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杜罗留下了什么：

一个与查韦斯渐行渐远的委内瑞拉

马杜罗垮台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查韦斯主义和玻利瓦尔革命死亡的那一刻。正如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当中所写的，“无论是在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上，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志。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指定的接班人...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仍在”。这代表着一种流俗的见解。

这样的叙事将委内瑞拉从查韦斯到马杜罗的转变视为一个连续的，平稳的，内在同一的进程，而完全无视了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政坛的分裂与动荡。正如委内瑞拉社会学家Reinaldo Iturriza在2022年接受新左派评论的采访时所说的，从2013年查韦斯逝世开始，委内瑞拉就爆发了领导层危机，“查韦斯之死促成了政府内派系的重组，一部分人试图继续保卫“祖国计划”和玻利瓦尔宪法，而另一部分人则呼吁转型。由此导致之后的政府一直在做出自相矛盾的决策。”

情况在2015年之后更加恶化。由于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当中被右翼反对派击败(这足以说明委内瑞拉在当时还有运转十分良好的代议制民主)，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内部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促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庇护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它也撤回了查韦斯主义根本性的承诺之一：社区自治与基层民主，转向任命制和官僚集团。与此同时，它对于党内原先的民主和左翼力量采取了更具有压制性的态度。在采访当中Iturriza提到，来自艾尔梅萨尔公社的统社党候选人Prado竟然在竞选当中受到了来自自己的党的暴力攻击，因为旧日的市长拒绝放弃他的权力。

不难看出，在查韦斯死后，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魅力，统社党的官僚们已经将其目光从继续推进查韦斯鼓吹的社会革命转向保持自身的权势与地位，并寄希望于一种更加残酷的裙带资本主义。这一裙带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于查韦斯执政的末期，即所谓的“玻利瓦尔资产阶级”——他们主要经营着石油出口贸易，并通过空壳公司骗取政府补贴。

但是马杜罗无法紧紧依靠这些新贵来巩固统治。他还需要收买最为积极的旧日反对派，即传统的资产阶级。马杜罗吸取了查韦斯时期的教训：在2002年，曾经有一场得到了委内瑞拉企业家联合会鼎力支持的，针对查韦斯的政变。自2018年以来，以“受到制裁”为由，马杜罗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新旧资产阶级的企业补贴，另一方面则缩减了公共开支。作为回报，企业家们没有支持2019年针对马杜罗的军事政变和起义，并且在2024年的大选舞弊案后发声支持政府。在2024年，委内瑞拉政府悄然启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旨在将超过80%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尚不涉及石油采矿和医疗”，这一私有化进程由委内瑞拉的财政部长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主导——她也就是现在的委内瑞拉副总统(orinoco reasearch)

委内瑞拉进步力量的时刻来临了吗?

马杜罗并非任何进步与民主力量的盟友。在其自2013年执掌政权以来，已经有超过120名工会活动家被捕，并对数千人实施了暴力威胁(Hetland 2025)。在2025年，马杜罗逮捕了来自Frente Democrático Popular(人民民主阵线)的反对派候选人，为此受到人民民主阵线、Surgentes(人权团体)、公民宪法捍卫平台(PCDC)、全国独立自治工人联合会(CAIT)以及委内瑞拉**的联合谴责(LINKS 2025)。

但是，逮捕马杜罗注定无法起到推翻萨达姆的效果。原因在于，委内瑞拉的民主尽管在近10年当中已经被严重破坏，但是却并未走上真正意义的独裁或极权主义道路。统社党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法团主义，而不是暴力。为此，以缉毒为名逮捕马杜罗既无法摧毁统社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也无法撼动其深耕多年的，庞大的基层动员网络。事实上，马杜罗政府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高度“统合性”，即一方面向玻利瓦尔资产阶级献媚，但另一方面又任命左翼人士Angel Prado担任公社事务部部长，尽管后者曾介入过反政府游行(Ellner 2025)。马杜罗的垮台注定无法像查韦斯之死那样对统社党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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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域外的帝国主义干涉力量本身并没有重新激活委内瑞拉的社会运动的打算。正如特朗普在政变后的答记者问当中明确表示的，那位曾经宣称要把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敬献给特朗普本人，并要在委内瑞拉开展更大规模的私有化的马查多女士“在委内瑞拉既得不到支持，也得不到尊重”。相反，他“推荐”罗德里格斯——因为“她说她愿意做必要的事情。”(The Hill 2026)在帝国主义者的安排当中，并没有反对派，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位置，等待他们的只有来自美国的“二次行动”。无论如何，以这样的方式除掉马杜罗，对于委内瑞拉的进步民主力量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不仅未能开辟更进一步地行动空间，反而将其置于了空前的被动当中。

毋庸置疑的帝国主义与

无需抱歉的反帝国主义

(anti-imperialism without apology)

以MR为代表的美国左翼经常性的错误在于，将“反美事业”置于优先地位——尽管从全球南方的辞令出发，这样的阵营论立场却不过是暴露出其根深蒂国的自恋与美国中心主义。同样，在大洋彼岸，这也正在以镜像的方式上演：如果打击马杜罗可以打击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实体，那么为什么不为之而欢呼呢?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大洋的这一边，存在着数量惊人的护国主义分子，不间断地以“左翼”的辞令来伪装其民族主义立场——从主权，民族，乃至国家实体的崇高地位出发，谴责美国在进行“侵略”。

但是，单纯出于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厌恶，而拒绝接纳反帝国主义话语，拒绝承认全球南方是一个事实，而帝国主义也是一个事实，并且为帝国主义的行动欢呼，就不仅不是左翼的，而且恰恰是体现了一种根本没有脱离民族的想象力的反民族主义：那就是，没有办法脱离与“本民族”的关系来思考国际性的问题。这样的反民族主义虽然在表面上宣称，自己丝毫不偏袒自己的民族，并且致力于对抗其中最邪恶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却始终没有脱离一种强烈的民族本位和民族自我认同。它并非真正关心委内瑞拉自身社会运动的未来，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把它视为国际帝国主义斗争当中的棋子。

委内瑞拉的事变向我们揭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1914年——在此意义上，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野蛮，确保和平，是全球进步主义者的共同使命。我们必须反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天真的辩证法，转而谴责每一次危险的玩火举动——面对着毋庸置疑的帝国主义现实，我们不可再次陷入卢森堡的纯洁主义谬误，相反，我们必须始终是毫不抱歉的反帝国主义者(anti-imperialists without apology)