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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变与不变

2026年1月5日，看到农民日报题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的报道，我恍然一惊，以为穿越回了九年前。

我是河北人。2016年是很多乡亲过的第一个无煤无气的寒冬。再往前几年，北京雾霾成为全球热议的环境事件，中央政府开始铁腕治污，于2013年发布了“大气十条”，从工业、交通、农业等领域多管齐下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

同时专家通过源解析发现，北京雾霾不全是自产，周边省份的贡献不小，特别是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北。而在秋冬季节，农村老百姓取暖用的散煤也是华北雾霾主要源头之一 。于是“大气十条”里就有这么一句：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进行替代。

此后河北开始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一度造成天然气供应不足，农民不被允许烧煤、又无气可烧的荒唐局面。2016年即是如此。到了2017年冬天，也就是“大气十条”的收关之年，情况更糟：11月底河北发布天然气橙色预警，全省供应缺口在10-20%，一些城市只好暂停工业企业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

我家位于冀南某县城边缘，相当于城乡结合部。那年家里厨房也停了天然气，我妈只好用电磁炉炖菜吃。但至少，城里没有停止供暖。还在老家村里的亲戚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天然气，也不让烧煤，做饭也是电磁炉，取暖只能靠小太阳和电褥子。

我对这些问题比较在意，是因为大气十条出台后的那几年，我是一个环境记者，亲身经历过这段污染治理的高光时刻——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密集出台，环保督察组雷厉风行，环保组织揪出一个又一个偷排工厂、提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公益诉讼，专家们对空气污染的源解析、健康影响乃至治理机制方方面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以为，以政府治理空气这般的雷霆手段，以媒体、公益组织和全社会对这事儿的关心程度，妥善解决华北农民冬季取暖的问题，想必用不了两三年。

但没想到，快十年了，新闻连标题都不用换。一定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删稿速度更快了。《农民日报》小寒这天为河北农民发声的新闻，第二天就被全网删光。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几乎同一时间，北京交出了一张亮眼“蓝天成绩单”——2025年PM2.5浓度已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7微克/立方米，多项指标创有监测以来最优时，我既感欣慰，亦觉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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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取暖，知易行难

我曾经常在各类空气治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专家研讨会上听官员和学者们谈论农村散煤禁烧问题，这些有机会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士往往用“完善补贴机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不可一刀切”“还要加强农村建筑节能改造”等答案投喂给提问者。这些话都很正确漂亮，但转译到地方语境中，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2018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省内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75%的目标。当地一家环保组织“绿行齐鲁”决定去看看，这个75%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实地走访几年至今，他们发现虽然山东省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但在补贴退坡之后，实际很难持续下去。省内各地已经出现补贴发放不及时、不按补贴政策执行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再使用清洁取暖设施。他们分析五百多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调研对象中，近1/6已经或准备弃用，主要原因是取暖价格高;若未来不再发放补贴，41.6%的用户可能也会放弃。

不止农民，政府似乎也无力再采购清洁煤。绿行齐鲁检索政府采购网站发现，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对清洁煤的采购近年来呈收缩态势。同时，威海市某区原先有40多个民用散煤场，治理关停后，又重新启用了17个。

农民放弃清洁取暖的原因，不止价格高。清洁取暖的能源不止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被认为是更便宜、干净的选择。可是，绿行齐鲁在某村入户调研还发现，国家补贴的太阳能电辅热设备有2/3已被弃用，1/3被当作废品卖掉，因为质量太差，造成“太阳好的时候能够暖(这时基本不需要供暖)、太阳不好的时候供不上暖”的尴尬情况。

在其他村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坏了不给修。最后村民不得已用回煤炉子——不仅可以通过管道烧炕取暖，平时还能烧热水、做饭，用途更多。

“这些国家补贴的产品并不是三无产品，但第一年就废掉了50%，第二、三年就没人用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炸管等情况，放在屋顶上反而是风险。品牌企业好一些，产品质量和安装没问题，售后也相对负责。”机构负责人郭永启说。

政府采购网站信息显示，2019至2021年间山东省各地依托政府采购渠道落地的太阳能电辅热清洁取暖项目共11个，覆盖近3万户居民，累计中标金额近1.45亿元。但这11个中标商全部是本地中小企业，无一家来自行业龙头企业。对此绿行齐鲁呼吁：农村不应成为低质商品的倾销场所。

对比八九年前河北农民无气可烧的遭遇，今年其实算有进步——至少有气可烧，无非补贴缩水、多花钱罢了。

据农民日报被删报道，河北农村天然气价格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冬季取暖费约需5千至1万元。而在北京，有几种供热方式，其对应的100平米收费价格分别是：燃煤锅炉(直供)1650元、燃煤锅炉(间供)1900元、燃气/燃油/电锅炉3000元(没错，集中烧煤是可以的，因为有末端处理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散煤就不行)。

此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4年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464元，河北农民为22022元。

和北京PM2.5浓度下降之神速、城市居民暖气供应之充裕相比，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百公里外的农民配不配得上在冬天烧暖气。这种割裂过于魔幻，让人觉得两者不在同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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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烧的还有秸秆

煤，不许农民烧;天然气，农民烧不起;近两年我开始关注农业后，发现田间地头的秸秆，也是不让农民烧。

秸秆如何处理是个老问题了。早在1991年，政府就下文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目的是消化过剩秸秆。但是没用。由于化肥普及、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镇等因素，秸秆作为能源、建筑材料、牲口饲料、堆肥原料的需求锐减，而复种指数提高、机械化等农业生产变革也让秸秆从宝贝变为麻烦。对农民来说，最方便就是一烧了之。

1999年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拉开了行政层面禁烧秸秆的序幕，第一次提出秸秆利用率的量化目标——85%。20多年前的这项政策更多是出于公共安全、而非人体健康的考虑。因为当时曾发生多起烧秸秆浓烟影响航班起降、公路安全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办法》中明确提出的禁烧区都是交通干线和高压输电线路，并不耽误大多数农民该烧还烧。

动真格的秸秆全面禁烧，则是在前述“大气十条”之后。虽然烧秸秆对于雾霾整体的贡献比例并不高，但焚烧的时间窗口集中在夏秋季节，导致高浓度颗粒物在短时间内集中排放，所以也成了治理重点。

在中央政府对于PM2.5的严格量化考核之下，地方政府对于禁烧秸秆展现出了空前决心。例如2015年河南省以环保部正式公布的卫星遥感秸秆焚烧起火点数为依据，以县为单位，每发现一个起火点，省财政扣减相关县财力50万元。河南省内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仅秸秆禁烧的行政工作费用，就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尽管该县在每个村都成立了禁烧指挥部，将乡里干部全部下放到村里，24小时派人值守，但还是因为秸秆禁烧不力，出现多处起火点，被处罚总计2000万元。

政府也为秸秆综合利用投入了专项资金补贴，但面对中国农业史上空前之巨的秸秆产生量，这些补贴杯水车薪。秸秆禁烧主要是靠行政力量在强制推行。农民因为烧秸秆而被罚款、刑拘的新闻屡见不鲜。

即便如此，很多农民依然冒险在夜里悄悄焚烧秸秆，有人因害怕被发现提前离开，火苗烧到旁边的草垛甚至引起山火。还有人害怕起火被发现，干脆将秸秆推入附近沟渠塘坝，引发水污染。

与此同时，由于土壤退化、技术不到位等原因，还田的秸秆也给农民带来病虫害、经营成本上升等问题，让很多农民对于秸秆还田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随着这些问题的暴露，政策文件中关于“秸秆还田”的简单表述，也渐渐进化为“秸秆科学还田”、“秸秆可控腐熟快速还田”等措辞，这至少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禁焚政策十多年来的种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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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支付绿色转型的代价？

本质上，禁烧秸秆和散煤背后是同一个预设：当整个社会开启“绿色转型”的步伐，农民要为所有人呼吸清洁空气而承担额外成本。以环保为名，禁止农户小规模畜禽养殖，也是同一逻辑。但是，对农民这一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来说，公平吗？更何况，他们已经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代价”了一次。

当然，烧煤、烧秸秆、养猪养鸡，确实有污染，需要规范和管理。但城里人开车、取暖、叫外卖，也造成不低于烧煤烧秸秆的环境污染，更何况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为所有人供应食物，而城里人的消费则只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便捷。城市推行煤改电、垃圾分类、车辆限行等环保政策时，往往会处理得更加柔性、至少不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或者有可负担的替代选项(如公共交通)。为什么只有农民经常遭遇环保“一刀切”?

关于农民如何取暖这事儿，已经有了太多的政策、技术和研究成果。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