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八，那个九月

1， 9月9日

前两篇文字，介绍了一些同学毕业后的情况，接下来该继续说我自己的故事了。

小王在抵达北京以后的第二天便赶紧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上班。尽管比规定日期晚了不少天，但延误的原因是在外地遭遇了地震，属于“不可抗力”，所以单位的领导倒也没有追究。实际上，领导也没心思还追究什么迟到早退的小事情了。那些日子北京震情不断，我们刚到不久就连续发生几次三四级地震，应当属于唐山地震的余震，搞得人心惶惶，大小单位、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搭建地震棚。我只能住在小王家用塑料布搭起来的一个小棚子里。她家人怕冷不怕死，依然住在屋子里头，但神经绷得紧紧的，一有动静立马就往外跑。好在后来余震越来越少，紧张的情绪也慢慢松弛下来。

按规定，我到西安铁路局报到时间，是9月15日。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可以在北京到处跑跑。所以，每天白天，小王一家分头去上班，我则抓紧机会四处走亲访友。

如今回想，不能不感慨，许多事情，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比如，如果不是小王临时起意去大连旅游，如果不是她突遇地震无法按时返京，如果不是为送她回家而临时改变我的行程……我就不可能有机会遭遇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

我那中断多日的日记，又因此而接续。

1976年9月9日。

3时40分，小王跑了回来，进门告诉一个惊人消息：4时听广播，伟大领袖逝世了!现在已在播送《告全国人民书》。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4时30分，我听完《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便立即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路上一切并无异样。行至历史博物馆前，一大队海军脱帽列队由广场内走出，另有一痛哭的女人被人扶着走来。国旗已下半旗，旗杆下聚有一大群人，约有七八百人，默默无语，悄然无声。一外国人正忙着在拍照。我下车凝视天安门，望见领袖像，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回想十年前，曾在这里受过伟大领袖接见;谁想十年后，他就离开我们了。4时50分，照了一张相。5时许回家，6时又出门，见北新华街百货商店买黑布的人已排成三条长龙，十分拥挤。

6点钟正，电报大楼照常发出《东方红》的乐曲。我在对面等车，见夕阳映照，远处的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均已下半旗。下班的自行车依然成群结队，但人们面露哀色。各家各户都挂出半旗。

6时半到王府井。美术商店门口人们排大队在买领袖像和白花。“新兴文化用品商店”门口人们排大队在买纸。一个人贴出“白纸、黑蜡光纸……已售完”的纸条。

百货大楼临时售货摊的布摊前也排着大队买黑纱的人。东安市场里人倒不太多，而且黑纱均已裁好，布的一角三、布票三寸;人造棉的二角二分。

7时又听广播公告。8时广播治丧委员会名单。10时半上街，北新华街百货商店门口买纸及别针的大队已散，商店又运进大批白纸，并连夜出售。

“文×”以来的十年中，有两个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其中之一，是1967年6月的一天。我弟弟因为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被扭送公×机关监押。几天后我接到通知，让去公×部的接待室送些衣物。那是个蓝天白云阳光灼人的大好天气，我却总觉得身上冷飕飕的，眼前所看到的东西都蒙着一层灰暗的色彩，好像阴云密布就要下雪的模样。第二次，就是1976年9月9日这天了。从听到广播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浑身发冷;尽管是秋阳和煦，却总觉得黑雾密布天地混沌。我想，当时肯定有无数人怀着同样的心情。

那天，小王是在单位听到消息后特地赶回家告诉我的。刹那间，犹如五雷轰顶!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那天我像是一只没头的苍蝇，六神无主四处乱撞。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回家后见王阿姨他们还没下班，我就又骑车出门了。路过六部口时遇到红灯，恰好电报大楼的大钟开始报时。在西坠的夕阳余晖中，听到《东方红》的乐曲，情景交融，让人泪下。

天黑以后我才回家，王阿姨已经做好晚饭了，但我们都没心思吃。七点钟的新闻，播报新的“公告”。主要内容是，一，9月11日至9月17日，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以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吊唁活动，并瞻仰遗容;“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以在本单位举行吊唁。二，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电台和电视台将转播实况，各地“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县以上地区，要同时召开追悼会，先收听北京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主要负责人致悼词。三，从9月9日至9月18日，各地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四，9月18日下午3时整，除了不能中断工作的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还有第五条，与周×理逝世时一样，“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

八点钟，播放了治丧委员会名单。接下来，反复播放上述内容，持续的哀乐让人心情压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忍不住又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晚上，一定有无数人和我一样，始终无法入睡。

那种感觉，就像天已经塌了。熟人见面，除了相对叹息，最常说的只有一句话：“完了!”

但是，天地并没有塌陷，这个世界也不会“完了”。只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而已。

2，治丧期见闻

1976年9月10日。

上午9时出门。电报大楼对面邮局门口已排了五六十人长的队伍在等待买今日报纸(回来时已增至七十余人)。长虹照相馆窗内已做出一朵大白花。街上行人十之九已佩黑纱。

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人很多。前面台上摆着一个小花圈和几枝白花，铁链上拴满小白花。

金水桥头围满了人。少许人站在桥上默哀。天安门上的领袖像已镶上黑黄两色的饰带，而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端门等处皆为黑色饰带。我缓步走上桥头，抬头瞻仰伟大领袖像，心情十分悲痛，泪涌如潮。周围人益见增多，有放声痛哭者，有哭至难立者，有握拳宣誓者，有默立致哀者，还有边哭边示决心者。男女老幼皆有，以青年占多数。七八个记者在摄制影片;两边金水桥上有无数观看者。(奇怪的是没有外国人。)

我回想十年前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的情景，心里更加难忍悲痛。一个伟大的人去世了。他代表着整个一个时代。今后我们将看到新的一代人，将走新的一条路了。中国人啊!前边等待着你们的不知是什么呢!

10时15分，进天安门，走了一圈。中山公园开着;故宫不开。回来时中间的金水桥上只剩一人，是一女兵，靠在栏杆上，捂着眼睛已多时。不久又陆续有人走上来。(注：当时中间那道金水桥是禁止人们进入的，要进天安门须走两侧的桥。)

我在国旗前请人照了张相。纪念碑前人很多。有一女学生欲将白花扎在铁链上，被一警卫战士制止了(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警卫战士全戴黑纱)。

11时，在前门前的“广场邮局”买到了当天报纸，又乘车至王府井。街口报亭排着大队，有记者在摄影。人民日报社门前橱窗内是今天的报纸，另一边挂着领袖像;旁边仍是“五一”时的照片。街上民兵骤然增多，民警也是。

各商店正在布置窗户。买纸的人仍需排队。买黑纱已经不需排队了。“红叶男服加工部”贴出纸条：“免费缝黑纱。”

11时半乘车回家。街上基本照常，有些外国人也带了黑纱。

夜里去和平里，10时回家。路经王府井，见各商店均在布置橱窗。北新华街口首都音乐厅门口，聚有一大批解放军，估计午夜过后将开始戒严。

日记所写的9月10日的情形，很有些微妙。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始终是最敏感的地方，尤其是金水桥一带。

众所周知，天安门前一共有五座金水桥。当时中间那座最大最宽的金水桥是禁止人们进入的，要进天安门，只能走两侧的桥。我记得，早先中间那座大桥是允许通行的，不知是否因为“四×事件”而改了规矩，以避免有人聚集制造事端。

那天上午，我去天安门的时候，中间大桥的前面站满了人，但多数人似乎都在观望，很少有人上去。后来，有几个人(包括我)大胆走了上去，其他人渐渐也跟了上来。那场面，很有些像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场面——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很熟悉电影中的那段情节，表现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无畏精神。其实我当时并没想那么多，只是悲至极点的下意识动作。抬头望着那幅无比巨大的领袖像，热泪难忍。事后才想到，要走过由解放军战士组成的警戒线，也的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奇怪的是，那些战士只是面无表情的立正肃立，并没有阻止的意图。

但是，我在天安门里面走了一圈再次返回的时候，情况似乎有了变化：中间大桥上居然只剩下了一位伏在栏杆上啜泣的女兵。不知其他人是自行离去还是被驱散了。过了一会，又有很多人走了上去，依然没有受到阻拦。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情形有些不同。那女学生想在铁链上系一朵小白花，立刻就被值勤的战士毫不客气地阻止了。她的举动，太容易让人想起“四×事件”，是绝不容许的。

9月11日，是规定吊唁的日子，我一早就出去了。因为嫌存车麻烦，这天我没骑自行车，这倒歪打正着。因为府右街至南池子一段实行戒严，那段路程我只能乘公共汽车往返，借机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形。

小王家院子的正房住的是一位领导，这些天允许邻居过去看电视。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看到了自己前一天在天安门金水桥上的情形。当时泪眼朦胧，根本没注意旁边有人在拍摄。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有简短的日记。

1976年9月11日。

吊唁开始。天安门广场东至南池子、西至府右街开始戒严。我由北新华街步行至王府井，沿途戒备森严。天安门广场仅容许小汽车及10路、1路公共汽车通过。我乘10路公共汽车路过，见广场上停有大约300辆大客车和卡车，几万人列队在人民大会堂前，四人一列、分两队由北门进入。

夜里到邻居家看电视，放映昨天天安门前的情形，居然看到了我自己!

1976年9月12日。

上午下雨未外出。据说吊唁如常。下午雨停。

夜里电视为昨日吊唁情形。

1976年9月13日。

路经天安门，见广场上车辆已大大减少(约有七八十辆)。报纸报道外国人参加吊唁。天安门前搭起木架。

1976年9月14日。

先去张家。前往白家庄吕宏印处，又去学校、金家、齐军处、朱家，又去东四、王府井。

路经天安门回家，见天安门前已搭起一座台子。纪念碑前也在搭木架，估计是在为追悼会做准备。

天安门前搭木架，显然是在为9月18日的追悼会做准备。我非常清楚，这一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很希望能够目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但是，我去单位报到的截止日期是9月15日，时间已经相当紧迫，我不可能继续在北京逗留，也没有空暇四处闲逛了。9月14日那天我相当忙碌，不仅回了一趟母校八十中，还到张学增、吕宏印、金晓峰、齐军、朱建群等人的家里看看。他们或是当年曾经一起插队的“插友”，或是一起当养路工的工友，或是中学时的同学，我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必须统统探望一下。接着，我到东四和王府井买了一些东西，回家时天已经快黑了。

吃过王阿姨准备的丰盛晚餐，我便立即前往火车站，乘夜车离开了北京。

3，重新分配工作

9月15日，我抵达西安，在铁路局招待所住下，这才发现，第二天是星期日，铁路局机关照例不办公。早知如此，我还可以在北京再多呆一天的。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空闲，对我也很重要。我抓紧时间去找原大江和左迟，请他们帮忙到干部部门做做工作，使我能被分配回宝鸡工务段。三年前，我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曾表示过决心，毕业以后一定要重返原单位，以不辜负领导和工友们的信任，现在是我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原大江和左迟当年都是宝鸡工务段团委的领导，如今已先后调到路局宣传部工作，他们很理解我的心情。

9月17日，星期一。早晨刚上班，我便去路局人事处报到。机关里很忙乱，人们都在为伟大领袖追悼会的事情忙碌着。接待我的那位科长显得心烦意乱，简短通知我：“你的分配去向已经定了，是宝鸡机务段技术室。明天市里和路局都要开追悼大会，后天你来办手续!”

听说分配去向不是宝鸡工务段，我大惊失色，赶紧去找原大江和左迟。他们明天都必须去参加市里的追悼会，正在忙着作准备。左迟刚患重感冒，还在发烧，听天气预报说明天西安将有大雨，而上级下令，不许携带任何雨具，就是下刀子也只许穿铁路制服，为此他很是发愁。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我们当养路工的时候，为了“以实际行动反击‘国富民穷’的谬论”，每人都买过一件纯毛的呢子制服，他可以在外面套一件布外衣穿上，衣领里面再围条毛巾，即便遇上再大的雨，里面的衣服保证不会湿。

9月18日下午，全国各地同时举行追悼大会。我属“外来人员”，只能呆在招待所看电视。西安果然突降大雨，数十万群众冒雨参加活动，没人打伞穿雨衣，场面震撼。晚上原大江和左迟他们回来，一个劲儿地表扬我：我的招数确实管用，呢子制服真能防雨，尽管外面的衣服淋得透湿，里面丝毫没有进水。我说表扬就不必了，明天倒需要帮忙说服人事处的那位科长呢!他俩虽然面有难色，也只得答应。

第二天，人们开始正常上班，我硬拉原大江和左迟陪我去人事处。那位科长显然误解了我们的来意，劈头就说：“要是想说情留在西安，最好免谈!工农兵学员必须哪来哪去，谁也不能走后门。你只能去宝鸡!”

我说：“我就是要回宝鸡工务段的!”

科长感到十分意外：“别人不是要求留西安就是想分到机关，你倒特殊嘛!这是啥意思?”

我说：“我走的时候说好了的，大学毕业后一定回工务段。我得说话算话。”

科长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依然是一副不容通融的神态：“你可别不知好歹。今年回来的工农兵学员，一律下基层当工人，就你例外。宝鸡机务段技术干部缺员严重，连调动带退休，一下子走了8个人，你算是赶上好机会了。能分到这样的技术部门而且保留干部身份的，这批只有你一个呢!”

见我还要啰唆，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组织安排，没商量!”

他又对原大江和左迟说：“你们也是领导，知道规矩!”

这下子倒搞得他俩无法开口了。

第二天，我只有垂头丧气地独自前往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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