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到中国来的。中国的所谓社会学家无非是抄袭和复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议论。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导言》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国闻报》上发表。以后他译完了这本书，在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出版。当时他把社会学译做《群学》，书名称为《群学肄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在这时开始传入中国。

斯宾塞( Spencer 1820—1903)和比他略早的孔德(Comte 1798—1857)被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们之所以取得这种地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开始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而且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时期，他们所提出的社会学学说是适合于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孔德和斯宾塞表面上好像是要使社会的研究成为科学，实际上却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为资本主义辩护，企图借助于伪造的科学来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斯宾塞建立了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名的“社会有机体论”，他所说的社会的改进，就是使“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得到“均衡”;实现了这种“均衡”，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永远存在了。

斯宾塞的学说在二十世纪初年输入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严复这样的人为什么对斯宾塞的学说发生兴趣呢?也许有人以为，当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介绍这种社会学大概就是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严复是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学”的人们中的一个。当时提倡“新学”的人想使中国做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富强，而且要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政治。这是代表当时中国初兴的资产阶级的主张。但是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的主张：有一派人主张走改良主义的路，九十年代进行的所谓“变法”运动就是这一派人主持的。另一派人主张走革命的路，经过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的惨败，经过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主张走革命的道路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有些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人，这时因为看到革命潮流的兴起而感到害怕，就更加坚持改良主义道路;甚至为了“防止”革命，他们连改良也不要了。严复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改良主义者。

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的那一年(一九〇三年)正是革命思潮开始高涨的时候。在这时候，严复反对革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在他同时翻译的《法意》一书里边，他所加的按语中有这样的话：“不佞非日吾法不当变，特变之而无其学识，姑耳食而盲随焉，其后患且烈于不变。沮吾国之进步者，必此耳食而盲随者矣”。[ 《法意》，第20卷，页12。根据商务印书馆《严译名着丛刊》的本子。]一九〇五年，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他向孙中山表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严璩：《严复年谱》。]这种否定革命的必要和可能的“教育救国论”，和当时正在积极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是正相对立的。

为了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竭力为自己的立场寻求理论根据。严复介绍斯宾塞的书，就是这个目的。为什么斯宾塞的书适合这个目的呢?这里可以从《群学肄言》的结论一章中引录一段话来看看，这段话是这样的：

“通夫群学之道，则门户异同之争可以息已。政制之主于君民，宗教之标夫新旧，自吾学以观之，要皆天演之一时已耳。群学者，兼谋新率旧而并存之者也。以言其谋新，虽今之极意更张者莫能过也。以言其率旧，虽今之力为墨守者莫与京也。使知群者乃天演之委形，其强弱文野，虽万不齐，而法制功分之间，各有其时地之相得。故以义观之，虽极其所谓恶，而是恶者亦必有其所以存，故不恶者转以不宜而莫用也。故愤愤于专制压力之感情，虽救时悼世者之所为，而无所容心于吾学。又使知群之演也，若骤若驰，邃古以来，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迁，虽至于今，成而不恃，所谓进者，非有迟也，且加疾焉。则虽生人祈响之最隆，以其不息之行，将有时而自至，况其演进之度，将或出于今人之所不期者耶，则深根宁极俟焉可耳。由前之说，虽率旧者，有不能也。由后之说，虽谋新者，有不逮也。……”[ 《群学肄言》，页361—362，商务印书馆《严译名着丛刊》的本子。下同。]

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说，对于旧的事物用不着去反对，对于新的事物也用不着努力去争取。你以为旧东西很坏么?但既然它存在着，它就有存在的理由，你反对也没有用。你祈望新东西么?该来的新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来，甚至还会比你所料想的来得更快。这在表面上好像是对于社会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是模糊了新和旧的区别，否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革旧创新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严复所加的批注认为这段话是说，“通群学则可以息新旧两家之争”，就是说，懂得了社会学，就可以停止在新旧之间的斗争了。这段话接下去又说：

“得吾说而存之，彼两家之难可以解。夫维新之急者，有所祈也，守旧之笃者，有所惧也。惟群学通，则祈与惧皆可以稍弛。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瘗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刑礼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则图进步者，知旧法皆有一时之最宜;言率由者，知成功者之宜退。如此则公输之攻可以稍缓，而墨翟之守亦可以息肩已。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 《群学肄言》，页362。]

这里说的，正是上述严复向孙中山讲的意思。当“民品”劣、“民智”卑的时候，根本不应当妄想什么革新。弱的穷的人只能永远是弱的穷的，或者只能慢慢地强起来，富起来。主张革新的人不必着急，守旧的人也不必害怕。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地向前进化的。所以说，这种社会学说的目的就是要“除愤解嚣”，就是要息灭新旧之间的斗争，要息灭社会阶级间的斗争。

这些话虽然是翻译文章，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严复是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写进去了。为表明他翻译斯宾塞的目的，严复说：

“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謭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輙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 严复：《译群学肆言序》。]

这段话正是针对着当时的革命派而说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年青小伙子，在旧社会里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严复用了一种贵族老爷的态度来教训革命派：你们根本不懂得社会进化的道理，你们没有学问，你们只会盲目地进行破坏，你们应当好好求学，然后你们就知道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学问，在严复的手里，成为吓唬革命派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当时的革命派的学问可以说不如严复，因为严复能够翻译赫胥黎，翻译斯宾塞，翻译孟德斯鸠。但是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当时的革命派手里呢，还是在当时的改良派手里呢?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统治政权，在这点上，真理是在革命派手里。用学问吓唬人的人，实际上有的只是假学问。按照严复所夸耀的学问说来，革命是不可能的，是困难得很的，是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

显然，在严复看来，把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学介绍过来，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不应当革命，而只应当慢慢地改良。所以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反复地加上按语说：“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等等。[ 《群学肄言》，页53、58等处。]

斯宾塞的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起抵制革命的作用，这不仅是严复的看法，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看的。

在《群学肄言》出版的这一年，斯宾塞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表示哀悼发表了《大哲斯宾塞略传》一文，其中认为，斯宾塞的学派“为英国民族之产物，以其兼进取与保守两主义而调和之也”。[ 《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页95。]文中又解释说：

“先生以天演言群治，极言天下无不果之因，亦无不因之果，故急激之破坏非先生所赞也。破坏旧痼，曷为不赞?先生以为是固终不得破坏也，破于此而复现于彼，坏其一而复造其二三也”。[ 同上，页113。]

《斯宾塞略传》的作者还根据严译本引用了《群学肄言》中论及法国革命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斯宾塞对法国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攻击，认为那种激烈的政治改革只能造成恶果。《新民丛报》是当时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的杂志，对于这种议论当然是十分欣赏的。

当时上海出版的一种《中国白话报》杂志，内容比较倾向于革命。在一九〇四年初，这个刊物上说：“现在还有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说平和的好处，看见激烈的人便说他不晓得进化的层次”。[ 《中国白话报》第六期，1904年出版，页59。]可见由严复从西方贩运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在当时所起的就只是阻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以前，除了严复介绍资产阶级社会学以外，还有人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而编译了几种社会学的书。他们已经开始用“社会学”这个译名。资产阶级社会学自从在法国和英国创立以后，在美国特别兴隆起来。经过日本人的手，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这时开始输入中国。贩运这些货色的人也明白地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动革命，而是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举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出版的《社会学》一书为例。这本书以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论述为根据，远藤隆吉则是祖述现代美国反动的社会学家季廷士(Giddings 1855—1931)的，而季廷士一类人的“学说”无非是斯宾塞的社会学加上一些花样而已。在这本书里，也对欧洲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斥责，认为“扩张民权、顾复政府”的“欧洲大革命”，虽然“卒收现今世界文明之幸福，影响大矣”，但是，“其说固由急谋改革而出此过激之论，……流血惨剧亦非政治之正则也”。[ 欧阳钧编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究竟应当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呢?这本书答复说，革命太“痛苦了”，虽然“结果非无利益”，但也不宜采取。这本书认为，既不能任其自然，也不能靠革命，“任自然与革命既皆不可恃，于是乃注重于学。盖社会学者直接而发现学问真理者也。真理研究之结果，知改良社会之所在;而其应用于社会者既非任自然，亦非全恃革命，乃由学术的方法以计其进步也”。[ 欧阳钧编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页16。]这也还是在“学问”的招牌下反对革命的调子。

西方资产阶级，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因为要全力反对无产阶级向他们进行的革命，所以连他们自己的先辈所进行的革命，也不能不加以诋毁了。按照这个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学，传到中国来，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也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用以反对革命的武器。

* * *

帝国主义国家很热心地要把这种社会学输入到中国来是可以理解的。美帝国主义特别着重从文化教育方面实施对中国的侵略，它为了在中国推广它的社会学，化了不少气力。

在中国的大学里，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设立社会学课程，建立社会学系，这是和美国人有关系的。一九〇八年，上海的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创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亚塞·孟(Arthur Monn)讲授。一九一三年，上海的沪江大学也开设了这种课程，并于一九一五年成立社会学系，讲课的也是美国人，即葛学薄(D.H.Kulp)，白克令(Bucklin)，狄来(Dealey)等人。北京的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在一九一七年设立了由美国人狄德曼(Dittme)讲授的社会学课程。美国教会在北京办的燕京大学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了社会学系，系主任是美国人步济时(Burgess)。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一个长时期间被认为是在中国各大学中最强的一个社会学系，对于宣扬资产阶级社会学起了重要作用。

从美国的大学中“培养”出来了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家”，他们在回国以前成为推广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忠实的宣传者。在一九三〇年左右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社会学的丛书，共十四册，由九个作者执笔，其中有八个人是从美国的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的“博士”和“硕士”。

前面说过，美国的社会学最初是经过日本人而到中国来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是从美国直接输入了。这时有美国人在中国讲社会学课程，也开始有从美国译来的社会学书籍出版了。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以前，严复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为了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那么从五四运动的时期开始，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天天发展起来了。抵制这个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所企图担负的任务。

为了说明自五四运动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只举几个标本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想提到美国现代的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爱尔乌特(C.A.Ellwood)的三本书，这是在五四运动后最初介绍到中国来的一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书籍中的主要的几本，它们的中文译本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间出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和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三本书的原著出版时间，一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另一本是在战争期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还有一本则是在战争结束后。从这三本书中可以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世界历史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很明确地把反对这个革命当成自己的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这时期输入中国所要起的是什么作用。

爱尔乌特和其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样，也是想把“科学”当做自己的旗帜，在“科学”的名义下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一书[ 爱尔岛特：《社会学及社会问题》，赵作雄译，陶孟和校，商务印书馆版。原着1913年出版，中文译本1920年出版。]中这样说：“我们在用科学方法改造社会的时候，应当丢开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革命，而别筹改良社会的正当方法，足以代替社会主义以求良好的社会生活”。(页319)又说：“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去考求怎样才能使人类全体能共同主宰生活的情形。社会主义家打算用经济革命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打算用间接的科学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页321)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暴露，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被压迫人民中间有了广泛的影响，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真实目的虽然是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却也要用“改造社会”这一类的幌子来遮掩自己。照爱尔乌特一类人说起来，他们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只是方法，只有依据他们的社会学，才能找到“正当”的和“科学”的方法。他们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承认现状;他们的所谓“正当”的方法，就是不违反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用这种“科学”、“正当”的方法，来“改良”或“改造”社会，当然就要把“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丢开”了。

这里的问题就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在所谓“改良”的名义下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爱尔乌特在这本书中说，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穷人掌有政权”，“把私有的生产资料变成社会公有”，“废除阶级，使世人经济的状况，一律平等”，等等，都是必须排斥的妄想。(页313，314)

爱尔乌特所主张的“方法”，具体说来，到底是什么呢?据他说，一切社会问题都要从三方面去解决：第一，“从生物的方面，就是身体的遗传方面”，用“淘汰的方法，灭绝一切有犯罪趋势的人，使之不能繁殖”;也就是说，把一切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看来根本不应当存在的人，“劣等”的，“不适宜”的人消灭掉。第二，“从社会构造方面，就是改良社会的环境”，这就是说，要资产阶级统治者实行一些“社会改良”的政策。第三，据说这是最根本的方法，“从个人的性质方面，用教育方法使个人在心理上适宜于社会”，要“训练个人的智力，个人的性格，使个人完全能顺应生存的需要”，能“尊重社会制度”。这就是说，要把一切人训练得完全遵守资本主义的道德和法律(页324，326)。爱尔乌特为资产阶级统治者设计的这种方法是各派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共同的方案。他们以为，在他们的方案中，既有“生物学”，又有“心理学”，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利自称为真正的“科学”了。其实，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这种主张，不过是不惜用一切野蛮和欺骗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观点的集中反映罢了，哪里有一点科学的气味!

上面所说到的爱尔乌特的这本书还是在第一次世界战争前出版的。我们这里要谈到的另一本书，《社会心理学》，出版于一九一七年。[ 爱尔乌特：《社会心理学》，金本基、解寿缙译，商务印书馆版。原着1917年出版，中文译本1922年出版。]爱尔乌特的这本书明确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面临着革命危机的恐慌心理。他说：“革命的结果既然不啻是社会的毁灭和灾难，那么去指出比革命更好的谋社会进步的法子，这件事就成了读人类史者第一个最应该负担的责任。”(页169)所谓“比革命更好的法子”是什么呢?爱尔乌特劝告统治阶级，在革命危机迫在眼前的时候，应当善于“让点步”，“自己重新去整理各种制度”，这样，“阶级间公开战争可以免除，所谓和平的革命也可以实现”。(页162)爱尔乌特痛心地说：“拿革命去谋社会进步的主张，在西方文明各国现在已渐见流行了”。(页171)他把抵抗这种“流行”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任务。他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使人们懂得以革命来求社会进步是“代价太大的法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西方资产阶级所竭力想“免除”的无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起来了。此地要谈到的爱尔乌特的第三本书[ 爱尔乌特：《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王造时、赵廷为译，商务印书馆版。原着1919年出版，中文译本1922年出版。]出版的时候，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指出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所感到的“惶恐和悲观”。爱尔乌特说：“并不是惶恐没有根据。实在是今日世界的空气好像弥漫革命的精神。现在希望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整顿一切的人，不独在俄罗斯，即在各文明大国亦日见增加。我们要想于此分裂的世界重新树起和谐和如意的基础，但是因为有权阶级中的昏盲及利己心，和无权阶级领袖的阶级仇恨与狂妄急进主义，恐怕一切企图都要归于无效。”(页2)

爱尔乌特在这本书里重复了那一套革命是应当力求避免的灾祸的论调。他说：“阶级斗争在组织适当的人类社会里不是常态，但是现在西方文明各国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先兆。我们若不能胜过正在发生的阶级的仇恨，那么，西方文明，迟早一定要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间公开的血战。我们已经说过，那种冲突不会产生高尚巩固的文明”。(页119)无论如何要阻止革命的蔓延，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严重，怎么办呢?这是爱尔乌特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抵制革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把自己装成好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爱尔乌特说：“现在社会通行的资本主义，有些特点，可以深为指责，凡对于社会状态最有思想的学者，都是同声致讨”。(页114)但是他劝告人们不要性急：“我们自然不能希望四五代所养成的资本主义的罪恶，能殄灭于一日，实行平等自由的新产业组织能成功于一夜。总而言之，现在要忍耐，并且要试验着进行，不要忙着进到急就的社会变动，因为革命的变动的效验，不能预测”。(页12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不好，但是人们必须忍受，因为革命会带来更坏的结果。而且照爱尔乌特说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有点毛病罢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好得很的东西，无论如何动摇不得。他说：“私人所有权和私人企业心，亦有他们的好处，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家，只要稍为明了人类天性和人类社会，一定会承认的。私人所有权，有些地方好像私有家族对于社会的需要一样。史麻耳教授[ 史麻耳(Small 1854—1926)，美国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的一个“先辈”。]说，‘无论那个细心读过十诫的，就知道私有财产是夹在字里行间’。私有财产制度是文明自身的基础之一，私有财产的成训，一定要当做社会秩序的基石保存着”。(页125)他们知道，尽管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万种罪恶，但是只要把私有制度保卫住，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还是能存在下去的。为什么私有制度万万不能动摇呢?因为这是符合于“人类天性”的，因为这是基督教“圣经”上的“十诫”所承认的;谁要是破坏私有制，谁就是破坏家庭，破坏人类的“文明”。这班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为了给私有制度辩护，的确已经绞尽了他们的可怜的脑汁了。

同前两本书一样，爱尔乌特在这本书中也断言：“革命不是社会变迁的常法。……社会科学(应读作“资产阶级社会学”。——引者)的职务就是去发明一个较好的方法”。(页192)应当说，这种“较好的方法”的确是很不容易“发明”出来的。如果这个资产阶级学者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后，仍然不能向他的主人贡献出什么奇妙的灵方，他恐怕是不应当受到责备的。在这本书中，爱尔乌特说：“免除革命的责任特别是在社会上的治者阶级”，他要求资产阶级统治者注意“从遗传、社会环境和个人的教育”这三方面来“控制”“个人的性质”(页194)，这样来使被统治者都成为不想闹革命的安分守己的人。这还是上面说过的《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方法”。

爱尔乌特的这几本书，因为恰好产生于战争和革命的重大历史时期，所以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目的，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中间，输入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自称为有各种派别，在形式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花样，但是它们的根本的政治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尔乌特的这几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有充分的代表性的。

这三十年中间，在中国，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三十年。在这期间，虽然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时期，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任务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为了什么目的，难道还用得着说么?

* * *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现代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还具有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统治政策服务的职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所谓“文化学派”，特别露骨地表现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所谓“文化学派”算是一个“最新”的“学派”，它和资产阶级的所谓人类学结合在一起，所以又有“社会人类学”这样的称呼。资产阶级的“人类学”也有种种“学派”，以美国人鲍曷士(Boas)为首的一个“学派”就是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的依据。孙本文是在中国介绍这种文化学派的社会学的较早的人。他说：“新派人类学，发源于美国，故亦称美国学派。……大概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之学说，都根据新派人类学家之论点。所以谓文化学派全系由人类学脱胎而来，亦无不可”。[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世界书局1927年版。]这种“新派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特别有兴趣于“研究”殖民地附属国的落后民族，名义上叫做研究各种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研究用什么办法统治落后民族。除了孙本文以外，吴文藻、费孝通都曾热心地把文化学派社会学输入中国。

现代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派人类学家并不讳言，他们的研究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费孝通在一九四四年翻译出版了菲司(R.Firth)的一本书《人文类型》，[ 费孝通译：《人女类型》，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三种，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这本书中表明他们的人类学所特别注意研究的就是“土著文化与西洋近代文明的接触现象”。(页147)这本书中如此直率地说：“理论人类学，和其他科学一般，有它实际的应用。……在对待土人的问题时，以了解土人的习惯和信仰为目的的科学自应当有它的用处。殖民地政府、传教团体、教育机关，已逐渐知道利用现代人类学的训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及聘请人类学家参加他们的工作，借以得到关于土人生活的正确知识和推行他们的方案”。(页152)

在一九三五年，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请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讲学”，此人叫做布朗(A.R.Radicliffe—Brown)。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吴文藻介绍这个布朗说，他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主张是“人类学与社会学合一论”。吴文藻还把布朗的学说称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授特辑》，页1、页16。]这个布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者呢?看一看他的履历就可以大体知道。原来他自从二十五岁以后，有二十多年一直活动在各个殖民地：一九〇五年，在南非洲;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在安达曼岛、印度、缅甸;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在澳洲;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在南太平洋东加群岛;一九一九年，在南非洲的巴苏托兰，脱兰斯瓦尔，普利托里阿，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在南非洲的好望角;一九二六——一九三一年，在澳洲。这个人类学家的著作有《安达曼岛人》、《西澳的两个部落》、《南非的母舅》、《澳洲诸部落的组织》等等，[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授特辑》，页18。]原来他就是以“研究”澳洲、非洲的“土人”而成专家的。

那么，他为什么对于澳洲、非洲的“土人”发生兴趣呢?对这点，向中国推荐布朗的学说的吴文藻是很了解的。他说：“在英国，人类学较社会学为发达，与帝国领土之扩张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奉经验主义为成训的英国学者，自与其殖民地的土人发生直接的接触以来，没有不注意到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的。剑桥探险队[ 所谓“剑桥探险队”是指1898年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人类学家赫腾(A.C.Had—don)为首的一个到澳洲做调查工作的组织。]的组织，在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上间接地负有相当的使命。功能派以前的英国人类学，不论其为进化论派或播化论派，都与实用无关。惟有功能学派，因其极重视原始文化的实在运用及其机构，逐为应用人类学供给了正当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功能人类学因起始即兼顾殖民地行政实际问题的研究而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页18。]这就是说，布朗这一派的所谓社会人类学，彻头彻尾地是为了实行殖民统治而研究许多地方的“土人”的。吴文藻津津有味地歌颂布朗的“功绩”说：他早在一九二〇年在南非好望角时“就为殖民地文武官员及传教士开设了人类学讲习班”，后来在澳洲悉德尼大学又“曾为新基尼委任统治区的行政官作大规模的训练”，“凡被选充任委任统治区内行政的候补军官都要先学布朗所讲的‘比较社会学’”及‘殖民行政’两课”，据说，“试验结果，成绩颇着”。“他所创办的大洋洲季刊，规定以土著民族与西欧文明的接触以及统治土人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为该刊物的主要政策的一种。”吴文藻总结他对布朗的颂扬说：“现在英国殖民地内，如非洲黄金海岸及奈加利亚，巴布亚与新基尼委任统治区等处，都有人类学专员的派遣;在牛津剑桥诸大学，且有专门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的设备。这种种新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由于功能学派人类学自始即并重纯理的与应用的研究的结果”。[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页19——20。]

吴文藻对于布朗一派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这种了解并没有弄错。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的明确目的。他们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等无不为他们的这种目的所决定。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布朗自己说的话来证明。他是这样说的：

“有一问题，即对殖民地行政人员应授以何种人类学知识方可使之胜任愉快，余以为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皆无若何价值，尤以再造历史之民族学对殖民地行政毫无实际价值。普通对殖民地官吏有明显之助力者为土著语言文字之学习，次为对土著社会组织之深切的了解，即明了各种社会制度、习俗之意义与功能。此种了解仅可由比较社会之研究中得之。

“一般殖民地行政教育长官多感觉人类学在治理及教育土著时并无若何实际效用，然彼等所研究之人类学乃种族分类之人类学，寻求制度起源的史前考古学及社会人类学。此种研究除学术价值以外对实际应用很少贡献。十年来余曾试验一种课程，包括普通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斯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治、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亚非澳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其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故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于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

“人类学在今日世界事务中已博得相当地位，在不同文化或民族发生之冲突问题中，尤有特别之贡献。二十世纪之伟大工作在联合世界之各民族成为一有秩序之大社区，而此种工作有待于人类学者甚大”。[ 见布朗：《人类学研究现状》一女，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2卷。]

显然，在布朗看来，要研究什么，不要研究什么，是有很明确的标准的。对于帝国主义统治政策有用的，就要研究;无用的，就不要研究。因此，史前考古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对于“殖民地行政长官”毫无实际效用。他们所要研究的是在这些“长官”治理下的落后民族的社会组织，各种社会制度、习俗之“意义与功能”。他们特别着重于“功能”这一概念(所以叫做“功能学派”)。所谓功能就是“用处”的意思。对什么的用处呢?就是对殖民统治的用处。他们从他们所要加以统治的民族中，搜索它所特有的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等，看这些东西对于实行殖民统治有无用处，凡有用处的就可以加以保留和利用。这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的任务。

布朗这个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自一九二六年后在澳洲的工作受到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的津贴。由一九三一年起，他受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之聘，“指导美国学生作实地研究”。这也正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全球的妄想渐渐地移交给了美国的时候。仅仅依靠对“澳洲土人”的研究不足以满足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需要了，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人类学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用吴文藻在一九三五年介绍布朗的文章中的说法就是，“比较社会学的研究的范围不只限于‘后退文化’中残存土著民族的简单社会，……布朗氏自前年起已向东亚开发比较社会学的新园地”。[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页32—33。]

在那时候，为美英帝国主义服务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要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国的“学者”明明知道这种研究是为了殖民统治的目的，为什么要那样兴高采烈，拍手欢呼，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么?

吴文藻当时说：“近年来，我们自己已有应用功能社会学实地研究法来考察中国现代社会之拟议，所以一听到布朗东来的消息，即用海电聘请他来华讲学”。布朗到燕京大学后，提出了一个“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调查计划”，吴文藻欢呼说：“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了”。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曾经有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从西方来的“学者”布朗之流携手合作，想使“庞大的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对象，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提供所谓“科学的基础”。这就是他们把所谓新派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输入中国，并且按照这种“学说”来进行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的目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