殖民帝国的失忆症几乎在殖民时代结束时立即出现。如果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提到殖民主义和帝国，它们通常会被归并为(be collapsed into)经济帝国主义。因此，当前关于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方兴未艾，却对社会学本身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经验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本文是一项对失忆症的锻练，也是一份该主题未来研究的指南。

在继续之前，我需要定义几个术语。对帝国的研究分布在许多学科，这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我们自己的帝国词汇主要来源于罗马帝国。当我们踏入这个概念领域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处于从古代开始的一系列激烈辩论的核心。

二 定义

（一）帝国

在所有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讨论中，帝国是首要的概念。名词imperium最初表示国王和官员指挥和惩罚臣民的合法权力(Weber 1921-1922[1978]：650，839)。然后，统治权(imperium)的概念“通过类比引申为罗马有权命令其所征服的人民服从”(Lieven 2000：8)。中世纪时期，帝国在西欧先后具有三种主要含义：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德意志帝国理念、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卡洛林王朝的帝国意识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所谓世界帝国(universal empire)(Lieven 2000：13-17)。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帝国一词开始被用来指通过征服造就的大型领土政治组织和单一国家的海外属地(Pagden 2003)。法国和英国都将其海外殖民地称为他们的帝国。

然而，在社会学中，帝国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后主要由研究古代或非西方社会的专家使用，如布罗伊尔(Breuer)，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吉登斯( Giddens)，格切克( Göçek)和曼(Mann)(Breuer，1987;Eisenstadt，1963;Giddens，1987;Göçek，1987;Mann，1986-2012)。只有少数人将现代政体称为帝国(如Nederveen Pieterse 1990)。

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帝国是扩张的、军事化的、多民族的政治组织，它极大地限制了其所征服的人民和政体的主权。正如苏尼(Suny)所写，帝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支配或控制，两个单位分处在一种层级节制的、不平等的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宗主国主宰边缘地区，对边缘地区不利。”(Suny，2001)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无视所有削弱帝国核心政治意义的定义。帝国概念的边界是霸权、大国和国际影响力的理念(有关霸权和帝国的比较，参见Go 2011，vol.3)。

（二）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用来谴责拿破仑的军事专制，然后被用于拿破仑三世、其他十九世纪统治者以及整个大英帝国(Knox 1998，Spann 1923)。帝国这个词在十九世纪的含义仍然大体上是正面的，与之相反，帝国主义总是暗示着非法和傲慢。抛开帝国主义的隐喻用法不谈，我们可以确定1900年至1920年间出现的两个主要分析性的定义。霍布森(Hobson)将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在消费不足时期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Hobson，1902，1965)。熊彼特(Schumpeter)反驳说，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无目的地进行无限的武力扩张”(Schumpeter，1919，1951：6)。

我自己的定义保留了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的政治共鸣(resonance)，并拒绝将其等同于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外国土地进行政治控制的战略，不一定涉及外来入侵者的征服、占领和持久统治。在这方面，帝国主义是比殖民主义“更全面的概念”，因为帝国可能把殖民地“不仅视为目的本身”，而且视为更大的“全球权力游戏”中的棋子(Osterhammel 2005：21-22;Aron 1959[2006])。

（三）殖民地、殖民主义和殖民地化

殖民主义基于拉丁语动词colere(居住、耕作和栽培)。因此，殖民地和殖民地化这两个词显然与罗马的扩张和罗马的佃农的形象有关(Weber 1891[2010])。由于这些有关土地的起源，所以殖民地通常被用来指定“由‘母国’移民来占领的领土”，而没有任何额外的征服和外国统治的迹象(Gonzalez Casanova 1965：28)。殖民地化指的是移民，然后是定居和对景观(landscape)的改造。但这一组含义并不符合对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的现代理解。

在当代用法中，殖民主义意味着征服一个外国民族，然后建立一个由征服国成员控制的并适合统治被征服领土的土著居民的组织。因此，殖民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范围更窄的概念。殖民主义总是涉及征服国对主权的霸占，其统治被视为永久的，或者仅限于一个遥远或定义模糊的终点。当然，主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either/or)的条件，而是逐级变化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具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性和非正式性，并坚持对外国统治的委婉表达(euphemization)。对于殖民主义的定义来说，殖民地的实际寿命不如统治者对时间框架的理解重要。大多数殖民地将日常统治的某些方面委托给本土代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国主权标准。

殖民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被征服的人口在法律、行政、社会、文化和/或生物方面的配置都低于其占领者(Burawoy 1974：526)。查特基(Chatterjee)称之为差别统治(Chatterjee，1993)。所有殖民地国家都将其臣民划分为不同的部落或种族群体，以加强控制，但同时，殖民地国家也将被殖民者归入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类别。正如苏尼(Suny)所写，“在欧洲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存在着构建和复制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类别的根本问题，使它们保持不同，一个低于另一个。”(Suny，2001：32)

一些殖民地在差别统治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这一规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通常更加严格。在美洲，西班牙人的监护征赋制度(encomienda system)承担着“使人们皈依的义务”(Cooper 2004：264)，这缩小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距离。近代早期法属美洲的殖民主义倾向于完全同化美洲原住民，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和法国文明”(Belmessous 2013：13)。日本的殖民主义以泛亚主义为导向，这削弱了有区别的殖民统治的严重性(Duara 2003：99-122;Chae 2013;Park 2005)。然而，所有现代西方殖民地都“持续而警觉地”精心设计和执行差别统治(Stoler and Cooper 1997：5)，这阻止了大多数殖民地的臣民获得与其统治者平等的法律权利和地位。甚至据称是同化主义的法兰西帝国也对真正的同化施加了限制。在一项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族教师培训的历史研究中，受到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启发，科隆纳(Colonna)表明，殖民国对文化渗透的道路施加了特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将学术卓越的品质定义为既不太接近原始文化，也不太接近西方文化(Colonna，1975：168-69)。

（四）帝国背景下的国家

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种概念上的转变，历史上被称为帝国的政体被重新归类为国家。这发生在庞大的殖民帝国逐步消失，民族国家日渐成为国际体系默认的组织单位之际。

国家需要在几个点上被整合到帝国的研究中。首先，大多数帝国的中心都有一个国家(Schmitt 1941[1991]：67)。一个帝国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太阳系，在这个太阳系中，被殖民的边缘地区围绕着宗主国的核心运行，引力将它们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并将它们彼此绑定在一起。这个帝国太阳系中的行星也都有自己的国家。这些边缘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殖民地国家，它是一种管理殖民地的行政机构，有时从其宗主国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Blackburn 1988：79-85;Han 2006;Laidlaw 2005;Steinmetz 2007)。第二种是间接统治的土邦(native state)。殖民者通常依赖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Fields 1985，Gowda 2013)。这里的间接性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殖民国家部分地通过土著精英的代理来统治土邦。国家扮演帝国的历史起源和终点的角色，民族国家获得和失去帝国或者帝国退化为纯粹的国家。

国家经常做与帝国相似的事情(或帝国国家;参见Burbank and Cooper 2010，Kumar 2013，Steinmetz 2005)。这部分是因为国家和帝国都受到类似的外部制约，包括来自地缘政治和资源依赖的压力。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或民族化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当地土著的待遇(Brubaker，1995)。在吞并新领土后不久，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通常开始消除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法律、行政和公民身份差异。帝国保持并加强了这种差异;现代殖民帝国使这些差异尽可能僵化和不对称。民族国家普遍化推力的主要例外位于欧洲边缘地区(Bartlett 1993)和所谓的内部殖民地，(这将在)下文讨论。

（五）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继续塑造前殖民地和宗主国的方式的调查研究，也是理解历史殖民主义的一套新方法。后殖民主义与其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术语，不如说是一种“从理论上抵制殖民主义后果的神秘失忆症”的主张(Ganghi 1998：4)。后殖民研究是一个不寻常的领域，因为它不仅可以追溯到学术理论家，也可以追溯到小说和诗歌作家。事实上，一些殖民主义社会学家(Georges Balandier，Michel Leiris，Orlando Patterson，Leopold von Wiese)首先出版了殖民小说，然后转向了更具社会科学的风格。后殖民理论的两位先驱，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和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在从事社会科学的同时继续写小说。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罕见的科学领域，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其中社会科学也继续与人文学科互动。

后帝国理论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历史的黄昏时期形成的，在这个时期，帝国的衰落还没有伴随着其文化力量的减弱。事实上，帝国意识形态在这些过渡时刻呈现出夸张的形式。后帝国理论表明，美国文化的帝国性在美帝国衰落的日子里变得越发明显。黑尔和斯坦梅茨(Hell and Steinmetz)提炼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Venturi et al.1972)中所颂扬的后现代都市主义的帝国的潜台词，并追溯了拉斯维加斯自我呈现的演变，从20世纪40至60年代对罗马和欧洲帝国的自信戏仿，到今天对一个衰落中的强化军事帝国的粗笨展示(Hell and Steinmetz，2014)。

三 帝国战略与帝国的组态

帝国通常结合不同的统治战略，形成混合的政治形态(Steinmetz 2005)。我们可以区分四种基本的帝国战略：(1)前现代陆基帝国;(2)现代领土帝国;(3)殖民主义;(4)非正式、非领土型的帝国主义。18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就是一个组合战略的例子：奥地利属荷兰(the Austrian Netherlands)被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视为领土交换游戏中的棋子，而匈牙利则被占领并像殖民地一样被统治。

历史学家研究从一种帝国形态到另一种帝国形态的转变，以及在给定政治集群(constellation)中，不同战略的相对重要性的重新安排。19世纪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是一个以殖民主义为主的战略演变为更多帝国主义方法的例子。19世纪80年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开始了一场回归正式殖民主义的运动。

另一种帝国模式涉及特许公司。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时期，投资者为了贸易、勘探和开发而创建了这样的公司。最有趣的案例，如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承担政府政治和镇压职能的特许公司。前者于1800年破产，并将权力移交给荷兰政府，后者于1858年将权力转让给英国王室(Lardinois 2008)。1858年至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由欧洲国家的代理人管理，但在此期间也有一些特许公司成立了。19世纪80年代至1900年间，特许公司在德属新几内亚和马绍尔群岛拥有政治权力。比利时政府直到1908年才取得对刚果完整的行政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特许的上乌班吉苏丹国新公司(Société Nouvelle des Sultants du Haut Oubangui)对法国殖民地乌班吉沙立的总督行使了事实上的控制权(de Dampierre 1967：494-505)。1923年，南罗得西亚的主权从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转移给半独立的驻领政府。最后的抵抗者是葡萄牙属莫桑比克，直到1942年，那里的私人特许公司控制了几乎一半的领土。这些都是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情况。

（一）前现代领土帝国

古代帝国通常将不安于现状的扩张和军国主义与稳定被征服者的努力相结合，往往通过承诺和平与繁荣来换取臣服和贡品(Mann 1986-2012，vol.1;Pagden 2003)。无休止的征服和合并浪潮的一个结果是，帝国往往是多文明的和多神教的，保留了文化差异(Burbank and Cooper 2010;关于古代帝国的相反观点，请参见Giddens 1987：81)。韦伯(Weber)关注罗马帝国的衰亡，并比较了现代和古代帝国(Weber，1891[2010])。社会学家布罗伊尔(Breuer)、艾伯哈德(Eberhard)、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弗莱尔(Freyer)、吉登斯(Giddens)以及戈德斯通和霍尔顿(Goldstone and Haldon)以广泛的韦伯式风格分析古代帝国(Breuer，1987;Eberhard，1965;Eisenstadt，1963;Freyer，1948;Giddens，1987;Goldstone and Haldon，2009)。根据曼(Mann)的说法，传统帝国是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权力来源的高阶连结体(Mann，1986-2012：vol.1)。

（二）现代大陆帝国

现代的领土帝国也是以不断扩张和稳定所获得的土地(两个)相互冲突的要件为导向。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中华帝国向西延伸(Perdue 2005)，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Lieven 2000)，以及通过欧洲帝国从几个不同方向入侵美洲大陆并征服美洲土著来创建美国(Taylor 2001)。1938年纳粹合并(Anschluss)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标志着中欧新大陆帝国的开始(Mazower 2008)。纳粹社会学家，如缪尔曼(Mühlmann)为管理东部被占领土上的特定人口并有选择地将其德国化的计划做出了贡献(Mühlmann，1994)。现代大陆帝国与民族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强调文化差异而非文化统一。因此，在被纳粹占领的东欧，德国人受到了类似于殖民统治的差别待遇(Lower 2005：162-79)。

（三）殖民帝国

殖民帝国显示出分裂的倾向，以及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部署的本土政策的相应变化。官员们在努力控制每个殖民地国家和每个宗主国殖民地办事处的行政领域中不断地相互斗争(Steinmetz 2008b，2013c)。这样的分歧解释了殖民地之间的一些政策差异。这些位于殖民政府核心的分歧，打破了单一的“帝国主义官方思想”或任何特定殖民地内部统一的官方思想的任何前提(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

与此同时，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是以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假设为基础，其中包括共同承认殖民地国家和帝国的存在。对帝国作为整体的共同认可是基于各种实践：君主和总统访问各帝国的前哨;在巴黎殖民学校(École coloniale)的相同课程或在牛津和剑桥的殖民地学员课程中，培训前往特定帝国不同地区任职的公务员;环绕全球的殖民职业路径;还有帝国海军，他们的旅行勾勒出了帝国的轮廓。殖民帝国存在于宗主国人口的心中和脑海里，尽管他们对帝国的细节一无所知(Ward 200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英帝国处于英国自我理解和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帝国的丧失对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的殖民展览通常展示各国殖民帝国的微型版本(Geppert 2010)。例如，1896年柏林贸易展览会上，2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由每个德国殖民地的土著村庄组成的景观，这些村庄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这些殖民地的土著人(Steinmetz 1993)。类似的展览也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其他地方举行。殖民帝国还通过小说、电影、纪念碑、博物馆、玩具、纸牌和学校课程在通俗文化中被表现为融合的整体(Steinmetz and Hell 2006，Trepsdorf 2006)。

（四）近代早期殖民主义与现代殖民主义

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和现代殖民主义之间的区别，对应于18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的支点从西半球转向作为帝国注意力主焦点的非洲和亚洲，也与从殖民奴隶制逐渐转向在非洲剥削非洲劳工相对应(Blackburn 1997)。在英国历史上，这段停顿(caesura)被称为“帝国子午线”，也作为从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Bayly 1989，Darwin 2008b)。这一区别还体现为逐渐摆脱重商殖民主义和特许公司的统治，并向宗主国直接管理殖民地的西班牙模式靠拢。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大规模重新安置外国侨民的情况也有所减少，这是近代早期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特征(Elliott 2006)。19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大多数殖民地都位于被认为不适合欧洲人居住的地区，或者有其他定居障碍(的地区)。甘恩(Gann)指出了现代出现的另外两类殖民地：因其“实际或假定的陆军和海军价值”而获得的战略殖民地，以及主要作为“威望问题”而获得的殖民地，如日本以及某种程度上德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帝国(Gann，1984：498，502)。

（五）驻领殖民地

在驻领殖民地，土著居民被定居者取代或臣服于定居者，在法律和行政方面被不平等对待。沃尔夫(Wolfe )认为，驻领殖民地本质上是“消灭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土著土地、同化、驱逐或创建偏远的保留地来瓦解土著文化(Wolfe，2006)。定居者常常把他们正在殖民的空间想象成一块Raum ohne Volk(没有人的土地)，并援引无主地(terra nullius)学说的某种版本——认为土著居民没有有效利用的土地(以及隐含的经济资源)“可以由一个优越的入侵国合法征用和开发”(Lieven 2000：4)。更坦率地说，驻领殖民地信奉“欧洲人有权超越土著人的要求去占领和开发”他们自己的资源的理念(Frazier 1955：84)。在根本没有土著居民的地方(无论是由于驱逐还是灭绝)，我们应该谈论殖民者的殖民地化(settler colonization)，而不是殖民主义。

殖民地定居点的可能性和定居者人口的数量是由殖民地官员决定的，他们有时会完全禁止定居。即使在定居者数量超过其他殖民者的殖民地，定居者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Elkins and Pedersen 2005：5)。

驻领殖民地的长期轨迹变化巨大。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通常在驻领殖民地比在非驻领殖民地更加暴力。土著居民可能被孤立在偏远地区，这种模式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欠发达(程度)(Zureik 1979：29)。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勒斯坦和美洲，定居者从他们的宗主国统治者手中获得了独立，并接管了继承下来的国家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驻领殖民地因“定居者集体出走”(Veracini 2010：106)和白人的政治边缘化而终结。

（六）内部殖民主义

一些前驻领殖民地包含内部殖民地——受周边国家支配的土著居民。社会学家兼印第安人政策改革家科利尔(Collier)分析，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待遇是“现代世界最长的‘殖民’记录”(Collier，1945：265)。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alez Casanova)(1965：27)将西班牙人向作为土著墨西哥人的统治者的“克里奥尔人” 的转变描述为从殖民主义向内部殖民主义的转变。赫克特(Hechter)分析了英国对凯尔特外缘地区的纳入是内部殖民主义(Hechter，1975)。亚当(Adam)将1910年后的南非[当时权力被转移给唯一的白人少数群体(Wolpe 1975：231)]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Adam，1971)。对于祖瑞克(Zureik )来说，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内部殖民地，尽管正如亚当和穆德利(Adam and Moodley)所指出的，定居者本身“成为土著”的临界点是模糊的(Zureik，1979;Adam and Moodley，2005：1)。斯尼普(Snipp)将内部殖民主义的概念引入到美洲原住民的研究中。奇怪的是，对内部殖民主义概念的科学应用几乎完全局限于社会学(Snipp，1986)。

只有在当前统治精英的祖先作为殖民征服者到达的地方，以及在内部殖民地是由最初殖民者征服的土著人后裔承袭的地方，内部殖民主义的理念似乎才做了有用的区分。然而，尽管本土性是内部殖民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领土集中却并非如此。几个世纪以来，美洲原住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分散在美国各地，但他们目前的保留地仍然是内部殖民地。

（七）非正式、非领土帝国

在二十世纪占据主导的帝国类型是非正式的和非领土的(Mann 1986-2012，vol.4)。国际控制是通过军事、经济和其他手段进行的，但不存在征服或永久夺取政治主权的情况，因此不可能有系统地实施差别统治。非正式帝国比霸权更具强制性。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是1918年以前德国统治中欧的“中欧”(Mitteleuropa)计划(Naumann 1915[196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社会学家开始讨论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新的、高度“弹性”的形式，这种形式“给受害者留下了政治自主的假象，并对最低限度的政治暴力感到满意”(Salz 1923：569;另见Gerth and Mills 1953：205)。施密特(Schmitt)将其帝国“更大空间”(Großraum)或内在规则的概念建立在美国门罗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这是一种将美国利益强加给西半球国家而不直接统治它们的制度(Schmitt，1941[1991]，1950[2003])。阿隆(Aron)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讨论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问题(Aron，1945，1973)。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驻领殖民地的自治领地位代表了“殖民状态和独立状态之间的中间地带”，此时王室对英联邦国家的权力被根本上削弱(McIntyre 1999：194)。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技术包括被操纵的市场交易、治外法权安排、秘密监狱(black sites)和特别引渡、无人机袭击、不平等的军事联盟和部队地位协定。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建立在由数百个半永久性军事基地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临时军事设施组成的全球网格之上。

（八）去殖民化、帝国衰落和帝国的来世

蒂利(Tilly)写道，“我们文化的标准文学形式”之一是，“为一个堕落的帝国而写的挽歌。”(Tilly，1997：1)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帝国建立者们一直痴迷于帝国的衰落。他们为看似不可避免的衰败编造了无数的解释，并炮制了阻止衰落的方法(Hell 2009)。然而，直到最近，社会科学家还没有像关注帝国的获得、成长和治理那样关注帝国的瓦解(Howe 1993)。一些分析人士将殖民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对领导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少数年轻人”的西式教育(Aron 1957：11.04-12)。其他人则将矛头指向了战争、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衰退、冷战以及美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忠诚度、帝国的经济“过度扩张”(Kennedy 1989，Schäffle 1887)，以及宗主国公众和政界对帝国日益强烈的反对。

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 1986)为殖民征服和去殖民化的历史模式以及十九世纪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经济向欧洲核心剥削非洲人和非洲资源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模型。在非霸权时期，核心分裂且每个有竞争力的大国都声称拥有全球外围的特定区块，并与之建立了专属的、受保护的贸易和资源开采关系(Bergesen and Schoenberg 1980)。当核心是霸权化的，主导大国实施自由贸易，避免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去殖民化随之而来。这种说法的经验问题是，像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样的重要殖民地是在英国非殖民霸权阶段被吞并的。此外，美国积极支持欧洲在除南亚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坚守其殖民地的努力，直到去殖民化成为定局(Louis and Robinson 1993)。葡萄牙帝国在1974年之前一直保持完整，南部和中部非洲的驻领殖民地甚至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世界体系理论为解释全球殖民活动浪潮的问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答案。

关于陆地帝国衰落的理论比较分散(diffuse)。古代作家遵循奥古斯丁的模型，认为帝国财富导致奢侈、颓废和虚弱(Demandt 1997：225)。历史学家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提出了数百个原因。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大部分内容涉及古代帝国的永存，而不是它们的衰落(Eisenstadt，1963)，但在其他地方，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指出，不同的前现代帝国的衰落是由于同一组决定因素，包括官僚阶级和食利者阶级的增长，商业和耕地面积的下降，以及统治者和传统精英之间政治联盟的破裂(Eisenstadt，1967：2-4)。目前大多数关于帝国终结的研究都是多原因的;正如蒂利(Tilly)所言，“如果四千年来的帝国都是如此……千差万别，那么除了琐碎的内容之外，我们不太可能从它们的历史中得出任何不变的东西”(Tilly，1997：5)。

帝国的来世呢?如前所述，这是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赫尔马西(Hermassi)在本刊中指出，“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外围经济体和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源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Hermassi，1978：250)最近，科利(Kohli)和马奥尼(Mahoney)发现殖民地国家的结构和政策对后殖民经济增长有着持久的影响(Kohli，2004;Mahoney，2010)。殖民奴隶制的后果继续影响着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和不平等。如果殖民时期的大屠杀对后殖民时期的经济表现没有容易测量的影响，那么其遗产以不太可量化的方式持续存在。例如，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赫雷罗人继续在政治和心理上与一个多世纪前结束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后果作斗争(Durham 1993)。在萨摩亚，德国殖民者引入的一些机构，如土地和产权法院，一直在后殖民地国家中保持着(Steinmetz 2008b)。

四 帝国的理论透视

本节围绕已提出的解释帝国各个方面的因果机制组织起来。这些理论方法围绕着六种不同的因果机制或机制集合：(1)资本主义;(2)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3)文化表征与主体性;(4)被殖民者的抵抗与合作;(5)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以及(6)殖民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一）马克思主义帝国理论

马克思并非集中关注帝国主义，但他的作品包含了三个相关论点。首先，马克思(Marx)坚持认为，鉴于“资本主义政权的国际性质”，资本主义不能在国家尺度上得到充分的分析(Marx，1867[1976]：929)。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效仿列宁(Lenin，1917[1939])，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Hardt and Negri 2000)或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第二，马克思实际上称赞帝国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一种必要的恶。他批评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但认为其长期影响是积极的，因为它将统一印度国家，并彻底改变该国奄奄一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Marx 1969)。第三，马克思勾勒了一个驻领殖民化理论。事实上，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殖民地”的“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公共财产”，因为它已经从其土著所有者那里被整体征用，这意味着“每个殖民者”都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他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生产资料”，从而抵制自己的“(再)无产阶级化”(Marx 1867[1976]：934，938)。

马克思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这一观点遭到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反对(见Warren 1980)。对霍布森(Hobson)和卢森堡(Luxemburg)来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与对宗主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一样具有毁灭性(Hobson，1902[1965];Luxemburg，1913[2003])。希法亭和列宁(Hilferding and Lenin)将帝国主义等同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些观点重新表述为“欠发达的发展”、经济“依附”、“不平等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交换”(Bortoluci and Jansen 2013：211-13)。雷(Rey)的生产方式的连接模型认为，殖民主义重建并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Rey，1973;另见Alavi 1975，Wolpe 1980)。沃勒斯坦(Wallerstein)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部分是为了解释后殖民时期非洲发展的失败(Wallerstein，1986)。这一理论将全球边缘(国家)描述为注定要生产供核心(国家)加工的原材料。沃勒斯坦还试图解释十九世纪摆脱奴隶制的运动以及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浪潮(见上文)。在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看来，帝国不再以征服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为中心，它“由在单一统治逻辑下联合起来的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有机体组成” (Hardt and Negri，2000：xii)。

一些帝国分析家关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卢森堡(Luxemburg)认为，“每一次新的殖民扩张都理所当然地伴随着资本对土著人的社会和经济纽带的无情斗争，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被强行剥夺。”(Luxemburg，1913[2003]：350)在拉兹雷格(Lazreg)看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导致了土地的“原始积累”，“将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变成定居点殖民地”(Lazreg，1976：53)。哈维(Harvey)认为，“通过剥夺来积累”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起点，而且是一个经常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复过程(Harvey，2003)。

（二）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

第二组方法将帝国理解为沐浴在血泊之中。这些观点在第一代中欧社会学家中是正统的。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争夺统治权的种族斗争”是“历史进程中所有事件的轴心”(Gumplowicz 1883：194，218)。“几乎不间断的战争”的历史进程的顶峰(Gumplowicz 1883：176)是国家和帝国的建立。舍弗勒(Schäfflfle)同意国家为了“自我保护”而追求扩张(Schäfflfle，1887：148)。拉采尔(Ratzel)将他的分析建立在所谓的一般“自然”规律基础上，认为所有人(Völker)都被驱使去扩张和征服(Ratzel，1923)。这种趋势在现代性中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各国越是意识到全球空间关系，它们就越参与到空间斗争中来”(Ratzel 1923：266)。米歇尔斯(Michels)从人口压力、民族自豪感和“空间斗争”中自然的“政治扩张本能”等方面解释了意大利在北非何以转向殖民主义(Michels 1912：470;1932：708-10)。韦伯(Weber)一如既往地在持续辩论的对立两极之间达成了平衡，并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古老的地位因素、地缘政治和军事来源以及资本主义(Weber，1921-1922[1978])。奥本海默(Oppenheimer)还将国家的军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追求外国市场和“外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利润的解释相结合(Oppenheimer，1926：789-790)。很久之后，蒂利(Tilly)效仿韦伯和奥本海默，将龚普洛维奇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果机制结合起来(Tilly，1990)。曼(Mann)将意识形态权力添加其中，并将龚普洛维奇式的权力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军事的和政治的(Mann，1986-2012)。

社会学家经常通过将暴力缩小到人际或微观层面，或将其转化为因变量来尽量减少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帝国研究的子领域避免了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和解的诱惑。根据金(King)和冯·特罗塔(von Trotha)的研究，军营是殖民地国家的原始单位(King，1990;von Trotha，1994)。许多人认为，驻领殖民主义产生了灭绝主义的动力。暴力是施密特(Schmitt)关于国家、帝国、“更大空间”、内在规则和土地分配理论的核心(Schmitt，1941[1991]、1950[2003])。施密特认为，殖民战争归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司法和文化框架，而非早期现代国际法中的友好线或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范围内的常规的、传统的(bracketed) 战争(Schmitt 1950[2003])。地缘政治的差别统治引发了针对非欧洲人的大规模暴力。甚至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也被认为不适用于帝国战争。殖民战争经常依赖于宣布戒严令、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Füredi 1994)。根据施密特(Schmitt)的说法，欧洲内在规则的终结在欧洲内部引发了同样的暴力(Schmitt，1962b[2007])。现代帝国战争率先使用了随后被引入宗主国的武器和做法(Graham 2011)：机关枪、达姆弹、空中轰炸、特殊防暴警务方法和水刑。帝国战争与传统的(bracketed)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土的、游击队和非正规战斗人员的普遍存在;暴力升级;以及权力的不对称性(Schmitt 1962a)。自1914年以来，友好线内外的战争区别已经基本消失。

（三）文化与帝国

长期以来，殖民地和帝国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文化表征和主体性的形式。殖民者文化被解析为与其他殖民者的关系、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和殖民地状况的结果。巴特利特(Bartlett)总结了他对欧洲中世纪殖民主义的研究，他观察到“欧洲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心理习惯和制度诞生于中世纪世界：墨西哥的征服者知道穆德哈尔人(Mudejars)的问题。” (Bartlett，1993：313)锡德(Seed)分析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殖民地占有仪式中的作用(Seed，1995)。杜波依斯(Du Bois)将现代种族主义视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和决定因素(Du Bois，1945[1975])。

另一项研究追踪了殖民者文化对殖民统治的影响。研究西班牙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天主教和新教为殖民者提供了主要的文化参照框架，也是他们将美洲视为神圣空间的愿景的来源(Elliott 2006)。布莱克本(Blackburn)指出，美洲的殖民种植园主“喜欢区分不同的非洲民族，把真实或想象的技能和气质都归因于他们”，并且“混血和黑白混血人群被精心分类”;除了“好的和坏的本地人”之间的首要区别之外，这些想法也为奴隶主的做法提供了信息(Blackburn，1997：22)。斯特里茨(Streets)重建了英国军事思想中锡克人、廓尔喀人和高地人的形象，并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塑造帝国实践的(Streets，2004)。亚当斯(Adams)追溯了对家族的独特理解对荷兰殖民时期特许公司政策的影响(Adams，2005)。

其他人则追随萨义德(Said)的暗示性主张，即“殖民地是由旅行者的故事”创造的，询问了前殖民时期的表现对殖民征服和治理的因果影响(Said，1978：117)。伯克(Burke)证明，法国在殖民地摩洛哥的“柏柏尔人政策”是由“对阿尔及利亚卡拜尔社会的浪漫成见”塑造的，这导致了旨在“保护”柏柏尔人免受“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政策(Burke，1972：193-94)。斯坦梅茨(Steinmetz2002，2007)表明，前殖民时期的欧洲民族志对被殖民者的描述为德国在非洲、亚洲和中国的殖民地的所有本土政策提供了原材料，即使这些故事不像萨义德所说的那么统一，并且它们对政策的影响是由殖民地国家领域调解的(Steinmetz，2002，2007)(见下文)。吴(Goh)展示了英属马来亚和美属菲律宾的殖民地国家的类似情况(Goh，2007)。威尔逊(Wilson)证明，英国在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管理印度人的不同制度是基于对印度人的两种不同愿景，分别是“与英国人有本质区别”和“与英国人基本相似”，并且这些愿景形成了不同的收益汲取体系(Wilson，2011：1438)。研究人员还研究了传教士会社及其特定文化如何促成殖民霸权，助长反殖民民族主义(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Leenhardt 1902[1976])，或促进独立后民主的力量(Woodberry 2012)。

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文化影响也受到了更多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家们一直认为，被殖民的民族有选择地占有和拒绝殖民文化的不同部分。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41：184-85)指出，欧洲和非洲传统的混合是“新世界黑人(New World Negroes)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机制”，但他用“重新解释”替换了“融合”一词，定义为“文化借用”，允许“一个民族在采用新的外部制度形式的同时保留传统上认可的行为模式的内在含义”(Herskovits and Herskovits 1947[1964]：vi)。

莫斯(Mauss)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了所有主要的法国殖民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同意赫斯科维茨的观点，即“殖民主义诞育了新的社会”，“在这里，就像通婚(métissage)一样，这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领域。”(Mauss，1934[1969]：353-54)莫斯的学生研究了殖民主义导致的各种文化转型。莱恩哈特(Leenhardt)将新苏格兰的土著文化解释为融合(文化)，并认为殖民时期的跨文化现象在欧洲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之间是双向进行的(Leenhardt，1953：213)。《殖民地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olonies)一书的作者莫尼耶(Maunier1949：124，535)讨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模仿，开发出一种殖民混合理论，即“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改变”及其反面”(Maunier，1949：124，535)。莫斯的另一位学生德弗罗(Devereux)在他关于单个大平原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的著名研究中，开篇发问：“印第安文化的哪个阶段与美国文化的哪个特定部分发生了接触和冲突”，并分析了“边疆白人”中“对印地安人虚构的优越感”综合征(Devereux 1951：8，10)。巴斯蒂德(Bastide)发展了一种动态的“文明相互渗透的社会学”，认为土著文化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某些方面，抵制了其他方面，而“反文化适应”的研究(Bastide 1948：4)是与民族学形成对比的社会学的适当领域(Bastide，1960)。苏斯特尔(Soustelle1943：117)将拉坎敦印第安人(Lacandon Indians)与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Mexican Otomi Indians)进行了比较，前者是一个相对“未受欧洲人改变和影响”的玛雅群体，后者“与其说是放弃他们的旧信仰，不如说是将其并入一种新的”融合式文化(Soustelle，1943：117;Soustelle， 1971：137)。巴朗迪尔和梅西耶(Balandier and Mercier)解释说，塞内加尔的勒布人“过滤并衡量”来自其他文化的“外部影响”，包括殖民地国家，玩着“保护和创新”的“游戏”(Balandier and Mercier，1952：212，131)。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学生涯开始于晚期殖民文化背景，这与其他世纪中叶的殖民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相同。布迪厄感兴趣的是了解被殖民者如何应对殖民环境，是通过认同和适应其要求，还是通过抵抗和拒绝。英国殖民社会学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讨论。在沃斯利(Worsley)看来，货物崇拜代表着对殖民主义的象征性拒绝(Worsley，1957)。米切尔(Mitchell)认为，罗得西亚铜带(Rhodesian Copper Belt)上的非洲人使用欧洲符号，试图“在幻想中跨越不可逾越的障碍”(Mitchell，1956：12)。

精神分析有时被批评为殖民实践(Brickman 2003)，但这是一种误导。首先，弗洛伊德(Freud)关于现代文明核心的“原始”驱动力的论点，与他对普遍心理结构的信念一样，都是殖民种族主义者所憎恶的。其次，在殖民地环境中的执业分析师往往对殖民主义持高度批评态度(例如，Devereux 1951，Fanon 1952[1967])。第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理论和社会结构的体现，精神分析非常适合理解与殖民者活动相关的夸张的种族主义、施虐狂甚至“法西斯主义诱惑”(Memmi 1957[1967]：62)的无意识根源。斯坦梅茨(Steinmetz)运用拉康主义的概念，认为殖民者形成了跨越殖民者-被殖民者边界的想象的认同，并且这些认同有时会影响政策制定(Steinmetz，2007)。精神分析可以阐明困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病理学(Fanon 1952[1967]，Mannoni 1950[1956]，Nandy 1983，Sachs 1937)，以及殖民统治本身的矛盾心理和脆弱性(Bhabha 1994)。

（四）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影响：抵抗与合作

与前一节中讨论的内容重叠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被殖民者的抵抗、合作和其他实践，因为它们塑造了帝国，并被帝国所塑造。社会学家蒙塔涅(Montagne)对比了不同土著民族抵抗殖民冲击的不同能力(Montagne，1936)。巴朗迪尔(Balandier)的《当前的黑非洲社会学》(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将加蓬的芳人(Gabonese Fang)和法属刚果的巴刚果人对殖民主义的不同反应追溯到内部和欧洲诱发因素的混合(Balandier，1955)。由于缺乏中央领导，芳人早已成了闲置的(unemployed)征服者，抵抗法国入侵的能力也较低。巴刚果人曾参与过奴隶贸易，他们更扎根于自己的领地，分等级组织起来，熟悉其他部落，更能抵抗法国人(Balandier 1955：354-55)。德·当皮埃尔(de Dampierre)分析了前殖民征服和法国殖民主义给现在的中非共和国的三个班迪亚王国带来的转变(de Dampierre，1967)。他指出，恩扎卡拉人试图捍卫他们的传统，但最终看到他们的文化被摧毁，而赞德兰(Zandeland)中部和东部文化相似的文加拉王朝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殖民世界(de Dampierre 1998)。英国社会学家追随格拉克曼(Gluckman)研究了“反叛的仪式”和欧洲人的文化挪用(Gluckman，1954;Mitchell 1956)。帕特森(Patterson)在其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论文中，讨论了牙买加奴隶的抵抗和应对策略，包括拒绝工作、逃跑、讽刺和自杀(Patterson，1967)。

一些北美社会学家也分析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菲尔茨(Fields)追溯了守望台教派在英属中非演变为一种“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 (Fields，1985：99)。邦克(Bunker)证明，乌干达的吉苏农民利用退出咖啡生产的威胁来支持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向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政府施压(Bunker，1983，1991)。拉莫斯(Ramos)研究了加拿大的土著抗议(Ramos，2006)。吴(Goh)和戈(Go)认为，被殖民群体有时能够塑造和改变殖民政策(Goh，2007;Go，2008a)。费讷隆(Fenelon)提出了一种美洲原住民抵抗形式的类型学，从顺从到拒绝，中间的做法比如19世纪的鬼舞(Fenelon，1998;另见Hall and Fenelon 2009)。一批迅速增长的文献追踪了美洲原住民和其他被殖民的民族通过模仿欧美人的暴力征服和奴隶贩卖的做法为自身增权的方式(Gallay 2003，Hämäläinen 2008)，以及利用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帝国之间的边境空间的方式(Adelman and Aron 1999，Hämäläinen and Truett 2011)。

民族主义与帝国有着因果关系。最早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在美国殖民地国家的行政单元，那里的“克里奥尔人的官员”发现他们的职业流动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受到了阻碍。“叛乱后的殖民行政-市场统一”也助长了印度的民族主义(Anderson 1983：64)。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民间和官方民族主义是在陆地帝国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产生的(Anderson 1983，ch.6;Charle 2001)。在新的去殖民化国家中，民族主义经常是土著文化的重新配置，以反对外国统治(Busia 1956：5;Hermassi 1972;Wyrtzen 2013)。然而，正如阿明扎德(Aminzade)所示，民族主义并不是独立后用于统一前殖民地的唯一政治文化形式(Aminzade，2013)。

剑桥历史编纂学派将印度和非洲的合作描述为殖民征服的重要来源。罗宾逊和加拉格尔(Robinson and Gallagher)认为，“帝国主义是海外而非西方社会内部压力的产物”(Robinson and Gallagher，1961;Stokes 1969：287)。罗宾逊(Robinson)对帝国历史的所谓非中心主义方法，从边缘地区的行动者和利益的角度，解释了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的模式(Robinson ，1986)。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过于机械化，对意识形态问题充满敌意(Dubow 2009：4)，但它在关注殖民边缘地区在塑造帝国进程中的因果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由古哈(Guha)创立的历史编纂学的底层学派(Guha，1997)，出现在南亚历史的分支领域，并自那时起与后殖民研究相互交织(Prakash 1992)。这种方法也强调以殖民地为中心来研究帝国，但它拒绝了剑桥学派对本土精英的强调，而是将重点放在非精英的主体性和行动上。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底层(subaltern)被殖民者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欧洲殖民者和本土精英的控制。宗教、社区、种族、亲属关系和领土权为主张差异和民族自决提供了资源。

（五）作为因果力的殖民地国家的组织和政策

最后一套方法将殖民地国家或更广泛的帝国结构的体制框架和内部动态视为土著做法和帝国长期轨迹的决定因素。在某些方面，这会将前一节中被视为因变量的对象变为自变量。米切尔(Mitchell)(对此)做了一般性的观察，“殖民地的臣民及其抵抗模式是在殖民地国家的组织领域内形成的。”(Mitchell，1988：xi)这种有组织的国家领域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土著政策，即旨在调节土著人生活和主体性的政府计划。所有殖民统治者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法律和实际框架来管理被殖民群体，从而使他们彼此对立。本土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Evans 1997)，并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Steinmetz 2007)。

仔细研究现代殖民历史可以发现，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之间被夸大的区别只是粗略地映射到实际的统治做法中。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标志着一个多维政策空间中的两个极端，在其中，殖民统治的间接方式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在法兰西帝国也是如此)。除了少数土著人以外，完全同化其他所有人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太多土著人被承认与他们的征服者平等，那么外国主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在另一端，完全由征服国代理人进行治理通常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殖民政府将统治转包给土著参与者。

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由针对特定部落或特定殖民地内不同群体的不同本土政策计划所支持的。即使在区分土著群体同时，殖民地国家也同时将所有被殖民者归入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类别。拆分和归并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威胁着每个殖民政权。正如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所言，过于僵化的“种族隔离”可能会在被殖民者的所有阶层中产生“激进变革的共同利益”(Van den Berghe，1970：89-90)。相反，种族差异的扩散阻碍了殖民时代的发展项目(Schuknecht 2010)和后殖民时代的发展(Avineri 1972，Lange 2009)，并且播下了种族间冲突的种子(但见Barkey 1997：103)。

来自宗主国的自治权是殖民地国家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即使它们的自治总是部分的。自治权甚至是将殖民地说成带有国家特征的先决条件。在一个极端，殖民地只执行宗主国的指令。另一个极端是一些驻领国家的自治权几乎没有限制(Blackburn 1988：70;1997：9;Fernández-Armesto 1987：182)。在其他殖民地，总督和地方官员同样对定居者和土著人实行统治，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来执行那些在宗主国各部门和议会中遭到反对或与宗主国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政策。自治权的主题也影响了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关于传统帝国的委托-代理解释(Eisenstadt，1963)。

作为殖民地或帝国的直系后裔的国家通常会复制继承下来的行政程序、制度结构和政治类别(Mathur 2010)。一些独立后的国家延续了它们所来自的殖民地的基本宪法和组织结构(Go 2010)。

殖民地国家的其他结构特征包括其规模、官僚化程度、渗透社会的能力以及不同部门的数量和定义。一些殖民地国家只有少数官员，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非洲殖民地有数千名公务员。二十世纪的殖民地国家变得更加官僚化(Evans 1997)。殖民地国家能力不一定取决于规模，而是取决于对资源的熟练使用，有时甚至是野蛮地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德国在东非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帝国的几位历史社会学家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网络方法。事实上，社会网络分析最早出现在殖民地社会学家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和J.克莱德·米切尔(J. Clyde Mitchell)的工作中(Scott 2004：688)。亚当斯(Adams)认为，十七和十八世纪亚洲特许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负责人与其在殖民地的代理人之间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前者可以控制后者的程度(Adams，1996)。巴基(Barkey)利用新制度主义，展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如何通过交易和庇护来管理与土匪的关系(Barkey，1994)。在其他地方，巴基(Barkey)借鉴了莫蒂尔(Motyl)的轮辐式模型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在几个世纪内持续存在的能力(Motyl，2001;Barkey，2008)。

研究帝国和殖民地的一种不同的方法植根于布迪厄的场论(Bourdieu 2013)。如果按照布迪厄(Bourdieu)的建议，将宗主国作为一个场或一组场域来分析，那么海外殖民地国家也可能代表不同的类似场域的形态，其特征是来自宗主国和殖民地其他场域的特定形式的相对自主性，以及殖民地国家代理人之间对独特形式的象征资本的竞争(Bourdieu，1999，2014;Bazenguissa-Ganga 1997，Steinmetz 2008b)。殖民地和宗主国通过其他跨国场域联系在一起，例如科学或文化场域(Steinmetz 2013a)。场论也可以扩展到理解帝国内部关系(Go 2008b，Steinmetz 2013c)。

（六）帝国史上的并发因果关系

上述章节分别介绍了因果机制，但阅读时应注意，对帝国(或任何其他社会分析对象)的最佳研究，要避免将历史或社会科学简化为单因素解释或一般规律的诱惑(Boutroux 1874，Durkheim 1888，Steinmetz 1998)。当前社会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研究大多数都倾向于偶然的、并发的因果解释和模型。这项研究的重要先驱们在最新的解释中被忽视了。赫尔马西(1972)重点关注北非殖民精英的结构，以及殖民占领的不同时间跨度、本土政策的特征和殖民前的本土国家的力量，以理解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帕特森(1967：275-76)认为，与殖民地新大陆(colonial New World)的其他地区相比，牙买加奴隶起义的记录更多，这是因为白人的高缺勤率和由此造成的控制松懈，奴隶与主人的比例增大，以及大量“生来就是自由人的奴隶”，尤其是那些来自“高度发达的军国主义”阿坎政权的奴隶。由坚持“偶然和并发决定”的方法论的历史社会学家创作的、其他书籍篇幅的(book-length)帝国研究，包括亚当斯(Adams，2005)、阿亚拉(Ayala，1999)，巴恩斯(Barnes，1954)，邦克(Bunker，1991)，科隆纳(Colonna，1975)，德科托(Decoteau，2013)，德·当皮埃尔(de Dampierre，1967)，埃里克森(Erikson，2014)，埃文斯(Evans，1997)，菲尔茨(Fields，1985)，吉列特和萨亚德(Gilette and Sayad，1976)，戈(Go，2008a)，戈斯林(Gosselin，2002)，兰格(Lange，2009)，马奥尼(Mahoney，2010)，曼(Mann，1986-2012)，马斯奎雷(Masqueray，1983)，马瓦尼(Mawani，2009)，诺顿(Norton，2012)，帕克(Park，2005)，里德(Reader，1961)，萨达(Saada，2007[2012])，萨亚德等(Sayad et al.，1991)，斯坦梅茨(Steinmetz，2007)和韦伯(Weber，1891[2010])。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为殖民主义、帝国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 未来研究的问题

关于帝国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学工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子领域，它与许多其他学科相互作用，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上的见解与困惑。迄今为止，该研究领域中尚未讨论的一些新兴主题包括不同欧洲帝国之间的互动(Lindner 2011)、帝国都市主义(Clarno 2013，Graham 2011，Hell and Steinmetz 2014，King 1990，Pula 2013，Wright 1991)、帝国环境中的性别、家庭关系和意识形态(Charrad 2001，Saada 2007[2012]，Wang and Adams 2011)，后殖民文化和文学(Ducournau 2012)、帝国暴力(Lazreg 2008)以及地缘政治统治的新技术(Bergesen 2013，Mann 2013，Scheppele 2013)。

最后，我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讨论。后殖民理论起源于人文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发展。在最初将后殖民主义融入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如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之后，四种不同的后殖民主义路径已被证明与社会学特别相关(见Bortoluci and Jansen 2013)。我已经讨论了其中的前两个。第一个询问了欧洲民族志、种族主义、社会本体论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塑造帝国的。第二个探讨了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的矛盾性以及殖民混合的形式。

后殖民分析的第三条分支(Chakrabarty 2000)批评西方知识不足以理解(后)殖民的非西方文化，或者甚至对非西方的存在持敌对态度。本质上，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论点，始于18世纪的赫尔德(Herder)，一个世纪后，中欧人类学的文化圈(Kulturkreis，cultural circles)学派延续了这一论点(Herder，1784[1985];Mancini，1999)。这种对普遍范畴的批判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新历史主义社会学家中达到了顶峰(Steinmetz 2010)，其中一些人认为所有社会科学范畴都必须是单一时间和地点所独有的(Freyer 1926)。在这方面，后殖民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其灵感来自尼采(经过福柯;参见Said 1978)和海德格尔(参见Chakrabarty 2000)。康奈尔(Connell)主张南方(Southern)社会学(Connell，2007);桑托斯(Santos)反对他所谓的知识谋杀(epistemicide)，支持南方的认识论(Santos，2012)。齐贝尔(Chibber)否定了这种论证，反驳说资本主义确实是普遍化的，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可以使用相同的概念来分析(Chibber，2013)。

后殖民研究的最后一条分支受到了霍布森(Hobson)和卢森堡(Luxemburg)关于帝国“回弹”的见解以及法农(Fanon)关于“欧洲实际上是第三世界所创造”的主张的启发(Hobson，1902[1965];Luxemburg，1913[2003]：143-48，646;Fanon，1961[2004]：58)。社会学家德·当皮埃尔(de Dampierre)主张“将欧洲，甚至宗主国的背景，与非洲的背景形成相对照”(de Dampierre，1968)。这种对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进行“对位”解读的想法是萨义德(Said)关于“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的核心(Said，1993)。霍尔(Hall)写道，殖民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帝国大都市社会的外部”，而是“始终深深地铭刻在其中”(Hall，1996：246)。历史学家们展示了帝国是如何重新配置国内文化和政治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最初关注与宗主国有关的高级文化(Gilroy 1993，Said 1993，Spivak 1988)。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殖民文化回流到宗主国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英国掀起了一波对跨国殖民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浪潮(例如，Banton 1955;Braithwaite 2001;Collins 1951，1952;Ndem 1956;Silberman and Spice 1950)，并利用殖民地的范畴分析了宗主国的种族关系(Rex 1959：124)。梅和科恩(May and Cohen)探讨了“英格兰的种族主义与维护殖民秩序所固有的矛盾”之间的“因果互联”(May and Cohen，1974：112，124)。马古班(Magubane)认为，被殖民男性身体的图像(images)“提供了固定的一组形象和隐喻”，这些形象和隐喻被引入到宗主国关于贫困和公民身份的辩论中(Magubane，2004)。其他社会学家研究了殖民主义的来世，表现在纪念碑、视觉文化、语言、集体记忆、忧郁症和怀旧等方面(Gilroy 2005，Hall and Rose 2006，Steinmetz 2008a，Steinmetz and Hell 2006，Trepsdorf 2006)。

与第三条和第四条分支相关的是一类文献，它发展了对作为帝国产物的社会学本身的自我批判(Bhambra 2007，Kemple and Mawani 2009，Khalaf 1979，Wallerstein 1991)。阿拉塔斯(Alatas，2003)、贝尔克(Berque，1962)、布迪厄(Bourdieu，1976)和斯塔文哈根(Stavenhagen，1971)呼吁学科的去殖民化(另见Connell 1997，Costas 2007，Gutiérrez Rodríguez et al. 2010，Magubane 2013，Reuter and Villa 2010，Seidman 2013，Steinmetz 2006)。然而，为了避免错误的概括，关键的是要对社会学家与殖民地政府和资助机构实际互动的各种方式进行更系统和仔细的实证研究(Steinmetz 2009a，2013a)。毕竟，在早期专业社会学家队伍中，帝国也有同样多的反对者，从霍布森(Hobson，1902[1965])、杜波依斯(Du Bois，1915)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开始，该组织被斯莫尔(Small)描述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前身(Small，1916：775)。布迪厄关于文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研究激发了当今社会学中一些最有趣的研究，是防止后殖民社会学退回到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主义或片面“简化(short circuit)”的外部主义方法的关键资源(Bourdieu et al.，1968[1991]，Camic and Gross，2001)。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编辑：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审核：高岭，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